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8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一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關于中國來講，稱得上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一切的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以至于有人講，唯一不變的，確實是“變化”本身。然而，關于“變化”的認識，最初卻有所不同。人們往往以為，這所謂的變化，一言以蔽之，確實是：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的轉型。最早的借助“讓權放利”的推動改革，以及隨后的關于“增長”（甚至是“無進展的增長”）的強調，差不多上如此。只是隨著認識的逐步深入，人們才日益發覺：中國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生產力的相對落后，而且依舊社會制度的相對不健全和意識形態的相對滯后。因此，中國所出現的轉型，就并非社會制度的轉型，而是社會結構的轉型。理應引起關注的，也并非“增長”，而是“進展”。新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而應運誕生。與常見的“非”意識形態化與“弱”意識形態化不同，“新”意識形態是社會結構的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保持與重建社會的凝聚力，如何保持和重建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確實是它的努力之所在。我們明白，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是意識形態的一個棱鏡。而“舊”意識形態與“新”意識形態的分野，也就在從“階級利益”向“共同利益”的轉型之間。長期以來，中國以意識形態立國，意識形態在社會的凝聚力與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方面起著全然的作用。然而事實上意識形態又是中國的“阿里斯之踵”，是最為薄弱的環節所在。按照宗教意識形態、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分野，中國的意識形態，顯然沒有神圣宗教的痕跡，是“主義”與“國家”的混合，能夠稱之為黨-國意識形態。黨-國意識形態矚目的是“階級利益”，它往往把國家的本質界定在階級本質方面，從階級性、歷史性來為意識形態定性，不惜以“階級”去重新書寫歷史?！皣笔恰包h”的影子，“國”甚至被當作“黨”的私有財產來使用（所謂“江山”布哈林講蘇聯經歷了母權制-父權制-書記制，也是那個意思）。借鑒林茲（Linz）關于“極權”與“威權”的理論模型，我們能夠稱之為一種“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從上個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開始，這一“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開始了困難的“去政治化”的“綏靖”歷程。它將“主義”一點點地從“國家”中剝離出去，同時為之注入“改革”、“開放”、“進展”、“法治”、“民主”、“自由”、“科學”、“現代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內涵，逐漸變黨-國意識形態為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矚目的是“共同利益”，它從理論基礎、現實基礎的角度為意識形態定性，因此轉而從國家的社會公共職能方面去揭示國家的本質，強調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強調從“階級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強調國家超脫于所有階級之上，具備了一種共同的公共性。這是社會、國家向意識形態提出的客觀要求，是社會之為社會、國家之為國家的新的合法性的基礎，顯然，也是“新”意識形態得以存在的全然條件[1]。照舊借鑒林茲（Linz）關于“極權”與“威權”的理論模型，我們能夠稱之為一種“威權”型的“新”意識形態。而這就差不多不難使得我們窺見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敘事的隱秘邏輯。從“極權”型的“舊”意識形態到“威權”型的“新”意識形態，意味著從強制、灌輸、操縱到同意、咨詢、呼喚，從“洗腦”到“公關”。這確實是講，“新”意識形態存在于對個體的咨喚之中（個體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為主體）。而這，也恰恰是傳媒之為傳媒的全然存在方式。區不于傳統的宣傳，傳媒之為傳媒，它的最為全然的特征，確實是“真實”地想象某種關系，再將其在傳媒中塑造出來，使得它通過傳媒而成為某種被“篡改”了的現實，進而重構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2]在此意義上，不難看到，借助于新意識形態的“看不見的手”，中國傳媒正在日益成為新意識形態的平臺，日益從權力的媒介走向媒介的權力。