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長安城高官住宅分布變遷之初步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余思彥摘要： 本文對唐長安城內三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分析表明： 靜態的看， 高官住宅呈現近似的圈 層結構；動態的看，經歷了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去核心（肅宗 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后）的發展軌跡。同居傾向、陽宅 術的興盛、宅子他用等是影響高官擇宅的重要因素。關鍵詞：唐代長安高官住宅分布變遷擇宅因素自唐代韋述兩京新記 以來，按街道和里坊來組織描述住宅分布的類型化記載不絕如縷 1， 今人的增補考訂專著亦有三種 2 ，還有不少單篇論文的增補 3和大量墓志材料 4 可資利用。 辛德勇先生的 隋唐兩京叢考 （三秦出版社 1

2、991 年）對隋唐兩京里坊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了 清晰的考辨。這些先行成果都為研究某類人物住宅分布變遷及成因探討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官員5 、公主及王爺 6 、宦官 7 、胡人 8等各式人物都進入了研究視野。 各類人物的住宅分布研究可以說是一種橫向研究， 對于文獻記載最多的官員住宅分布， 卻不 能忽略了縱的方向， 即官員品級的影響。 妹尾達彥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官品對住宅分布之 影響，但亦未將之細化分級討論。 專以某一官品官員住宅分布為旨趣的研究始于史念海先生， 他最早研究了朱雀大街兩側的三品以上高官宅第分布9 ，為進一步還原長安城的高官住宅分布提供了啟示。 官品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高官與律令的

3、關系更密切， 住宅形制要求也更 高；又因高官地位崇高， 史料記載較多， 可以做到具體到人的考證。故本文以三品以上官員 為主要對象，無疑能得到更為充分的討論。官員作為國家的精英階層， 與政局變動密切相關。 理論上講， 每次政治斗爭中都會產生得勢 者與失勢者， 高官則是其中反映最靈敏者。 本文試圖通過對高官宅第興替遷徙的分析， 進一 步探討高官擇宅的影響因素。1 北宋有宋敏求長安志 ，元代有駱天驤類編長安志 ，清代有徐松的集大成之作唐 兩京城坊考 。2 閻文儒、閻萬鈞的兩京城坊考補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李健超的增訂 唐兩京城坊考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 年）；楊鴻年的隋唐

4、兩京坊里譜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99 年）。3 可參見何海燕 近二十余年來中國漢唐城市地理研究概述一文介紹， 收入辛德勇等：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5883 頁。4 以周紹良等主編的唐代墓志匯編及續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2001 年）；吳鋼主編的全唐文補遺第一至七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 2000 年）為大宀 宗。5 以日人妹尾達彥之研究為代表，著有唐代長安近郊官人別莊（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都市歷史的性格，刀水書房1988年，第125 136頁）;唐長安城官人居住地（東 洋史研究第55卷第2號，1996年，第35

5、 74頁）；唐長安城敘扌召官人居住環境（歷史人類第 27期，筑波大學 1999年，第 137頁）。另王社教的隋唐長安城的選址 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與原因 （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235244頁）和陳忠凱的唐長安外郭城區域結構之研究（文博 2001年第 2 期，第 7076 頁）對官員住宅分布也做了討論。6 日人布目潮沨較早就公主王爺宅第做了研究，著有唐代長安王府王宅乙（中國聚落史研究，刀水書房1980年，第115- 124頁），唐代前半期長安忙指 療召公主宅道觀化（中國都市七農村，汲古書院1992年，第203- 234頁）。雷巧玲 有從居住方式的變遷看唐王子權利

6、的消長 （晉陽學刊 ， 1996年第 3期，第 92-97頁）。 較近研究則有蒙曼的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 （唐研究第 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 第215-234頁）和孫英剛的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 （唐研究 第 9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第 185-214頁）。7 杜文玉： 唐代長安的宦官住宅與墳塋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7 年第 4 期，第79- 94 頁。8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 2000年第 3期，第 63-72頁。9 史念海： 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4年第 1輯，第1 - 25 頁。一，為什么

