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詞論家表現的女性詞觀,近代文學論文清代不僅僅是詞學理論的總結期，也是女性詞空前的繁榮期。一方面，女性詞作品選集諸多；另一方面，詞家編寫詞話之時，女性詞往往占據一定的篇幅。其間每常論及易安、淑真，對本朝女詞人也多有評點選錄，清代詞話不僅保存了大量女性詞而且還對女性詞的傳播起到了很大作用[1].明清江南才女文化興盛，能詩文者諸多，面對如此龐大的作者群體，清代詞論家們在取舍與選錄評點中，反映出如何的女性詞觀？本文擬對這一復雜現象，進行歷時性的分析。一、順康之時，以婉麗為宗審美判定的延續〔一〕認可閨情題材的本質化，視女性詞為詞史的一部分詞之側艷，始自花間。艷情是詞主要的題材，側艷之情與綺錯婉媚的語言構成了詞的基礎。其艷不僅指詞多描寫男女之情，亦指詞多描摹女子之情態。(花間詞〕雖無一女性作者，卻滿紙女性情懷。至宋代，李清照、朱淑真以女子身份來書寫閨情，沖淡了男子代言體構成的情欲意味，構成了女性詞生動真切的風格，使閨情詞名實相符，成就非凡。她們創始了女子位列詞作者名錄的先河，彌補了男子作閨音的遺憾，同時積極促成了婉約詞風格的基本內涵，即：題材上以表現思婦憂愁、薄命之嗟及因歲華流逝而生的感物傷懷，言情方式細膩含蓄，遣詞用意或綺艷或靈動。清初，承明余緒，詞家多以婉麗綺艷為詞之本色，視閨情為詞之本質性題材。李清照被目為極是當行本色的婉約派正宗，四庫提要評其為詞家一大宗也[2]〔P98〕.女性情懷的自我抒發已經歷史地成為婉約詞的一個構成內容，似易安成為品評女性詞的必用批評語.能夠講，在詞體發展史上，閨情題材的本質化給予女性詞作者地位的合法性。縱觀有清一代，諸多的詞論家選評前代及同期的女性詞人詞作，雖不乏對婦人身份的輕視，但均認可女性詞人作詞的合法性，視女性詞為詞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清初詞學興盛的章。近則四處皆然，故閨秀之勝，度越千古，即以詞論，王氏詞綜所采五十余家，已倍宋元二代。光緒間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有約21條女性詞話，論及易安、淑真、魏夫人、葉小鸞、徐燦、趙我佩、賀雙卿、吳藻；徐珂(近代詞話〕共19條詞話，華而不實女性詞話6條。晚清況周頤(玉棲述雅〕專錄閨秀詞。僅就詞話論及的作者數量而言，對女性詞的關注度持續加強。〔二〕看重女性詞閨情書寫的本色特質，以婉麗為宗的女性詞風首先，對女性詞善言閨情的一致性推重。有清一代，無論以婉約為詞之正宗，或主張婉約、豪放不可偏廢者，抑或尚清雅的詞家，在選錄女性詞時，無不對女性善言閨情的特點，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彭孫遹(金粟詞話〕李易安詞意并工條言：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單獨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并工，閨情絕佳。賀裳對易安眼波才動被人猜句大為稱贊，言詞雖以險麗為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2]〔P82〕.嘉慶年間的吳衡照，固然尊崇浙派理論同時也注重詞之比興寄托，但他在(蓮子居詞話〕里也格外推重女詞人善言情的特點：易安淑真均擅長言情：眼波才動被人猜，拘謹得妙。淑真嬌癡不怕人猜，放誕得妙，均善言情。[4]〔P2423〕有浙派殿軍之稱的郭麐在(靈芬館詞話〕中，評許庭珠詞(采桑子〕為婉約之情，一往而深評李佩金詞：生香一集與琴清相伯仲，而幽抑纏綿，似復過之，漱玉不能專美于前。[5]〔P1521〕總之，由于詞之傳統，女性作為艷情的主體，其含情脈脈、真切纏綿的情致書寫總是最先進入詞論家視野。其次，對女性詞藝術境界的竭力贊揚。女性書寫閨情由于其主體身份的真實性，易于做到男子作閨音不能實現的真切性，超出男性想象的空間。同時，女性作詞遵守婉約風格的本分，因其囿于生活內容的狹窄，往往肯在遣詞用意上格外用力。詞作雖缺乏社會生活的廣闊深切厚重，但在描寫思緒情感方面卻別有意境和辭藻的不落常故。詞家們常以麗字來品評，如郭麐言：閨秀詞句可喜者尤多，爰摘錄以廣其傳[5]〔P1513〕.乾隆年間李調元評徐燦詞近來才女，應以徐燦為第一皆絕工艷流麗[6]〔P1439〕.