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研究論文-馬克思地租理論與我國農地制度改革內容提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入研究了地租理論，其中有許多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資源配置一般規律的分析，如地租形式演進的機制、土地所有權的變遷、土地用途的變化、級差地租的兩種形式、農業投資的特點等，這些理論對于解釋我國農地制度變遷現象和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關鍵詞地租理論土地所有權農地制度改革農村經濟發展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我國農地制度改革視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并探索了與此相關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大量實踐與調查，而且更需要從理論上對地租、土地所有權及土地價格等問題有清楚的認識。當然，在進行理論分析時，我們不能只借鑒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還應當借助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分析工具。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七至四十七章中，馬克思全面研究了級差地租、絕對地租及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分析了地租形成的本質原因和變動的一般規律，這些分析既有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性內容，也揭示了許多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特征，還有對更高級社會形態的原則設想。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將馬克思的這些理論套用在我國現實的農地制度研究上，但這些理論無疑對于解釋我國農地制度變遷現象和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一、傳統、法律與地租形式的多樣化演進馬克思通過對勞動地租、產品地租、貨幣地租以及資本主義地租的比較分析，深入揭示了地租形式演進的一般規律。在分析地租從原始形態向更高級形態演進的可能性與機制時，馬克思著重強調了傳統與法律的作用。他在分析勞動地租時指出：“很清楚，在這種社會生產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成的不發達的狀態中，傳統必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從傳統發展到法律的建立，則遵循著這樣的一般規律，“撇開其他一切情況不說，只要現狀的基礎即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產生；并且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停滯狀態中，一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復的再生產。如果一種生產方式持續了一個時期，那末，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后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在這里，馬克思揭示了一切以法律與契約為形式的社會關系的演進過程，從傳統到一定的規則和秩序，最終形成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認識同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的擴展”是相一致的。）當一種習慣和傳統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后，生產關系的演進并沒有停止。馬克思以各種地租形式的轉化為例，具體闡述了地租形式演進所遵循的從傳統法律新的傳統新的法律的一般規律。他以勞動地租為例分析，“我們假定為地主進行的徭役勞動原來是每周兩天。這每周兩天的徭役勞動因此會固定下來，成為一個不變量，而由習慣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規定下來。但是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一個可變量。這個可變量必然隨著他的經驗的增多而得到發展，因此，這里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這里的分析表明，無論土地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所簽訂的契約如何嚴密，總會存在著契約的不完全性。直接生產者則利用契約的這一特性，努力在契約沒有界定的方向爭取自己的利益（用巴澤爾的話說，就是將產權的邊界向公共領域擴展），而這一行動的結果往往是采用先進的技術、提高勞動的緊張程度或者是增加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在產品地租形式下，“生產者為自己的勞動和他為土地所有者的勞動，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已不再明顯分開。”“和勞動地租相比，生產者已經有了較大的活動余地，去獲得時間來從事剩余勞動，這個形式也會使各個直接生產者的經濟狀況出現更大的差別。至少，這樣的可能性已經存在”。從勞動地租向產品地租的這一轉變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地主放棄了代價較大的“直接監督和強制”，取而代之的是“法律的規定”這一更有效的方式。（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看，則是采取交易費用低的制度安排。）二是隨著直接生產者生產效率和收益的提高，土地所有者試圖用新的契約獲取更大的利益，雖然這種契約同樣為直接生產者留下了更大的活動余地。當然，產品地租比勞動地租在數量、質量上更容易計量也是一個原因。產品地租的充分發展為貨幣地租提供了條件。“在實行貨幣地租時，占有并耕種一部分土地的隸屬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傳統的合乎習慣法的關系，必然會轉化為一種由契約規定的，即按成文法的固定規則確定的純粹的貨幣關系。”無疑，地租采取貨幣形式為土地所有者在價格波動時保證了其收益的穩定。然而，即使成文法也無法保證貨幣地租繼續發生演進，“貨幣地租在其進一步的發展中撇開一切中間形式，例如撇開小農租佃者的形式不說必然或者使土地變為自由的農民財產，或者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式，導致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所支付的地租。”對租地農場主以前各種地租的分析表明，地租形式是通過不斷地建立和打破傳統規則和法律秩序來進行演進的。演進的方向由土地所有者與直接勞動者之間的博弈而規定，演進的速度則主要由生產力這一外生變量及其他制度所制約。撇開資本主義的特殊內容，馬克思對于地租演進的規律分析對于我國當前農地制度的變遷是有解釋力的，對于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地制度的改革也是有一定指導意義的。當前我國的農地制度存在著地權個人化程度不同的多種具體模式，如“大穩定、小調整”模式、兩田制模式、機械化集體耕作為特點的蘇南模式、“生不增、死不減”模式、土地租賃市場非常活躍的溫州模式、廣東南海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等。究竟如何看待這些模式，或者說，我國農地制度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理論界爭論較多。馬克思對地租制度演進的分析則告訴我們在農地制度變遷與改革中應有效發揮傳統與法律的作用。因為自發形成的習慣傳統是制度變遷的原始力量，只有那些能夠固定下來的規則才能夠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任何理論上的設計或試圖通過法律來強制規定的制度變遷都是難以成功的。法律僅僅是對傳統的認可和對規則、秩序的細化。發揮和保護各地農戶的自主創造性和自發性規則的建立，并適時地運用法律對那些反復出現的模式穩定下來。事實上，運用產權理論對我國集體化的公有制向包產到戶轉變的分析也表明了類似的結論。從此意義上講，一些所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在農地制度改革上是不適合的。同時，在農地制度的合約設計上注重增強對農戶的激勵作用。地租合約集中體現了土地所有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權利界限，不同的合約結構對生產者的激勵程度是不同的。當前我國實行的土地承包合同往往因為合約內容是國家（政府）一方制定的，農戶方的意志難以完全反映在合約中，缺少雙方博弈形成的土地合約無法提供對農戶的激勵作用，表現在我國在耕地短缺的狀況下出現大面積的棄耕拋荒。為此，從政府的角度看，在合約設計上應突出對農戶的激勵作用，而農地制度的改革則應著眼于使農戶在交完租稅后還能有不斷增長的收益。二、土地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分離在市場經濟在農村占據主導地位之前，土地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相統一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一種重要的過渡形式。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存在的前提，指出：“正如在上述各種更古老的土地所有權形式下一樣，和城市人口相比，農村人口在數量上還占有巨大優勢，因此，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已取得統治地位，但相對地說還不大發展，從而在其他生產部門內，資本的積累也是在狹小界限內進行的，資本的分散仍占優勢。