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故鄉是德國,但馬克思主義并非僅僅屬于德國和西歐,它是在民族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的基礎上產生的世界性的精神產品。所以,“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2頁)可是,我們又要看到,馬克思主義產生時主要是反映了西歐的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反映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反映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而科學社會主義則更多地吸收了法國社會主義的傳統。因此,馬克思主義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就必然產生一個民族化的問題。恩格斯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并明確指出:“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個戰斗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自外域,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4頁)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只有同各個國家的具體實際、各個民族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轉化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發揮改造世界的功能。就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馬克思主義這一“移自外域”的理論“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從而向中國人“靠攏”,成為中國人民認識歷史、改造現實的思想武器。因此,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相結合必然包含著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內涵。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同時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必須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否則就難以中國化。所以,毛澤東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予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二長期以來,我們習慣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積極的思想資源,對之加以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在當前的討論中,這種觀點被一些學者歸納為用馬克思主義“化”中國傳統文化;與之相對,一些學者又提出,用中國傳統文化“化”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無原則的糊涂觀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不是讓馬克思主義去迎合中國傳統文化,用中國傳統文化“化”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只能使馬克思主義“空心化”,成為所謂的“儒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絕不是范疇的簡單轉換,把物質變為氣、矛盾變為陰陽、規律變為理、共產主義社會變成大同社會……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相結合,使現實的問題上升為理論的問題,給予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并在這個過程中用中國式的問題及其科學解答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同時,在這個過程中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吸取其精粹,并對之進行創造性轉換,使之融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之中,使馬克思主義“取得民族形式”,“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落到實處,就離不開人民大眾,需要大眾化。為此,就要使馬克思主義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涉及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性質與特點的重大問題。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是少數文化貴族和社會精英的事情,而是人民大眾追求民族解放、尋求自由個性的偉大社會變遷。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國特性”與“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或者說中國化與大眾化是密切相關、融為一體的。馬克思主義不通過結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難以中國化;而固守傳統文化,以之去“化”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使中國文化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時就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古代農業文明的產物,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根本任務是救亡圖存、振興發展,尋求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實現現代化,重構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動方式,構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進程的悲壯主題,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思索與奮斗、光榮與夢想。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中國社會救亡圖存、振興發展的過程中之所以發揮了巨大的時代作用,正是由于它隸屬于現代文明。只要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同時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過程,那么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用中國傳統文化“化”馬克思主義、構建“儒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其荒謬性就不言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道德原則和倫理秩序,重在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有其合理性,由于人倫關系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關系,因而儒家學說的某些規則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并契合著某些現代問題,具有某些現代價值,而且儒家學說與它極力維護的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政治形態的距離越遠,它的意識形態性質就越弱,它所蘊含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觀念也就越凸現。精神生產不同于物種遺傳,以基因為遺傳物質的物質延續是同種相生,而理論思維卻可以通過對不同形態的理論、文化以至不同學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創造,形成新的理論、文化形態。觀念系統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構性,觀念要素之間具有可分離性、可相容性。一種理論、文化形態所包含的觀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脫離原系統而存在的,有些則可以經過改造而容納到別的理論、文化形態之中。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當也必然包含著對傳統文化以及儒家學說的繼承。但是,儒家學說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在從先秦經兩漢再到宋明的演變過程中,它始終是代表封建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否定個人利益、否定個人獨立性、否定人的個性的觀念,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念也與中國古代宗法人倫密切相關,并賦予了宗法人倫的“人道”以“天道”的神圣光環。我們必須明白,不是儒家學說、傳統文化挽救了近代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儒家學說、傳統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國社會一道走向沒落;不是儒家學說、傳統文化把一個滿目瘡痍、貧窮落后的近代中國推向世界,而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儒家學說、傳統文化推向世界,并使中國傳統文化重振雄風成為可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用中國傳統文化去“化”馬克思主義,構建所謂的“儒學馬克思主義”,更不是尊孔讀經復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現代價值的因素,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性”、“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三每個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時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對的現實,都有自己特殊的社會問題。我們不可能僅僅依靠傳統文化來解決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人口、資源和環境,以及義與利、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問題。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不可能在經濟、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仍然恪守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體”、以馬克思主義為“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又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需要,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體”與“用”的問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體”、馬克思主義為“用”,或以馬克思主義為“體”、中國傳統文化為“用”,都是形而上學的觀點。把“體”與“用”看成是沒有內在聯系的、可以任意選擇的關系,只能轉變為“體”“用”任意搭配的游戲。面對傳統文化,每一代人都會遇到繼承什么或拒絕什么的問題。