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浙江省體育場館空間格局演化研究    吳彩芳摘 要：采用2002-2012年浙江省各縣（市）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上體育場館數量作為指標，運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方法研究浙江省體育場館空間特征，通過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性指標定量描述2002-2012年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空間格局的演化特征，利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定量的分析浙江省體育場館分布與社會要素、經濟要素、技術水平的相關性。結果表明：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存在較強的空間相關性，空間集聚態勢增強，研究期間內高值正相關區域不斷發展改變；浙江省體育場館增長水平也表現出空間相關性；縣域人口數與人均生產總值是導致浙江省

2、縣域體育場館發展差異的主要因素，境內公路里程對體育場館建設的影響作用越來越突出。關鍵詞：浙江 體育場館 空間演化 影響因素一、 引言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進行體育活動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體育場館作為居民體育教學、訓練等活動的重要載體，其承擔的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另外隨著各屆奧運會、亞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的舉辦，各地體育場館數量和質量都有了空前的發展，對體育場館的研究引起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內學者陳元欣1分析并比較了不同性質的體育場館的經濟效益、經營效率以及經費自給率等，探索最適合我國發展的體育場館性質；閔健2等學者則分析了我國大型體育場館的公益性、功能、經營性

3、關系，研究體育場館經營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體制障礙的對策建議。除此之外，國內學者研究的重點也主要表現在：體育場館與城市發展的互動關系3、體育場館運營管理4-5、體育場館資源利用6等。空間分析是研究對象空間分布及動力機制的有效手段，其本質是基于對象地理數據的分析方法。體育場館的空間分布不僅有利于居民體育活動的順利進行，還能夠優化城市的空間結構，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都表明體育場館的合理分布可以促進城市發展7-9。但是空間分析在體育場館的研究方面還是比較少，李南筑10從空間經濟學、城市規劃學、新地理經濟學等角度出發，運用區位理論討論上海臺球館的空間分布特征；高曉波，陳淑蓮11等闡述了體育場

4、館空間布局的依據以及在進行體育場館空間布局時政府的決策。這些研究僅僅是定性的分析了體育場館空間分布的依據、構成集聚空間分布現狀的原因以及驅動機制，缺乏定量分析，也沒有表現出體育場館空間格局隨著時間的動態變化情況。浙江省不僅僅是我國經濟大省之一，也是體育大省之一。作為朝陽產業的體育產業在浙江省表現出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但是同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一樣，浙江省縣域體育產業發展也表現出較強的地域差異。浙江省的體育場館作為體育運動和體育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體育場館的興建一方面繁榮了浙江省體育產業市場，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合理的空間布局限制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本研究采用空間分析

5、方法對浙江省體育場館進行了初步研究，揭示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建設的空間演化，在此基礎之上，本文構建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影響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分布的主要因素。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1.研究方法（1）全局空間自相關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數將全局空間自相關量化，在本文當中主要采用全局空間自相關研究浙江省體育場館在浙江省的空間分布，其計算方法如下12：（1）式中： 、分別是第、區域的體育場館密度值；是二進制的空間權重矩陣；表示的是各個區域體育場館密度的平均值；是研究區域中單元的總數。全局空間自相關系數的取值范圍是-1，1，其中正值表示區域中體育場館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負值表示存在負相關關系，當

6、morans為0時，表示區域中體育場館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2）局部空間自相關采用局部morans指數將局部空間自相關量化，在區域間空間自相關不穩定的情況下對空間單元的局部空間集聚程度進行評估，其計算公式如下13：（2）公式中：、表示的是觀察值的標準化形式，、表示的含義與公式（2）一樣。另外局部空間自相關也分為正值和負值，其為正值表示浙江省體育場館空間單元相似值趨于聚集，為負則趨于分散。（3）nich指數采用nich指數測量每個區域單元在研究期間內相對于整體區域的發展速度，其計算公式如下：（3）公式中：、表示的是區域單元在研究期間的初期和末期的體育場館密度；、表示的是整個浙江省在研究期間內初期

7、和末期的體育場館密度。2.數據來源由于浙江省地區面積相差很大，所以不能簡單的以體育場館數量的多少作為評價地區體育事業發展的評價指標。結合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主要是浙江省69個縣域（市轄區、縣級市、縣）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體育場館數量即體育場館密度為指標進行空間格局分析，其單位是：個/平方公里。數據均來自2003-2013年的浙江省統計年鑒，數據處理軟件為arcgis10.2和geoda。三、浙江省體育場館空間格局演化1.全局空間結構利用公式（1）計算2002-2012年浙江省各市縣體育場館密度morans i的估計值，計算結果見圖1。從圖1可以看出，2002-2012年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的mor

