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漢家論壇演講稿——漢民族主義勢在必行及對兩次亡國反思(

一個大國的敗落、一個大民族的衰亡必定是內因起著主導作用，唯有靜下心來仔細的反思自我，總結閱歷教訓，以史為鑒，痛改前非，方可避開我們民族再次沉淪，亡國當然可怕，但是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轍，所以我們若想復興華夏，就必需直面我們固有之文化、道統上的問題，知恥而后勇。

Q1：為什么我們作為一個人數占有肯定優勢的民族、且經濟文化強盛的國家卻往往敗給西夏、女真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直至被蒙元完全覆滅?為什么只有幾十萬的滿族能制服人口多達上億的漢族明王朝?

我們華夏民族綿延至趙宋之世，其精神面貌比之前朝，已有較大的不同，春秋之尊王攘夷，漢唐之開疆拓土，這種血性與豪邁的民族精神自宋以來便消逝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偏安一隅、對外怯懦、對內防民弱民的特質

真正的儒家治國之道本應是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撫萬民，德以柔中國、形以威四夷的內圣外王之法。而士大夫這個群體，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張載的橫渠四句說的興奮人心、大方激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恰到好處的總結了士大夫對于一個民族所肩負的職責，士大夫對下應體恤萬民、通達民意，對上應為民請命、恪盡職守，換而言之，士大夫應為皇家與下層百姓的調和劑，幫忙皇帝了解民意、順應民意，幫忙百姓爭取利益，最終到達《禮運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政治抱負，孟子之民貴君輕巧也是這個道理。

然而到了宋朝，儒家的官僚士紳體系膨脹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得位不正的北宋皇室，根本無從與貪欲的儒官系統相對抗。為了穩固皇位，于是趙氏皇族大肆打壓武將勢力，扶持所謂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御武制度。最終的結果，就是儒家進展成儒教，滿口仁義道德，一心男盜女娼。自儒家進展為儒教，等級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士農工商，士(也就是儒官)的等級最高，與皇權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彥博曾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徹底拋棄了為百姓立心立命的職責，與百姓站在了對立面;軍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地位低賤，過著毫無尊嚴、豬狗不如的日子，并且其職業還必需世襲，以保證階級固化。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除了讀書考取功名、入官為士之外，其他全部行業均是低賤的，在此種嚴格的等級尊卑的秩序下，軍人、百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這時候我們漢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內部便消失了難以愈合的階級裂痕，殘酷的等級壓迫讓我們這個民族不再是一個無堅不摧的整體，而是各個階級相互敵對、仇視的散沙化個體。

百姓無所謂這江山姓李還是姓趙，亦或是被外族統治，對于百姓而言，生存權方為第一正義，誰能保證我們吃得飽、穿得暖、誰能給與我們做人的尊嚴，我們自然心向誰邊，一個視百姓為豬狗的政權，一個軍人低賤如糞土的國家，又有什么資格在國家危難之際要求軍人百姓挺身而出、犧牲性命保家衛國呢?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了幾個月前韓國拍的那部電影《南漢山城》，朝鮮的失敗投降又何嘗不是我大明王朝滅亡的一個縮影呢?朝鮮君臣退守南漢山城中，與勢如破竹的清軍做最終的反抗，大敵當前，那些真正用性命守城的士兵卻低賤如狗般卷著草席，吃不飽，穿不暖，風餐露宿而那些名貴的士大夫照舊自視清高，拒不犧牲尊嚴安撫保衛國家的士兵，甚至為了自己利益不顧百姓的死活，下令收繳士兵用來御寒的草席還把城中百姓的茅草屋也拆了喂馬，由于名貴的士大夫們只能騎馬不能走路。在仁祖面前夸下海口偷襲清軍，刀逼士兵下山出戰中了潛伏，把全部的過錯退給了武將。

這部電影中還有一個鏡頭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朝鮮大臣不滿清軍陣營中的朝奸炫耀紅夷大炮：閣下也是朝鮮人，怎么能這么說呢?，不料，朝奸竟義正辭嚴地痛揭朝鮮自身的瘡疤：我的父母是奴隸，所以我一誕生就是個奴隸。在朝鮮，奴隸不算是人，再也別說我是朝鮮人!。