繼承什么或拒絕什么并不取決于傳統文化本身,而是取決于實際,取決于現實實踐的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立足實際,而不是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當代中國的最大實際就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一實踐活動的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義就在于,它把現代化、市場化和社會改革這三項重大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構成了一場極其特殊、復雜而又波瀾壯闊的偉大的社會變遷,它必然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論問題,必然為我們的理論思考提供一個廣闊的社會空間。只有立足這一實際,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真正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所在,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在某種程度上的契合性,從而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對之進行創造性轉換;同時,用經過分析、批判的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地理解、闡釋馬克思主義,使其具有“民族形式”。這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這個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能夠代表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就是面向21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民族精神家園王南湜每種文化都有現實性與理想性兩個層面。前者是關于人們現實生存的文化,指導人們如何“做事”,后者則是通過指向某種理想境界而賦予現實生活以超越性意義的文化,指導人們如何“做人”。“做人”與“做事”的指向各不相同。“做事”要講究成效,因而就不能不以指向事功的現實性為原則,不能不講究“做事”的方法論;而“做人”,無論其主體是個體還是群體,講究的則是某種價值理想的實現,故其追求的是某種人生境界,而境界總是一種非現實的理想,因而也就自然地以指向非現實之境界的理想性為原則,以價值理想、人生境界或人生觀為導向。現實性文化既然以事功為導向,則必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改變;而理想性文化既然以某種價值理想為導向,則一般地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歷史繼承性。顯然,一個民族視為自己精神家園的文化,主要的是指這種理想性文化。在人們生活中現實性與理想性這兩個層面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當人們的現實生存發生危機之時,自然地會突出現實性生活原則,方法論問題會被人們所特別重視;而當現實問題被基本解決,人們的信念由于生活世界的變遷而發生危機之時,理想性生活原則就會被突出,價值理想、人生觀問題會成為一個被大力強調的主題。馬克思主義之為國人接受之時,正值國人的現實生活發生重大危機之時,甚至是處于民族存亡之緊急關頭。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起初便主要地表現為作為指導事功之方法論方面的中國化。但方法論不是全部,馬克思主義的完整中國化還必然包含著人生境界、價值理想方面的中國化。中國人的現實生存方面的危機,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斗之后的今天,可以說已經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在1949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是一個標志,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力的極大增強又是一個標志。前者表明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的獨立,后者則表明了中華民族在經濟上的實力和人們現實生活問題的基本解決。這些說明,為什么活著的價值理想、人生觀問題將會成為困擾國人的重大問題,從而也就成了不能不予以關注的重大理論問題。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就理應將其包含于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價值理想、人生觀的中國化比之方法論的中國化有著更為重大的必要性。方法論作為“做事”的指導原則,由于要成功地“做事”,不可避免地要以服從外部世界的規律為前提,因而具有某種強制性。行為主體要想取得事功上的成就,就不能不使自己在主觀上認同這些能達于成功的方法論原則。但價值理想、人生觀則不同,它是一種理想目標,一種境界,并不完全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因而也就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傳承性。理想世界之為一種追求目標賦予人們全部生活以某種意義,因而構成了人們的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家園。既為精神家園,是人們夢寐而向往的圣地,就必能給人們以親切感。因此,一種價值理想、人生觀,若要有力量,就必須民族化。具體到中國而言,就是馬克思主義在價值理想、人生觀方面也必須進行一種中國化。這比之在方法論方面的中國化甚至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價值理想、人生觀方面中國化的必要性還在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極為顯著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決定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理想世界與西方文化傳統的理想世界必定有著極大的不同。而這種不同要求人們必須把一種源于西方文化傳統的理想世界與中國傳統的理想世界結合起來,使這種中國化的理想世界成為能給中國人以親切感的精神家園。關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不同,許多中外研究者進行過深入探討。一般說來,文化的本質差異根源于思維方式的差異。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質亦當植根于思維方式的差異。對此,中西方的一些學者早已有所認識。有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是一種“關聯性思維”。許多中國學者也持有類似看法,認為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調和持中的態度”、“直覺法”、“實用理性”、“象思維”等。這些論斷都可以說從某一方面揭示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質,而這一特質,與西方文化建立在主客分立之基礎上的思維方式顯然是不同的。與主客分立的思維方式相對應,西方文化傳統中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超越的存在,即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之外的存在。此亦即現代新儒家所說的“外在的超越”。而中國傳統的非主客分立的思維方式卻決定了中國人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非超越的,現世的而非彼世的。現代新儒家創造了一個“內在的超越”的概念來表達與西方的不同,雖有種種不妥切之處,但大致上亦能表明中西方文化理想的根本性差別。馬克思主義是對于西方文化傳統的一種反叛,是對于西方傳統思維方式的一種否定。這種反叛和否定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了中國文化傳統。但這種否定只能是一種辯證的否定,即揚棄,而不可能是一種絕對的否定,因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必定是包含著被辯證地克服了的西方傳統文化的因素。這樣,就思維方式而言,馬克思主義雖與中國傳統哲學具有某種親和性,但二者之間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馬克思主義畢竟是源于西方文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是與西方文化傳統分不開的。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理想描述為對于“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而從概念上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把現實存在以主客分立的思維方式把握為“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的對立和矛盾,因而也就不存在理想世界中對這些矛盾與對立的克服。而這種不同的存在,也就意味著存在著將這種差異消除的理論任務,而這就正是作為價值理想、人生觀方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種差異的消除并非一定意味著將共產主義理想作純粹中國式的理解,而很有可能是雙方的相互調適,但無論如何,消除的任務是存在的。事實上,對于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式理解早就存在了。我們知道,在馬克思那里,對于共產主義的論證是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來進行的,這當中,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才能夠消除社會分工,從而才能夠消滅私有制,消滅一切妨礙人的自由發展的東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國內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除了將共產主義社會描述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或物質財富的涌流之外,還大都特意加上了一條人民道德品質或精神境界的極大提高。仔細體味增加的這一條不難發現,其中仍有著從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理解共產主義的意味,即仍然在某種意義上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種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君子國”。只是這類中國化多半仍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而現在需要的是人們進行系統的論證和建構。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中國式的理想境界終于被明確地提了出來,這就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乃至“和諧世界”。人們不難看出,當和諧社會被理解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馬克思主義理想社會的中國化。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時便是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建設。(作者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汪信硯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即既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審視、反思和改造中國的傳統文化,推動和促進中國先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又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用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和強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當前現實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考察和分析中國的當前現實,從中提升出具有時代性和根本性的問題,并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創造性回答,既指導中國的當前實踐,又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從上述內涵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實際展開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理論和實踐兩個不同的層面,其中,理論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創造并不斷發展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實踐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考察和解決不同時期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探索和確立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建設道路。