7、是三品？唐代職官有職事官、 散官、 勛官、 封爵四種序列， 本文所收錄高官指三品以上官員， 具體是： 職事官與散官有一者或兩者其品級在三品或三品以上， 不考慮勛官與封爵。 唐代的官僚體制 中，官品的高下對應著官員工作、 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同的具體規定和品級待遇， 而三品又是 其中相當重要的標志品級。三品以上官員常有機會參與皇室組織的宴會、體育活動并接受賞賜1，平常“遇親王于途”時可有不“降乘”的特殊待遇 2 ，死后享有“錄行狀”以“佐史” 、“申考功”以“擬謚” 的榮耀 3。不僅上朝時穿的朝服，手持的笏有所規定 4 ，下朝后的住所也如是。 因官品的高低，官員宅第有不同的架構要求。早在唐初就有：

8、“諸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 墳塋、石獸之屬，于令有違者，杖一百” 5。玄宗時的唐六典更明言“凡宮室之制， 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 ，并做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 “王公、諸臣三品已上”的堂舍規 格是“九架” ，門舍規格是“五架三間” 6。德宗執政之初，一下子就處理了元載、馬璘、 劉忠翼等高官的宅第，因其“雄侈踰制” 7。文宗即位時又強調了三品官員的住宅形制是： “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 8。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太和五年 831），官員中必須三品以 上才可有“各逐便宜” ，“向街開門” 9的特權。 文獻中常可看到用“戟門”形容權勢家族，具體來說，唐長安城門列棨戟之家大都是三品以 上的高官，“戟”

9、也可看做是高官宅第的表征之一。 舊唐書中說到“唐制三品以上”方能 “門列棨戟” 10 ，但這種說法不甚準確， 新唐書則更詳細的描述了立戟的數目和官階 的關系，凡戟： “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 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11 中州、 下州刺史為四品官階，也可門庭列戟。 考察文獻所列戟門之家， 所在京城長安大體為 三品以上則無疑。 如有兩個 “三戟張家”，一是太宗時安邑坊的張延師兄弟一家， “一宅之中， 棨戟齊列”兄弟三人同時三品以上 12；一是玄宗時安業坊的張去奢，與其弟“去逸、1 如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

10、月乙未， “皇太子誕育，宴三品已上于臨華殿，賜帛有差” （王欽 若等：冊府元龜卷80帝王部慶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923頁上）；唐中 宗景龍四年二月庚戌 “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 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 自芳林門入集于梨園球場，分朋拔河，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舊唐書卷7中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49頁）2 唐會要卷25親王及朝臣行立位。3 唐會要卷 79謚法。4 朝服“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唐會要卷31輿服上），笏“三品已上，前屈后直；五品已上，前屈后挫，并用象。九品已上，竹木，上挫下方。”（唐會要卷32輿服下）唐律疏議卷26雜律舍宅車服器物違令

11、。唐六典卷23左校署。7 舊唐書卷12德宗大歷十四年秋七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22 頁。8 新唐書卷24車服，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32頁。9 唐會要所載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巡使的奏文：“伏準令式及至德、 長慶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各逐便宜，無所拘限”。10 舊唐書卷83張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776頁。11 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武器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2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6頁。經辛德勇辨正，張氏“兄弟三人，同時三品以上”而非“同時二品”，見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

12、秦出版社，1991年，第56 - 58頁。又，榮新江以墓志材料認為稱“三戟張氏”更為原始，見隋唐長安史地叢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59頁。去盈同時三品”，亦號“三戟張家” 1。另有“靖恭楊家”、“修行楊家”、“鳴珂里”、“薛曲”、 “南鄭相、北鄭相”、長興坊李家，興寧坊崔家、光德坊崔家等著名家族，列表如下：表1:唐長安城著名家族住宅分布一覽表家族說明榮耀朝代所居里坊三戟張家張延師、大師、儉兄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 為三戟張家'。”（舊唐書卷83張儉傳）太宗安邑坊（17）三戟張家張去奢與“弟去逸、去盈同時三品，亦號三戟張家。”（徐 著第94

