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從南宋詞到元散曲藝術審美風格的轉變

自然條件和自然環境，特別是物質文化，與物質文化密切相關，并通過物質文化和行為文化與精神文化產生密切關系。同時由于各地的自然條件不同,歷史發展過程的差異,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影響,因而各地的居民形成不同的文化集團,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區。“文化區是指某種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種特殊文化的人在地表面所占有的空間。文化區一般分為兩類,即形式文化區和機能文化區”。“形式文化區,就是指具有一種或多種共同文化特征的人所分布的地理范圍”。每個文化區都有一個核心,這里是該文化特征表現最突出的地方。在核心以外,其代表性特征往往隨著與核心的距離增加而逐漸減弱,直至到最后消失,在消失的地方,可以說就是該形式文化區的邊界。邊界往往很不明顯,明顯的形式文化區邊界大多由于某種自然障礙和人為因素造成的。例如山脈和政治邊界阻礙了兩邊人員的來往與文化交流,使某種文化特征到此截然中斷。南宋穩定時期的疆域大致在今秦嶺一淮河以南,以杭州為中心的南方文化興盛。公元1234年蒙古人滅金,統一北方,到1276年滅南宋,以大都為中心的北方文化興起,隨之南方文化衰落。南宋詞和元前期(以成宗時分界)散曲帶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烙印。南宋詞和元散曲都是和樂歌唱的詩體,都屬于詩歌的范疇。南宋詞是具有南國情味,而元散曲則明顯的具有北方文化的特點。文學就是人學,風格就是人。文學藝術風格的形成,不同地域的文化傳統固然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而不同地域人的氣質與文化傳統的形成有極為重要的關系。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淮河以南結出又大又甜的果實的柑樹,移栽到淮河以北以后,只能結出又小又酸的枳。如果把文人比喻為樹,人文地理就是土地,離開一定區域的人文地理這個自然和社會交匯的總體背景去談文人文學,無異于緣木求魚。除此之外長期的文化基因的傳承和積淀也極大地影響了南北文人文學。一、南方文化人是南移的人靖康元年,金人南下攻破東京,俘徽宗、欽宗,北宋滅亡。南宋與金長期對峙。宋王朝的政治重心徹底南移。政治重心的南移引起的“連鎖反應”是北方人口的南移。這是繼永嘉之亂、安史之亂之后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大遷移。據張家駒先生研究,整個南宋時期,人口遷移分三個階段。一為靖康南渡之役,主要是黃河流域人口向長江流域遷徙;二為完顏亮南侵之役,主要是淮河流域人口向長江流域遷徙;三為蒙古南侵之役,主要是長江流域人口向珠江流域遷徙。“其中以第一階段的規模為最大,對我國戶口數的南北升降,以及經濟文化的重心的轉移,所起的作用尤大。”加上南方地區自東吳、東晉以來得到長期的開發所形成的雄厚的物質基礎,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了南方地區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南宋時期,我國長江流域東南部地區完全成為我國傳統經濟發展的重心區。南宋時,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陜西等省都不在版圖之內。由于都城在浙江省內,浙江人得了地利,乃至于人和。據《浙江通志》載,僅鄞縣考中進士的,在嘉定七年(1214年)有十七人,十年(1217年)20人,寶慶二年(1226年)達37人。當時,北方人不能過江南下,南宋的狀元地理分布如下:浙江省20人,占南宋狀元人數的40.8%。福建13人,江蘇5人、江西5人,安徽3人、四川1人、湖南1人、廣東1人。據張家駒先生的統計,南宋宰相共62人,其中北方只有3人,南方占59人,占總數95%。南方官僚士大夫地位的提高,對南方一般文人是一個極大的激勵。據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錄,金宋文學家694人,其中南方占505人,為總數的73%。如果說,人口的多寡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的興衰的話,那么文化人的多寡則可以反映一個地區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南方文化人地位的顯著提高,文人的絕對數和比例都大幅度上升,僅此兩點,足以說明我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巴爾扎克說:有四個主要的因素決定人類的生活和命運,這就是:氣候、食物、土壤、地形。