它并不建構現實，也不反映現實，而是虛構現實、想象現實，同時在此基礎上重新定義現實，將現實不斷生產出來。也因此，盡管透過中國傳媒你能夠看到不同面孔的現實，諸如被拒絕“西化”的精神力比多想象投射的精神烏托邦、屹立東方的文明古國、期待著現代化的陽光雨露的無意識區域、尚未被市場理性收編的被遺忘的角落……等等，然而透過從實證分析的角度看甚至是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諸多經驗分類，我們卻不難看到一種共同的欲望投射、共同的言講背景、共同的想象方式?，F實被作為一種“他者形象”在想象中被虛構這一事實，造就了共同的傳媒現實—--想象的現實。那個“想象的現實”決定了什么樣的“現實”值得關注，什么樣的“現實”才是現實，而且決定了人們的現實想象，甚至決定了人們關于自身的身份想象。這些“想象”通過新聞報導、人物報道、專題報道、娛樂報道、電視劇等不同類型的文本被不斷地生產、再生產、再再生產。而且，"想象的現實"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還不僅表現在現實的想象中，而且更表現在現實的消逝之中，作為一種言講背景，在關于某些“現實”欲言又止甚至全然沒有言及之處，現實的“缺席”就恰恰是想象的“在場”[3]。確實是如此，人們通過大眾傳媒所“想象的現實”去認識著現實、發覺著現實。現實作為一個被言講的他者，從此不再是一個只發生在廣袤的中國大地的經驗事實，而是一種再釋義的想象的存在、一種被附加了意識形態身份的權力事實、一種作為給定的“想象現實”。更為重要的是，如此一種再釋義的想象的存在、一種被附加了意識形態身份的權力事實、一種作為給定的“想象現實”，難道會被國人“自由地同意”，同時被認為既“合情”也“合理”。這使我們進而注意到中國傳媒的某種意味深長的“魅力”。在“言講什么”之外，中國傳媒關于新意識形態的“如何言講”，也因此而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發覺，中國傳媒關于新意識形態的“言講”不僅生產出某種“想象現實”，而且生產出再生產這一“想象的現實”的條件。也確實是講，中國傳媒不僅生產出國人與某種“想象的現實”的關系，而且還在國人身上生產出關于某種“想象的現實”的強烈的渴望，渴望某種“想象的現實”不斷出現，渴望永久與某種“想象的現實”同在，因為只有它才既“合情”也“合理”。某種“想象的現實”因此而得以“永久”連續，同時被認為不可或缺。一旦失去了它，一切“現實”反而也就統統并非“現實”。同時，國人在中國傳媒的“言講”的“咨喚”下，也從個體而“自由地同意”成為主體，同時承擔起被呼喚者與呼喚者的雙重角色。最終，中國傳媒得以完成了通過事物A來傳達概念B這一看似不可能的歷史使命。猶如以事物“鹿”來傳達概念“馬”，同時“指鹿為馬”，這種在毫無必定聯系的事物A與概念B之間建立必定聯系的做法，顯然只能被看做神話，然而，倘若一旦“自由地同意”“鹿═馬”，神話就不再是神話，而是現實。顯而易見，新意識形態的出現，差不多形成了我們那個時代的特定文化癥候。由此，關于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敘事的隱秘邏輯的深刻把握，關于在“想象現實”中新意識形態的放開與遮蔽以及中國傳媒關于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的深刻把握，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這當中，中國傳媒所繪制的新意識形態地形圖應當如何樣解讀、如何樣闡釋？中國傳媒所蘊涵的新意識形態的書寫痕跡究竟何等復雜、何等深刻？權力的媒介與媒介的權力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又是如何相互結合、彼此借重？中國傳媒在關于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突出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如何突出？如何遮蔽？什么緣故突出？什么緣故遮蔽？中國傳媒在傳達新意識形態的聲音時如何放逐、壓抑弱勢階級、階層的聲音？弱勢階級、階層的聲音又如何通過交涉、談判、磨礪、妥協和議定的過程而進入？作為融合了新意識形態與其他意識形態話語的交鋒場域的中國傳媒又是如何樣的一個充盈著你來我往的交涉、談判、磨礪、妥協和議定的過程？……都期待著我們的回答。二具體來看，新意識形態體現為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經濟上的有用主義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與之相應，中國傳媒則因此形成了四大話語系列。首先是民族主義話語與民生主義話語。它們差不多上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現，但又有所區不。在國際政治方面，是民族主義話語；在國內政治方面，是民生主義話語。酒井直樹指出：一個民族國家能夠異質性來抵抗西方社會，然而卻必須以同質性來統一自身。這正是在國際政治方面新意識形態以“民族”來消解作為舊意識形態的他者的“階級”的緣故之所在。