13、頁）玄宗安業坊（E8）三戟崔家2崔琳，“參朝宴者數十人，鳴玉啟道，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一時矚目。”（徐著第 82頁）玄宗興寧坊（J2）鳴珂里張嘉貞、嘉佑兄弟，“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 坊曰鳴珂里。”（舊唐書卷 127張嘉貞傳附嘉佑傳）玄宗安邑坊（I7）光德裴家指兩家人，“光庭為中眷，裴垍為東眷”（徐著第108頁），“腸 斷裴家光德宅，無人掃地戟門深”（元稹 西歸絕句十二首）裴光庭在玄宗， 裴垍在憲宗光德坊（C6）長興李家李峘、峴、嶧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舊唐書卷112李峘傳附弟嶧傳）玄宗肅宗長興坊（G7）南鄭相、北鄭

14、相“司徒鄭貞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司徒第在北，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徐著第67頁）憲宗昭國坊（H10）光德崔家崔邠、郾、鄯，“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舊唐書卷155），“皆顯貴，同居光德舊第。”（徐著第108頁）憲宗光德坊（C6）靖恭楊家楊汝士“與其弟虞卿、漢公、魯士同居，號稱靖恭楊家，為冠蓋 盛游。”（徐著第87頁）；“楊氏自汝士后，貴赫為冠族。所 居靖靖里，兄弟并列門戟。咸通后，在臺省方鎮率十余人。”（新 唐書卷175楊虞卿傳附汝士弟魯士傳 ）文宗一懿宗靖恭坊（J7）修行楊家楊收“兄發、假、弟嚴，皆顯貴，號稱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相 比。”（徐著第80頁）懿宗修行

15、坊（I10）薛曲薛繪“兄弟子侄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坊人謂之薛曲。”（徐著第 74頁）玄宗3勝業坊（I4）注：表1中“徐著”指徐松所著唐兩京城坊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1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94頁。2崔家又有宅在洛陽，于“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 戟崔家。”見舊唐書卷 77崔義玄傳附子神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3薛繪乃寶胤子，郁賢皓推測寶胤任邠州刺史當在高宗時（見氏著唐刺史考全編卷六，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7頁）。以此推之，則薛繪乃玄宗時人。薛繪有兄弟 纮、純、縉、續等，纮子玨、孫存慶，

16、舊唐書有傳。從上表可知，這些著名的戟門之家，即便沒有同居一宅， 也有同居一坊的傾向。且有子孫繁盛，以至綿延數代之后，仍能保有宅第者。戟門之家宅第必有相當規模 1，如若受寵，其宅第便可能愈加氣勢宏大、富麗堂皇。如玄 宗朝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在宣義坊“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其時“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2連成一片，他們修建時“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于己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舍晝夜”3，真可謂一時豪宅之極。二，唐長安城三品以上高官的住宅分布妹尾達彥在唐長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一文中，統計到唐代長安各級官員共1177名。筆者統計到507名三品以

17、上高級官員4。所得高官分布在 79個坊內，以朱雀大街為界，街東42 坊共有高官宅第385所，占75.9% ;街西37坊共有122所，占24.1%。79坊中街東平均每 坊高官密度比街西多 6所/坊，街東高官住宅總數是街西的3.2倍。79坊中每坊5所以上的有37坊，共有宅第409處，占所有高官住宅總數的80.7% （圖1 ）。37坊中街東有29坊，356處，占街東高官宅第的 89.4%；街西只有8坊，53處，占街西高官宅第的 35.8%。37個每坊5所以上的里坊反映高官住宅分布變動的絕大部分信息，以下就此37坊進行分析。若不考慮時間因素，則按數量可將這 37坊分為三個等級（圖1）： 一級區為152

