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向塘式聚落青龍ssh的建筑形態與特征

1建筑空間格局向塘村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常見村落類型。由于自然與人文的綜合原因，這些地區的鄉村經常建構水塘，并依托水塘建構建筑空間。在這些村落中，塘體不僅有洗滌、灌溉之功能，一般還有風水文化的意義。在江淮地區，向塘式聚落也有大量分布，主要分布于巢湖北岸面積約50km“九龍攢珠”的整體空間格局，和明初嚴格的建筑制度緊密相聯。一方面，北部原始片區單體建筑呈現比較明顯的受洪武三年和二十六年建筑制度影響的痕跡2箭射湖片區由于巢湖北岸是典型的明代移民集聚區。因此，通過對于“九龍攢珠”最初建造者的研究，就可以推斷這一技術傳播的大致路徑。根據前期的調研，本區域的移民主要來自于長江以南的江西和徽州地區首先，在瓦屑壩所在的鄱陽縣城(即饒州府城)以內，確實存在和“九龍攢珠”近似的建筑區域，并且年代更早。在縣城西南角，有一個被稱之為“九箭射東湖”的片區(圖3)。根據乾隆《鄱陽縣志》，片區內分三坊、九巷。每坊三巷，分別為魁輔坊：崇儒巷(即一條巷)、望湖巷(即二條巷)、通德巷(即三條巷)；世美坊：迎暉巷(即四條巷)、大通巷(即五條巷)、全節巷(即六條巷)；尊古坊：銀臺巷(即七條巷)、承流巷(即八條巷)、艮止巷(即九條巷)對于這一推測，有幾方面證據也可供佐證。一方面，對于這個片區的建立，地方上流傳多個版本。有些帶有神話色彩3向塘聚落的發展不僅如此，在“瓦屑壩”移民所分布的其他區域，我們也能發現這種建筑文化和“九龍攢珠”的聯系。根據族譜所記錄的地點，我們在鄱陽湖西側南昌縣、新建縣、豐城縣所在的贛撫平原地區，發現了不少創立自宋元時期，形式和巢湖“九龍攢珠”十分近似的村莊。它們面向水塘，建筑單體基本都為三開間，有些民俗符號和語匯也十分類同。不僅如此，區域內的向塘聚落還具有和巢湖“九龍攢珠”一致的多種平面，如方形聚落(如丁坊袁家村、同田村)，扇形聚落(崗上鎮侯家村)，圓形聚落(堯崗村)(圖4)對于這一發展過程，我們可以從向塘聚落的兩方面信息加以分析。首先：本區域向塘聚落所面對的水體存在演化的跡象。雖然目前發現的贛撫地區宋元以來的村莊，已采用了十分典型的半月形水塘。但區域內仍有相當一部分村莊，面對自然河流而建。由于人類的早期聚落，從數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期開始，就已經頻繁的利用自然河流(有些則利用自然河流形成環濠)，因此這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向塘聚落的塘體可能和自然河流之間存在某種密切關系。二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形式或者意義上的先后發展關系。其二，從向塘聚落的建筑空間特征來看。無論是在鄱陽湖區域，還是在鄱陽湖以外的各種衍生聚落(包括“九龍攢珠”)在內，其主體建筑空間，仍未擺脫高度防御性的影子。這種防御特征體現：一，典型的方形向塘聚落往往通過嚴格的里坊空間劃分(包括坊門設置等)，以及十分標準化的，彼此接搭的建筑空間，形成十分密閉的建筑空間。這種建筑空間在關閉坊門之后，形成天然的堡壘。一部分屋頂建筑空間的聯合，也形成了十分有效的頂層建筑平面，從而構成了從下到上的兩種層級的兩重建筑防御系統。二，一些向心的聚落在擴展過程中，存在著以防御為中心的漸次擴展模式。即，以某個具有防御性的建筑空間為核心，逐步向外拓展出其它具有防御性的空間。從而形成多圈層的，同心圓式的生長。較為典型的如湖北大冶的水南灣村，在水塘北側的“九如堂”之外，形成了多個圍墻半環繞結構(圖5)。其中第一道圍墻，“墻高4米，厚約0.4米，成方形設計，四邊對稱，三道圍墻全長約800米”，在這道圍墻之外，后世子孫在其周圍繼續繁衍，并采取類似方式，連續在內面建了兩道圍墻，形成完整堅固的圍墻系統4“堡壘制”圖像的由來在贛撫平原以外，一部分在空間上相對獨立，但文化上存在影響的區域，其聚落中的文獻資料，能夠提供這一發展演化過程的相關證據。