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起點平等之后：捷克大眾私有化評述（三）3.捷克在市場化改革中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小捷克人對改革及當前統(tǒng)治的這種評價，顯然與以“大眾私有化”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較好地做到了改革代價與機會的公平分配（即“交易權利初始配置的平等”）有關。捷克科學院社會學所根據(jù)“經濟期望與態(tài)度調查”的抽樣問卷計算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數(shù)，此系數(shù)值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從人均收入來看，1992年此系數(shù)為0.23，1996年為0.27。居于收入分層最底層的那十分之一家庭1992年占有社會總收入的5%，1996年則占有4.4%；居于收入分層最高層的那十分之一家庭1992年占有社會總收入的20.5%，1996年則占有24.5%。私有化前后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不大，最窮者的收入為人均收入的近一半，最富者的收入比人均收入高一倍多。41從家庭總收入來看，在民主化之前的1988年，捷克家庭總收入的吉尼系數(shù)為0.29，民主化后、大眾私有化之前的1992年，此系數(shù)為0.32，1996年為0.36。若看交納了個人所得稅、并計入社會福利所得后的居民凈收入，則其吉尼系數(shù)為，1988年0.20，1992年0.22，1996年0.26；最窮的20%的家庭1988年擁有社會總收入的11.1%，1992年為11.9%，1996年又恢復為11.1%；最富的20%的家庭擁有社會總收入的份額為，1988年30.9%，1992年34.0%，1996年37.8%。據(jù)此來看，捷克民主化前的收入分配狀況與典型的“福利國家”北歐諸國相當，民主化后則與北中歐（德國、荷蘭）相當，而比匈、波（吉尼系數(shù)均為0.29）的收入分配都更平均，也比美歐各發(fā)達國家的分化程度更小。42若根據(jù)曾任波蘭左派政府副總理、對“捷克模式”持批評態(tài)度的科沃德克選擇的資料，從民主化之前的1987年至1988年，到捷克完成兩波大眾私有化的1993年至1995年，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的吉尼系數(shù)演變?yōu)椋航菘藦?.19升為0.27，波蘭從0.26升為0.28，匈牙利從0.21升為0.23，斯洛伐克則從0.20降為0.19。43按這組統(tǒng)計，捷克轉軌后吉尼系數(shù)的升幅是四國中最大的，但就絕對值而言，捷克的收入分配如今仍比波蘭平均。無論按哪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這幾個國家都是所有轉軌國家中分配不均度最小的，而捷克又小于波蘭。比起1994年至1995年前后吉尼系數(shù)已上升到0.4至0.5水平的中國、俄羅斯等國，幾不可同日而語。分配不均度小亦即“結果不平等”程度小，而這種本來不大的“結果不平等”中不公平的成份（即用強權占有、欺詐、勒索的成份）又比“自由交易”即至少形式上公正的成份更小，這是捷克人認同變革的最根本的基礎。五、1997年危機與“捷克模式”的困境綜上所述，1992年至1996年期間，以“大眾私有化”為核心的捷克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無論是看經濟滑坡“代價”的最小化、恢復增長的成就、宏觀經濟及財政的改善，還是看社會公正的維護、公眾對改革的認同度、社會與政治的穩(wěn)定、市場化與社會保障的平衡等方面，捷克都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因此得到了國際上左、右（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聲音的共同肯定。人們認為，捷克的轉軌是一部“效率與公平的協(xié)奏曲”。與捷克毗鄰的匈牙利同樣有奧匈歷史傳統(tǒng)，轉軌前的經濟發(fā)達程度與捷克相當，但轉軌中實行的是“漸進道路”與“只賣不分”等與捷克相反的做法，匈牙利雖然在1991年前后似乎比捷克過得舒坦，但1993年至1996年卻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于是匈牙利就成了肯定捷克式“休克療法”者最常舉的反證。但是，從1997年開始，捷克的這種亦“左”亦“右”模式的局限性變得日益明顯，捷克的經濟陷入停滯，增長率劇降，宏觀經濟指標惡化，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失業(yè)增加。經濟危機導致社會矛盾加劇，一直保持東歐最穩(wěn)定的捷克政局也隨之動蕩起來。