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詩中的相思

在中國文學史上，司馬的文學地位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賦役上。據(jù)《漢書·藝文志》的著錄可知,司馬相如至少有賦29篇,今存《美人賦》《子虛賦》《上林賦》《哀秦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6篇。此外,由史書記載可知,《諫獵書》《報卓文君書》《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為司馬相如的文作。但除此之外,《漢書》和《樂府詩集》中所收的漢代《郊祀歌》,在文獻的記載中表現(xiàn)出與司馬相如有若干聯(lián)系,那么司馬相如究竟與《郊祀歌》有何關(guān)聯(lián)?是否參與了《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就現(xiàn)有研究成果看,學界對司馬相如的研究以其人其賦為主,對《郊祀歌》的研究較少。本文認為司馬相如參與過《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其詩人身份是賦與文之外的又一特征,司馬相如的詩體創(chuàng)作以《郊祀歌》為代表,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顯著。一、司馬遷參與《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漢《郊祀歌》共19章,最早被收錄于《漢書·禮樂志》,宋人郭茂倩將其編入《樂府詩集·郊廟歌辭》,是西漢武帝時期以郊廟祭祀為目的所作的一組樂歌。《郊祀歌》想象豐富、氣勢恢宏,藝術(shù)水準較高,是漢代文學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往學者研究《郊祀歌》,在考證《郊祀歌》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上有所分歧。但不可忽略的是,對《郊祀歌》作者的討論,皆涉及到司馬相如。就當下看,學界關(guān)于《郊祀歌》的作者有三種看法:觀點一認為《郊祀歌》絕大多數(shù)是司馬相如所作;觀點二認為《郊祀歌》的作者非司馬相如而是另有其人;觀點三認為司馬相如參與了《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以下就此三個觀點進行分析,對《郊祀歌》的作者作一分析考論。就觀點一而言,其文獻來源主要是《漢書》。作為繼《史記》之后地位重要的一部史書,《漢書》的記載自然不能忽視。《漢書》中關(guān)于《郊祀歌》作者相關(guān)的資料有以下幾條。《漢書·禮樂志》載:“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diào),作十九章之歌。”《漢書·佞幸傳》云:“延年善歌,為變新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這些材料言及西漢時期,由于武帝“方興天地諸祠”“定郊祀之禮”,故令人作詩賦。就以上材料的共同點來講,漢武帝下令作詩賦,作者都包含有司馬相如,但若以此認為司馬相如為《郊祀歌》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卻不可信。因為上述材料明言造詩賦者為“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故以《郊祀歌》共19首視之,司馬相如不會是《郊祀歌》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觀點二的代表性文章是吳朝義的《郊祀歌的作者非司馬相如辨》“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xié)律都尉。”另,《史記·佞幸列傳》載:“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佞幸列傳》言“欲造樂詩”、《樂書》說漢武帝“作十九章”。以此材料看,李延年“序聲”的19章與漢武帝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甚至會是漢武帝。但《史記》說漢武帝欲造樂詩,并未有記載樂詩皆為漢武帝作,而今上“作十九篇”,也可能是對數(shù)十人所作詩文的刪選與集合。由于沒有確切文獻記載《郊祀歌》中哪些篇目是漢武帝所作,故將漢武帝定為《郊祀歌》的作者這一觀點也值得商榷。此外,《史記》于司馬遷之后便遭刪削,三國張晏認為《史記》殘缺十篇,《樂書》正是其中之一,故今傳之《樂書》言武帝作19章,當不可信。觀點三認為司馬相如參與了《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從上述引文及分析看,這一觀點最為合理。除去《漢書》中記載漢武帝興郊祀之禮,令司馬相如等人作詩賦之外,《文心雕龍·樂府》中說:“延年以曼聲協(xié)律,朱馬以騷體制歌。”分析以上各種說法可知,《郊祀歌》為司馬相如所作有失偏頗,言司馬相如沒有創(chuàng)作《郊祀歌》于史無證,故司馬相如參與漢《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這一說法較為中肯。