8、ans i值都大于0.1000，說明浙江省各縣域體育場館空間分布表現出較強的空間正相關性，即體育場館密度高的區域與體育場館密度高的區域相鄰，密度低的區域與密度低的區域相連。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2002-2012體育場館密度的morans i值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從2002年的0.1186上升到2012年的0.3500，說明縣域體育場館密集區與體育場館稀疏區在空間上的分布越來越集中。 2.體育場館密度空間格局本研究將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數據按照區域統計，得到各個縣域及其體育場館密度數據，利用arcgis10.2將體育場館密度進行渲染，得到體育場館密度空間格局圖，見圖2。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觀點，本研究

9、按照區域體育場館密度將研究區域內的69個市、縣分為高水平區、較高水平區、較低水平區、低水平區四級。從圖2可以看出浙江省近10年間體育場館密度高的區域主要分布在浙東北地區，并且體育場館密度空間格局變化較大。2002年，體育場館密度高的區域有：舟山市轄區、嵊泗縣、岱山縣，體育場館密度較高的區域有：寧波市轄區、紹興市轄區、慈溪市、洞頭縣；到2007年，寧波市轄區、紹興市轄區由2002年的較低密度區變為高密度區，岱山縣、舟山市轄區由2002年的高密度區變為較高密度區，另外紹興縣、紹興市轄區在2007年也升級為高密度區，較高密度區由2002年的4個變為2007年的7個；2012年，高密度區降低為杭州市轄

10、區、紹興市轄區兩個，紹興縣變為較高密度區，寧波市轄區變為較低密度區。通過分析發現：第一，總體來說低密度區縣域個數較多，高密度區縣域個數較少。2002年體育場館密度低的縣域占總數的76.81%，體育場館密度高的縣域占4.35%；2007年體育場館密度低的縣域占總數的44.93%，體育場館密度高的縣域占5.80%；而到了2012年這兩個數據分別為：40.58%、2.90%。第二，從2002-2012年高密度區和較高密度區的分布情況看，浙東北各市、縣體育場館密度要高于浙西南地區。2002年到2012年間較高密度區的市、縣數量不斷增加，較高密度縣域個數由2002年的5.80%上升到2007的10.14

11、，這個數據到2012年變為26.09%，表明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建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第三，從浙江省兩大區域來看，浙東北體育場館密度變化幅度較大，浙西南體育場館密度變化幅度較小，浙東北成為浙江省體育事業發展的核心。3.局部空間自相關特征為了更好的表現出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的空間集聚態勢，本研究利用arcgis10.2和geoda軟件，計算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的lisa值，并繪制lisa分布圖（圖3）。圖3中不同圖例代表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空間集聚類型，分別將h-h，l-l，h-l，l-h命名為高值正相關區域、低值正相關區域、高值負相關區域、低值負相關。從lisa圖可以看出，2002-2012

12、年間體育場館建設呈現出相關性的市、縣并不多。在2002年，嵊泗縣、岱山縣、舟山市轄區、寧波市轄區為高值正相關區域，表明這4個地區在2002年體育場館密度高，與周邊地區之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性，是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集聚中心；衢州市轄區和杭州市轄區在2002年為高值負相關區域，表明自身體育場館密度較高，但是周邊地區體育場館密度較低，表現出空間異質性；另外桐廬縣、開化縣、金華市轄區、武義縣等10個地區為低值正相關區域，說明這些地區及周邊空間單元的的體育場館密度較低，地區之間相關性強，空間差異較小。2007年浙江省體育場館的空間集聚現象表現出較大的變化，高值正相關區域數量減少，低值正相關區域數量增加2

13、個，并且位置發生一定的改變。紹興縣與紹興市轄區成為高值正相關區域，體現出在此時紹興縣、紹興市轄區體育場館數量迅速提高，對周邊市、縣的正輻射作用日益增強，龍泉市、泰順縣、蒼南縣等由于對周邊地區的正輻射作用增強，成為低值正相關類型區域；2007年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的高值負相關區域數量不變，只是由衢州市轄區、杭州市轄區變為衢州市轄區、麗水市轄區。2012年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lisa集聚圖變為同樣明顯。高值正相關區域位置完全改變，變成嘉興市轄區、桐鄉市、海寧市三個地方，低值負相關區域位置變動不大，同樣集中在浙西南地區。4.體育場館密度增長格局由于體育場館建設過程是動態變化的，為了從總體上把握浙江省縣域