18、8處/坊, 有8坊；二級區為814處/坊，有18坊；三級區為5 7處/坊，有11坊。宣陽坊（H6，28處）與長興坊（G7, 23處）、永寧坊（H8，22處）為唐長安城內三品以上 高官住宅最集中的三坊，坊內高官住宅在20所以上。平康（H5，15處）、親仁（H7, 16處）、安邑（I7，17處）、靖恭（J7, 18處）、新昌（J8, 16處）五坊緊隨其后，與前三坊連 成一片，成塊狀分布，是為一級區。二級區主要分布在一級區以北的皇城、大明宮、興慶宮 之間及一級區周圍。 值的注意的是在一級區以西，只擴展了一個坊，即到朱雀大街為止，但在I列安邑坊以南卻擴展了三個坊。三級區主要分布在朱雀大街以西、金光門以

19、北B、C二列諸坊。王社教對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居宅區的研究指出,“如作東西來劃分，則以朱雀大街以東各坊最為集中，如作南北劃分，則以通化門和開遠門橫街與蘭陵坊北部橫街之間的各坊最為密 集”；陳忠凱認為高官顯爵、權貴豪門的住宅區是在朱雀門街以東、延平門一延興門街 以北的近北諸坊和鄰近宮城、皇城西面、南面的諸坊6。上述兩種分布表述與本文基本契合，但結合各坊位置及高官宅第數，筆者進一步發現高官宅第分布具有近似的圈層結構，即有核心區(一級區)、過渡區(二級區)、邊緣區(三級區)，并畫出了各區的邊界。1 曹爾琴從住宅面積、宅院形制、宅院設施說明了唐長安住宅規模的宏大， 詳見曹爾琴：唐代長安住宅的規模，中國古

20、都研究第十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2-225頁。另雷巧玲等歸納“第宅規模宏大”是權貴筑宅的特點之一，見雷巧玲等：唐長安筑宅趨勢探析，文博2001年第6期，第42頁。2 舊唐書卷106楊國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245頁。3 舊唐書卷51玄宗楊貴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79頁。4 主要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和閻、李、楊三氏的增補可得官員住宅463處，參以墓志材料及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又增補了 44處。5 王社教：隋唐長安城的選址及其內部結構的形成與原因，中國古都研究第十三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頁。陳忠凱：唐長安外郭城區域結構之

21、研究，文博2001年第2期，第71頁。這種靜態的圈層結構是如何形成的，還需結合歷時性的動態分析。37坊內409名高官的居官年代絕大數可考，其年代分布如下：表2：37坊409名高官居官年代分布序號年代高官人數/年數比值1高祖（618 -626）14/91.62太宗（627 - 649）20/230.873高宗（650- 683）29/340.854武后中宗睿宗(684 - 712)38/291.35玄宗（712 -756）97/452.26肅宗代宗(756 - 779)39/301.37德宗（780- 805）48/251.928憲宗穆宗敬宗文宗(806 - 840)86/352.59武宗以后(

22、841 - 904)34/640.5310小計405/2861.411暫無考者4表2顯示在有唐286年中，高官住宅紀錄的年平均量為1.4,按高于或低于平均水準可分為以下八期：咼祖，太宗咼宗，武后一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憲宗一文宗，武宗及以 后。從表3中可知各期高官宅第的分布及各坊的開發進程，以明某期高官擇宅居住的總體趨向，并繪制圖2以一目了然。表3： 37坊八期住宅數分布坊分期-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合計安史亂前安史亂后宣陽坊(H6)1387123227198長興坊(G7)283172231013永寧坊(H8)131692221111新昌坊(J8)32111118315安邑坊(I7)315

