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淺談“五四”時期沈從文創作思想谫論論文關鍵詞文學觀；“五四”時期；創作思想；沈從文論文摘要“五四”時期，沈從文的文學創作理論受到爭議，筆者通過悉心研究，試圖全面深刻地揭示這一時期沈從文的創作思想的實質。而且，只有深層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時期沈從文的創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從文一生的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精神。文學史上常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一定時代的文藝思潮固然對于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但一時的文壇上某些有關的文藝問題論爭，又往往與參加過論爭的作家的文藝創作長期實踐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時期，沈從文用自己的心路與創作歷程證明，他走的是一條與其他作家迥然有異的創作道路。一方面寫作于沈從文是源于一種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發而體現了一種民間審美、民間創作立場；另外一方面，沈從文努力提高與凸現出“五四”傳統的個性主義，對這一傳統中的精神與超越維度進行張揚，同時，對“五四”某些創作精神又重新進行某種調整。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五四”時期，沈從文創作思想上的復雜性、兩重性進步與保守。一沈從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時期的“人生文學”，他在窄乍而霉齋離閑話中寫道：“京一樣的人生文學”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過一時節國內詩歌的興味，對人以一個伸士或蕩子的閑暇心情，窺覷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鹵，狡猾，自私，一切現象使得人生悲憫的心，寫出對不公平的抗議。雖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觀念，以及抗議所取的手段，仍儼然是一千年的老派頭，所以老杜的詩歌，在精神上當時還有諸詩人宗拜取法的詩歌。但當前諸人，信心堅固，愿力宏偉。棄絕辭藻，力樸質，故人生文學這名詞卻使人聯想到一個光明的希望”；他還說要“重新把人生文學這個名詞叫出來？”頗有努力承續“五四”文學的精神傳統的意圖。然而，他所厭棄的時代現實卻正是“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產物，或者說，由于“五四”啟蒙傳統中的某些因素發生惡性畸變，從而導致了沈從文所厭棄的負面效應，于是當沈從文意圖提出一種矯正時弊的策略時，他并不對“五四”傳統進行簡單的否定，而是企圖以攜帶了當代教訓的眼光去反觀“五四”傳統，對之進行重新審視與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對這一傳統進行歷史救濟意義上的重新發揮，以期挽救這一傳統的自我否定式的惡性發展。沈從文企圖對“人生文學”的口號作某種調整性的發揮。“五四”啟蒙思潮以其對自然人物與平民意識的高揚而沖擊與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識統治格局。這一點，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中有所昭示。周氏強調人是“從”動物進化的”“，這向我們顯示，人的動物性生存本能在當時獲得了思想界的正視與肯定，人的風俗日常生活得到了價值肯定，這種觀念對于文化領域內的職業化，商業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這一點上說，沈從文所厭惡的“海派作風”的形成與“五四”提出的這種啟蒙觀念的普及與擴展多少有聯系。我們看到，濃從文在繼承“人的文學”這一觀念時，又對其觀念重新進行了某種調整，他在相當程度上表露出對于人的動物性的生存層次的鄙視，而更加強調了人性中對于動物生存狀態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學工作的時候，他似乎認為，寫作是一種將人的生命從純粹自然的動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層次的一種方式，沈從文認為，某些作家的寫作，其動機就是為獲得多數讀者，一方面可藉以“彌補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緒，增加他的自高情緒”，使他覺得“活下來，有意義”；另一方面可望獲得豐厚的收入而過上穩定的生活，這兩方面都可以“使作者個人生命得到穩定”。因此，沈從文有些尖刻地認為：“一個作家有意放棄多數，離開多數，也可以說不僅得違反流行習慣，還近于違反動物原則了。但是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動物本能層次的生活了。沈從文認為，寫作是出于一種生命永生的渴求，這一“永生的欲望”是產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從文對于生命的痛苦顯然有著深刻的體驗，“任何人對死亡想要逃避，勢不可能。任何人對社會習慣有所否認，對生活想要擊破藩籬，與事實對面時，也不免要被事實無情打倒，個人理想雖純潔崇高，然而附于肉體的動物基本欲望，還不免棄得拖泥帶水。生活在人與人相挨相撞的社會中，和多數人哺糟啜醴。已感覺夠痛苦了。更何況有時連這種貼近地面平庸生活，也變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為社會所拋棄，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點回憶，或竟只能作一點極可憐的白日夢”。