南宋時期,淮河以北領土被金人占領。南宋王朝偏安一隅,都城杭州所在的東南是溫柔富貴之鄉,花柳繁華之地,是水鄉澤國。民國大學者劉申叔說“南方土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而南方水流縱橫,山色清華,氣候溫暖濕潤,云霞低垂輕靈,在這種情況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細膩、靈捷、浪漫、精明。老子說:萬物莫柔于水,而莫能勝之。靈柔的水質,使得吳越江南成為魚米之鄉。稻米成了南方人的主食。南方人以稻米為食,所以有靈巧的心性,同時“水稻栽培往往促進分散的離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喬伊斯·懷特語),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視政治的個性較為突出。杭州是天堂,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宋柳永)“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宋蘇軾)的西湖。處處是小橋流水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竟豪奢。”(宋柳永)都市的繁華、生活的富足由此見;南方多是風流儒雅的文人騷客,“東南財賦地,江浙文人藪。”南方文化像清水一樣靈秀、柔情、細膩,飄逸、夢幻,南方人意味著婉約的陰柔之美。南宋由于地理、政治的緣由與北方少有往來,南宋文人恰恰成了南方區域的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印記”的一種充分體現,同時它進一步地修補和深化了人文環境的外部功能。“權貴南遷,也帶來了腐敗頹廢的風氣來,北方倒反干凈。”偏安一隅的南宋文人,在山清水秀的南國,也是“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林升)。“杭州是消磨人得意志的地方”(魯迅語)。南宋詞人陳人杰《沁園春》詞序云:“東南嫵媚,雌了男兒。”反映出南宋人的柔弱心態生成的原因。雖守著半壁江山,南宋君臣享樂成風,又給婉約的南方文化加上了浮靡的色彩。在南方文化的影響下,南宋文人嗜柔、趨婉的審美情趣,最終在詞的藝術風格上呈現出來,形成以陰柔之美為主要的審美風格特點,具體表現如下:(一)傳統詞,風格顯微,缺乏文本表達南渡后,文人詞籍竟以“雅詞”為名,總集有曾造的《樂府雅詞》、恫陽居士《復雅歌詞》、佚名《典雅詞》;別集有張安國《紫薇雅詞》、程垓《書舟雅詞》、趙彥端《寶文雅詞》。在理論上倡導“雅詞”的就更多,反映了南宋初詞風轉變的一種新的趨向。尤其是《復雅歌詞序》以“復雅”為號召,以便在南宋中興的局面下,促使詞的發展反本復出,歸于騷雅。這個號召,在南宋詞人中引起深遠反響,對姜夔一派詞起了起了顯著的影響。白石道人姜夔是南宋前期跨越到后期的作家,對南宋中后期有巨大的影響。張炎在《詞源》中評價姜夔“騷雅”,指他的詞承《詩經》、《楚辭》的傳統,能寓意見志、有比興、有寄托。“清空”是指意念上的空靈含蓄,對事物的描寫避免直接刻畫,而是遺貌取神,虛處著筆,從側面烘托出來。如[小重山令]“九疑云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這是見梅懷人之作,但作者不直接寫人,卻用典詠物,以湘妃之血淚染紅了梅花枝條作比,來暗喻對情人的刻骨相思。這種技巧,張炎比之為“野云孤飛,去留無跡”。作者能把形象刻畫、環境烘托、心理描寫和比興寄托熔于一爐,虛而不實地運用夸張、比喻、象征和聯想等手法來渲染氣氛,造成雖起伏跌宕而仍然含蓄隱曲的藝術效果。朱彝尊說:“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揖、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姜一體”。不僅南宋詞人效仿姜夔,而且一直影響到清代。清人汪森說:“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姜派詞人精通音律,擅長琢字煉句,使事用典,融化前人詩句入詞。旨隱詞微、迷離恍惚,比興深婉。劉永濟說:“南宋詞家詠物之作最多,亦最工。美成詠柳、邦卿詠燕,已極精工。夢窗此類之作,亦多佳作。此外,如王圣與、周密、張炎皆有詠物佳作……此等詞,詞家多以寄托身世之感,或以抒羈旅離別之恨,大抵不出比興之義,其描繪物態,以不粘不脫為妙。”詠物詞為典雅詞派的代表作,這些詠物之作大多托物言志,托物寄情,攝取事物的神理而遺其貌,因此,寄寓其中的情志帶來了隱蔽性和模糊性,給后世的讀者解讀和體認造成歧異和爭執。