然而所謂“民族”同時“主義”并不像新意識形態所寓示的那樣具有悠久的傳統，而只是近百年來的現代產物，同時依舊一柄銳利無比的雙刃劍。因此，倘若連近在周圍直接關乎個人利益的權利意識甚至都未蘇醒，那么宏大的民族意識就實在無從談起？倘若一個公民都被剝奪了“講不”的權利，那么國家對外“講不”的權利更是無從談起？而倘若一個公民連自身的尊嚴都無從談起，那么真正的民族尊嚴又何從談起？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如此這般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展示的不是什么民族的力量，而是民族的情緒。然而新意識形態又不得不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個種的緣故就在于：民族主義是最富有情感魅力的天然政治資源，時效性最持久、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作為一個“世紀情結”，它是惟一能夠讓政府轉化國內的現實矛盾，同時又能夠產生一定凝聚力的意識形態。類似于阿氏描述的基督教文化對主體的詢喚過程，民族主義話語也能夠不斷通過媒介敘事來詢喚、召集“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從而構建起“中國人民”這一主體和意識形態自身，以規范引導著國人的行為取向，在對民族主義話語的服從中尋求民族想象和民族身份認同。同時，也因為民族主義本身的不成熟，中國傳媒的民族主義話語也存在著內在的尷尬。例如在在關于西方形象的塑造中，就依照不同的政治環境需要，對西方的形象進行不同的塑造。一方面將其妖魔化，視之為對民族國家的威脅；另一方面又將其天使化，描繪成天堂般的“他岸”世界。這種看似矛盾的愛恨情結，體現了中國個人乃至民族的不盡成熟（在一定程度上照舊是“義和團”團民），以及在追求現代性道路上的自卑、矛盾、困惑的心理，既要通過對西方的顛覆來完成民族國家主體性的建構，又要通過對西方的歌頌來擺脫現實中落后的尷尬處境，從而使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和主體性得到確證。如此，一方面，通過“西方”那個“他者”形象的塑造，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得到確證，另一方面，借助于“西方”那個異邦的想象，為正在追求現代化進展的當代中國虛設一個“他岸”的世界，從而既滿足了人們對現代化烏托邦的瑰麗想象，同時也勾連了人們的歷史經歷和集體經驗，成為各種政治話語形態的合法性出口。例如，在關涉國際關系、國家利益和歷史經歷的政治場域就毫無例外地體現為激進的民族主義（如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國間諜涉嫌偷窺美國核武器機密案、臺灣問題、中美撞機、人權問題的爭論、趙薇軍旗裝、西北大學抗議日本留學生、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伊拉克戰爭等一系列事件的新聞報道），而在國際關系、國家利益和歷史經歷之外，則毫無例外地體現為溫情的民族主義。例如傳媒對“港澳回歸”、“世界杯”、“申奧”、“入世”等重大媒介事件的宣傳，就都將之塑造成了集體化的狂歡儀式，以世界為自己的訴求對象，展示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性想象，同時將國族想象和自我認同發揮到了極致，從而使之成為一種轉移民間能量，聚合各種政治情緒的民族國家的精神象征。然而往往為人們所忽視了的是，民族主義無異于一把銳利無比的雙刃劍，既可給當代中國帶來福音又可給當代中國帶來災難。民族主義的話語也只是一種女性化的話語。在這當中，中國永久是一個被想象的客體。西方想象中國的方式，也確實是中國想象自我的方式。中國關于自我的想象只能通過將自己想象成為西方的他者來完成，因此而就永久只在想象中充當演員而從來沒有成為觀眾。國內政治的民生主義話語也同樣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理論思想的精髓，提出的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與三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其核心差不多上以民為本。它意味著關注底層民眾、弱勢群體、邊緣人群和百姓生活?！白専o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4]，“為老百姓講話”，[5]“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差不多上九十年代中國媒體贏得民間聲望的最為時髦的口號?！栋傩湛臻g》、《焦點訪談》也是九十年代中國媒體最具代表性的欄目。在那個地點，“百姓”的關于“人民”和“大眾”的解構本身就體現了關于舊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的一種解構?！皣摇标P于作為他者的“階級”的消解，就意味著將個人解放的同時又將個人直接組織到國家之中。為了完成關于個人的直接操縱。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建立在關于自我的放棄與超越的基礎上。