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研究范式變遷

近代以來，特別是《馬關條約》以來，西方國家向中國的資本出口變得越來越激烈。近代中國的外國投資公司相繼出現，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作為近代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國在華企業逐漸受到學界的關注,并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在不同時期,這些研究分別經歷了帝國主義侵華史、現代化理論以及多元化理論交叉三個研究范式變遷階段,在理論、方法、視角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但從總體上看,學界關于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研究還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在史料發掘、研究視角、理論范式創新等方面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和必要。為了更好地認識經濟史研究的這一重要領域,推進近代外國企業研究往縱深發展,筆者特就學界關于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研究從檔案資料整理與編纂、既往研究成果回顧兩個部分略作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外國在華企業研究現狀作粗淺思考,以拋磚引玉。因識見有限,難免掛一漏萬,敬請前輩同仁不吝補正。一、有關“外國企業管理檔案”,應制定“國學界對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關注首先體現在檔案資料整理和史料編纂方面。上世紀50年代以來,相關資料整理和編纂工作逐漸起色,形成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檔案文獻。在檔案資料整理方面,現已開放且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在張仲禮、丁日初等學界前輩的帶領下搜集整理的外國企業檔案,現藏于上海社會科學院企業史資料研究中心的這批檔案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1.“英美煙公司抄檔”,該組檔案是由壟斷近代中國煙草市場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英商英美煙公司在上海相關企業的檔案,以及各地工商局、工商聯和同業公會保存的資料進行抄錄整理而來,主要內容為財務資料、企業管理、生產銷售、職工生活及買辦制度等,形成年代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共173個卷宗;2.“太古洋行檔案資料”,該組檔案是從原上海市港務局太古洋行檔案中篩選的部分重要內容,進行摘錄和復印所形成的抄件,主要內容為組織機構、經營活動、勞資糾紛、港口建設等,形成年代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50年代,共49個卷宗;3.“外資銀行檔案資料”,主要是花旗銀行、麥加利銀行兩家外資銀行的資料,原件為英文,主要內容為往來函件、業務文書以及金融統計資料等,形成于20世紀20-40年代,共計48733頁;4.“美商上海電力公司檔案”,主要內容為業務概況、售電情況、電網管理、職工狀況等,形成時間為1928-1941年,共13個卷宗;5.該中心還藏有部分美國商業銀行、美商上海柯達公司、英商綸昌紡織印花公司、英商信昌機器工程公司、英商上海毛絨紡織廠、上海法商電車電燈公司、沙遜洋行等外國企業的檔案資料,但數量較小或分布零散。上海工商聯合會、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分別在建國初期、20世紀90年代以后為搶救歷史資料,集中采訪了解放前在外國企業工作過的老同志,形成一批關于外國企業的口述史資料,主要內容為外國企業的車間管理、工資制度、買辦制度等,現藏于上述兩單位資料室。除此之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不少近代口岸城市如上海、青島、天津、寧波等地方檔案館也收藏有部分近代洋行和銀行檔案,但大多分散于當地同業公會、地方商會、商業機構等其它卷宗中,并未形成系統的檔案體系。另外,由于外國企業在建國初期被終止在大陸的經營活動,大量企業檔案被帶到海外,因此海外一些大企業集團、大學或圖書館亦保存有不少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檔案資料。筆者所知的有英美煙公司保存的在華經營時期檔案資料(可網上查閱),匯豐銀行保存的近代匯豐檔案,太古集團公司保存的近代太古洋行商業文書,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怡和洋行商業文書、開平煤礦公司檔案,哈佛大學商學院貝克圖書館藏旗昌洋行檔案、瓊記洋行檔案等,都是近代外國企業研究的寶貴資料。在史料編纂出版方面,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外國在華企業資料可分為以下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綜合性資料中包含的外國企業史料,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史料編纂高潮中出版的一批經濟史資料,如孫毓棠、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陳真主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三聯書店1957年版)、姚賢鎬主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聶寶璋主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李文治、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三聯書店1957年版)等,這些經濟史資料中都收進了部分外國企業在工業、農業、航運、對外貿易統計等領域的相關史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合作整理出版的《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9年》(京華出版社2001年版),收錄了1859—1948年中國海關各分關、海關總稅務司造冊處以及偽滿洲國財政部、經濟部所編輯的進出口貿易報告、貿易統計報告、各口岸貿易統計報告和調查報告、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偽滿洲國對外貿易統計年報、月報等,其中不少內容涉及外國企業的原料、商品進出口統計。