如姜夔的《暗香》、《疏影》,王國維說:“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他的其他詠物詞“雖格韻高絕,終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二)情感上的變化南方文人拙于政,勤于閑。他們多是江湖清客,不追求什么人生事業,社會功名,只求個體生活的清閑自在。于是“閑”成為許多詞人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標。“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閑且問蒼天借”(趙希邁《滿江紅》)。“斷國謀事非我事,抱孫弄子聊吾適”(李曾伯《滿江紅》),南宋詞一般不直接反映社會生活,更與重大的政治題材無緣。詞多是表現文人私生活中的心情和心境,抒發情感往往是閑適的、感傷的、纏綿的情感。即使號稱“放翁”的陸游在詞中也更多的表現了悲劇情懷。代表人物姜夔作為江湖游士,主要題材是詠物和戀情。寫戀情則是苦戀,詠物又是如此傷感。姜詞特別善用“清”“寒”“空”“清愁”“清苦”等等表現孤戚的情緒詞語,用大量的衰落枯敗、陰冷的意象群,來營造幽冷悲涼的詞境。用冷色調處理柔情,如《踏莎行》并不是寫艷遇的風情,而是憶戀,寫的是魂夢牽繞,刻骨銘心。其中“淮南浩月冷千里”更創造了詞史上少有的冷境。后期詞人周密、劉辰翁、王沂孫、張炎、蔣捷的詞中情調更加低沉,如“事有難事惟袖手,人無可語且看山”(《草窗韻語》)、“花自多情,看花人易老”(《草窗詞》,這樣的傷感之詞;“往事夕陽紅,故人江水東。”(《齊天樂》)那樣的傷感之情。“玉骨西風,恨最恨、閑卻新涼時節。”(《玉京秋》)感秋、悵別,悲涼的情調溢于言表。(三)陸表詞,溫李織物,清新自然南宋詞人的語言多具有強烈的色彩感、裝飾性和象征性。姜夔有很多冷艷異常的色彩詞匯,如冷紅、寒碧、冷香、冷云、冷月、冷楓、暗雨、暗柳等。吳文英的《鶯啼序》多達二百四十字,色彩斑斕的詞匯和疊疊重重的典故,人們稱為“七寶樓臺”眩人眼目。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人所作的典雅詞,不僅詠物寄懷,使“志之所之”歸于雅正,同時又兼人工之巧,在字句音聲,使事用典上,也極典雅之能事。填詞襲用前人詩句,主要來源于唐詩。張炎指出,吳文英“善于煉字面,多于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其實,吳文英采用溫李詩句,不僅用作辭藻,而且善于采其意蘊融通于詞。如《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游靈巖》,該詞化用唐人詩句多處,如“宮里吳王沉醉”化用李白《烏棲曲》“吳王宮里醉西施”句。“秋與云平”,則化用王維《觀獵》“千里暮云平”。其中最為顯目的是用李賀的詩:“酸風射眼”從李賀“東關酸風射眸子”來,“染花腥”從李賀“溪女洗花染白云”中化出。在章法結構上,則按照類似于“意識流”的方式,把不同時空場景濃縮雜糅在同一時空中;或者運用豐富的想象和奇特的聯想,把實有的情事與虛幻的情境錯綜疊映,使意象撲朔迷離,意境朦朧復雜。二、北方文化的內涵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本世紀中國氣象學的奠基者竺可楨指出:五千年來中國的氣候不斷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于古代中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兩晉以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氣候變得寒冷,北方大片草場南移,使得以放牧為生的游牧民族大量南遷。根據氣象資料表明,中國五千年來,出現過四個氣候寒冷期,其最低溫度大體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恰好與北方游牧民族幾次大規模南下中原的時間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北方狄族人大舉進犯,第二次是魏晉時期的“五胡亂中華”,第三次是契丹、女真、蒙古人的連續南下。第四次是滿州人的入關。“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戰爭,土地不給予的東西,他們不得不以人力去獲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寬裕而柔弱懶惰,貪生怕死”(孟德斯鳩語)。宋元之際就是處在第三次游牧民族下中原、北方戰事頻繁時期。據胡兆量等編著的《中國文化地理概述》中統計,宋元時期全國戰事105起,其中北方80起,以河南、河北為最多,南方25起。