這些材料主要采集自溧水縣晶橋鎮境內的一些村莊。溧水縣位于江蘇省南京市，區域農業發展歷史悠久。最早屬秦水故地屬會稽郡溧陽縣，清代屬江寧府。它的地形地貌和巢湖北岸及大冶比較相似，西部為石臼湖，東側則為略呈環形圍繞的清洪山山脈，河流從山脈而下，蜿蜒進入石臼湖中。從山脈直至湖邊的丘陵、崗地和圍田區，遍布著各種農業村莊。和贛撫平原相比，這一區域的向塘聚落有兩個共性，第一創建的年代十分近似。溧水地區的人口和江西中部類似，從漢末開始遷入，中間陸續加入其它移民。有人對溧水等地的家族做過統計，發現從永嘉之亂以來至唐宋都有分布。“從我們所看到的家譜中，最早遷溧的是方邊及開泰村的張姓，于東晉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先遷句容戴亭，后分支遷徙溧水”，此外，“尤其是南宋從河南、河北、山東遷入的最多”不過，溧水聚落的族譜卻能為理解贛撫聚落發展的動力提供重要參考和關鍵思路。我們從晶橋鎮地區的族譜中發現了四幅圖像，可以明顯發現一些雖然混合，但極有啟發意義的形象。這四幅圖像分別為編修于1908年的《環步崗陳氏宗譜》的白石園村圖二幅、里佳山村圖一幅以及編修于1924年的邵村《富春孫氏宗譜》的“大隴前后陰陽地圖”。這幾幅圖畫為我們研究向塘聚落的起源，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第一種信息，筆者稱之為“堡壘與流水建立階段”的圖像。以《白石田居別墅之圖》(圖6)和《白石園圖》為代表(圖7)。陳氏是南宋移民，其始祖為隨高宗南遷之官僚集團的一員，“遷溧之祖則為四十七世諱嘉貴者。貴緣從弟嘉善為溧水令，故從宋高宗南渡之任邸，未幾，會善歿于官，遂攜猶子卜居于溧南環步港之善地，躬耕農桑，因世其家，迄今六十有三世。圖中顯示的聚落或園林均為陳氏后期從環步崗發展而來。它們都呈正方形，其中白石田居內部非常嚴整，有橫向和縱向建筑多列，堡壘朝向流水，但外部有嚴密的圍合。對流水的處理，通過兩座橋梁，一左一右，加以分限，構成和堡壘中軸對稱的內部水體。白石園內部有亭臺樓閣，對流水的處理十分類似。第二種信息，筆者稱之為“堡壘與池塘建立聯系”的圖像(圖8)。采自《陳氏里佳山基址之圖》。里佳山是“陳氏石屋公之別墅”，它也是一個封閉的正方形堡壘。堡壘依水而建。根據《陳氏石屋公卜筑里佳山基址圖記》，“于此可佳之里，遂抅一宅，門堂樓室，作百余楹，極其華美。面鏨石楹一池，旁為左右兩關，極其鞏固。砌石橋，以鎖南注，濟瀨陽之通衢，作石壩，用漲北流，溉西疇之沃壤。列鄉市，以通貿易，廣赒恤，以敦仁風。”堡壘內部有三列建筑，排列整齊，周圍高墻圍合，整個堡壘面向一口半月形水塘。在臨塘的邊界兩側，建有兩闕。兩闕高出主體聚落高度。總體功能，是融合了居住、經濟、防御為一體的小城堡。第三種信息，筆者稱之為“開放的村落和水塘、流水關系”的形象。該圖像出自邵村孫氏的《大隴前后陰陽地圖》(圖9)。孫氏是漢末移民。“花犇孫氏，原出東吳，吳并于晉室。北遷居河南固始之棗林村，傳數世，至逸公，行五十，后世稱為五十公者也，見中原鼎沸，不可久留，還歸江東丹陽之滸而居焉。地名花犇，是為花犇孫氏之始祖。”該圖像反映的是該族后期聚居的某村情景。南部面向河流，前有“宗塘”，宗塘以北，有建筑圍繞。中間有“祖祠”，祖祠周圍有四條巷道，分別為官巷、巷、井巷、大巷。和祖祠堂朝向完全一致。我們仔細對比上述三種信息。會發現，如果暫不考慮這四幅圖像記載的家族聚落的起源時間，則會明顯發現，由于本地區的各時期族群長期混合發展，導致一些非常古老的建筑形象在后期文獻中殘留并混合，從而形成了無論在文本還是現實中都很難發現的“溧水江南建筑”。為了核實這些建筑形象的可靠性，筆者對白石園，里佳山進行了調查。發現現實存留的建筑空間，基本無法和圖形相統一。或者巷道并不規整(白石園)，或者堡壘的邊界根本無從看出(里佳山)。