郭麐評點楊蕓詞：琴清閣詞，風美流發，在片玉、冠柳之間[5]〔P1521〕.光緒間李佳繼昌評莊盤珠詞：娣視易安，筆致頗新[7]〔P3122〕.晚清況周頤評儲嘯鳳詞麗而不俗，閨詞正宗[8]〔P4610〕.女性詞獨特的詞境還被詞家贊以有仙氣,如李調元評楊琇出語殊有仙氣[6]〔P1440〕.陳廷焯評賀雙卿詞云幽冷欲絕，而措語則既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9]〔P3896〕.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詞家在提及女性詞時，會不由自主地表現出性別優越，雖對其情、其辭贊揚有加，又往往會強調作者的閨秀身份。如陳廷焯評李清照：李易安詞，獨辟門徑，竟然可觀。其源自從淮海、大晟而來，而鑄語則多生造。婦人有此，可謂奇矣。[4]〔P3818〕一方面以為其成就竟然可觀,另一方面又不忘強調婦人有此，可謂奇矣.郭麐論及顧貞立詞時，以為語帶風云，氣含騷雅，殊不似巾幗中人作者，亦奇女子也[5]〔P1537〕,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詞家對女性詞本質屬性的單一觀念。綜上所述，清代詞壇從詞學觀念上來看，已視女性詞為詞史一部分，且與詞的產生相始終。同時，以婉麗為女性詞之正宗風格，以善言閨情而出語別致作為選評女性詞的主要標準，持此論者縱貫有清一代。二、乾嘉之后，尚清雅的審美判定中浸透著婦德女教的道德判定，開啟了將詞情與女性真實人生關聯的批評途徑受浙派崇清雅的風氣影響，乾嘉之后學者選錄女性詞重清婉雅正。〔一〕風格之清雍乾之時，浙西詞派逐步占據詞壇主流，浙派領袖朱彝尊大力提倡以姜夔為代表的清雅詞風，浙派后期代表人物吳錫麟結合正變觀，進一步提出以雅潔為正，以縱橫為變的觀念[10]〔P152〕,清雅逐步成為新的詞學審美風氣。相應地，對于女性詞的評點標準也發生了變化。以對清初女詞人徐燦的品評為例，不同時期詞家所用評語不同：面對同一個詞人詞作，陳維崧看到纏綿辛苦,李調元贊其工艷流麗,吳衡照則以為清新獨絕,一方面講明徐燦詞創作風格的豐富，另一方面也表示清楚詞壇的審美風氣發生了變化，進而影響到對女性詞的審美判定。何為清?就詞學理論而言，最早由南宋張炎提出清空.概括來講，清空既有意境的清虛空靈，也有語言章法的靈動流轉，還有詞樂的清淡疏徐。[10]〔P173〕對于女性詞，清人則有清絕[5]〔P1508〕、清新[11]〔P2467〕、輕清婉約[12]〔P2710〕[13]〔P4606〕、清婉[14]〔P4036〕、清疏[15]〔P4616〕等評語。〔二〕性情雅正何為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有論：言情以雅為宗，語豐則意尚巧，意褻則語貴曲。[4]〔P2423〕論詞貴雅，始自南宋，雅既指抒情的委婉含蓄，也指發抒性情之正。清初賀裳就提出詞雖宜于艷冶，亦不可流于穢褻[16]〔P698〕.后謝章鋌提出作情語勿作綺語[17]〔P3366〕,這均可視為雅的要求。雅,有意雅，有語雅。語雅，指出語含蓄委婉，不露不俚。意雅則指所發抒的情懷要柔折忠厚，符合傳統風騷之統緒。對女性詞而言，意雅的含義，不僅指林下之音的文士風度，更指詞人之性情需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婦德標準。馮金伯(詞苑萃編〕輯錄(晚香堂清語〕中，評升庵夫人黃氏(滿庭芳〕(巫山一段云〕諸詞言皆為雅麗[4]〔P1924〕;輯錄(樂府雅集〕評魏夫人(pu薩蠻〕詞言其尤雅正者深得國風卷耳之遺[4]〔P1858〕.卷耳，后妃之志也,(毛詩序〕將(周南〕(召南〕視為一組歌頌后妃的組詩，經過創造性闡釋，塑造了一個貞淑無妒，德配天地、顯家興國的后妃楷模，構建了一套系統化理想化的詩教倫理體系，成為后世女教的源起。將文學作品與作者品德結合進行品評，在詞的品鑒方面，從楊慎的(詞品〕進義士退奸淫和王昶的論詞必論其人之講[18]〔P10〕已開場，但將女性作者的婦德作為評論女性詞的重要內容卻是在清代中期詞論中才大量出現。同治間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載女性詞共31條，記載有孝節烈之女：刲肱殞命紀仁和沈孝女、救家奇女林瑛佩、以死抗暴的郝湘娥、流離貞烈的柳翠云、元代崔英妻王氏和嘉興趙某妻羅愛愛。