所以說無論如何,在漢代《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中,司馬相如功勛卓著,體現(xiàn)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才能,這也是司馬相如詩人身份的顯現(xiàn)。以下就司馬相如的創(chuàng)作風格以及其傳世作品中的詩歌進行分析,進一步對司馬相如的詩人身份進行考定。二、《郊祀歌》與文學創(chuàng)作《玉臺新詠》言司馬相如有《琴歌》二首,可見司馬相如有詩歌作品當非虛言。由《史》《漢》二書的記載可知,司馬相如與漢《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緊密相關(guān),筆者從存世司馬相如作品的寫作風格入手,來搜尋與《郊祀歌》中司馬相如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相似的因素,以期對司馬相如參與《郊祀歌》創(chuàng)作和司馬相如的詩人身份進行再證。首先,在司馬相如的存世作品中,以四字句和方位詞進行寫作的現(xiàn)象普遍。四字句的寫法是對先秦《詩經(jīng)》寫作的繼承,方位詞的寫作則是司馬相如作品的重要風格。在其文《喻巴蜀檄》中有記載如下: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后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供職。此段寫漢朝君威,使用“東西南北中”等方位詞布局文段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力極強。查司馬相如其他作品可知,使用方位詞進行寫作是其慣用的手法。如《子虛賦》說:“云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東則有蕙圃,其南則有平原廣澤,其西則有涌泉清池,其北則有陰林。”其次,分析上文《郊祀歌》為武帝所作的說法,筆者認為這與司馬相如“代天子言”的手法有關(guān)。司馬相如寫《封禪文》,其末記載如下: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填覆,云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穡曷蓄。”就上引內(nèi)容看,《封禪文》為司馬相如所作,故其中之頌詩,亦為司馬相如無疑,不可能因其中寫天子作頌之事,就認定此頌為天子所作。言天子作,僅為一種寫作手法。反觀司馬相如其他作品,亦有所見。如《美人賦》中的“王曰”,《上林賦》中的天子命有司曰:“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再次,就個人思想看,《郊祀歌》反映的思想與司馬相如推崇祭祀的思想具有一致性。觀司馬相如生平可知,其于去世前仍留有《封禪文》以求天子進行祭祀,更以歷代君王進行封禪邦國方得以昌盛為由,來建議武帝封禪。故而武帝令司馬相如作《郊祀歌》,司馬相如自然不會推辭,且《郊祀歌》內(nèi)容本身就含有擴大祭祀之意。如《朱明》言“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最后,通過文獻記載以及司馬相如作品中的內(nèi)容可知,司馬相如完全有能力創(chuàng)作《郊祀歌》,這也是司馬相如詩人身份的體現(xiàn)。其一,漢武帝讀《子虛賦》后言“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總而言之,通過以上對司馬相如存世作品與《郊祀歌》所進行的對比分析,筆者認為《郊祀歌》為司馬相如等人所作無疑。言武帝作《郊祀歌》,不可信。史書所載武帝令司馬相如作《郊祀歌》,既顯示出漢武帝對司馬相如詩歌創(chuàng)作能力的認同,又說明在當時司馬相如的詩歌創(chuàng)作水準是一流的。《郊祀歌》作為司馬相如的詩作,體現(xiàn)出司馬相如在漢詩的創(chuàng)作與形成過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而這也說明,司馬相如不僅是漢代的賦作、文作名家,亦是詩作名家。三、《歌辭》所反映的郊祀制度漢《郊祀歌》在《樂府詩集》中分屬于《郊廟歌辭》,表明其為祭祀所用。在中國古代,郊祀制度在國家祭祀體系中地位重要。《春秋繁露·郊事對》言:“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一)《郊祀歌》繼承了崇拜詩的功能和形式《頌》是《詩經(jīng)》的組成部分之一。《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首先,《郊祀歌》在內(nèi)容性質(zhì)上是祭祀天地、太廟、明堂等時所用的詩歌,其祭祀對象亦多指向神靈。其首章《練時日》與末章《赤蛟》即為迎神和送神之曲,《練時日》之后的《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則是分別祭祀五方之神的詩歌。此外,《惟泰元》用以祭祀太一,《天地》則是祭祀天地的作品。由此觀之,盡管與頌詩相比,《郊祀歌》對祖先的描述減少,但漢代毫無疑問已經(jīng)將一套整體的祭祀儀式進行了完善。而就《郊祀歌》的實際功用來看,很明顯它繼承了頌詩的祭祀功能。其次,《郊祀歌》作為詩歌,其形式也與頌詩緊密相關(guān)。《詩經(jīng)》文句多用四言,就“三頌”來看,除個別文句使用五言、六言等形式,頌詩整體上皆是用四言寫作,表明頌詩的形式以四言為主。通過統(tǒng)計《郊祀歌》詩句的數(shù)據(jù)來看,19首詩歌共計115句,其中四言詩有38句,占《郊祀歌》總體詩句的三分之一。