以及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陸續出版的《中國工商經濟史料叢刊》(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和各地方政協文史委編纂的文史資料中收錄了不少相關外國企業的口述資料,主要為外國企業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回憶錄。第二部分是專門的外資工商金融企業資料,如上海檔案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編《上海外商檔案史料匯編》(內部交流本1987年版)、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編《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吉林省社科院《滿鐵史資料》編輯組編《滿鐵史資料》(中華書局1979年版)、魏子初編《帝國主義與開灤煤礦》(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開灤煤礦的工資制度和包工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編《美國花旗銀行在華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活動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壽充一、壽樂英編《外商銀行在中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淘金舊夢——在華洋商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上海市政協文史委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黃光域編《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這些檔案資料的整理與出版為學界開展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研究奠定了初步的資料基礎。二、對外國民族工商業的研究史料整理編纂之外,亦有不少專門的研究成果問世,已有的關于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研究成果大致可總結為以下幾個部分:1.在建國以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內學者多在帝國主義侵華史的視野下關注外國在華企業活動的帝國主義性質,側重對其經濟侵略性進行深入探討。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多從外國在華企業的壟斷利潤、剝削工人、原料掠奪等方面論證其作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在西方帝國主義侵華活動中如何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已經開始關注近代外國在華企業問題,如劉大鈞的《外人在華投資統計》、吳承洛的《今世中國實業通志》、謝家榮、朱敏章的《外人在華礦業之投資》等,對外國在華投資工礦企業的經濟侵略性質進行了研究。建國以后,對近代外國在華企業關注較早的是張仲禮、陳曾年、嚴中平等,他們對近代幾個主要外國在華企業的個案研究成為這一領域的早期標志性成果。這些成果包括《沙遜集團在舊中國》、《太古集團在舊中國》等。《沙遜集團在舊中國》一書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把沙遜集團“當作麻雀來剖析”,作者在通過對沙遜集團的鴉片貿易、房地產經營、工業投資、金融活動及其買辦制度的分析后指出,沙遜是“用中國之財剝削中國人民”的辦法從中國聚斂了巨額財富并輸往國外,它的投資大多是非生產性的,很少有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刺激商品經濟發展的一面,而對中國民族工商業的壓抑是十分沉重的,因此作者認為“沙遜集團在外國資產階級侵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古集團在舊中國》一書則對太古集團的發家歷程及其對航運業的壟斷過程進行了考察,與以往外國在華企業研究相比,本書不僅對太古集團依靠特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進行批判,它的一個新的嘗試是作者把企業發展和企業家活動結合起來進行考察,不僅系統分析了企業發展的過程,而且突出了企業核心人物的企業家精神。張仲禮還以英美煙公司為中心,剖析了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三個特點:以炮艦為后盾,以不平等條約為依據,獲得政治經濟特權;通過托拉斯組織形式,獲取壟斷地位;用各種手段掠得壟斷利潤,揭露了外國企業的侵略本質。在經濟史領域的通史類著作中,如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也更多地從經濟侵略的角度強調外國企業的帝國主義性質。近代以來,外國資本的輸入逐漸加劇,它不僅數額巨大,而且擁有先進技術水平,給近代中國農村和城市帶來巨大沖擊和影響。在這方面,陳翰笙在1933-1934年經過對山東、河南、安徽的六個典型村莊的調查后指出,帝國主義工業資本滲入中國腹地農村以后給當地的社會經濟和農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孫毓棠研究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在中國經營的近代工業,對外國工業的資本、投資額、雇傭工人等做了詳細統計。