如此，一方面，共產黨必須及時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換，以表明執政黨是掌握公共權力的黨，要為全社會服務。這就相應地要求從革命的合理化向制度的正常化轉移，要求關于每一個向隅而泣者的殷切關注，要求關注民生疾苦，要求完全擱置“人民大眾大眾快樂之日，確實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之類的舊意識形態的思路；另一方面，“百姓”也不再具備“人民”和“大眾”的身份，既然差不多被直接組織到國家之中，因此自身的生活憂患就必須得到關照，而且也只有自身的生活憂患必須得到關照（其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出讓給國家，因此無須予以關照）。而傳媒的“為民請命”恰恰置身于如此兩個方面的中間地帶，因此，國內政治的民生主義話語就通過以人為本的百姓敘事成功地完成了由舊意識形態向新意識形態的轉變。然而，這當中也同樣存在著內在的尷尬。離開了關于公正的自由選舉、獨立的司法機構、自由的大眾媒介、獨立的高等教育、自治的民眾團體、機會均等的開放社會等等的強調，單單關注民生疾苦，實際是大有問題的。而且中國傳媒在關注民生疾苦中的“想象關系”也是人為閉合的，而非開放的（例如，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背后，又究竟是誰在講），“惡有惡報”的結論是事先給定的，多種可能（例如更多的“惡偏偏沒有惡報”）被歸結為一種完滿的可能。而且不捉閻王只抓小鬼，不要西瓜只要芝麻，其結果，是話語關于現實矛盾的“縫合”。其次，是經濟領域的有用主義話語。一系列經濟制度的轉型，必定導致社會資源的再分配。與過去的政府是資源的配置者不同，市場開始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經濟利益、個人利益被承認為社會進展的動力之一，傳統的鐵板一塊的利益開始急劇分化，利益之間的差異，貧富之間的差異，使得如何保持與重建社會的凝聚力，如何保持和重建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再一次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而政治上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由于缺乏一個超越性的價值信念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整合（例如西方的“上帝”），同時因此而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機會主義的色彩（所謂“抓住機遇”），在經濟上就必定導致有用主義意識形態。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構建市民社會，然后再在此基礎上推進政治民主化，因此而成為一種隱秘的愿望（因此《中國青年》如此的刊物也以“學會過經濟生活”作為刊物的主題辭和編者按語），然而，幾乎沒有人能夠及時意識到自由市場只能產生一種“消極的自由”，而且完全不能自動地導向政治民主化[6]。經濟領域的有用主義話語正是關于經濟上的有用主義意識形態的回應。關于個人利益的展示，關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展示，關于自由競爭的“開放社會”的展示，關于那些“體制外”的經濟力量和集團的“自發生成”的展示，關于那些被視為“制度創新”的要緊原動力量的“體制外”的經濟力量和利益集團的“自發生成”的展示，確實是中國傳媒為我們展示的一個經濟的太平盛世。至于雙軌制的矛盾、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以及因為“尋租”而產生的“權鈔票交易”等等，則都在有用主義話語的“縫合”中奇妙消逝。而且，在經濟領域中國傳媒絕對不去觸及原有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之外形成“自己的話語空間”，例如所謂原有或現行體制中的“改革”的力量，例如體制外的某種新型的制度形式（私營企業等），例如在社會變遷中形成的“新社會空間”（北京的“淅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傊畈欢嗌弦浴笆劳馓覉@”去掩飾在原有體制的失控與失效狀態。最后是文化領域的消費主義話語。與經濟的有用主義話語一起衍生的是消費主義在文化領域的全面進入，它意味著：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滿足。正如邁克·費瑟斯通所講：在大眾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獨特的、直接產生廣泛的軀體刺激與審美快感的消費場所中，情感歡樂與夢想、欲望差不多上大受歡迎的?！贝蟊娢幕笆褂玫氖怯跋?、記號和符號商品，他們體現了夢想、欲望與離奇幻想；它暗示著：在自戀式地讓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滿足時，表現的是那份羅曼蒂克式的純真和情感實現。當代消費文化，大概確實是要擴大如此的行為被無疑的同意、得體地表現的語境與情境之范圍?！