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化質量]城市化進程的三個階段中國城市化率已接近50%，在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全面轉型和變遷過程中，作為城市化核心的人口城市化，不僅僅是人口的聚集、地域間的流淌以及就業結構變動的表象，更重要的是人的內在本質的現代化，是全體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社會地位和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過程。

中國的“半人口城市化”現象

從人口城市化的定義看,是指居住在鄉村地區的農業人口轉變為居住在城鎮地區的非農業人口的過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則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因此，大量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原農村人口被作為統計意義上的城市人口，就大大提高了我國人口城市化水平。然而在城鄉二元格局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雖然實現了大批量、遠距離、跨區域的就業流淌，但其城鄉雙重屬性卻沒有轉變：他們要么長期停留城市，卻無限期拉長遷移過程而無法實現徹底轉移，要么最終選擇回流農村；他們雖然實現了職業的轉變和地域的轉移（或不完全轉移），但重要的是缺乏身份的轉變、生活方式的轉變以及價值觀念的轉變；他們由于無法獲得城市戶籍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利益而被稱為“就業型流淌人口”、“農夫工”、“外來務工人員”，從享受城市文明、從滿意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及各種不同層次需求的角度看,這一群體只是表面被城市化了，或只是表面被市民化了。

這種“半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日益顯現：其一，不僅不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不利于縮小城市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已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大問題；其二，不利于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并最終影響到經濟的內涵式增長和可持續進展；其三，導致大量農村勞動力的不完全轉移，從而不利于擴大農地的規模經營，影響農村現代化的建設；其四，引發諸多社會性問題，每個農夫工背后連著一個家庭，不完全城市化必定帶來家庭的不完全城市化，由此產生一系列的家庭社會問題；其五，帶來“城市鄉村化”，農村傳統落后的文化習俗、散漫的生活行為方式等隨著大批“半城市化”的人口帶入城市，聚集一起形成一種常態，城市中“某某村”的消失，則是“城市鄉村化”的真實寫照，反映了城鄉之間的巨大落差。

人口城市化面臨重大轉折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勞動力無限供應的二元結構特征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從2021年開頭城市真實失業率一改20世紀90年月后期以來始終上升的態勢而每年有所下降，勞動力市場嚴峻狀態有所轉變；另一方面，從2021年開頭,“民工荒”由珠三角始發并向長三角擴張，又漸漸擴散到中西部勞動力遷出大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轉向了“有限剩余”。這種現象被國內學者稱為“劉易斯轉折點”，認為我國農村作為勞動力的“蓄水池”已不復存在，意味著城市化轉折點到來。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當城市化轉折點到來，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緩、農村剩余勞動力消失有限過剩或短缺時，這些國家恰好消失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這種生產要素的替代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則是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的全面升級，第三產業開頭崛起，漸漸取代工業而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同時也帶來就業機會和人口的增加。然而我國的狀況是，城鄉二元結構轉換尚未完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尚需要轉移，城市化轉折點的提前到來，意味著將來人口城市化將面臨種種挑戰：其一，目前進城農村勞動力大多就業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非正規部門，但該部門工資待遇低廉，一般都是臟、累、苦的崗位。當低廉的工資待遇不足以彌補他們進城成本時，就可能選擇在鄉村務農或在家鄉就近從事非農勞動，從而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數量和速度，最終影響到城市化的推動。其二，伴隨著勞動力短缺和用工成本提高，勞動用工必定誘致勞動節省傾向，倒逼企業走產業轉型升級之路，提升產業進展的技術含量。這種產業升級和轉型無疑是對大量需要轉移但技能低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一種排斥。我國“民工荒”的消失，并不是由于農村勞動力肯定數量的下降，而是技術技能型勞動力短缺所造成的結構性供應不足，是部分進城農村勞動力被重新“推”回鄉村的結果。

人口城市化不僅僅是農夫進城，重要的是進城農夫的市民化。近十幾年來，用行政方法將郊區劃入市區、一紙文件在一夜之間就把大批農村人口變成了城市人口，這種人為造“城”現象在全國特別普遍。表面上看，城市數量增多了、規模擴大了，城市人口增加了，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了，人口城市化率提高了，但這種行政區劃只是轉變了區域的概念，并沒有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結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被城市化”了的農夫們并沒有完成從農夫轉變為市民的過程，農村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權利、勞動就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的“二元結構”依舊突出。

人口城市化不僅要實現農夫市民化，更進一步的則是全體城市居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隨之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社會地位和生活質量得到不斷的提高。我國改革開放30年，也是城市化起飛、加速的30年。30年中所制造的經濟奇跡已使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其次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在如此快速的經濟增長、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寶積累的同時，卻是社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劇,基尼系數不斷上升。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常用的一種收入差距的測量指標，數值在0～1之間。根據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危急狀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我國基尼系數從2000年開頭越過0.4的警戒線，并且每年以0.1%速度遞增，超過了全部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中，城市是現代文明的高地和象征，人口城市化過程就是人的現代化過程，即適應社會文明進展需要的整個人口素養的現代化和人的主體意識的現代化，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的文明進化過程。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市民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消失了異化，社會誠信危機，野蠻愚昧行徑隨處可見，城市文明遇到嚴厲?拷問。

關注人口城市化質量

人口城市化質量體現在人口城市化數量進展的適度和對人口城市化不同層次進展階段的包涵。

人口城市化的適度性體現為人口城市化水平與速度的適度。無論是西方經典的城市化理論，還是發達工業化國家城市化歷史進程，都證明白工業化、經濟增長是城市化得以持續的基本動力。高質量人口城市化，體現在水平和速度上要適度，表現為與工業化進程同步，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轉換同步，與經濟進展同步。近20年來，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從1990年的26.41%提高到2021年的46.6%，以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的高增長速度趕超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但這樣的快速推動并沒有完全消化掉過去長期積攢起來的農村人口需要向城市轉移的勢能，這與我國長期存在的就業結構落后于產業結構、人口城市化率又落后于就業結構有著親密關系。

人口城市化包涵性體現為對人口城市化不同層次進展階段的包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首先必需具備在城市里生存下來的最基本條件和力量，在此基礎上與原城市居民一起進一步提高和增加自身的素養和進展力量，不斷適應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最終實現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即經受從具備基本生存力量，到增加進展力量，到最終實現生活質量提升這三種不同層次的進展階段。隨著我國人口城市化的不斷推動，這三種層次的進展狀態必定同時存在。高質量的人口城市化，體現在進展層次上是包涵的，既能滿意城市人口生存、進展、享樂不同層次的進展需求，又能推動這種需求不斷地由低層次向高層次遞進。要具備基本生存力量，必需擁有基本的社會保障、擁有基本的職業地位、擁有基本的居住條件、共享基本公共服務；要增加進展力量，需要實現綜合素養的提升、價值觀念的轉變、生活方式的轉變；生活質量獲得全面提升，體現在物質保障上，人民生活需求的滿意必需以肯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即國家、社會所供應的經濟保障。體現在教育上，教育是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手段。教育不僅可以提高和增加人們獵取社會資源和改善生活質量狀況的力量和機會，還可以轉變人的價值觀，激發人們對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高品質生活的憧憬和追求。體現在居住與生活條件上，是生活質量的重要體現。體現在健康上，這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