汪敬虞分別就外國洋行和銀行在近代中國城市中的經營活動進行了專題研究,并對其活動的階段性特征和組織形態演變作了全面論述。張雁琛則分別對中日甲午戰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戰后至九·一八事變期間各個時期的中日合辦企事業進行了評述,并從中國的半殖民地形態和日本軍事帝國主義“性格”,對“中日合辦”的政治與經濟效應進行了檢討。吳承明對外國企業的資本、利潤等問題進行了考證,指出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是造成近代中國經濟近代化步履蹣跚的主要因素。另外還有杜恂誠系統考察了日本在近代中國尤其是重要城市中的投資概況后認為,利用投資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表現。另外還必須提到的是汪熙通過近代買辦身份的三次轉化及買辦制度的演變對外商企業銷售網絡的影響進行了述評,認為買辦從向官僚轉化、向官督商辦官員轉化及向民族資本家轉化都預示著外國資本對中國社會的滲透愈發加深了,買辦的身份轉化及制度演變是外商企業進一步深入中國市場的明證。汪熙還以英美煙公司為中心,討論了外資企業的經濟活動對近代中國城市和農村經濟體系造成破壞性沖擊。其他如魏子初關于帝國主義投資及利潤的研究、王渭泉關于外商群的研究、郭予慶關于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在華活動的研究等也持類似觀點。此類外國在華企業研究的特點為多從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角度考察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性質,強調外國企業經濟侵略性的一面,階級斗爭史學的意味較濃。2.幾乎同一時期的海外中國史學界則大多將外國在華企業納入到現代化的解釋體系中考察,對外國企業與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系進行研究和評價。此類研究以美英籍學者為肇始。首先出現的是外國在華企業的個案研究,費勒窩通過對劍橋大學藏怡和洋行檔案的梳理,研究了該企業的在華經營活動。不過作者的意圖不是撰寫狹義的洋行史,而是“把怡和洋行作為在中外貿易中起過媒介作用的一家具有適應能力的牟利機構這樣一個突出的范例來加以敘述,并且就這個機構在上一世紀中國社會產生過怎樣的影響和作出過怎樣的反應作些說明”。斯蒂芬·洛克伍德利用哈佛大學收藏的瓊記洋行檔案,描述了瓊記洋行在長江流域的商業活動。英籍學者毛利斯、柯立斯以匯豐銀行檔案為基礎,梳理了匯豐銀行在近代中國的百年歷史進程,并就匯豐對近代中國金融業現代化的促進作用進行了論述。劉廣京重點剖析了美商旗昌輪船公司與太古、怡和、北清、揚子等英國輪船公司在中國航運市場中的爭奪,認為英美航運勢力的競爭促進了長江流域航運業整體行業水平的提高。在關于外國在華投資的評價上,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研究范式強調其資本侵略性不同,國外學者則大多側重于正面評價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近代化的促進作用。英國學者艾倫的《遠東經濟發展中的西方企業》一書就分別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論述了西方企業在遠東經濟發展中的活動,包括西方企業在中、日兩國的進出口貿易、銀行與保險、航運、鐵路以及煤礦等領域的投資,作者認為西方企業在中日近代經濟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侯繼明研究了西方國家在近代中國的投資后認為,外人投資在近代中國經濟現代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速了近代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歷程。日本學者樋口弘、美國學者雷麥在外人投資的歷史作用方面與侯持有相同觀點。在新范式影響下,外國企業的買辦研究也出現轉變,郝延平的研究就打破了之前的買辦研究長期局限于經濟史范疇的僵局,認為近代中國買辦的活動在許多方面涉及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買辦作為兩種文化的“邊緣人物”的身份使其成為近代中外經濟交往中的重要一環,買辦的經營意識和管理能力對于近代中國早期工業化起到關鍵性作用,因而郝延平提出對于近代中國買辦在近代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當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受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從現代化的角度反思外國資本與近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關系,并出現一批優秀成果。上海是最早開埠通商城市之一,自然也成了外國企業的集中地,王垂芳通過爬梳中英文檔案資料,對近代上海各個行業洋商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了詳盡的梳理和總結,肯定了洋商對各行業近代化的正面效應,并在附錄中分別統計了近代上海部分洋商略歷、1843-1956年上海洋商企業名錄、1832-1956年上海洋商大事記,無疑為近代上海外國企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許金生通過對近代上海日資企業尤其是中小工業的研究,提出日資企業在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發展中起到引路示范作用和傳播技術的窗口作用的觀點。在外國企業對民族企業的影響方面,王啟厚認為外國企業在更新設備、采用現代管理方式、培養管理人才等方面客觀上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賀水金則總結了上海外國企業具有的三個特點:各個階段投資側重點雖然不同,但總體上看是以外貿及其關聯行業為主,公用事業為重;外資進入與上海經濟發展成正向關系;外國企業消長與其母國國際地位共進退,并指出這些外國企業在近代上海經濟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云妍關于近代外資的社會效應的研究則超出資本的經濟效應之外,提出外資在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外溢性效應,如外資的競爭使國人投資的活力和效率提高,喚醒了商人的維權意識,外資的經營活動引發一系列的政治改良和法律制度建設等等,這一切對于社會現代化不無促進。