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論文-國家政權建設與鄉村自治單位問題與回顧在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1中，我曾幾次討論到“國家政權建設”。那項工作的一個目標是，置疑一個主流性的研究路徑：用“國家政權建設”作為影響鄉村社會變遷的基本動因，或者，將中國鄉村社會呈現的種種性質，認識為“國家政權建設”的后果。的確，從世界歷史范圍來看，民族國家和各種國家體系的建構（statebuilding），是近代社會的主導過程之一，它對很多社會過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不過我認為，在面對中國材料的分析中，“國家政權建設”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釋基層社會的種種現象，仍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開放性問題。國家政權建設在中國的“實踐”是否（確實）是針對它（在源初意義上）特指的一些基本問題？它是否企圖根據不同于以往的原則和機制將社會重新組織起來？辨明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經驗證據的支持，也關系到對這個術語包含的若干規范標準的理解，即，我們的研究工作是在什么意義、什么標準上使用這個觀念的？基層政權通過經驗證據檢討了這個概念框架的解釋能力，但沒有給出“國家政權建設”的規范性內涵。也許，我假定人們已經了解了這個術語的規范性意義，而且這種了解和我本人的認識一致，遂把它作為一種無須交代的知識前提使用。我現在認識到，作為下一步研究的工作準備，把這個知識前提做一番清理是必要的。鑒于此，在我目前所及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將就上述主題進行回顧和規范性討論，暫不涉及任何具體的案例材料。（一）在關于中國的分析中，我們似乎首先是從“后果”研究中發現“國家政權建設”這個觀念的。一些相當有影響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以“國家政權建設”作為前提，來說明中國基層社會近代以來的變化。這個視角的基本方向，在于認識近代以來的中國“國家政權建設”對于基層社會結構的影響。其中特別有影響的“士紳”解體研究，充分地運用了這個框架，它的表現形式是，研究者在解釋近代“士紳沒落、鄉村衰敗”的問題上，將目光離開士紳本身，擴展到士紳所處的宏觀社會變動、特別是近代以來國家構成的背景中去。在學者的使用中，國家政權建設不僅具有近代歷史觀的意義即認為伴隨著近代社會變遷過程，發生了一個國家權力的向下擴展現象，而且還有分析工具的意義即認為，它的規范性內涵可以擴展用來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動。這個變動在近代的一個引人注目后果，就是士紳社會在國家政權擴張的打擊下逐步解體?！笆考澭芯俊钡囊恍┗窘Y論集中地反映在JosephW.Esherick和AmaryBackusRankin所編的文集中。2這類研究的關注點在地方領袖和精英的活動背景，它的中心問題，是了解地方精英通過什么方式進入國家體制，或者說，他們是怎樣、透過什么機制被整合到國家權威中去的。這幾乎是關于1949年以前基層士紳行為的討論主題，很明顯，這種研究假定，近代中國存在著一個宏觀的整合過程，它同時也是國家權威中心的建構過程。這個過程如同一個巨大的馬達，攪動著社會生活的行動方向，決定著社會成員、包括地方精英的命運。這些地方精英曾經位于基層社會的整合中心：“在西方，國家權威結構和精英權威結構是兩分的，精英需要尋找其它手段再造權威并擴大自己需要的榮譽。但在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由精英控制著地方權威結構，原因是社區發展和精英本身的需要。精英總是設法壟斷權力，同時社區也需要精英加入權威結構，一些社會管治需要利用精英的資源福利，享受、閑暇和影響等等。于是，給予精英行政權力幫助了社區結構運轉，而精英的進入使權威結構得到信譽，同時使地方社會趨向穩定”（PrasenjitDuara,1990，p264）。但是外部社會的發展破壞了傳統的士紳升遷結構，使傳統精英的地位下降。這種影響的基本結果是：造成士紳成分及其責任的變化，使得地方的整合力量被削弱。首先是他們的來源發生了變化，精英由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員，轉變為交易性的中介人充當。這引起了社區關系變化：原本必須經過士紳自己的努力在家族中建立象征資本、承擔博愛和其它社區任務、提供基本的社區需要，提供保護所需的庇護關系，建立社會領袖之公共身份，因而在地方社會取得廣泛的統治合法性，等等。