就詩歌篇目來看,《郊祀歌》19首,除《練時日》《天馬》《天門》《華燁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這8首之外,其余11首詩歌中多采用四言詩句,以此觀之,《郊祀歌》采用四言寫詩的傾向明顯。所以說,就詩歌形式上講,自《詩經(jīng)》之后,《郊祀歌》是用四言成詩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可見這種寫作方式上的繼承性。再次,就使用文字的表述上,《郊祀歌》與《詩經(jīng)》亦有相同之處。考查頌詩可知,其中多有關(guān)乎“天”、“上帝”等祭祀對象的詩句。如《維天之命》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最后,《郊祀歌》與《詩經(jīng)》中的頌詩一樣,內(nèi)容中多含有對真實歷史事件的描述。《詩經(jīng)·商頌》中的《長發(fā)》《殷武》對商王武丁伐楚之事進行了記載。《周頌》中的《天作》《武》等詩反映了周文王及武王的一些事跡。《魯頌》中如《閟宮》的素材就是魯僖公作閟宮之事,《泮水》則敘述了魯僖公平定淮夷之事。可見頌詩除去具有祭祀的性質(zhì)外,還有記錄歷史事件的作用,《郊祀歌》亦然。查《郊祀歌》可知,《天馬》一詩反映的是漢武帝元鼎四年獲得良馬的事,《景星》則是對漢武帝元鼎四年得鼎于后土祠旁一事的記載,《朝隴首》的創(chuàng)作則與漢武帝元狩元年獲白麟之事相關(guān)。故可以說,《郊祀歌》在具備祭祀性質(zhì)的同時又對歷史事件有著記載,這與《詩經(jīng)》寫作方式的深入人心也不無關(guān)系。(二)詩的賦化特征以上所論,表明《郊祀歌》對先秦頌詩在一些方面有所繼承,此外,《郊祀歌》中還體現(xiàn)出一定的創(chuàng)新。具體表現(xiàn)如下。首先,《郊祀歌》與《詩經(jīng)》的形成方式不同。眾所周知,《詩經(jīng)》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先秦時期存在“采詩觀風”的制度。《禮記·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次,《郊祀歌》與《詩經(jīng)》的詩歌體裁有異。在詩三百中,四言詩占據(jù)了很大的比重,《郊祀歌》不同。《郊祀歌》除了采用三言、四言進行創(chuàng)作外,還有七言詩句的出現(xiàn)。例如《天門》言“佻正嘉吉以弘昌,休嘉砰隱溢四方。”最后,與《詩經(jīng)》重章疊句,一唱三嘆的藝術(shù)特點不同,《郊祀歌》呈現(xiàn)出一定的賦化傾向。在《郊祀歌》中,除了《練時日》《天馬》類似《詩經(jīng)》的回環(huán)往復(fù),其余各詩均如一氣呵成,敘述性增強。這表明時隔數(shù)百年時間,詩歌本身也在前進與發(fā)展當中,但這并不影響《郊祀歌》對頌詩的某些性質(zhì)進行繼承。總之,《郊祀歌》的出現(xiàn),并非單如文獻所記是武帝的淫祀,《漢書·禮樂志》言:“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三)《郊祀歌》是漢初主流的性騷擾體詩首先,《郊祀歌》應(yīng)郊祀禮而生,對延續(xù)禮制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意義重大。《禮記·樂記》中說:“樂施于金石,越于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其次,《郊祀歌》拓寬了漢詩的體裁,豐富了漢詩的類型。就現(xiàn)存漢代詩歌看,早期作品多為騷體詩,如劉邦的《大風歌》《楚歌》、項羽的《垓下歌》、趙王劉友的《幽歌》、漢武帝的《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西極天馬歌》、淮南王劉安的《八公操》,甚至司馬相如本人的《美人歌》《琴歌》,形式上皆為延續(xù)戰(zhàn)國楚風而來的騷體詩,但《郊祀歌》不同。為了大一統(tǒng)的需要,漢武帝于元鼎五年重建樂府機構(gòu),據(jù)《漢書·佞幸傳》可知,司馬相如等所作詩頌皆為可歌的“新聲”或“新聲曲”,言其“新”,即表明其與漢初主流的騷體詩不同。盡管《郊祀歌》中如《練時日》等以三言為句,若連接以“兮”字,仍為楚騷,但《郊祀歌》對“兮”字的省略以及四言等詩句的大量寫作,表明其在騷體詩基礎(chǔ)上的前進。另外,漢初詩歌多為抒情言志之作,如戚夫人的《舂歌詩》,寫自己哀怨之情;城陽王劉章的《耕田歌》,憤諸呂用事,劉氏不得職;漢武帝《李夫人歌》,言及相思之悲,《郊祀歌》亦不同。《郊祀歌》皆為郊祀所需之詩歌,表明其對漢詩類型的豐富。最后,司馬相如的《郊祀歌》開門立派,使郊廟詩發(fā)展成獨立的詩歌體系,確定了“郊廟歌”作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種類型。自漢代《郊祀歌》之后,歷代王朝為顯示其順天意承天命的合理性,皆對郊祀禮進行繼承的同時創(chuàng)作出大量的《郊祀歌》。例如,晉代時有《郊祀歌》《天地郊明堂歌》等、隋有《五郊歌》《方丘歌》《社稷歌》等、唐有《祀圓丘樂》《郊天樂章》《祀昊天樂章》等,皆為因祭祀而作的詩歌,自漢而后,郊廟歌辭成為一種詩歌類型,漢《郊祀歌》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司馬相如作為《郊祀歌》的作者,《郊祀歌》對后世的影響也就是司馬相如對中國詩歌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