由于外國銀行在近代中國金融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亦備受學界關注:李一翔認為外資銀行在近代上海成為遠東金融中心的過程中起到三個方面的作用:引進大量境外資金,推動金融機構的產生與發展,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成長。匯豐銀行是近代最大的外國銀行之一,巫云仙從貿易融資與國際匯兌的角度,分析了匯豐銀行結合進出口貿易和結算業務,對中外貿易進行資金融通,發揮了銀行信用中介的職能,完成中外之間債權債務的清償,有利于近代中國貿易經濟發展。蘭日旭則選擇以匯豐銀行天津分行為中心,考察其對華北經濟發展的影響,認為匯豐銀行雖然主觀上有配合英國侵略者掠奪的意識,但客觀上作為首家進入天津的股份制企業和組織,其行為、管理方式等對天津傳統的工業組織帶來一定的示范效應,有助于天津走上工業化之路。持相同觀點的還有鄧同莉對北洋時期美國在華銀行業的研究,認為美國在華銀行業有利用特權進行經濟侵略的一面,但其商業性質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現代化。這些成果雖內容不同,角度不一,但大都在現代化理論的解釋體系下論證外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推進作用,尤其是在現代企業制度、投資理念、技術引進等方面起到的積極影響。3.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海內外關于外國在華企業研究無論是視角還是方法都趨于多元化,開始關注外國企業的社會關系網絡、本土化變遷以及建國初期的政企關系等方面的內容。近年來,借鑒社會學的關系網絡理論研究近代外國在華企業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比較引人關注的有康奈爾大學歷史系高家龍教授的《中國的大企業——煙草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一書,探討了英美煙公司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與南洋兄弟煙公司搶占中國煙草市場及其歷史經驗,并引用熊彼特關于企業家精神的定義,在近代中國的企業家精神的性質與作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與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且論證嚴密的見解。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公司與關系網》則分別剖析了外國企業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煙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內外棉株式會社,以及華資企業申新紗廠與大中華火柴公司等中外大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以說明西方管理模式與近代中國社會的“關系網”對企業尤其是外國企業在開拓市場方面的影響與作用。。對近代外國企業的關系網絡感興趣的還有英籍學者霍華德·考克斯,他以英美煙公司為例,闡述了近代外國企業在中國經銷網絡的變遷,試圖說明外國企業必須依靠中國人的關系網才能真正滲透地方市場。近代著名的慎昌洋行創始人馬易爾的后人白慕申通過對其家族檔案以及中英等國保存的慎昌洋行檔案的梳理,描述了丹麥實業家馬易爾1902年到1935年在上海的傳奇經歷以及慎昌洋行參與中國工業化發展的歷史,該研究以家族史的書寫方式呈現慎昌洋行在中國的人脈關系,可謂別具特色。王守謙對近代著名的外國企業英國福公司保持了長期關注,他通過挖掘官方和企業檔案、報刊、地方志等豐富史料,以第三者之視角,從細節中把握區域社會及其民眾對當地外國企業的解讀與反應,闡明了區域問題如何演變為國家問題、外交問題,最終在基層社會又如何淡化為民事問題,更加細致入微地刻畫了福公司這樣一個外國企業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復雜關系。臺灣學者吳翎君運用中英文檔案,以“企業、政府與外交關系”的角度,考察了獨霸近代中國石油市場的美孚石油公司對中國民生經濟和近代化帶來的深遠影響,并且指出美孚石油的業績與美國政府的遠東外交政策是密不可分的,重構了美孚公司在華事業發展的嶄新面相。羅志平則剖析了清末民初在中國投資問題上美國政府與商人的不同態度的演變及最終對投資活動的影響。本土化經營是外國企業在陌生的中國商業環境中生存的重要手段,所謂本土化是指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為了適應中國社會及商業傳統以達到擴大中國市場、提高銷售業績、擴大企業利潤的目的,在銷售網絡、經營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進行的適應性調整和轉變。近年來,圍繞外國在華企業本土化問題的探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陳曾年較早地關注了英美煙公司組建的由中國買辦以及遍布城市與農村的流動商販構成的銷售網絡,指出由中國人構成的銷售網絡成為其成功推銷香煙的關鍵。王強關于英美煙公司廣告活動的研究認為外國企業在近代中國的經營活動具有較強的本土化意識,而本土化意識為其迅速占領中國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外國企業如何實現本土化經營,賀水金則從技術的角度提出外國企業主要依靠三個途徑:以外貿為先導,上下拓展,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條;圍繞僑民的生活服務而延伸,做大做強;由進口商品轉而投資建廠,實現從產品到產業的躍升。外國企業進入中國以后,主動吸引一些中國商人投資外國企業,從而便于利用中國商人的社會資源打開市場,于是產生了華商附股現象和華董群體,在這方面汪敬虞等曾專門撰文論述了近代航運、保險、銀行、碼頭堆棧等行業外國企業中出現的華商附股現象,并強調了華商附股的依附性和買辦性。而王中茂、張秀莉、易繼蒼的觀點則稍有不同,他們通過對投資外企的中國商人的群體概況、分布行業、身份背景以及與外商的利益互動等方面進行資料的梳理與分析,得出這些商人既表現出對外國資本的依附性,又同時主張民族權益,促進了現代工商業的發展的結論。