精神病人強制醫療執行制度的立法探究及完善 本文檔格式為 WORD,感謝你的閱讀。 2012 年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將強制醫療納入了法制軌道。由刑事司法程序處理精神障礙患者的強制醫療問題既遵循了國際通行做法，又符合中國基本國情，有助于實現公正、安全、人道和效率多元價值的平衡。雖然立法機關選擇了漸進式的實踐探索路徑，但研究者不應滿足于粗線條式的程序設計，應圍繞強制醫療程序司法化的主線，在啟動程序、臨時安置、審理程序、 執行程序和檢察監督等問題上作進一步細化以完善現有的條文規定。 一、強制醫療的立法現狀 長期以來，由于社會對于精神疾病患者的關注和關愛不夠，加之醫療體系不健全，導致我國精神病發病率及精神病群體的數量不斷增加。據衛生部調查，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負擔中排名居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 20%，有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約 1600？萬人。每年因精神病人引發的刑事案件達萬起以上， “ 武瘋子 ” 傷人等事件屢屢見諸報端。 2012 年新刑事訴訟訴法修正案（以下稱 “ 新刑訴法 ” ）以特別程序新增規定了 “ 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 的強制醫療程序 ”（以下稱 “ 強制醫療程序 ” ），首次將強制醫療納入法制軌道，為保障社會的公共安全以及保護精神病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根據第 285 條第 1 款，對于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是否進行強制醫療，由中立的人民法院做決定，有利于防止公權力濫用，保障人權；第 284 條是進行強制醫療的適用條件，有利于保障公眾安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使真正有社會危險性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救助、治療。此外，刑事訴訟法的重大進步還包括將法律援助作為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的配套機制，可有效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 第 288 條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體現了人民檢察院對刑事訴訟進行法律監督的原則。該特別程序為強制醫療的程序適用設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法律規范與執法實踐之間的沖突，乃法律運用永恒的命題。本文擬就強制醫療在執行的實踐操作中存在的問題，通過與國外較為成熟的立法及實踐經驗進行比較并借鑒，以此為日后我國的強制醫療司法實踐提供些許裨益的觀點。 二、現有強制醫療執行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強制醫療執行期限的絕對不定期彈性過大，可操作性低 強制醫療作為一種限制公民 人身自由的國家強制方法，其目的在于三個方面。其一、避免精神病人再度實施對社會具有危害性的行為；其二，使精神病人擺脫自己的行為而獲得安全；其三，通過有效的醫療救治，使其適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新刑訴法規定法院對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依法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后，應當交付執行。但對于執行期限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立法例上采取了不定期原則。所謂不定期原則指的是法律沒有對強制醫療的期限作出絕對的規定，同時在審判過程中，法官也不裁決執行的具體期限。不定期原則是由精神疾病的復雜性以及人身危險性的可變性決定的，因為精神疾病的康復需要 一定的周期且因人而異，而人身危險性的指標更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因此我國的立法不事先我國立法沒有硬性規定強制醫療的期限，而是交由審判機關靈活把握。 不定期原則表面上看更符合對精神病人執行監管的客觀規律，但我國對強制醫療的審理采取類刑事審判審理的方式，如同審判管理的弊端一樣，強制醫療審理中也存在著庭審形式化以及書證中心主義的弊端。而對于執行期限的無立法限制更導致了法官在決定強制醫療過程中一味依賴于精神病的司法鑒定，不加區分精神病人已經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以及對其人身危險性的評估，草率地作出強制醫療的決定 。再者執行期限的不定期更導致了解除強制醫療的混亂。實踐當中，速決定速解除的 “ 快餐式 ” 強制醫療讓社會公眾對強制醫療的執行力產生懷疑。 （二）強制醫療的定期診斷評估制度不健全 定期診斷評估有利于醫療機構及時掌握精神病人的病情和人身危險性變化狀況，刑事強制醫療作為一種保安處分措施在限制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的條件下對其進行醫學治療，其正當性來源是該類精神病人具有相當程度的人身危險性，如果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可能會繼續實施暴力行為，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而當被強制醫療者已經疫愈或病情得到控制，人身危險性消失 或降低，社會危害性降低，不需要繼續進行強制醫療時，繼續限制其人身自由就不具有正當性了。強制醫療程序作為一種強制手段，他來源于法律，依托于法律。其運行過程也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范，以確保強制醫療的理性進行，所以強制醫療權必須受到制約。制約不僅體現在司法權的運行上，也必須貫穿在被申請人強制醫療的全過程。被申請人一經治療如果經治療后人身危險性消除，就必須對其解除強制醫療，以維護其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現行的新刑訴法及司法解釋中沒有規定醫療機構有及時向司法機關報告被申請人診療情況的義務，以及對于定期診斷的頻率并沒有作任 何規定。如此一來，在程序并不嚴密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導致 “ 被精神病 ” 等情況的發生，引發社會公眾對強制醫療程序嚴重的不信任感。 （三）強制醫療解除程序不嚴密 我國在強制醫療的程序當中，單一規定了強制醫療的變更方式為解除。根據新刑訴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 “ 強制醫療機構應當定期對被強制醫療的人進行診斷評估。對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不需要繼續強制醫療的，應當及時提出解除意見，報決定強制醫療的人民法院批準。 ”第二款規定： “ 被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有權申請解除強制醫療。現有立法規定了強制醫療的 解除模式：一是強制醫療機構依職權主動解除；二是依強制醫療的人及其近親屬申請解除。依據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 288 條規定，強制醫療解除可以由強制醫療機構提出解除意見或是被強制醫療的人、其近親屬提出申請，實際操作中，三種啟動途徑均難以實現。首先，現有醫療機構體制決定了由強制醫療機構主動提出解除意見有難度。醫生的收益直接與醫院的效益或是自己所開處方藥物價值掛鉤。雖然目前還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強制醫療的費用由誰承擔，但主要是由當地政府財政承擔。強制醫療對象在醫院治療越久產生的費用就越高，醫院的利益也就越大，若要強制醫療 機構主動提出解除意見有一定的難度。其次，強制醫療對象自己向法院提出強制醫療很難實現。按照修改后刑事訴訟法 288 條規定強制醫療解除對象是 “ 已不具有人身危險性 ” ，可見并不要求強制醫療對象精神完全恢復正常，有些強制醫療對象可能精神并未完全恢復正常但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險性，另外，強制醫療對象的人身自由受到醫院的較多限制，要其提出申請不太可能。最后，強制醫療對象近親屬主動提出解除也不太可能。強制醫療對象雖然是不負刑事責任的人，但是其暴力犯罪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社會往往對其有恐懼心理，加之其本身又是精神病人，出院后大 部分沒有生活來源，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