23、3141798靖恭坊(J7)12244316313平康坊(H5)22451115132親仁坊(H7樂坊(G8)1411341468修行坊(I10)1322151468安興坊(13)23221221477宣平坊(I8)244111011開化坊(F6崇坊(H9)131521248大寧坊(I2)711211284崇仁坊(H4)4113111156光德坊(C6)1111421037興寧坊(J2)11711091道政坊(J5)341111073勝業坊(14)1151111073升平坊(I9)13131918布政坊(C4)1241871安仁坊(F7)11

24、132835光福坊(F8)1133817永興坊(H3)1421853常樂坊(J6)1223835永嘉坊(J3)1222752金城坊(B3)132642醴泉坊(B4)1221651修德坊(C1)21111624太平坊(D5)1311642靖安坊(G9)123615翊善坊(H1b)51651安定坊(B1)1121523輔興坊(C2)131514務本坊(G5)1211514崇義坊(G6)11111532共37坊1449389739488634405198207各坊的開發進程并不一致，按照各坊發展曲線，以一級區為例，可分為單峰型和雙峰型。單 峰型中安史亂前開發為主(參見圖2)的有宣陽(H6 )、平康(

25、H5)二坊，它們都以武后一中宗、玄宗兩期最為繁盛 (宣陽15處，平康9處)，所不同的是宣陽坊在亂后仍續有入住高 官，而平康坊則幾乎沒有。親仁坊(H7)亦以亂前為主，玄宗時到達頂峰。以安史亂后為主的只有新昌坊(J8),玄宗期始有高官入住，但仍不受重視，至憲宗-文宗期才達到自身 發展的頂點，一躍成為該期長安城內高官宅第之冠(11處)。靖恭坊(J7)以德宗至文宗期為高峰（共 8 處）。雙峰型中的長興坊（G7）至玄宗期突然興勃，達到高峰（8處），之后肅代、德宗兩期大為不如，直至憲宗至文宗期重又振起（ 7 處），形成第二波峰，前峰高于后峰。代表另一種趨 向的是永寧坊（ H8 ），發展最高峰出現安史亂后（

26、玄宗6 處，憲宗文宗 9 處），后峰高于前峰。安邑坊（17）也屬雙峰型（玄宗 5處，憲宗文宗 4處），但在亂前已得到較好的發 展。結合各坊所處位置（圖1），可知一級區的形成是漸進的，高官宅第存在擴散效應。安史亂前已形成了一級區的左翼部分， 右翼則形成于亂后， 這一變化最集中地表現在安史亂前的核 心是宣陽坊（ H6， 19處） ，亂后則成了新昌坊（ J8， 15 處）。二級區諸坊安史亂后的發展也 反映出這一擴散過程。春明門與金光門大街以南，J列的道政（J5）、常樂（J6）、靖恭（J7）、新昌（J8）諸坊高官宅第，安史亂后愈南而愈增。I列安邑（I7）以南的宣平（I8）、升平（19）、修行（110）

27、三坊都以安史亂后為主，且宣平赫然全是亂后開發。長興（G7）、永寧（H8 ）以南以西的開化（F6）、安仁（F7）、光福（F8）、永樂（G8）、靖安（G9）、永崇（H9）諸坊亦是以亂后開 發為主。 尤可注意的是朱雀大街的屏障作用， 使得擴張至街而止， 而安邑坊以南則向南拓展 了有三坊之地。皇城、 大明宮、 興慶宮之間諸坊的開發， 以安史亂前為主，單峰型的峰值主要出現在太宗高 宗期和玄宗期， 又以玄宗期為多。大多數坊的峰值很高， 常遠超該坊其它各期的宅第數，甚 至總和。只有安興坊（I3、較為特殊，峰值不突出，有唐一代得到了比較勻勢的發展。朱雀大街以西唯布政（C4）、光德（C6、兩坊屬二級區。前者以安

