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宗教改革在越南的地位和作用

1700年至1721年，彼得一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宗教方面進行了廣泛的改革，以增強俄羅斯的國力，提高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人們通常以為,教會改革在彼得的全部改革活動中,似乎不及其它方面的改革那樣重要。其實,它在彼得的改革活動中,具有極為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對俄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彼得教會改革前夕,俄國的東正教會雖經幾代大公與沙皇的制服,仍然有相當大的力量和影響。彼得的父親、沙皇阿列克賽·米哈依洛維奇(1645—1676)曾極力削弱尼康教會改革以來勢力不斷擴大的教會力量,但是到彼得執政時期(1682—1725),教會的勢力仍然不小。“與1653—1654年的資料相比,1718年轉至牧首和高級僧侶世襲領地上的農民數目增加了37%(一共28,823戶農民,增加了11,500戶),而修道院的領地上增加了36%(131個修道院中,共有112,855戶,增加了29,806戶)。另外,據修道院衙門統計,“1722年時,全國農民的1/5處于它的管轄之下。由牧首、高級僧侶、修道院和教會控制的農民的總數,18世紀初時達到154,196戶”。這些數據足以說明,在彼得教會改革前夕和改革初期,教會的經濟力量仍然是相當大的。教會基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在政治上必然不甘心屈居于世俗政權之下。特別是當彼得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全面改革,觸動教會本身的利益時,無論官方教會還是分裂派的神職人員,都紛紛起來反對改革。當時的一位東正教學者格里戈里·塔利茨基就極力號召教徒與政府斗爭,逃避國家的義務,并打算印發反政府的傳單在民間散發。莫斯科安德烈夫斯基修道院院長阿夫拉米更是彼得早期改革的反對者之一,他和他的同謀們嚴厲指責彼得的改革活動,說他繼續做著“令人失望的事”。俄羅斯東正教牧首阿德里昂對彼得改革的敵對態度更為昭然。他在彼得即將全面改革之際,大唱對臺戲,說什么“帝國的統治在地上,在人間,……而神父們的權力既在地上,也在天上”。這樣的說教,對于雄才大略、正欲一展宏圖的彼得大帝來說,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另外,在改革前夕的俄國,尼康極有影響的、教會獨立于國家的思想依然存在。自17世紀中葉尼康教會改革以來,因反對改革而形成的人數眾多的守舊的分裂派,更是極力反對彼得的改革計劃。為了消除來自教會方面的巨大障礙,改革教會的任務必然要提到彼得實行全面改革的議事日程上來。彼得本人虔誠而又靈活,并且帶有一定的實用主義的宗教態度,對他實行教會改革似乎也有一定影響。他有時候講“上帝高于一切”,但有時又“毫無顧忌地縱酒作樂,聽憑自己的下流欲望為所欲為”。對于他來說,當宗教對他的政事乃至個性不加妨礙時,他可以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相反,當宗教對他的活動和性格有所妨礙時,他對宗教好象就不那么虔誠了。“從他的全部作為來看,在上帝和他之間有一個默契,上帝為他在地球上所做的一切都開了許可證;因而使他不再需要對天負責”。在分析彼得進行教會改革的動因時,還有一點需要提及,那就是與皇太子企圖篡奪皇位一事有關——阿列克賽在以懺悔牧師、東正教大司祭雅科夫·伊格納季耶夫為首的教會保守勢力的支持下企圖篡奪皇位。阿列克賽自己就供認,在這一陰謀活動中,“我求助于高級僧侶,高級僧侶求助于教區神父,神父又求助于教民”。可以說,教會中的保守勢力和敵對力量,始終是彼得大帝的心腹之患。通過種種措施把教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消除建立皇基大業的隱患,自然成了他進行全面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彼得一世進行教會改革的第一步棋就是廢除牧首制。牧首制在俄國開始實行于1598年。它是在俄國東正教會勢力強大起來,并擺脫了拜占廷牧首公署的控制后出現的。牧首是全俄東正教的最高首腦,在一定時期曾經擁有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牧首通過種種手段干預世俗政權,反對彼得改革的一些做法,前文已有述及。看來,為了削弱教會的力量,消除改革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取消牧首制。1700年末,國內最有影響的改革的反對派首領牧首阿德里昂死了。彼得一世當時正在納瓦爾指揮著同瑞典的戰爭。他認為對教會機構進行改造的時機已到,便與聚斂官安德烈·庫爾巴托夫合謀,決定不定期地延緩新牧首的選舉,同時立原梁贊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為“臨時代理者”,負責主持日常宗教事務。后來,彼得發現雅沃爾斯基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教會演說家和作家,但是缺乏實際工作能力,便于1701年恢復了修道院衙門,并把管理所有教會領地的權力交給了修道院衙門,只將有關宗教方面的事務留給了雅沃爾斯基管理。