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在漠北統一各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長年的戰亂對北方中原地區經濟有很大破壞和影響,加之中國古老的傳統農業文明對生態環境的依賴以及北方地區的過度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生態失衡,破壞和阻礙了中原地區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大量的蒙古百姓作為“國人”移居內地。他們把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的習俗帶進內地。元統治者重視商業,所謂“元以功利誘天下”(方孝孺語),即與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崇義黜利的治國方針不同。工商業的發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興的重要城市呈現空前的繁榮。大都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經濟中心。早在十世紀中葉,契丹族的遼國,建都在北京。遼滅金興,金亡元起,大都在三個世紀里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馬可·波羅行紀》對元大都的繁華留下了充滿羨慕的描繪。與這種經濟形態中的新成分的增長相一致,社會思想也發生了某些重要的變化,儒家的獨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統治力量比前代都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對松動和活躍的局面。元王朝以征戰起家,強于武治,弱于文治。元代無正常科舉制便是最明顯的表征:“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成為平民的一部分,從而也就擺脫了對政治的依附,和民間藝人組織書會,成為書會中的才人。蒙古統治者在政治上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國民分成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種等級,蒙古族包攬軍政大權,漢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如回族人善于經商理財,在朝中有很大勢利,是蒙古貴族的得力助手。漢人包括金朝境內的漢族和契丹、女真等族。南方人地位最低,元在統一北方四十五年后才征服南方,南方人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受到壓制。元代“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南方文化倍受壓制,南方文人文學受歧視。如虞集做官倍受打擊。“大抵北方土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劉申叔語)北方遼闊的黃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壯麗,氣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曠凄清,植被貧乏,在這種情況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強悍、豪爽、嚴謹。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白面,所以培養出北方人魁偉和剛健的體魄,同時,這種作物的耕種需要人們的協作,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意識就突出出來。感覺之中,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樣崇高、莊嚴、敦厚、樸實、壯闊,北方人意味著深沉的陽剛之美。“據我所見,北方人的優點是厚重,南方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別是有歷史淵源的。歷史上的北方(燕趙)多慷慨悲壯之士,“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荊柯是其代表人物。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使北方文化又有新的因素。元代蒙古人來自漠北,是馬背上的民族,自古生長在大草原上,以畜牧、游獵為生。出于牧畜的需要,一年四季,皆逐水草而居。