華而不實論王氏羅愛愛有言是二女，一則潔身自保，一則抗節捐生，詞與人均足千古[19]〔P2672〕,對婦德的價值崇舉到達與詞作藝術價值同等的標準。評楊琬詞贊其輕清婉約，克紹家風[19]〔P2710〕.集中還有記載多名女子出色的才華，坎坷的人生際遇，嘆息其命與才妨[19]〔P2625〕.有時詞家對于女性詞的道德要求甚至高于對詞的審美要求，清代中期名臣鄧廷楨論李清照及詞，贊揚其(聲聲慢〕十四疊字前無古人，守著窗兒，單獨怎生得黑押黑字險絕，然其鳳凰臺上憶吹簫諸作，繁香側艷，終以不工豪翰為佳。昔涪翁好作綺語，乃為法秀所詞。此在男子，猶當戒之，況婦人乎？[20]〔P2534〕可見，在鄧廷楨看來，綺語之于女性詞，不僅僅是審美意義上的低下，更是德行有虧，當戒之行。陳廷焯評賀雙卿詞云：雙卿詞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吳蘋香則怨而怒矣，詞不逮雙卿。[9]〔P3944〕怨而不怒，乃詩教溫順敦厚之旨也。總之，受浙西詞派的影響，也伴隨著詩教對于詞論影響的深切進入，對于女性詞的審美要求由單一的婉麗增加了清雅的要求，而對女性宜室宜家、貞孝節烈的性別道德要求也經過雅的概念浸透到詞論中去。這時期的詞話中，對于女性詞作者人生際遇的關注取代了清初輯錄詞本事時男性欲望立場的艷遇記載。雖然，對女性詞作者的道德要求仍然是基于壓迫性的封建禮教，但將詞的情感書寫與女性真實人生相關聯，盡管不乏獵奇心理，但確乎是開啟了剝離女性詞符號化隱喻化的他者相貌的道路，這是清中期詞學值得重視的一大轉向，對于女性詞文學地位確實立至關重要。三、晚清真情論提供了女性詞新的詞學批評空間，況周頤自成體系的女性詞觀實現了女性詞理論上的文體獨立性。〔一〕常州詞派的冷遇與真情論的救贖由宗婉約宗豪放之辯到重性情、重真情，詞學沿著回歸詩論的途徑發展。與此同時，擅長言情的女性詞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與寬容。唐宋詞的抒情性特點首先表如今對男女艷情的偏好和抒發上。詞之初起，事不出于閨帷.詞為艷科,這是在唐宋詞長期的被認可與受批評經過中人們達成的文化共鳴。[21]詞作中的女性形象或是欲望的符號化書寫，或為男性家國之思的隱喻。無論漱玉詞還是斷腸詞，被歷代詞家所看重的是她們纏綿委婉的情緒表示出，女性作品只要作為符號化的欲望對象或者抒發能夠引起男性共鳴的情感載體，才有可能走進男性詞家的視野。而當性別成為一種處境，女性在忠實地抒寫自個的人生時，便會因題材狹窄，缺乏社會政治生活內容而被輕視，甚至忽視、責難，這時，她們的作品會被責以脂粉氣纖淺,故而橫遭貶抑。男性詞家對閨情書寫沿著閨房瑣屑之事，皆可作忠孝節義之事觀[17]〔P3466〕的闡釋途徑發展，女子的閨情寫書何去何從？借用儒家詩教范疇，標舉風雅的常州詞派對于女性詞的漠視是顯而易見的。張惠言詞論中無一語論及，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錄〕有一句：閨秀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古代文論的風骨講始于劉勰，宗白華解讀思想---表現為骨，情感---表現為風[22]〔P56〕.在明清時期，風骨用以指作品剛健雄強、真力彌滿的特征和風貌[23]〔P326〕.對最優的清照仍然責其無骨,這是對女性詞言講自我的全面否認，也是常州詞派推尊詞體，將風雅詩教引入詞學理論的必然結果，女性詞似乎難逃被主流詞壇拋棄的命運。晚清詞家對性情、真情的推重卻改變了這種局面。清代詞家在正變論中，衍生出填詞亦各見其性情論講，田同之以為因人性情不同，才有婉約與豪放風格特征之不同，此后持此論者漸多。對詞情表現的真實自然論則從李漁、朱彝尊、吳錫麟到謝章鋌、陳廷焯、況周頤。常州派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言：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為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強調感情的深摯是詞的本質特征。常州派批評展衍期，詞家不約而同地重視強調真情。