14、體育場館的整個發展過程，有必要探究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的空間格局，以更加準確的了解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的發展變化。運用公式（3）計算出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的nich指數，結合arcgis10.2繪制增長空間格局圖，見圖4。從圖中可以看出，2002-2007年低增長區分布在嵊泗縣、岱山縣、舟山市轄區、洞頭縣，較低增長區分布在慈溪市、余姚市、寧波市轄區、奉化市、象山縣、寧海縣、衢州市轄區、溫嶺市、溫州市轄區和平陽縣，高增長區僅有義烏市、杭州市轄區、紹興縣三個，剩余52個縣域為較高增長區。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相比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格局發生較大的變化。位于高增長區的縣域

15、數量迅速增加，嘉善縣、嘉興市轄區、平湖市、海寧市、富陽市、浦江縣、義烏市、金華市轄區、永康市、武義縣在2007-2012年間由于重視體育產業的發展，修建較多的體育場館，成為高增長區；較低增長區的數量變動最大，由2002-2007年間的10個變為38個，這可能是由于2002-2007年大部分地區體育場館建設較快，位于較高增長區，到了2007-2012期間內部分市、縣僅僅是對之前建設的體育場館進行維修等工作，并沒有建設新的體育場館，所以在2007-2012年間，浙江省大部分市、縣處于較低增長區，與此同時，較高增長區也由2002-2007年的52個變為2007-2012年的19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6、，寧波市轄區和瑞安市由于城市規劃等問題，拆掉不少體育場館，體育場館密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同時，比較圖2圖4兩種空間分布的動態變化，發現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空間格局與縣域體育場館密度空間格局的變化趨勢并不一致，即高水平區不一定是高增長區，低水平區也不一定是低增長區。這主要是各縣域體育場館建設的基礎水平不同，在原有的基礎之上，增加的空間也不相同。為了更好的變現出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的空間格局，本研究計算出nich指數的局部空間自相關值，通過geoda和arcgis10.2軟件得到反映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的lisa集聚圖，見圖5。 與上文一樣將lisa集聚圖中的h-h、h-l、l-h、l

17、-l分別命名為高值正相關、高值負相關、低值負相關、低值負相關。2002-2007年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的lisa集聚圖中只有h-h、l-l兩種類型，l-l集中在：嵊泗縣、岱山縣、舟山市轄區、寧波市轄區；h-h集中在：嘉興市轄區、海寧市、桐鄉市、湖州市轄區、德清縣、杭州市轄區、諸暨市、安吉縣、永康縣、武義縣，表明區域之間僅存在空間正相關性，區域具有相似性。2007-2012年體育場館密度增長的lisa集聚圖中高值正相關類型區域由2002-2007年的8個增加為11個，地區也由嘉興市轄區等地方變為嘉興、金華等地；低值正相關區域由2002-2007年的4個減少為3個，余姚市、奉化市、溫州市轄區成為新的低

18、值正相關區域；另外，在此期間內，出現一個高值負相關區域：舟山市轄區，一個低值負相關區域：諸暨市。四、影響因素解釋與分析1.多個因素影響體育場館建設影響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兩大類，先天因素包括地理區位、文化差異等，但是由于先天因素不能系統的進行測量，所以本研究當中主要分析便于測量的因素對縣域體育場館建設的影響情況。基于前人的研究發現，社會因素會對區域體育場館建設產生影響，而經濟條件與技術水平的優劣也會對體育場館建設情況產生一定的影響14，15。社會因素對體育場館建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方面，其原因主要是體育場館建設的目的是滿足人們進行體育活動的需要。在本研究當中

19、，通過人口質量和人口數量表示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社會因素，其中人口質量用在校大學生人數衡量；本研究擬用人均生產總值作為反映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經濟因素的指標；用各縣域境內公路里程數和建筑業從業人數作為反映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技術因素的指標。因此，本研究以縣域體育場館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以縣域人口數（x1）、境內公路里程（x2）、建筑業從業人數（x3）、在校大學生人數（x4）、人均生產總值（x5）5個因素作為解釋變量運用spss17.0進行線性回歸分析，研究影響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主要因素。2.實證結果本研究以2002、2012年作為研究節點，研究影響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因素，分別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