28、史亂前開發為主，峰值出 現在玄宗期；后者以安史亂后開發為主，峰值出現在憲宗文宗期。三級區里坊主要分布在街西， 因各坊數量較少， 較難勾勒其發展趨勢。 這些里坊在唐代各期 不時吸引高官入住，當與職官有關。筆者統計 507 位高官中，職事官或散官曾為武將者 122 人，其中街西 47 人， 三級區里坊 24人，占二分之一強。街西以春明門與金光門大街為中心 諸坊的高官多為武將，部分因某些武將的辦事處在此。如修德坊（C1 ）便有右神策軍營 1，故該坊內就有金紫光祿大夫右神策軍正將陳士棟宅 2，毗鄰的安定坊（ B1 ）就有右神策軍 護軍中尉第五守進 3、銀青光祿大夫右神策軍正將李萬林宅 4 。又部分因該

29、區多有胡人聚 居5 ，胡人血統的將軍更傾向于靠近此區擇宅。如太宗時右武衛大將軍李思摩，本姓阿史 那氏，宅于居德坊（A4 ） 6;醴泉坊（B4、有特進右衛大將軍俾失十囊和武衛大將軍米繼 芬宅7;布政坊（C4、有左金吾衛大將軍阿史那從政宅8等等。將軍宅于此區，不管是宮廷政變或西北戰事爆發，都便于應急，這或是另一原因。從八期高官宅第分布（圖 2）則知：高祖期核心區在平康（ H5， 8 處）、宣陽（ H6， 12處） 二坊，同時以南的親仁（ H7， 4 處）、安邑（ I7， 4 處），永寧（ H8， 5 處）、永樂（ G8， 5 處）和以北的崇仁坊（ H4， 5 處）作為過渡區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太宗高

30、宗期則核心區南移了大約一坊，核心區較高祖期擴大，共有5 坊。它以親仁（ H7，6處）為中心，向北宣陽（ H6， 7 處）依舊保持優勢，向西有長興（ G7， 8 處）后來居上， 向南和向東的永寧（ H8， 6 處）和安邑（ I7， 6處）都略有增長。核心區的擴大南移使北邊 的平康坊（ H5， 4 處）變為過渡區，崇仁坊淪為零增長。南向的過渡區延至永崇（H9， 3處），東向延至新昌（ J8， 3 處）。另外本期尤為特別的是春明門前大街以北興寧坊（I2， 7處）的異軍突起，西北東南軸向上永興、勝業、道政的4處增長也甚為引人注目。1985 年，第 102 頁。1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

31、，2 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 177 頁。3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第 114頁。4 周紹良等：唐代墓志匯編續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 韓香的研究指出： “長安城西北隅應是一個胡人聚居區” 漢化，民族研究 2000 年第 3 期，第 65 頁。6 周紹良等：唐代墓志匯編續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7 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8 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年， 2001年，第 930 頁。 見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1992 年， 2001 年，第 383

32、91996年，第 208 頁。1996年，第 184 頁。肅宗德宗期表現了去核心化（或空心化）過程，永寧坊（H8 ）甚至降為零！高官宅第最多的三坊呈東北西南的軸向分布，其中靖恭（I7，6 處）、永崇（ H9， 6 處）由過渡區晉升為核心區，宣平坊（ I8，7 處）戲劇性的由零增至最多。沿著朱雀大街緊貼一級區的開化（F6 , 3處）、安仁（F7, 5處）、光福（F8 , 4處）迎來了一個發展高潮。憲宗文宗期又出現極化趨勢，但分裂為雙核，一是受到空前關注的新昌坊（J8， 11 處），一是重返核心區的永寧（ H8， 9處）和長興（ G7， 7處）二坊。武宗期及以后則去核心化過程再現，最多高官宅第的是