正所謂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是啊，當一種制度讓精英階層把一般民眾當作奴隸而沒有絲毫憐憫的時候，當一個朝廷從來沒把黎民百姓當人對待過的時候，當民眾從來都未曾享受過做人的根本權利的時候，我們又有什么資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指責被奴役的民眾敬這個國家、愛這個國家呢?國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國。

故而，北宋末年，百姓被剝削的苦不堪言，被貪欲的儒官群體吞噬了家產的貧民在全國范圍內紛紛揭竿而起，其中規模最大的起義是方臘起義，百姓正苦于官吏掠奪訛詐，果真處處響應。方臘義軍的矛頭直指整個儒官體系，起義過程中見官就殺。不旬日，聚眾數萬，從者如云，攻城奪池，自號圣公，建元永樂。很快接連攻陷幾十座州縣，部眾進展到近百萬，威震東南。此時，老百姓早就視北宋朝廷為寇仇、視儒教官員為寇仇。一個民族，在如此階級割裂的狀況下，在內部相互敵視的情形下，又如何能夠在外敵入侵之際拼力全都、共同抵擋外敵保衛祖國呢?于是，看似強大繁盛的漢民族在人數遠遠少于自己、經濟與文化完全弱于自己的女真、蒙古、滿清面前竟節節敗退，孱弱的不堪一擊，最終導致亡國亡天下的悲劇。

到了明末，民與官敵對的民族割裂現象也并未得到好轉，故而闖王的一句均田免糧便贏得了眾多百姓的支持，國家亡了，李自成攻入京城，不過數日滿清入關，李自成戰敗退出北京，異族的鐵騎踏入中原，經過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的漢族百姓照舊無動于衷，沒有要抵抗的意識，對于低賤的百姓來說，誰來主宰這個江山他們不在乎，吃得飽穿得暖才是第一正義，直到滿清公布剃發令，對漢族百姓實行殘酷的剃發易服政策，百姓們方覺不對，這才明白自己被異族統治了，于是才激起了劇烈的民族責任感，與滿清綻開劇烈的斗爭。在這個時候，漢族人民才徹底拋開階層的對立和仇視，同仇敵愾的抵擋外敵，諸如李定國這般的農夫起義軍首領也知以民族大義為先，與南明政府聯手抵擋清軍。這時候，大儒顧炎武方才發出亡國亡天下之感慨，惋惜此時醒悟已是為時已晚，假如甲申之前便能夠上下一心的話，漢人又何至于令滿清奪了天下?漢民族最終沒能戰勝勢如破竹的清軍，漢民族自此淪為亡國奴。數萬萬人口的漢人竟然被區區幾十萬的建奴所制服、統治，真真是痛徹心扉，也更值得我們在哀思中反思。

固然，我們民族頻頻亡于弱小之民族，除了階級的割裂和仇視之外，還有宋明以來實行的弱民防民政策，詳細表現為對地方軍權的減弱以及對基層組織的打壓，地方無權，漢族老百姓一盤散沙毫無組織力。所以漢族反抗外族全寄予在國家機器軍隊上，一旦國家軍隊抵不住，漢族老百姓便任人宰割，國家便土崩瓦解。地方臨時組織起來的軍隊無論是面對流寇還是周邊蠻族都不堪一擊。故民族英雄文天祥感慨道: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

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宋史。文天樣傳》)。連理學家朱熹也批判說:本朝懲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朱子語類。本朝二。法制》)。這也就是為什么宋明以前，即使天下大亂，地方人民仍能夠快速組織起來，反抗狄夷，由于地方有權利，即使國家軍隊失敗了，地方照舊有力氣與外敵抗衡，(就如唐朝末年，駐守沙洲的張議潮照舊可以驅除吐蕃、收付河西)，所以縱有三國兩晉南北朝之數百年的亂世，漢族也并未真正的亡國亡天下，反而在看似強大的宋明兩代亡于異族。

Q2：外族入侵，國難當頭，消失一些漢奸走狗賣國賊，也不驚奇。但是假如數量過多，就值得深思。這里我們就要問：當時的中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漢奸呢?