筆者判斷，白石園、里佳山圖，與其說是制圖者對現實的美化，毋寧說，它們是類似《俞氏家譜·黃公府事略》中的《吳郡康城地域圖》那樣，非常巧合性的保存了一些古老家族發展過程中的珍貴的歷史信息。特別是，這幾張圖中所繪制的極為典型的雙闕形象、閉合的圍墻，和中原和部分南方地區在明器或者畫像石中發現的漢末堡壘建筑——塢壁是完全一致的(圖10)。聯系永嘉之亂中，大量的北方移民南下的歷史。這種形式的殘留不難理解。劉華祝曾對塢壁有過詳細的考證，認為“壁”早于“塢”，“從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周禮·夏官·量人》：‘營軍之壘舍’，鄭注：“軍壁日壘”，孫治讓《正義》：‘軍所止之處，則外幣為壁壘，又于壘中為館舍。’”這種在北方十分常見的聚落形式。后來伴隨在永嘉之亂的人口南移而迅速南下。史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5“九箭射湖”的變遷:從“余波”至“九非除了上述文獻透露的信息以外，對于永嘉移民南下過程中，將北方建筑的形式和符號帶到南方的說法，其實在客家移民聚居的地區其實也流傳甚廣，不過，對這些區域的聚落尚未有更深的調查研究，同時學術界對于客家移民的真實來源也尚存一定的異議，在發現更多的材料之前，筆者尚不打算馬上給鄔壁和各種南下移民的聚落之間劃上完全的等號。但綜合上述信息，有一定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無論從溧水還是江西中部的人口發展序列來看，永嘉移民和向塘聚落的發展之間，都存在著某種很難擺脫的關系。向塘聚落中所具備的各種空間特征，符合中原地區周代以來逐步發展的中軸對稱、內外分別的建筑空間思想，而向塘聚落的多種模式里的防御性要素，又與永嘉移民所普遍采用的聚落形態之間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在巢湖北岸的移民村落劉家疃中，《劉氏宗譜》有一段話，描述了他們始祖從永嘉以來的遷移過程：“我祖系陶唐之裔，居彭城郡，歷三代已及于秦，千有余年，直東晉之末，五胡之變，播遷于江西廣信之紫溪，世治清平，耕讀為業，迨至元末明初，干戈擾攘，流離散漫，再遷于金斗郡”。我們即以這段文字所描述的遷移路線為中心，謹慎的推測漢末以來長江中下游向塘聚落向“九龍攢珠”的發展演化，可能經過了以下幾個關鍵階段：第一階段：鄔壁南下，與南方環境簡單適應。這一階段集中于永嘉移民南下前后，這一階段中，鄔壁尚未開始真正南方化的過程。即便和南方環境有初步的接觸，出于特殊的安全考量，其空間形態不會發生本質的變化。第二階段：鄔壁初步南方化，封閉的建筑空間逐步與水流相靠近，這一過程發生于永嘉以后。在安全形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部分環壕可能逐步為流水所取代。由于環境的不穩定，外部的圍合尚未突破，建筑空間未發生明顯演化，這一階段的后期，伴隨北方家族的南方化過程，建筑和水流的關系更加密切，水流的文化意義凸顯并加強。這個階段可能在唐宋之際結束。里佳山和白石園的幾張圖可能部分代表了這個階段的情況。第三階段，伴隨著宋代以來社會的發展。較為開放的建筑空間、獨立的向塘空間和聯系性的巷道的慢慢形成。聚落空間和水塘的整體性關系形成。也就是贛撫平原的向塘類型以及“九箭射東湖”的城市片區的形成時期。最后一個階段是通過明初移民活動，向塘聚落和“九箭射東湖”的建筑文化一起向周邊地區發展，并逐步地域化過程，也就是巢湖北岸“九龍攢珠”的建造和發展階段(圖11)。這幾個階段大約跨越1700年左右。其中永嘉之亂至唐宋之際可以視為向塘聚落的孕育期，大約跨度600年。從北宋至元末，為向塘聚落誕生期，大約跨度500年。明清兩代至今，為向塘聚落的成熟期，大約跨度600年左右。6“龍積珠”的傳統聚落綜上所述，根據目前掌握的文獻和建筑資料，結合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