另有一些學者分別從促銷策略、市場競爭、企業制度等方面對外國在華企業本土化問題進行了探討。建國之初外國在華企業的改造問題近年來也逐漸受到學者關注,張侃以上海外國企業為中心,詳細描述了建國初期外國企業被人民政府改造的過程。以色列學者謝艾倫與美國學者湯普森的研究與前者立場截然相反,他們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外國企業描述為“人質帝國主義”和“被監押的帝國主義”,對英法企業在新政治環境中如何被迫向革命政權屈服最終關閉在中國的經營活動進行了討論。在買辦研究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關于買辦研究的興趣逐漸轉為從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考察買辦的收入、身份轉化及其在近代經濟現代化中的作用等,對買辦的評價也出現完全否定、基本肯定和優劣兼評的多元化趨向,因篇幅有限,茲不贅述[62,63,64,65,66,67,68]。三、有關外國企業史的資料通過對已有成果的梳理可以得知,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并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問題和不足也依然存在。首先,相對于中國近代史其它研究領域,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研究資料基礎相對薄弱,檔案資料的發掘、整理、編纂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盡管建國以后已經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檔案資料,但總體上數量較小,分布零散,很難形成系統的檔案資料體系。除此之外,近10年來筆者再未見有規模的檔案資料開放和出版,以致資料欠缺已經成為現今外國在華企業研究面臨的最大瓶頸。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源于兩個原因:一是建國初期由于外國企業被迫終止在華經營活動,撤出中國大陸時將重要文獻資料悉數帶往海外。盡管目前不少依然存在的企業以及國外大學或圖書館已陸續將部分在華時期檔案資料開放,但由于客觀條件限制,國內一般學者很難有利用的機會;二是由于政策或技術等種種原因,國內不少檔案館、圖書館接管、保存的大量近代外國在華企業檔案至今未能整理開放利用。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因此如何發掘史料成為近代外國企業研究的首要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外國企業研究資料就“無跡可尋”,除了前述已整理或出版的檔案資料之外,一般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進行發掘:一是各檔案館、圖書館收藏的近代商會或行業公會、海關、中資企業、政府管理類相關檔案,在這些檔案卷宗中往往包含外國企業資料,如上海檔案館藏工部局檔案、銀行公會檔案、錢業公會檔案、煙業公會檔案、中國銀行檔案等卷宗,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實業部、四聯總處、資源委員會、各地海關等卷宗中,都出現有與相關外國企業的往來文書、商業調查統計、規章制度等資料,雖然零散,但可以作為已有史料的有益補充;二是各地政協文史委員會與工商聯保存的建國前外國企業資料,這些資料大多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前中期,尤其是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運動以及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對外國企業及其職工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和訪談,留下大量統計資料和口述史料,成為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研究的珍貴資料;三是國內與近代外國在華企業有承續關系的現代企業,除部分企業已將檔案轉交檔案部門收藏外,一般都保存有相當數量的建國之前作為外國在華企業時的企業史資料。如上海卷煙集團藏有大量英美煙公司時期企業史料,開灤集團藏有舊中國英資企業開灤煤礦的檔案資料等等。這些保存下來的企業史資料成為近代外國企業研究尤其是個案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資料被整理開放,作為對近代中國經濟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在華企業,將會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相關研究也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其次,從研究視角上看,以前關于近代外國在華企業的研究多關注于其資本性質、經營管理、買辦制度、企業利潤等經濟方面的內容,卻很少述及外國企業與近代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即對外國企業的經濟性的討論已相當深入,但對其社會性的研究則相對薄弱。現代企業并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單位,在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同行的商業競爭,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包括消費者、政府機構和周圍社區以及社會公眾,只有適應環境,應對所有這些挑戰,企業才能生存和發展。尤其是近代以前長期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外國企業對中國社會缺乏必要的了解,國門大開以后蜂擁而至的外國企業進入中國以后所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域文化下的市場環境,它顯現出與西方商業社會截然不同的眾多特征:千差萬別的商業習慣、迥然各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