謝章鋌質疑竹垞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之講，以為詞多寫作于臨遠送歸之時，所以纏綿悱惻，情之悲樂，由于境之順逆，茍當其情，辭無不工，此非可強而致，偽而為也[17]〔P3451〕.在他看來，由于寫作處境不同，詞便各有風貌：詠物而必多寄托，懷古則別有流連，歌者有懷，勞人思息，安能盡如郊祀之矜莊，鐃吹之揚厲哉蓋文字之能留于天地間者，皆有精神以貫之。精神之淺深，而聲名之久暫因之。[17]〔P3451〕他拋開題材限定的狹隘性，也拋開文體的限定性，超脫公正地以真情作為批評尺度，類似的論講也見于蕙風詞論。況周頤對詞情做了進一步闡釋，他稱之為詞心,即萬不得已之心,有學者以為：萬不得已者是一種情緒，而不是帶有理性色彩的意識.這是一種以感傷、憂慮為基調的情緒，而且是一種強烈固執的情緒，由于它是萬不得已、不可排遣的。正是古代詞中經常出現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一般的，剪不斷，理還亂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的那種情緒。[24]這種情緒，在江山風雨之外，與張惠言的不能自言之情相較，具有超出儒家詩教意義之外的私人化情感的內涵，這個概念不僅超越了政治性，也模糊了性別藩籬，關注的僅僅僅是生命存在狀態。況周頤論詞還有重、拙、大三義，拙即純任自然，不假錘煉,情真、意厚、語樸，終得詞之拙一格。[25]詞家們對真情的強調，跳出了作品賞評傳統及門戶之見，重性情與重真情，都引導著詞論超越詞體風格特征論，轉向真情本質論，不僅將詞徹底從常州詞派的經學論詞之路復歸到文學為本的道路上，對于女性詞而言，也為提振女性詞文學地位準備了理論根據。〔二〕況周頤的女性詞論體系況周頤對真情的闡釋超越了政治性，淡化了性別身份，他以這樣目光投向女性詞批評，一方面將女性詞納入到他的詞學體系中，另一方面明確突出了女性詞的藝術獨立性。因此，他的女性詞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一，將女性詞納入真字是詞骨的詞學批評體系中。由于對詞情的闡釋拋棄掉了常州詞派一味重興寄的政治化闡釋，使得況周頤有可能將女性詞的自我書寫根據真實情感的本來面目去理解。(玉棲述雅〕評吳媛(南鄉子永樂署寄懷湘君四嫂〕云：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惟有真性情者，為能言情，信然。論阮逸女詞稱其詞情移畫里，景赴筆端。純任性靈，不假雕琢.對女性詞情的關注不再是帶著欲望觀看的艷情想象，也不是試圖搜索微言大義為男性的家國之思尋找新鮮的隱喻，而是本著將詞作為女性自我情感寫照的客觀真實描寫來評論，當從生命存在的意義上將男性與女性放到相對平等的空間狀態下看待時，況氏言古之悲傷人別有懷抱，翠袖天寒，青衫淚濕，其揆一也[8]〔P4607〕.在況氏眼中，詞情是男性與女性作為生命個體的具有強烈共鳴性的某種生存感受，這種理念無疑具有發現個人存在的近代意義。其二，尊重女性詞的藝術獨立性。況周頤在(玉棲述雅〕中專論閨秀詞，明確提出評閨秀詞，固屬別用一種目光[6]〔P4613〕.況氏論詞以重、拙、大為上，但評論錢餐霞(詠枕詞〕時講蓋論閨秀詞，與論宋元人詞不同，與論明以后詞亦有間。即如此等巧對入閨秀詞，但當賞其慧，勿庸責其纖.這種擺脫傳統詞論的狹隘目光，對于女性詞的纖表示寬容，與其講是接納因題材狹窄而必然構成的詞體風格---纖,不如講是接納詞反映女性生活的真實性，出于對詞表示出真實情感的創作呼喚，況周頤對女性詞薄弱的題材、柔弱的風格表示尊重與接納。更重要的是，這表示清楚況周頤成認女性詞與男性詞的風格差異，表示清楚不再僅僅以男性詞的評判標準對女性詞進行取舍，而是將女性詞作為一種具有獨特文體風格的文學載體來看待，在真字詞骨之統領下，作者女性身份的桎梏被淡化到最低限度。從清中期開場的，對于女性詞作者人生命運的關注，在況周頤的詞論里得以延續，并且拋掉了福慧不雙至的刻板思維與異樣目光，而更多關注在詞人人生之順逆與作品之關系上，女性詞不再是男性文人獵奇目光關心照顧之下的他者文化符號。況周頤在別用一種目光的標準統領之下，對于女性詞的詞境、詞風、詞情都做了較全面的闡述。他固然繼承了前人的女性詞觀，以為麗而不俗，閨詞正宗,但又補充闡述輕靈為閨秀詞本色，能漸進沈著者為佳[26].他不僅指出了女性詞藝術風格的獨特性，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