以往這種庇護關系發生的條件是，控制生產及主要農業資源的團體發育不完全或低度整合，在這種時候，由地方精英代替他們達成社區整合。低度整合的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的公民身份及商業交易，國家無能也無力保護公民在經濟交換中的權利，只能允許使用地方權威結構來協調秩序。因此地方社會形成了以精英為中心的整合系統，它并沒有進入國家為中心的整合系統。然而，隨著士紳成分和品質的變化，非專業的身份關系逐漸代替了原來地方社會中面對面的關系，在農民眼中，地方精英成為有權威的第三者或外來者。隨著考試內容和制度的變化，漸漸地，原來士紳和國家意識形態的有效聯系消失了，他們無法再如從前那樣，壟斷這種聯系（StephenC.Averill，1990，p282），也無法繼續通過公務信譽、財產資源和福利分配權來保持自己的權威地位。他們的文化價值（知識）在不斷蛻化，官僚化進程卻在不斷增長（張仲禮，1991）。3于是，原來以士紳為中介的上與國家、下與地方社會兩方面的政治利益聯系都不斷減弱，地方社會的內聚不斷弱化（LenoreBarkan,1990，p191）。4這些變化顯示，地方社會和割據政體正在分散和解體，出現了一個面向國家權力中心的結構重組過程，地方精英的官僚化，正是這一進程的寫照。Kuhn更明確地指出，正是“國家政權建設”，刺激了一個趨向出現：管制性的地方精英日益膨脹。開始于清、并到共和制期間竭力擴大中央財政控制的舉措，促進了國家官僚在地區和村莊一級的增長，這包括在新的改革政策下建立的組織、地方教育聯合會、商會、集會、會團的興起。這些組織號稱“自治”，但實際上卻和國家政權的目標一致（Kuhn，1975，p257）。5在宏觀上，它們的出現有利于權力結構的集中過程，在基本性質上，它們是為國家服務的團體。1927年以來，國家的稅制改革，特別是取消禮金和征收商業稅，取消地方警察，建立分區政府機構等政策，提高了中央政府對財政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對地方領袖加強了控制。由于“國家政權建設”過程的打擊，過去的地方社區精英被逐漸清除，代之以企業型的、行政分支型的國家掮客的興起（掠奪性經紀人）。這些人成為地方上的新權威，他們從政府和農民雙方從事掠奪，增加個人收益。因此，地方的衰退和革命的發生，不是因為國家力量的衰落，而恰恰是因為國家力圖強化自身政權的結果。只不過，近代的中國國家政權建設陷入了內卷化境地，即國家力圖從民間抽取資源，進行政權現代化以強化自身，但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資源被各種掠奪性經紀人用來謀取私利，結果國家權力的延伸導致社會的進一步被壓榨和破產（杜贊奇，1995）。6內卷化對地方社會產生的重要影響是，保護性經紀人逐漸為掠奪性經紀人所代替，從而破壞了原來通過保護性經紀人所實現的國家與民眾的文化聯系，最終結果是，“國家的政權建設”過程破壞了國家自身在基層的權力基礎。國家集聚資源的努力使主要負擔落在農民身上，這表現為財政政策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適應現象。它導致了農民和地方精英的強烈不滿，更長期的嚴重社會經濟后果，是農民的破產、資源基礎的枯竭、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落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精英面對的是兩難局面：一方面，支持不得人心的國家收取資源，以取得國家對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承認，但是不得不容忍它破壞地方社區，耗蝕權力基礎；另一方面，他們盡力維持傳統自治和社區團結，但與國家的對立使他們最后喪失自己的官僚地位。而他們中介性角色的退出，使地方社會的維持和國家政權建設都難以為繼?；旧希琓hedaSkoclpol也接受上述框架，但接近于更為宏觀的結構解釋。她指出地方精英和國家都不是孤立的行動體，而是更大社會和政治關系網絡中的一部分，這個網絡在某一地區的變化造就了其他變化（ThedaSkoclpol，1979）。7比如，君主制讓位和軍閥制的到來，對士紳的變化影響巨大，它導致了儒家精英讀書人和官員共同謀就的行政結構和文化整合，從1911年以后開始解體。這些人在政體的變動背景中受到沖擊，命運不測。在1911年以前，讀書人控制了新建立的省代議機制，官員（許多省的統治者）則忠于清政府，也獻身于地方政事。1911年以后，它們同地方軍勢力一同工作。但到了1915年，這種結合打破，基本上由軍人（隨著軍閥制）統治地方，許多前地方紳士遂無所事事只剩消遣，他們成為大中城鎮的資產階級。到1927年，一些前文人官員在軍閥統治中謀得了若干席位，但軍閥體制影響了它們的功能和收入，軍隊組織取得了權力，紳士向上流動的競爭逐漸被非儒家訓練的人代替。紳士可能在變動中、在不同區域或國家的新權力結構中謀得個人職位、或進入現代都市謀生，但在這些部門中，總體而言，紳士的團體性喪失了。