盵7]因而，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文化也無疑是以滿足為需要而需要的虛擬幻想為目的、以造夢與圓夢為內涵的一種讓“美夢成真”同時也讓“惡夢成真”的文化。而作為一種消費主義的話語，在引導和操縱人們的文化觀念方面也就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一種意識形態。它以話語權力的形式誘惑大眾“自由地同意”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觀念，自覺從“革命”的時代進入“消費革命”的時代，因此在客觀上維護同時再生產著一種帶有特定意識形態內涵的的社會生活形式和利益格局。三中國傳媒的新意識形態敘事的核心是“傳媒鏡像”。所謂“傳媒鏡像”，也確實是我所指出的“類像”：“大眾傳媒所熱衷的并非現實世界，而是虛擬世界，也并非現實世界的形象，而是現實世界的類象。這虛擬的類象最與夢境類似，本身也并不揭示任何真實的東西（因而反思能力就成為多余），而完全是欲望的象征。借助于它，生命能夠不再通過理性的中介就直接得到滿足，人們不必通過任何過程就能從類象本身獲得所謂的意義，廣告的形象確實是意義，廣播的話語確實是意義，電視的畫面確實是意義，主持人的音容笑貌也確實是意義，如此等等。況且，這虛擬的類象事實上與是否真實無關，而只與技術的可能性和傳媒機器的制造能力有關。如此，關于欲望的滿足也就不受類象是否真實、是否有意義、是否合乎理想、是否尊重歷史等等的限制，從而，不但能夠自由購買、自由預定、自由消費，而且能夠無限復制，因此，大眾傳媒也就最終得以形成了一個以欲望為核心的自我循環?！盵8]。顯然，“傳媒鏡像”確實是“類像”。只是，它并非一般的“類像”，而是典型的“類像”、最具代表性的“類像”（猶如“形象”與“典型”的區不）中國傳媒的新意識形態敘事的核心。正是“傳媒鏡像”，將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種種復雜糾葛以及中國傳媒的四大話語凝聚為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因此，關于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考察，從“傳媒鏡像”入手，是一條必要的捷徑[9]。在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之間，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傳媒鏡像”。例如被中國傳媒炒得沸沸揚揚的“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重大的世界性事件、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意義濃縮的“傳媒鏡像”。置身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會通過這一“傳媒鏡像”來構筑不同的關于世界秩序、國家利益和民族身份認同的敘事話語。中國傳媒自然不能例外，它把伊拉克戰爭帶回中國。然而，這事實上又并非一場透明的戰爭而是一場不透明的戰爭。大陸傳媒格式化了伊拉克戰爭，構筑了一個如馬克·波斯特所講的“戰爭劇劇場”，使之成為一場在大陸傳媒中被再釋義的戰爭，從而為伊拉克戰爭附加了一個新的意識形態身份。從美伊戰爭報道中中國媒體的種種意識形態話語置換與修辭背后的聲音，解讀它為美伊戰爭附加的新的意識形態身份。顯然，從大陸傳媒的伊拉克戰爭敘事中，我們不難提煉出其意識形態敘事的差不多話語特征：高度政治化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主權絕對大于人權、生存權必須先于民主權，這無疑是中國傳媒評判國際事件的重要思想資源。而這無疑與新意識形態在政治領域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緊密相關。而且在這當中，中國傳媒關于新意識形態的隱形書寫中的話語置換與修辭無疑引人矚目。從表面上，中國傳媒的報道大多強調作為“第三者”的客觀立場，然而，這種從主觀立場向客觀立場的話語置換盡管強化了“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站在主觀的立場上”的真實立場，然而作為新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力的隱型延伸，通過中國傳媒的蓄意縫合、修補，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話語特征照舊清晰可見。而且，那個地點的所謂“事實”只是一個共用空間、共用文本，“事實”本身不能自我說明，而只是用來講話的，也只是意義生成的一種方式。不同的立場關于事實必定會存在不同的解讀。因此，倘若不是提供全部的事實，而只是提供部分的事實，所謂“事實”就只能是新意識形態的話語置換與修辭的對象。最終，盡管它的每一個細節差不多上事實，然而既然一切都難道是“事先通過選擇的”或“事后通過處理的”，由這些事實堆砌而成的整體效果也就照舊是新意識形態的一次成功的關于伊拉克戰爭的想象。關于“申奧”的報道也是如此。它既是一出關于追求奧運、訴求世界的分時段話劇，更是一件力圖將奧運會的成功申辦轉喻為新中國縮影的宣傳品。中國傳媒一刻不停地建構著一系列極其誘人的繽紛話語，通過“體育”實現對“中國人”的想象和規訓。