33、修行坊（ I10 ， 5 處）和永樂坊（ G8， 4 處）。綜上分析，高官宅第分布變遷的軌跡是：單核心（高祖睿宗）擴大南移（玄宗） 去核心（肅宗德宗）雙核心（憲宗文宗）去核心（武宗以后），圈層結構在安史亂前比較明顯，亂后雖有出現雙核心階段，但圈層結構比較破碎。»IX2n-iiLf.ll3=1：4廣城皇城ilX8 3:51 世*lJJJ：®scjl9：-ii ；：101112刖平永達6:8r»開明人業立政Jttr13永陽通濟圖1： 37坊宅第數及安史之亂前后比例分布圖jj鳳門E叫：門FI1_KM街西 I-街東2Lf3OKIf*宮城皇城R ill7572工2i-ti1

34、013ntfln.iA 111h i f*國厶廉枚安城5人以上*7坊分期人數分布圖圖2: 三，高官住宅分布變遷的原因初探唐代高官宅第的分布擴散有其自身內在原因，一方面固與高官的選址原則有關，另一方面地產變動的客觀限制也不無影響。前者如社會風氣（同居傾向、擇居術）的熏染；后者如宅子 他用（舍宅為寺、兇宅、析宅）。這些因素綜合影響下高官宅第在地域上的進退，一方面與 歷史演進態勢相呼應，一方面又符合地產變動的內在規律。1同居傾向。該種傾向使得高官宅第通過血緣、姻緣關系得以保存數代，以至后世高官不 得而居。在唐代，分家時“應分田宅及財物者，兄弟均分”1，可見宅第是很重要的財產。由血緣或姻緣關系聯結起來

35、的家庭對其宅第都很重視，戟門之家更是如此。他們同居一處， 宅第往往也更具規模。如光福坊（F8）有王播王起兄弟“同居”，其宅第“斯為宏敞” 2。隨著家族繁衍，更有累代同居者。如唐初太子少保李綱宅于永嘉坊（J3），其“子孫茂盛，四代緦麻服同居”，并受到時人的稱許：“朝廷美之” 3、“世稱李氏不衰” 4。再如曾任太 子太師的魏征宅于永興坊（H3），時隔二百余年后，其后裔魏謩也是“相宣宗”的高官，但 仍“居舊第焉” 5。官吏之外，平民亦崇尚同居。終唐一朝，地方上累世同居的門得到朝 庭“旌表門閭”的記載不絕如縷 6。皇帝對高官的的賜宅7，朝庭規定“祖父舍宅蔭子孫，雖蔭盡，仍聽依舊居住”8，在制度上保證了

36、高官對宅第的所有權。變賣祖上宅第會受到時人批評、甚至法律的制裁。如 新唐書柳渾傳中就載有：1 唐律疏議卷 12，中華書局， 1983 年。2 舊唐書卷 164王播傳附起子龜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 4281 頁。3 （清）徐松： 唐兩京城坊考卷三，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第 83 頁。4 新唐書卷 99李綱傳附安靜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第 3910 頁。5 （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永興坊”下“魏征宅”注文所引封演見聞錄 。 見于兩唐書孝友傳，另冊府元龜旌表中亦多有記載。7 如永興坊（H3 ）戴休顏宅，永崇坊（H9）李晟宅，靖恭坊（J7）符璘宅，布政坊（C4）

37、竇希球宅等等。8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 61帝王部立制度，北京：中華書局，I960年，第 680 頁下。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強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 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 由祖以來世孝謹， 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幸，損風教 哉！請薄責以示懲沮。 ”帝嘉納。 1柳渾的諫阻， 德宗的“嘉納” 表明了上層階級是支持聚居行為的， 田季羔一家數代的 “孝謹” 無疑是“風教”的典型范本，這座“隋時舊第”的象征意義十分明顯。如果門庭榮耀仍能維 系，必不會變賣宅第。 對于同出一門的高官后代來說， 另擇新址的機會較少， 多會承襲祖蔭， 仍住原處。 而對于后