修道院衙門恢復伊始,便于1701年1月發布命令:“凡投訴教會人士、修道院訴訟代理人、仆人和農民的一切呈文,必須呈送修道院衙門審理”。同時下令,對各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進行登記,修士和修女一經登記,就必須定居在其所屬的修道院中,其它修道院不得接待他們。“修道士只有根據某條重要的法律原因,才能持原修道院院長的通行證去另一個修道院”。“世俗人士不應在修道院里生活”。“修道士每兩人單獨住在一間修道小屋里,平時什么也不能書寫,不許存放墨水和紙。書寫應在修道院的公共飯桌上進行,并且在指定的地方,得到修道院院長的允許,根據過去神父們的傳統故事書寫”。修道院衙門的這一做法,與彼得一世行政機構改革的基本原則完全一致,即加強封建專制制度,鎮壓國內的反抗運動。1711年,彼得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行政機構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3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參政院,作為直屬沙皇的最高政府機構。參政院下設9個委員會(后來又增加至12個),執掌國家各部門的工作。彼得一世為了進一步把教會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使其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便于1721年頒布了親筆簽署的《宗教章程》,正式決定廢除牧首制,同時宣布沙皇本人就是“最高牧首”。根據此《章程》,還建立了隸屬于參政院的、與其它各委員會平行的宗教委員會。彼得下令宗教委員會要“嚴格遵照《宗教章程》行動”。該《章程》明文規定,“宗教委員會的成員,除了以教會的名義進行一般的宣誓外,還要根據其在委員會里的官職地位,向沙皇進行特殊的效忠宣誓”。《章程》的最后一句話更為明確地指出,宗教委員會要“發誓相信全俄羅斯的君主、我們最仁慈的沙皇是這個宗教委員會的最終裁決人”。宗教委員會后來更名為宗教院,宗教院的成員也要向沙皇宣誓效忠。教會的僧侶們除了與教義、教規有關的事情外,在其它一切事務上都處于對專制國家從屬與依附的地位。為了嚴格控制宗教院,彼得決定在宗教院中不設常任官員,一切臨時性成員都由沙皇從高級僧侶(即主教、大主教,人數不少于3人)、修士大司祭和大司祭中選任,擔任定期的職務。就連宗教院的院長和副院長,也都是由沙皇直接任命的。正如《宗教章程》中講的那樣,如果說在牧首制時期還保持著教會自治權的話,那么現在的宗教機關在整個國家機關中,則處于從屬地位。《宗教章程》的一些條文更是有意要剝掉宗教院首腦這一職務的榮譽與靈光:“宗教院院長的名稱本身沒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因為它不意味著別的,僅僅意味著這是一個主持者,因此,它本身甚至也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只是別人把它看得過高了”。的確,這個時期的宗教院完全隸屬于政府,它已經不象牧首制時期那樣代表國家了。就連宗教院副院長,后來成為彼得一世改革得力助手的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也很明確地講道,這時,“神父僅僅是國內的一個特殊階層,而不是一個特殊的國家”。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為了使俄國東正教會和教徙們都絕對地順從沙皇政府,杜絕任何反政府的言行出現,在教會的講壇上布道時便大聲疾呼:“反對當局,就是反對上帝本身”。彼得一世在行政機構的改革中,為了加強對參政院及其下屬各委員會的監督,于1722年下令正式成立監察署。監察署設總監察官一人,主要任務是監督參政院的官員。另外,各委員會設督察官。宗教院也決無例外地由沙皇派世俗的親信(多數系軍人出身)作為督察官進行監督。宗教院第一任督察官就是作戰十分勇敢的龍騎兵上校波爾蒂納。沙皇政府下令:宗教院的督察官要和參政院的總監察官一樣,成為“國君的眼目和國務代理人”,必須“嚴密監視,以便使宗教院在一切事務中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樣,宗教院的院長和副院長一方面由沙皇直接任命,一方面又受到督察官的監督,其受沙皇控制的嚴密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宗教院成立后,一度廢除了修道院衙門。但后來又考慮,作為全國最高的教會機關,直接管理教會地產不太合適,于是不久又經沙皇政府同意恢復了修道院衙門。再次恢復后的修道院衙門,就其職能來說,不過是宗教院的一個征稅辦公處;就其業務內容來說,實際上成了國家財政委員會的一個分支機構,僅僅同宗教院保持著一種形式上的聯系。后來,當財政委員會改變為雖隸屬于參政院,但實際上已經獨立的中央機構一一經濟院時,連修道院衙門原來與宗教院形式上的那點兒聯系也被取消了。這時的宗教院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權過問任何教會地產問題,只能單純管理一般宗教事務的機關了。總之,從1701年修道院衙門恢復以來,彼得一世經過幾番努力,終于從政治上把俄國東正教會這一曾對其改革大業有巨大阻礙作用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使其失去了任何反對沙皇政權的可能與條件,并逐步將其改造成為改革活動的馴服工具。