1996年大選獲勝連任的克勞斯政府被迫在任期內提前辭職下臺。1998年提前舉行新的大選，反對派社會民主黨獲勝上臺執(zhí)政，終結了東歐各國劇變后歷時最久的一個自由派政府。1.捷克陷入經濟困境實際上，捷克經濟困境的某些兆頭在1996年已經顯現(xiàn)。該年捷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現(xiàn)價計算雖增長了4.4%，與上年的4.8%相當44，但按不變價計算，則只增長3.9%，比上年的6.4%下滑了一大截。而與此同時失業(yè)率卻從上年的2.9%增加到3.5%。451996年財政赤字僅為15億克朗，1997年就猛增為130億克朗。過去幾年中，捷克的外債一直是東歐國家中最少的，1995年僅為79億美元，而1997年已增至220億美元，大大超過1990年97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另外，穩(wěn)定了長達7年之久的克朗自1996年開始貶值，從27-28：1貶為32：1。為了制止這種趨勢，捷中央銀行拿出30億美元來挽救，但仍然無濟于事。到了1997年，克朗再次下跌至34-36：1，貶值率達20%。起初，克勞斯面對這些征兆力圖保持鎮(zhèn)靜，他表示，按市場經濟觀點看，人為刺激高增長并不可取，4%左右的增長率是正常的。但是，到了1997年他終于沉不住氣了，被迫于4月中旬出臺了所謂的“振興經濟措施”。其中的短期措施包括，削減國家預算支出5%（225億克朗）、限制工資增長（將國家預算中的工資增長率由11.9%降至7.3%）以及限制進口；長期措施包括，加快由國家控制的大型企業(yè)私有化的速度、鼓勵和支持出口、進一步規(guī)范金融業(yè)和股票市場、成立跨部門的專門組織機構、強化同經濟犯罪活動的斗爭。然而，這些措施并未奏效。199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只增長了1.0%，離5%的計劃目標差得很遠，與上年的3.9%、前年的6.4%相比，呈現(xiàn)明顯的連續(xù)滑坡態(tài)勢。199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只增長了1.4%，仍陷于經濟停滯當中。1999年在新上臺的“左派”政府治下，國內生產總值甚至還下降了0.2%。1997、1998兩年固定資產投資也連續(xù)出現(xiàn)負增長，分別下降了4.9%與1.1%。而失業(yè)率則連年爬升，從1996年的3.5%升至5.2%和6.7%。通貨膨脹嚴重，1998年消費價格指數(shù)升至10.8%，時隔五年又一次返回到兩位數(shù)。吸引外資（直接投資）數(shù)量則從1995年高峰時的25億美元下降為1996、1997年的14億與13億美元。外匯儲備也從1995年高峰時的140億美元減到1996年的124億和1997年的98億美元。（見表八）在轉軌國家里情況最好的維謝格拉德四國中，自1997年起捷克從“排頭兵”的位置上掉了下來，尤其是在經濟增長方面已落到了四國之末，而原來狀況最差的匈牙利在“休克補課”與“全賣光”式私有化之后經濟卻大有起色。于是，從1998年以來，對“捷克病”的分析便成了轉軌經濟學中的一個熱點。2.來自左、右兩翼的批評正如1992年至1996年間捷克的榜樣得到了從自由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的一致稱贊一樣，1998年后捷克陷入經濟困境的案例，也受到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批評。左翼的批評中除了傳統(tǒng)的那種完全否定一切私有化方式的立場外，還有一種是具凱恩斯色彩的“后華盛頓共識”，這一“共識”把捷克的做法看作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它在轉軌問題上的觀點即所謂“華盛頓共識”）的一個失敗的案例。來自右翼的批評中，有人以匈牙利的成功反證捷克的失敗，鼓吹“分不如賣”論。前者認為“大眾私有化”過分自由主義，而后者則認為“大眾私有化”過分平民主義。至于“后華盛頓共識”的旗手、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則是從“凱恩斯+哈耶克”的立場，對俄、捷的實踐進行了左右開弓式的批判。在他看來，這種實踐既由于過分迷信自發(fā)性市場而違背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控原則，又由于“雅各賓布爾什維克式”的理想化設計，而違背了伯克、波普和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原則47。捷克在東歐鄰國的一些同行也不喜歡克勞斯的做法，并在轉軌的道路上與捷克人暗中競賽。波蘭1994年至1997年間的轉軌設計者科沃德克就是如此。他一方面把捷克與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