38、出高官而言，即使覬覦某高官的風水寶地，也常不得而居，況且不少高 官后人仍持有“先人舊業，安可奉權臣” 2 的不屈態度。2，擇居術。隋唐擇居術綜合了漢魏六朝的全部術法，陽宅術自漢以后再度盛行3，宅第吉兇素為唐人所重。新昌坊（J8）有康氏能“自辨圖阜”，以為“其地當出宰相”，后來此宅為 牛僧孺所得，僧孺果為相 4。憲宗文宗期此坊一躍而為高官最密集處，就是該傳說的絕 好注解。再如平康坊（H5 ）有李靖宅，李靖歿后“久無居人”，以道術聞名的泓師認為后居 此者“貴不可言”，后李吉甫居此，玄宗時果為相 5。又如裴度宅于永樂坊（G8）,有人認 為他“宅據岡原” 6是有犯罪嫌疑的。這種宅第吉兇觀普遍繼承的是隋

39、代宇文愷營建長安 時所說的“九五貴位” ，較為推廣，即高官有選擇郭城東部地勢較高里坊居住的傾向 7。這 樣的擇居觀念必導致一種聚集效應， 從不同時期的最多高官住宅里坊的興替， 很可感受到這 一點，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高官擇居是一種流行文化。擇居中也有些科學的觀念，憲宗朝姚合曾有詩云“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屋新昌里， 井泉清而甘。 ” 8此現象與地形有關，常樂坊地勢較低，地下水位較高，故井泉濁而鹹。這 很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何在道政、靖恭之間的常樂坊（J6）有唐一代高官住宅稍少這一事實。可見，從飲用水角度考慮，地勢較高的里坊頗具優勢。3，宅子他用。土地用途變化而導致的高官宅第的擴散，即指前期高官

40、宅第因變換功能或析 宅而使后期高官無法入住。 變換功能包括諸如宅第變成寺觀、 變為園林之類。 余蔚等的研究 表明唐代長安外郭城的用地，愈來愈多的為宗教界所有。其所列的私宅轉為寺觀的情況中， 以高官住宅為多，高官宅第一旦舍為寺廟， “則很少再回復為私人宅第” 9 。如在緊貼皇城 又靠近東市的崇仁坊（H4）,太尉長孫無忌宅第在龍朔三年（663）變為資圣寺。再如興慶宮以南緊鄰春明門的道政坊（J5）曾任宰相的王縉在大歷四年（769）舍宅為寶興寺。宅第亦有變為園林的，安邑坊（I7 ）的奉誠園，本是司徒兼侍中馬燧的宅第。1 新唐書卷 142柳渾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第 4672頁。1975 年

41、，第 4561 頁。1994 年，第 107 115 頁。，歷史地理第三輯，上2 舊唐書卷 176楊嗣復傳附子損傳 ，北京：中華書局，3 蔡達峰：歷史上的風水術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5 年，第 77 頁。1985 年，第 56 頁。1985 年，第 44 頁。4 （清）徐松： 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5 （清）徐松： 唐兩京城坊考卷三，中華書局6 （清）徐松： 唐兩京城坊考卷二，中華書局7 馬正林論此較詳，參見氏著： 唐長安城總體布局的地理特征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6777 頁。8 姚合：新昌里 ，全唐詩卷 502。9 余蔚、祝碧衡： 唐代長安城內土地利用形式的轉換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1 年第 4 輯，第 38 42 頁。“兇宅”亦是影響后期高官入住的因素。白居易指出：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 門內，房廊相對空。 ”此描述了一種大宅相對閑置的情形。白氏進一步指出，因這些大宅屢 屢“不利主人翁” ，而使“人疑不敢買” ，最后導致“日毀土木工” 1 ，成為兇宅。張籍也 稱“長安里中荒大宅” 2 ，這些兇宅、荒宅一定時段內必然會影響到宅子的再利用，使后 期高官無法利用，流入平民手里的可能性較大，如 太平廣記卷 344 中就記載靠占卜為生 的寇鄘只花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