作為與生命的痛苦體驗的對抗，寫作既是一種娛樂，一種表現，又為一種與性本能有關的永生愿望所驅動，成為生命重造的方式。當然，沈從文通過努力提高與凸現“五四”傳統中的個性主義文對這一傳統中的精神性與超越性維度進行張揚，來反抗由于“五四”啟蒙傳統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識與實用理性膨脹而成的當代現實。因此，他對于“五四”啟蒙傳統內含的關懷社會民瘼的精神傾向也頗為崇仰，甚至對于這一精神傾向所渲化而成的對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圖與興趣，他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理解。盡管他時常對革命文學作者與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對于像胡也頻，丁玲等這樣真誠嚴肅地從事文學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們抱有相當的尊敬。認為他們是“把自己一點力量擱放在為大眾苦悶而有所寫作的作者”。他有時甚至這樣表示自己對革命文學作家的社會關懷意識的贊賞：“詩人擴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變成用具，在普羅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卻尋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這些都非常清晰地體現出他對“五四”啟蒙傳統中一脈流傳的民族救亡與社會干預意識的認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對這一意識的急進形態，急進工具論文藝觀保持相當的距離與警惕。二“五四”啟蒙思潮中存在著兩條思想脈絡：個性主義與社會救亡意識。這兩條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擴張都導致了一些弊病，而沈從文則企圖將這兩條后來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進行調和、平衡起來，從而產生出一種與當時的“時代”精神迥然異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徑。沈從文從自己的創作體驗出發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文學如何才能依據自己的特點與優勢，有效地發揮其社會職能，達到從“五四”啟蒙主義者到左翼作家們都一直企圖達成的“社會”的目的。而在這個問題，沈從文的選擇持續魯迅改造國民性與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過對每一個國民個體的人生觀的改造來達到社會改造與民族振興的目的。出于一種對文學的虛誠以及對于讀者的責任感。沈從文幾乎是本能地對這一“時代”潮流進行了反抗與阻擊。對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學運動評價不同的是他對“五四”新文學運動評價頗高。他認為正是這個文學運動及其產生的新文學作品，在多數國民中培養革命的幻想，堅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動了北伐戰爭的成功。所以他大聲癡呼：“我們實在需要作家！一個具有獨立的思想作家，能夠追求這個民族的一切癥結所在，并弄明白了這個民族人生觀上的虛浮、懦弱、迷信、懶惰；由于歷史所發生的壞影響，我們已經受到了什么的報應。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還有什么悲慘場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學方面，為這個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將盡些什么，且后來如何盡力”。他把文學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會，教育群眾”，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無形工具，這雖有過高估計文學的社會力量之嫌，但從理論意圖上想把文學從政治化與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來，讓人們重視文學的本性與獨立性，是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的。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是和“人的文學”的倡導為一體的，而新文學對“人”的發現，又是與現代中國的文化啟蒙緊密糾纏在一起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新文學相當于文化啟蒙的責任，新文學作家自覺為啟蒙的角色，在他們的“人的文學”中，先覺者，已經完成啟蒙或正在接受啟蒙過程中的人，他們占大多數，從而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而這個基本狀況是要被新文化改變甚至改造的，所以這蒙味的民眾就成為文學的文化批判、啟蒙、救治的對象。如果按照這樣一個大的文化思絡和文學敘事模式，沈從文湘西題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數應該放在被啟蒙的位置。但是沈從文沒有跟從這個模式，他似乎顛倒了啟蒙與被啟蒙之間的關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起來，并沒有處在優越的位置上，相反這個敘述者卻常常從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從文作品的敘述者，常常又是與作者統一的，或者就是同一個人。更核心的問題，還不在于沈從文寫了別人沒有寫過的這么一些人，而在于，當這些人出現在沈從文筆下的時候，他們不是作為影子落后中國的代表和象征而無言地蒙受著“現代性”的批判。