“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他們的生活環境。所以,移動的車輛、氈帳等物,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與北方漢族也不同。蒙古人“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頑羊、曰黃鼠、曰黃羊、曰野馬、曰河源之魚。”喝牛、馬、羊乳。這些在植物性食料為主的漢族等農業民族的飲食習俗中是看不到的。寒冷的氣候和游牧狩獵影響他們的服飾習俗,服飾質料多為家畜或野獸的皮毛。元蒙古人入主中原,把純樸的草原文化帶入北方,尚武力、重功利,使陽剛的北方文化添上粗獷色彩。林語堂說:北方的中國人,習慣于簡單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吃大蔥,愛開玩笑。從各個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以大都為中心的北方文化成為強勢文化。中國的詩歷來與音樂聯系在一起,“自金元入主中原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新聲以媚之”(王世貞語)。這種新聲,是在北方民間小曲的基礎上發展,即俗謠俚曲,再加以胡樂蕃曲,北方音樂取代南方音樂。北京地區流行的語言逐漸與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地區的語言相融合,形成新的語言體系。“壯偉狠戾”的馬背之曲風盛行和北方語言的廣泛運用,致使軟音軟語的南宋詞隨之衰落,以粗獷,陽剛為美的散曲逐漸興起。具體表現是:(一)第四,價值意蘊傳統文學所不屑一顧的世俗題材進入散曲,從而使散曲打破了傳統詩歌的高雅格局。世俗生活在文人文學中第一次得到了豐富的展現和事實的肯定。關漢卿的《南呂·一支花·不伏老》就是一曲世俗生活的贊歌。散曲取材廣而雜,從山川風月到一只破鞋,從高雅的文人到狡黠的鞋匠,從村中的游民到市井婦女,從飲酒作詩到玩賞指甲,甚至到蹩尿和赤裸裸的性事,無不囊括于散曲的題材之中。詞以含蓄蘊藉為尚。宋代張炎就提出:“末句最當留意,有余不盡之意始佳”。主張比興寄托,意內言外。而散曲以外露直呈為尚。常用第一人稱現身說法,白描直說。如貫云石的《清江引》:“避風波走在安樂窩,就里乾坤大。醒了醉還醒,臥了重又臥,似這般得清閑的誰似我!”把個人的行動和思想直接明白的說出,暴露無遺。即使寫愛情相思,也毫不掩飾。如馬致遠《壽陽曲》:“相思病,怎的醫?只除是有情人調理。相偎相抱診脈息,不服藥自然圓備。”這種難以出口的心理也直爽道出,與詞中欲吐不吐半含半露的寫法完全不同。(二)見“二”:認定不同的滑語言散曲擅用滑稽詼諧的風味描寫景態,調侃凡夫俗子,嘲弄畸人惡疾,以及詠玩瑣屑之物。馬致遠的《借馬》套曲,描寫一個吝惜者的矛盾心態極有趣味,雖然其中并無深廣的內容,但卻是世俗眾生相中極富有典型意義的一種。杜仁杰《莊家不識勾欄》套是他“善謔”最典型的體現。作者在曲中模擬一鄉民形象,夸張其憨傻淳樸,虛構了一出“鄉下人進城”的滑稽小品。全曲妙在以鄉民聲口述事,擬鄉民心理觀物,鄉民所見所感又都“似是而非”,這就產生了雙重的滑稽效果。這里,鄉民是“寫意化”的,其性格憨直淳樸,帶有童稚般的天真和傻氣,他不是現實中的人物,而是一種文學形象。在以前的文人詩歌中,如此世俗化的形象還沒有過。作者以游戲之筆使人大笑而樂,鄉民形象可愛而有趣。睢景臣的《般涉調·高祖還鄉》以一個鄉民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寫,把漢高祖的形象刻畫的滑稽可笑,是一個披著尊貴的外衣的流氓無賴的形象。漫畫式的描寫體現了作家極俗成趣,面諧內莊的審美思想。散曲抒情要講得透辟淋漓,直到極情盡致為止。任訥《散曲概論》中說“曲以說的急切透辟、極情盡致為尚。”關漢卿的《南呂·一支花·不伏老》的尾曲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通過一系列的排比、堆垛句式,把作者狂放不羈的生活和倔強的性格寫的酣暢淋漓。如查德卿《寄生草·間別》“姻緣簿剪成鞋樣,比翼鳥搏了翅翰。火燒殘連理枝成炭,針簽瞎比目魚兒眼,手揉散并蒂蓮花瓣。擲金釵擷斷鳳凰頭,繞池塘摔碎鴛鴦彈”。全曲連用七個比喻,把情人決裂的決心寫的極為堅定、強烈。散曲不隱蔽其意,不婉約其情,抒情顯、趣、露、透、急,故其情有豪辣美。(三)為通俗的事物設喻散曲一改詞的舊貌,用大量的口語、方言、俗語,使人耳目一新。如周文質《正宮·叨叨令》“叮叮當當鐵馬兒乞留玎瑯鬧,啾啾唧唧促織兒依柔依然叫,滴滴點點細雨兒淅零淅留哨,瀟瀟灑灑梧葉兒失流疏刺落。睡不著也麼哥,睡不著也麼哥,孤孤另另單枕上迷丟模登靠”,用四個摹聲詞形象描寫秋夜思婦聽到的聲音,“鐵馬兒”叮叮當當響,“促織兒”如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