奧運讓中國“走出去”，中國傳媒通過奧運塑造了國人的新的自我想象和新的自我認同，也塑造了國族的新的自我想象和新的自我認同。例如，申奧成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象征中國共產黨為首的中國擊敗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申奧的層層阻止，狠狠地打擊了歐美列強囂張的氣焰，也標志中華民族大一統是專門有前途和光輝希望的（臺灣香港澳門對祖國申辦奧運會的支持能夠體現出來），中國萬象更新的征兆和開始，等等，通過這些報道，一個體育盛會就成為一個展現當下意識形態的天然“擬劇場”，它們共同編織成為一個互文的話語體系，從而將“新奧運”標志性地提升為正在進行中的新意識形態。再如“入世”報道，中國傳媒將“入世”講述成了中國在經濟戰場上對西方國家的一次勝利，這一敘事邏輯無疑是新意識形態民族話語建構的連續和進展，為此，它頻繁地使用了“加入”、“融入”、“參與”、“積極”、“走出去”、“邁進”等關鍵詞，在這種敘事策略中，“世界”（西方）是前進的方向和學習的榜樣，西方的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主流”，作者設定了一個現代化的西方“他岸”世界，而中國在“入世”往常是不在“世界”之中的，也確實是講，“中國”一直處于西方現代世界之“前”或之“外”，是被現代性拋棄、擱置、邊緣化的。“中國”游離于“世界”的邊陲。因此，中國“加入”、“參與”、“融入”世界現代化主流，“走出”前現代性，“邁進”現代化就成為了一種“重要戰略選擇”。而且，在19世紀末20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性”、“西方”、“世界”是“闖”進來的，中國被迫地開始了現代化的旅程，而這一進入是以大量的“屈辱條件”為代價的。而20世紀末21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性”、“西方”、“世界”是被“請”進來的，中國主動地參與了全球化的潮流，因此，這一次進入是以“獨立”、“尊嚴”、“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勤奮”、“智慧”、“優秀的后來者”的勝利者姿態進行的?！白呦颉焙汀白哌M”這些帶有強烈趨向性的動詞“距離化”、“層次化”、“差距化”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此，“入世”作為一個歷史性的界標，就標志著中國“終于”從此“重返”、“加入”、“全面走向”、“融入了”世界?！叭胧馈蹦莻€“重返伊甸園”的旅途因此而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必定的、大勢所趨、水到渠成、不可幸免的過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因此而成為進入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至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挑戰與機遇的并存，傳媒也不難在“進入”是為了“顛覆”、“追求”是為了“超越”、“學習”是為了將其“打敗”的這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民族主義話語中，為各種政治情緒的訴求找到一個共同的心理支撐點又如“馬加爵事件”與“梅艷芳之死”?！榜R加爵事件”原本是一件嚴肅的重大兇殺案，在傳媒的渲染之下，難道逐步演變成一部由全國人民共同參加演出的貓捉老鼠的歡樂游戲和懸疑連續劇，而且只要公眾喜愛，傳媒就能夠將此連續劇一直“白費”下去，能夠一直“娛娛樂、殺殺人”。馬加爵從一個殺人犯搖身變為一個戲子。而那些更為深刻的問題，諸如，馬加爵確實殺了人，然而誰殺了馬加爵？馬加爵確實是兇手，然而誰不是兇手？卻被中國傳媒輕輕放過。那個130多年后的中國版、現實版的《罪與罰》就如此從悲劇轉而成為喜劇。顯然，這種娛樂化的新聞消費，能使這類惡性新聞變得更加安全。娛樂化就等于給那些惡性事件新聞上了安全套。顯然，中國傳媒的消費主義話語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明白，在這方面，新聞娛樂化和硬新聞軟化，差不多為人所共知。其表征是減少嚴肅新聞的比例，將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帶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聞、暴力事件、災難事件、體育新聞、花邊新聞等軟性內容作為新聞的重點，盡力從嚴肅的政治、經濟變動中挖掘其娛樂價值。形式上，則強調故事性、情節性，從最初強調新聞寫作中適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強貼近性，衍變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強化事件的戲劇懸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在這方面，馬加爵事件作為“奇觀性”的“傳媒鏡像”，無疑是典范的例證。“梅艷芳之死”也如此。