失去了他們的特別權力和歸屬單位，鄉村共同體在其統治下的內聚和自主性隨之失去。在Skoclpol看來，君主國家的讓位（舊國家形式的一種變化）導致了地方精英的解體。它是通過這樣一些途徑逐步實現的：首先，它破壞了地方社區領導團體的相互聯系，傳統的地方權威不能在困難的時候通過聯合保護自己，也無法取得來自軍閥和國家的支持，例如紳士在太平革命中的表現就是如此。其次，它破壞了地方精英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制度化聯系，軍閥對地區的控制以及后來的連年內戰，鞏固了行政和軍隊對地方的控制。同政黨、政客和軍閥打交道的地方紳士，不斷面對對手的更換，這樣的狀況使地方精英的循環陷入不穩定，他們不斷地失去權力、財產和生命。第三，新知識的傳播侵蝕了儒教國家，降低了傳統儒教教育的影響力，文人和文化地主，也失去了他們基于傳統教育的正統性得來的優越地位，商人，土地投機商和走私者，則由于掌握新知識和新資源而地位上升。這一點，鼓勵了機會主義價值觀在地方精英中廣泛生長（ThedaSkoclpol，1979：p238-239）。另一些學者把“國家政權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定位于十九世紀中葉的社會政治變動，認為它成功地使國家力量深入到鄉村：“傳統中國，國家行政到鎮，基層結構是非正式的治理形式通過傳統精英、紳士或非政府的社會體制。十九世紀的農民革命改變了這種情形，毀壞了舊精英團體和傳統社會體制，取而代之以新的組織精英和新建的、支配性的大眾組織，正式的官僚制進入村級。”（DoakBarnett，1967：428）8這樣，新的政治體系國家將其活動擴展到地方區域，例如發動經濟生產，提供社會和教育服務等，而在革命發生前，這些領域并非國家和官制的活動空間。黃宗智對于華北鄉村近代經濟變遷和土地改革的闡釋，也可見上述觀念的影響。KathrynBernhardt也承認國家政權建設的“最大受害者”是士紳-地主集團，但不同意一般人理解的政權建設時間期。他認為，這一過程并不是近代出現的短期現象，而是在近代農民革命發生前的很長歷史時期內紳士、地主政治經濟權力的削弱就慢慢開始了（KathrynBernhardt，1992）。9所以，近代農民革命摧毀的，是一個已經搖搖欲墜的基層權威。在中國地方，基層曾經是兩個系統：士紳借助官方的權威存在，但他們本身并不具備官授的權力，只擁有財富和文化。這樣的狀況在近代社會結構的集中過程中趨向瓦解，總的背景是：國家政權不斷深入，稅入壓力增加，工農產品的價格比發生了變化。地主制在農民的反抗及國家稅收的雙重壓力下，難以度日，搖搖欲墜。這些矛盾集中地反應在基層“稅制”和“租制”危機中，因為它們代表著兩個制度化關系的變化：稅制反映紳士和國家的關系；租制反映紳士和農民的關系。國家對地方的稅收體系不滿，卻不能打破它，原因是它對地方收稅體系的依賴。農民逃稅普遍，國家不得不使用地方精英代替監督，這減少了違交率，卻給予了地方精英使用合法身份牟取私利的機會。在國家控制之外的地方公務中，利用士紳的官僚身份集聚財富、滿足私利的過程普遍開始。當農民因繳租問題與精英發生沖突時，這些精英的官方身份使其受到合法體制的保護，而農民不能受到任何保護，于是大量的不滿在地方積累起來。而“租”和“稅”以及抗租和抗稅的糾纏不清，使得紳士不愿意阻止繳租危機轉化為繳稅危機，他們希望借此對國家產生壓力，這樣，抗租和抗稅運動風起云涌。在上述雙重危機下，這些不滿混合為反抗不確定的目標：針對國家的抗租和針對地方精英的抗稅，都成為農民運動的目標。顯然，允許地方精英使用合法體制牟利，反抗必定會指向保護他們的體制從而危及國家政權。農民的反抗引起國家重新進入租稅關系，顯示出一種自相矛盾的角色：為協調沖突和政治穩定，國家不得不限制地方紳士的租金來源，但為保持國家財政歲入持續，它又不得不保護、支持地方精英的合法性。國家的不斷介入和地方精英尋求保護的需要結合到一起，結果是紳士和地方官員的勾結被強化。這種勾結關系讓官員身份積聚個人財富的行為日益流行，而在過去，正式的官員身份不允許如此。官制能夠提供基層官員地位、身份和保護，但不能給于他們私人財富，身份和財富的交換則可以使兩種所需各有特定的來源，升官和發財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到一起。在長期的實踐中，這種交換發展起來，它侵蝕了地方官員和紳士精英的整體品質，后者不斷腐蝕官員，運用他們掌握的財富資源與前者交換保護，以穩定自己的控制權力。他們必須依賴官方的支持才能保證權力，不能獨立支持自己，由此官員精英勾連的地方網絡逐漸形成。這些研究各有側重，但他們有共同結論，即都發現了以紳士為中心的地方社會結構的解體事實，而且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指出，國家政權建設的權力集中化過程是上述“解體”的重要緣由。顯然，這些研究的一個基本立場，是試圖以國家的活動解釋地方活動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