彼得一世制服教會之舉對后世俄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后來,俄國一度在官方用語中甚至連“教會”這一術語也不見了,取代它的是“東正教主管部門”。三教會改革方面彼得從政治上把教會納入其全面改革軌道的同時,在經濟上也最終把教會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使教會經濟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軍事力量提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為了剝奪教會的經濟特權,彼得從1701年修道院衙門恢復時起,就將主持該衙門的職務交給了世俗官吏。第一任修道院衙門的長官是原阿斯特拉罕督軍穆辛一普希金。恢復后的修道院衙門,為了嚴格控制教會和修道院經濟,便對修道院和教會領地上的土地數量、應繳代役租的數額和農民的名單進行登記。修道院衙門將修道院和教會地產分成兩類,一類是符合規定的領地,這部分領地的收入供修道院和教會自身消費使用;另一類是超過規定的領地,這部分領地的收入要上交修道院衙門。這樣,國家便通過修道院衙門從教會和修道院手中奪回了大量土地和錢財,即所謂“教產還俗”。據統計,“從1701年到1711年,國家從修道院的領地上得到了100多萬盧布的收入”。修道院衙門上繳國庫的這筆收入,主要用于軍費開支。有資料提供,修道院衙門恢復后,“每年要提供15,000盧布供養一個團隊,要給炮兵衙門17,000盧布”,等等。與此同時,國家對尚未還俗的教會修道院地產也開始征稅,而且稅額很高。除了正常的全國性賦稅之外,國家還經常問教會地產征收特別稅,如運河稅、免服兵役稅,等等。同時還從教會領地上征發各種徭役。可見,彼得一世通過教會改革,在剝奪教會修道院地產的同時,的確達到了加強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目的。彼得一世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實行重商主義政策,開源節流,加強國家經濟實力,并適應軍事上的需要。他在教會領域實施的改革措施中,也集中體現了這一原則。為了補充因遠征亞速海消耗殆盡的國庫,彼得早在1697年時就開始下令“禁止修道院花費錢財,進行新的建筑”,并命令“各修道院精確統計金錢與糧食的收支情況,把相關的帳簿送到莫斯科以便監督”。同時也將監督修道院經濟生活的權力交給了當時的大度支衙門。在加強對教會領地征稅的同時,彼得還嚴禁修道士過奢侈豪華的生活,要求他們過簡樸的生活。他下令:“無論是為首的修士還是受人管轄的修士,每人每年平均只發給10盧布錢,10俄石糧食和適當的劈柴”。到1705年時,這個數字又減少了一半。很顯然,這一點兒糧食填不飽修士們的肚子。為了緊縮開支,最大很度地為國家開發勞動力資源,保證兵源和軍費開支,彼得一世不僅讓修士們挨餓,還嚴格控制修道院的修士數額。修道院衙門在1724年1月31日的命令中指出;“大多數修道士是寄生蟲,……完全是坐享其成的”。“他們大多數既躲賦稅又偷懶,僅僅為的是得到面包”。必須大量裁減修道士數額。裁減下來的“部分教士和助祭們都被招入軍隊或從事各種世俗工作”。被裁減下來的“非貴族家庭出身和原是私生子的女修士們,則必須學習手藝,特別是紡織業”。彼得通過修道院衙門采取的這些開源節流的措施,在增加國庫收入、擴充兵源和擴大勞動力隊伍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據統計,修道院衙門“1720年入庫的凈剩余是31,075盧布,而1724年則達到83,218盧布”。為了克服北方戰爭時期經濟上的困難,修道院衙門從修道院的倉庫里收回了部分珍貴物品,將一部分教會的建筑物充作軍用或民用,還將教會儲存的糧食和金錢強行收回。另外,修道院衙門還負有組織與供養教會學校的任務。修道院衙門責成教區當局用教會領地的收入辦學校,辦養老院,發展俄國的文化事業的慈善事業。為了集聚點滴財富用于保證國家經濟實力和支援前線戰爭,修道院衙門甚至秉承彼得一世的旨意,下令部分地停止了修道院和教會使用銀器皿和往圣像上添加貴重的銀子。于此,彼得大帝通過改革教會而為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服務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彼得一世由于受西歐宗教改革的影響,對曾與沙皇政府為敵的分裂派教徒采取了比較寬容的政策。17世紀中期出現的教會分裂派分子們,為了逃避政府和官方教會的迫害,曾大批遷往俄國一些邊遠地區,開墾種植,維持生計。彼得一世為了充分利用這部分勞動力,緩和他們的反抗情緒,增加政府收入,改變了過去一味迫害與鎮壓的政策。沙皇政府于1716年2月8日發布命令,要求分裂派分子們進行登記,對他們征收雙倍的國稅,同時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并放松了對他們的迫害。與此同時,還支持他們的經濟和商業活動,鼓勵他們到工廠、礦山做工。在彼得一世的寬松政策下,許多分裂派教徒積極進行糧食貿易,并給彼得堡供應糧食。他們還興辦學校和各種手工業作坊,在一個時期內對促進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由于彼得在教會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