20、的數據輸入spss17.0中進行回歸分析。2002年分析結果顯示，r2=0.746，表明建立的回歸方程擬合度在可接受的范圍內，f=58.538，說明回歸方程成立，回歸方程的vif值均小于10，說明回歸方程的解釋變量之間沒有明顯的共線性。回歸分析的相關檢驗結果和回歸系數情況見表1、表2。表2中，只有解釋變量x1、x5的t值大于2.571的臨界值，表明回歸系數顯著，即解釋變量x1、x5對y表現出顯著的影響作用，也就是說在2002年，縣域人口數和人均生產總值是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主要因素。境內公路里程、建筑業從業人數、在校大學生人數對體育場館建設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浙東北地區尤其是杭州、寧波等地區人民

21、生活水平高，居民有更多的時間和更高的消費能力進行體育競技活動，決定著地區對體育產業的籌備和發展的經濟供給，因而體育場館密度高的地區集中在杭州、寧波等地區，這也與前文的分析較為一致。2012年分析結果顯示，r2=0.835，表明建立的回歸方程擬合度在可接受的范圍內，f=69.717，說明回歸方程成立。回歸方程的vif值均小于10，說明回歸方程的解釋變量之間沒有明顯的共線性。回歸分析的相關檢驗結果和回歸系數情況見表3、表4。表4中，解釋變量x3、x4、x5的t值大于2.571的臨界值，回歸系數顯著，說明在2012年x3、x4、x5對y產生顯著影響，即在2012年，影響浙江省區域體育場館建設的因素是

22、建筑業從業人數、在校大學生人數、人均生產總值，這與2002年的分析結果有一定的差異。解釋變量x1的t值小于2.571，回歸參數并不顯著，表明2012年縣域人口數量已經不會對體育場館建設產生顯著影響。在此期間x2系數提高最多，即在校大學生人數的多少對體育場館的多少的影響提升最為明顯，表明地區居民受教育水平是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重要因素。同時，建筑業從業人數對地區體育場館建設也存在一定的影響，回歸系數與2002年相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境內公路里程對體育場館建設的影響作用增大。五、結論本文選取浙江省2002-2012年各市、縣體育場館建設密度作為指標，采用空間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浙

23、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空間格局演變過程，并利用線性回歸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影響各市、縣體育場館數量的影響因素，得到以下的結論：第一，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空間相關性較強，表現出空間集聚態勢。2002-2012年間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的全局空間自相關系數逐年上升，說明體育場館高密度地區與高密度地區相連，低密度地區與低密度地區相連現象逐年增多。空間格局圖也表現出了浙東北地區尤其是杭州、寧波地區體育場館密度高，浙西南地區體育場館密度低，與浙東北地區的差距明顯，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表現出兩極化發展的態勢。lisa集聚圖顯示出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空間集聚態勢日益明顯。2002年嵊泗縣、岱山縣、舟山市轄區、寧波市轄區

24、為高值正相關區域，表明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核心區域已經形成，2012年，核心區域發展轉移，嘉興市轄區、桐鄉市、海寧市成為高值正相關區域，低值正相關類型區域也日益集中。第二，浙江省縣域體育場館密度增長同樣表現出空間差異性。2002-2007年嵊泗縣、岱山縣、舟山市轄區、洞頭縣的體育場館密度增長幅度最小，義烏市、杭州市轄區、紹興縣則成為體育場館密度增長幅度最大，浙江省共有52個市、縣體育場館密度增長較快，這主要是因為2003年以來，浙江省貫徹科學發觀的要求，圍繞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努力實現文化、體育事業的健康、協調發展；2007-2012年與前一階段相比，浙江省體育場館密度增長速度減慢。當然，這并

25、不是表示，浙江省在此期間不注重體育事業的發展，而可能是目前體育場館數量足以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綜合考慮經濟與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沒有大肆興建體育場館。 第三，2001年影響浙江省體育場館建設的主要因素是縣域人口數和人均生產總值，2012年影響體育場館建設的主要因素是建筑業從業人數、在校大學生人數、人均生產總值。可以發現人均生產總值是推動浙江省體育事業發展的主要因素。經濟是體育事業發展的基礎，地區經濟情況直接制約著政府對于體育經費的投入值，也制約著當地居民進行體育消費的能力和體育場館建設的水平。所以，杭州市轄區、寧波市轄區等經濟發達、人居生產總值高的地區體育場館密度高。參考文獻1陳元欣，王健.我國不同性質體育場（館）運營狀況的財務比較分析j.體育科學，2011，31（5）：20-26.2閔健，柳伯力，胡艷，劉利.大型公共體育場（館）經營管理體制性障礙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