梅艷芳的病逝在中國傳媒的報道中也成為了一場精心導演和修飾的悲劇，而中心人物梅艷芳在離開人世的同時卻升入了傳媒為她所安排好的天堂。她差不多成為所有報道的一個虛擬的所指，其本身差不多沒有太大的意義。人們所看到的那個亦真亦幻的梅艷芳，差不多只是一個形象的虛殼、一個以“梅艷芳”為代號的能夠不斷復制的悲劇的女主人公。沒有梅艷芳，只有“梅艷芳”。中國傳媒在做的，只是把顧客的幻想包裝起來，然后再賣給顧客。它意味著：，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策反下，越來越多的個體自身差不多可不能想象，只好同意傳媒流水線所提供的標準化想象，同時，借這種想象來產生感情，在明星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淚。四新意識形態與中國傳媒的問題，無疑應該是新世紀新聞傳播研究中的一個前沿課題。它的重要性，能夠從新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從傳播學到傳播研究的學科拓展以及作為新聞傳播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三個方面加以講明。在當代中國，新意識形態有著重要的意義。人天生確實是意識形態動物，因此任何人都無法突出意識形態的包圍，差不多上強制地或自覺地生活于意識形態之內。而作為“自由地同意”的新意識形態的意義尤為重大。它不是真實或虛假的意識，也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意識的基礎和一種意識的結構、形而上的結構、一種與生活的“完美”的想象性關系，與語言存在于對言語的指導和構建作用之中相類似。在那個意義上，新意識形態實際是“再”意識形態，那個地點的“再”意識，其一意味著“建構”，也確實是講其中充盈的不是必定的意識（認識），而是應然的意識（建構）；其二意味著一種無所不在的“咨喚”（類似與計算機硬件對應的軟件）。因此，所謂新意識形態，實際確實是權力關系的想象再現，是個人與現實之間的想象性關系，是社會的粘合劑，是葛蘭西所講的建構社會大廈的水泥。它布滿在日常生活中，滲透在輿論、文化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至今為止，我們關于它的研究都專門不夠，都還只是停留在關于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的講明之上。然而，關于新意識形態來講，意識形態的虛假性事實上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更為重要的倒是關于意識形態的必要性的講明[10]。新意識形態是如何將政治需要轉化為心理需要的？新意識形態是如何被轉化為行為的？什么緣故“明知山有虎”而人們卻“偏向虎山行”？總而言之，在新意識形態所導致的壓抑過程中所產生的痛苦必定通過另外的方式而得以補償，這“補償”，確實是新意識形態得以實現的基礎。那么，這“補償”究竟是什么？什么緣故在這“補償”下，人們就會就會去做自己本來不想去做的情況？就會“自由地”同意新意識形態的安排（類似于我們差不多適應了地球中心的吸引力，也類似于“婚姻合同”，是以自愿的方式為前提并最終得以實現的），盡管這安排并不合理。例如廣告中關于女性的卑視，就連女性也“自由地”參與著。換言之，新意識形態的戰無不勝是通過培養他人的需要的方式來實現的。新意識形態并不直接讓人們做任何情況，而是讓人們產生做事的愿望（猶如可口可樂不僅是為了解渴，而且是為了制造“渴望”）。那么，新意識形態究竟是如何讓人們產生做事的愿望的？諸如此類的問題，無疑期待著我們的回答。而這正是新世紀新聞傳播研究的最為引人矚目的研究課題。頗具趣味的是，在人類的傳播媒介中，大概只有大眾傳媒的出現難道讓人誤以為人人都能夠聽明白、看明白，因此人們看待傳媒就猶如看待生活中的有味事件，同時認定閱聽傳媒的能力是先天習得的，而并非后天習得的。與此一致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只是將傳媒作為媒介傳遞工具，對傳播活動和行為的價值、文化意義卻視而不見，無疑，這差不多遠遠不能解釋傳媒所帶來的全新問題。為此，就要求我們必須轉換視角，借助于另一種視境去看待傳媒。事實上，傳媒不是通道而是建構，不是反映現實而是建構現實。因此傳媒與意義并非分離而是一體的，換言之，意義不是通過傳播而傳遞的，而是在傳播過程產生的，意義傳播的過程也確實是意義產生的過程。同樣，傳媒也不是純客觀的，而是意識形態的總合（猶如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合）。因此，傳媒再造現實，傳媒是意識形態的最佳表述，傳媒是神話中的神話，傳媒是現實的重新書寫。從研究的角度也是如此，人們往往適應于傳播學的研究，然而卻不適應于傳播的研究。所謂傳播學的研究，是從“事實陳述”動身，堅持從功能主義、行為主義、行政主義動身去考察錯綜復雜的傳媒問題。因而，假設現存社會肌體的合理性，就成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確實是講，現存社會肌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公正、公平的，問題只是如何通過傳媒去傳達這一公平、公正的聲音。結果，就僅僅從體制內來考慮問題，僅僅從受托付的、雇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