他們是以“現代”洗禮的面貌，呈現著他們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不過，作為新文學作家的沈從文，身處啟蒙的大潮中，有時也不免受其熏染，以致產生疑惑。他的小船因為需要加了個臨時的纖手，是個老頭，看到那個老頭為一點點錢那么出力，他就想：“這人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過為什么活下去這件事？”繼而聯想到“我這一生來無所見到的人，似乎并不想起這件事，城市中讀書人也似乎不大想過的。可是，一個人不想到這一點，還能好好生存下去，很常奇的，總之，一切生存就是為了生存，必有所愛方可生存下去。多數人愛金錢，愛吃點好東西，可以從容生活下去，這種多數人真是為生死生的，但少數人呢，卻看得遠一點，為民族為人類而生。這種少數人常常為一個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為的是會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們皆應當莫自棄，也應當把自己凝聚起來！”多數人不追問生命的意義而活著，少數人因為自覺而為民族的代表，使生命放光！這是比較典型的五四新文化的思維和眼光。三其次，能夠體現“五四”精神的繼承并從個人創作角度加以調整的真正自覺顯現新的審美傾向以及民間立場的新文學作家是從沈從文開始的。而年代的邊城的出現，標志性地顯示了民間創作思潮的完成，這一創作流派，隨著沈從文的創作進一步在當代中國的文學創作中發揚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間創作的思潮。第一，民間的審美理想：沈從文對湘西世界的獨特感受與審美判斷。特有的心理機制與表態方式使沈從文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體。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文體家”，在小說文體探索上他一直保有熱情，現代漢語學家大多認為現代漢語的語法藝術中意義上是外國語過來的，沈從文語言卻很少有歐化現象。“五四”時的作家還不習慣用定語、補語、狀語、口語與文體的結合，但有兩個作家是很獨特的，一個是老舍，一個是沈從文。老舍一口清脆響亮的北京腔；而沈從文的語言是：一部分充滿泥土氣息，一部分又文白雜糅，故事在真實中依舊浸透，一種抒情幻想的成分。內容出雜而不純，它有點粘糊，有點羅嗦，但讀上去非常自然，營造了一種比較優美的現代生活節奏，但更多重要的是所謂“文體”，不僅僅表現在語言上，背后還有一個世界。這也是沈從文與其他作家不同所在。第二，民間創作立場。沈從文是京派文學的中堅力量和重要的小說家。在年代，他是林微音、朱光潛等京派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主要人物。但他卻將以“鄉下人”自居。沈從文的經歷像湘西那片土地一樣富有傳奇。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現代化教育，沒有高學歷并不等于沈從文就沒有文化。他有的是另外一種知識和教養，它從湘西的土地與人性中來，當地人形成了獨有的個性文化和生活方式，沈從文也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觀。生與死之間就像一張張紙輕輕地翻過去。湘西的文化習俗和日常生活的無數細節，構成了沈從文不可磨滅的內心記憶，而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則一直要把已失去的民族記憶喚起。與自由、舒暢的鄉土記憶截然不同的是，來到北京以后，都市生活帶給沈從文的是緊張的壓抑感，他受了窩囊氣，就把反抗的情緒全轉發到文學中：知識分子軟弱和怯懦，那我偏偏給你看一些野蠻的，有血性的東西。這就構成了他特有的創作立場。我們也可以把這種立場看做是民間立場。而且他描寫的湘西世界只是他在都市中的一種記憶和想象，而并非真實的世界本來面目，不難發現，沈從文因為在現實世界里受到壓抑，為了反抗現實生活，想象每一個并不存在的世界，這里我們也可以理解他的民間立場包含了什么樣的內容，這或許就是創作中的調整。“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在“五四”文壇引出了一批提出社會人生問題并開出解決問題藥方的小說，這類小說多以知識青年與社會底層的平民生活為題材，圍繞探索：“人生究竟是什么”問題，鼓吹社會發行追求個性解放，提倡婦女解放，主張婚姻自由，關心勞工問題，兒童問題，教育問題，國民性問題等，表現出鮮明的啟蒙主義思想傾向。沈從文的小說文體卻體現在把湘西文化轉化為另一種人生態度，以一種悠揚的文化節奏來看現代人的生活。它們傳統是軟性子的，慢條斯理的，有種“無風舵自轉”的感覺。邊城開頭的文學就很舒緩，像是一位令人坐在那里不緊不慢地向你講述他極為熟悉的這塊土地。“由四川過湖南去，靠西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上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孩子，一只黃狗。”層層疊疊、層層剝開，不是那種跳躍，而是平緩、沉靜、樸素的。沈從文的敘述與現代生活節奏脫離了關系，與現代生活不合拍，這就使他的文體變得特別空靈，甚至存虛幻的感覺，好像一片晴空，特別藍，特別亮，又很幽遠。沈從文的文體包含了以湘西世界文化為參照系的對現代文明的態度，他以文學的澄明與現實世界的骯臟分開，以原始性的力量，原始粗曠，美好的風俗沖擊“五四”以來的虛偽與無力。中國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并不平坦的道路，往往反映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沈從文的創作實踐過程說明了這一點。沈從文一開始就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上不贊成文藝從屬于政治，甚至主張過“文學與政治絕緣”，在現代中國，文藝是脫不了政治的。沈從文在思想上藝術上大部分作品，雖然不是直接地卻是曲折地反映了“五四”以來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