當士大夫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將儒教的統治秩序看得比民族大義都重要的時候，當他們拋棄華夷之辨、摒棄孔子所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核心原則時，儒教便輕而易舉的淪為幫忙異族統治自己同胞的幫兇了。

以明末為例，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滿口仁義道德、引經據典，實則自私怯懦、誤國誤民。打腫臉充瘦子拒不讓崇禎遷都南京，早做籌謀;日暮途窮的時分寧愿國破家亡也痛哭流涕以死相諫不允許崇禎與李自成議和抗清，導致大明不得不兩線作戰，內憂外患無從解決;在大明面臨亡國之際，崇禎放下皇帝之尊，去請求大臣和親戚們捐款，給防守北京城的士兵發軍餉。但他得來的卻是皇親國戚的一毛不拔，滿朝文武的裝瘋賣傻這時候那些成天滿口仁義道德的士大夫們又哪去了?最終只得逼著崇禎吊死在煤山，大明覆亡，緊接著便是亡國亡天下。倒是李自成攻下北京城，這些名貴的士大夫落入闖王的手中。在闖王的嚴刑逼供下，當個個一毛不拔的士大夫們既賠了自己全部的家產又送了命，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到了南明時期，這些士大夫照舊不反思自我，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建立全民族的抗清戰線，反而出了聯虜平寇這等昏招，倒是被士大夫們視作流寇的李自成的順軍始終堅決的反抗清軍，這莫不是一個巨大的挖苦。南明的官員們寧愿與外族聯手也要剿滅賊寇，無非是怕像京城的那些官員一樣被農夫起義軍清算，二則照舊是等級尊卑的觀念在作祟，在士大夫眼里，流寇這等賤民如何能踩在他們的頭上?有什么資格與他們平起平坐?對于儒教士大夫而言，只要儒教的道統還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階層地位還在，軍人等其他低賤的階層不至于翻身而上，那就無所謂。統治者是漢族還是游牧民族，有什么關系呢?大漢子民被殺得血流成河，有什么關系呢?維系儒教道統才是最重要的事。反正奴事于異族政權他們照舊可以做高高在上的士大夫。為異族統治者尋求統治中原的合理性、編造出入夏則夏、入夷則夷偽理論的許衡，主動投降異族，而且一生以毀滅自己國家為己任的程，倡言剃發留辮、讓漢人徹底失去尊嚴、幾千萬漢人為此喪命的孫之獬而后在滿清統治中國的三百年里，除了清初所剩無幾的大明遺民堅持民族氣節外，其余士人便淪為滿清走狗，心甘情愿的奴事于滿清。一個民族消失帶路黨賣國賊本缺乏為奇，但是數量過多，就值得我們深思了。話及至此，便也充分解釋了為何每當外族入侵、國難當頭，漢奸走狗賣國賊往往會層出不窮的緣由，而這個現象自宋明以來尤為顯現，而漢唐之前，幾乎是鮮有漢奸之流的。

鑒于此，及至孫中山時期，才真正闡述出了民族主義真正的內涵，民族主義絕不是壓迫與奴役，決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相反，他應當是為本民族人民追求自由、公平、尊嚴而生的。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所說民族的復興從不是某個人、某個群體的復興，而是全體民族的共同復興。民族主義誕生的初衷，就不是為了一家一姓之貴族或王朝效勞的，反而正是為了破除乃至抵抗權貴階層對一般民眾的壓迫而誕生的，只有實現族群內部的公平和自由，方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這正是孫先生所堅持的民族、民權、民生的理論。從以上我所分析的宋明亡國的悲劇中，我們也可清楚的看到，一個民族假如沒有民族民權民生的構建，那么即使人數眾多，也不過是一盤散沙的原子化個體。沒有民族主義，我們就沒有意識共同體的構建，沒有民權與民生的保障，我們各個階層間就會仇視、割裂，無法拼力全都抵擋外敵，最終外敵利用我們民族間的內部沖突，便可輕而易舉的制服我們整個民族，那便是我們整個民族被異族奴役統治的悲劇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知恥方可后勇，從兩次亡國的教訓中，我們應當準時訂正我們道統中所消失的重大問題，我們要深知，民族主義必定要伴隨著民權主義，必需要保障廣闊族胞的根本利益，假如只要民族主義而不要民權主義的話，那必定會重蹈封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