實際上，農產品的絕大部分，在這里必須作為直接的生活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馬克思又深入論述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限度，“這種土地所有權滅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補充物即農村家庭工業，由于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處在這種耕作下的土地已經逐漸貧瘠和枯竭；公有地已經為大土地所有者霸占；種植園經濟或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業加入了競爭。”他深刻指出“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具體來看，“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沒落。”“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信用的一般規律并不適用于農民，因為這個規律要以生產者是資本家為前提。”因此，盡管“土地的所有權是個人獨立發展的基礎。”但是在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土地的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必須要分離。通過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考察，馬克思著重論述了土地所有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兩重性。他分析道：“這樣，土地所有權就取得了純粹經濟的形式”，“一方面使農業合理化，從而第一次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權弄成荒謬的東西，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功績。”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他又描述了土地所有權的具體作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純經驗的和機械地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夠做到的范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的關系下完全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使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把資本主義農業的巨大發展歸結為在生產關系上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地位的解放，以及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而生產關系的變革則推動了生產力能夠通過對科學的自覺應用得以發展。從我國當前農地的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實際狀況來看，不存在著與資本主義所有權或者小塊土地所有權完全相同的形式，而是處于一個較復雜和過渡的階段。名義上是集體所有，農戶家庭占有和使用，但實際上國家（各級政府）仍然扮演著所有者的角色。而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體現了這一模式的缺陷及改革的必要性。馬克思所揭示的土地所有權理論為我們分析農地制度的變革取向提供了有效工具。第一，我國農地的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分離狀況應適應特定的生產力與市場化程度。從我國的現實來看，農村人口在數量上還占有巨大優勢，全國各地農村的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且大部分較落后；農產品的絕大部分必須作為直接的生活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這些特征都與馬克思所描述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存在的條件是相吻合的。因此，在我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還是應該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土地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統一，賦予自耕農對土地的所有權。這不僅會有效地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而且能夠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準備必需的條件。而國家作為土地所有者則難以從根本上消除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馬克思指出，“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末，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不會再有什么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當前我國農村的現實也反映出，租稅的合一無疑加大了減輕農民負擔的難度。從一些發展中國家土地改革成功的事例來看，大都采取了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的改革。如日本的土地改革，使得自耕農占全部農業單位的比例從1941年的31.2%上升到1960年的61.85%，而租佃戶從27.7%下降到5%。在韓國，自耕農從1945年的13.8%上升到1965年的69.5%，同時，租佃戶從48.9%下降到7%。形式上落后，但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小土地所有制不僅保證了這些國家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也支撐了其工業的發展。當然，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發展本身具有局限性并最終隨著土地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分離而終結。在我國一些生產力較發達的地區，隨著資本向農業的投入，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推動了土地的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的進一步分離。但從整體情況來看，這并不能夠成為我國農地制度的主要模式。第二，引導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村合作組織以及發展農業信貸和社會化服務，是土地所有權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證。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小塊土地所有制發展局限條件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稅收的壓力、生產資料的昂貴及信用制度的缺失。當前我國農村中土地承包制所存在的問題也突出表現在這三方面，如農業稅收的不合理，農村高利貸盛行等。因此，在推進農地所有權歸屬農民的同時，還必須要注意這些項目的建立。一方面要在法律上為農村合作組織的建立提供依據，包括允許一些互助性質的資金流通組織的建立。另一方面要推動原來由政府主管的基層農業管理組織企業化，使其成為為農民提供技術指導和其他服務的市場主體。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土地資源配置與產業結構調整為了分析農產品的價值決定，馬克思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第二種含義”，即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在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他指出，“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有決定意義的。”“因此，只有當全部產品是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時，它們才能賣出去。”按照這一原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是否實現它的價值，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它的價值，要取決于當時市場的情況。或者說要取決于市場上其他商品的種類和數量狀況。這也就意味著，通過市場價格的指示，農產品的種類，從而土地的用途也會隨著社會需求而不斷變動。實際上，在馬克思之前，亞當斯密已經分析了用于生產其他農產品和經營獨立畜牧業等等的資本的地租，是怎樣由投在主要食物生產上的資本所提供的地租決定的。他以面包和家畜肉的相對價值為例，分析了在農業幼稚時期，國內絕大部分未曾開辟的土地，都用于牧畜，家畜肉比面包多，而面包成為極大競爭的對象，可以賣得極大價格。但當國內大部分地區成為耕地的時候，面包比家畜肉多，競爭既轉變了方向，家畜肉價格就變得比面包高。他得出結論說，“由此可見，生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