上述這兩個不同層面是緊密聯系著的,其中,理論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為實踐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服務的,而實踐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是對理論層面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具體運用。具有如是規定性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當成為一種理論范式,是由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為了反對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提出來的。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說:我們“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到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在這里,毛澤東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看作是“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的根本原則和基本模式,即中國革命的理論范式。正是由于堅持了這一理論范式,所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創造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偉大理論成果,并在實踐上成功地找到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不過,在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只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或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范式,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或中國共產黨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應有態度,即與主觀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只有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理論領域占居主導地位、成為全社會的指導思想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有可能成為整個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二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理論范式,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理論研究的基本目標、方法論原則和評價標準。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理論建設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研究是當代中國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馬克思主義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與此相應,馬克思主義研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三個方面。因此,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首先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在內的整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應該說,至少從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起,中國學術界就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在以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只是作為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現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等等相并列的一個研究領域,有時甚至只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個階段或環節而受到少數研究者的重視,因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至多也只是被理解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按照這種觀念,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現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等領域的研究是可以游離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外的,甚至是完全無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雖然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并對之進行深入研究是絕對必要的,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僅僅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卻是遠遠不夠的,由這種觀念所主導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是背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范式的。所謂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是指整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都應當緊緊圍繞著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中心任務來展開,它的理論目標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從內容到形式完全變成中國的東西,不斷創造出與時代要求和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實際來理解和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高方法論原則;是否有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衡量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問題和成果之意義的根本標準。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與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之間是有根本區別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人們所關注的主要是也只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源流、歷史進程、理論成果、基本經驗及其與其他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形式的異同,目的在于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明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方向。而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則意味著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都是為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要求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現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等各個領域的研究都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理論目標、解釋原則和評價標準。如果說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領域的研究屬于一種狹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那么,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范式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則屬于一種廣義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正是由于突破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僅僅理解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的狹隘視野,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式,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才實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的偉大理論創造,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在這一理論體系指導下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也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學術研究的根本范式。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門類很多,包括哲學、史學、文學、新聞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等,這些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各有自己的特點。但是,作為當代中國理論建設的組成部分,這些不同門類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學術研究都應該遵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范式。也只有自覺地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范式開展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術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真正成為當代中國的理論范式。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當代中國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范式,并不是要求當代中國各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都來研究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