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6《拿來主義》中的幾個比喻魚翅、鴉片，煙具以及姨太太，是魯迅先生《拿來主義》一文中的幾個著名的比喻。閑來再讀經典，不禁惴惴然而不安，只覺得先生“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一句分外刺目。

筆者之所以有如芒在背的感覺，緣自對“魚翅、鴉片，煙具以及姨太太”等幾個比喻的重新理解和認識。

一、傳統解釋及理論依據

這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對“魚翅、鴉片，煙具以及姨太太”等幾個比喻的傳統解釋有如下幾種：

1、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級中學語文第一冊必修《教學參考書》

以“魚翅”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以“鴉片”比喻文化遺產中“精華”與“糟粕”互見，需要區別對待，加以批判吸收的那些部分；以“煙燈和煙槍”比喻文化遺產中的舊形式是相對于作為內容的“鴉片”而言，例如八股文和駢體文之類；以“一群姨太太”比喻只供剝削階級享用的腐朽淫靡的東西，如色情文化之類。

2、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書必修語文第二冊《教師教學用書》

用“魚翅”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精華；用鴉片原文“鴉片”未用引號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糟粕，但也有某些有益的成分；用“煙燈和煙槍”“姨太太”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糟粕。

“以‘魚翅’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以‘鴉片’比喻文化遺產中‘精華’與‘糟粕’互見，需要區別對待，加以批判吸收的那些部分”，這樣的解釋誠然是不錯的。這種解釋的理論依據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有關對待文化遺產的論述：“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待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腸胃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他們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乃是一種錯誤”；“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這就是著名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論斷。

用毛澤東的理論解釋魯迅先生《拿來主義》中的相應觀點確實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首先，他們談的是同一個問題，都是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特別是外來文化的問題；其次，他們都提出要批判性地吸收中外文化遺產，反對全盤西化；再其次，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給予魯迅以高度的評價，不僅稱其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而且稱“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在我們長久習慣的話語背景和思維定勢下，選擇并堅信這樣的詮釋，則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第四，用合理的理論武器去解讀文本，不僅是閱讀時常用且切實可行的方法，而且還能豐富文本的思想和內涵，提升文本的認識價值，而毛澤東的論斷確實就是這樣一個“合理”的理論武器。

因而，我們有理由感喟兩位偉人在對待中外文化遺產問題上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但我們也別忘了，魯迅就是魯迅!

二、煙燈、煙槍與舊的形式

傳統的解釋中有個顯而易見的漏洞，即對“煙燈、煙槍”等煙具的詮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級中學語文第一冊必修《教學參考書》以為“‘煙燈和煙槍’比喻文化遺產中的舊形式”，那么，對于文化遺產中的舊形式，魯迅先生究竟有什么看法，抑或“送一點進博物館”“其余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果真講的是對待文化遺產中的舊形式嗎？

《且介亭雜文》中有一篇題為《論“舊形式的采用”》的文章，文中魯迅先生專門談了對待“舊形式”的問題。先生以為，“舊形式為什么只是‘采取’……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是舊形式的蛻變”；舊形式是采取，“并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

該文寫于1934年5月2日，較寫于1934年6月4日的《拿來主義》早一個月，而1934年4月9日，魯迅先生在《致魏猛克》的信中這樣寫道：“新的藝術，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的，突然發生的，總承受著先前的遺產，有幾位青年以為采用就是投降，那是他們將‘采用’與‘模仿’混為一談了。中國及日本畫入歐洲，被人采取，便產生了‘印象派’，有誰說印象派是中國畫的俘虜呢”

這里有一個關鍵詞：采用或采取。“采用”切合了“拿來”的觀點，“有所刪除”自然是“占有，挑選”的結果。但既然“并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就不能“送一點進博物館”了事，而“有所刪除”是為了“有所增益”，使得“新形式的出現”，則“刪除”的不等同于“大可以毀掉”的。

顯然“煙燈、煙槍”等煙具不能簡單的視之為舊的形式，它與舊形式的區別在于用與不用。舊形式是新形式的根蒂，“采用”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送入博物館束之高閣，也就沒有現實的“用”的意義，更遑論“變革”了。西方印象派，“采取”了中國畫的形式，有所刪除，有所增益，故而產生了“印象派”這種新形式，這是善“采用”的典型例子。

至于要評說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書必修語文第二冊《教師教學用書》認為，“煙燈和煙槍”“姨太太”都比喻文化遺產中的糟粕的認識，先生反思自己早年的進化論觀點時的著名論斷大可用得上；倒是一些只概述比喻不詮釋比喻的所謂“教學參考書”的編撰者們，則多少顯現了些人生的“智慧”，可是先生說的“運用腦髓”全不是這樣的!

三、幾個比喻的邏輯聯系

問題的癥結倒不在于領袖的論斷，而在于我們非是即非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于我們對文中嚴密的論辯邏輯的全然忽視。

其實，二元對立非是即非，說透了便是只認一元的簡單的思維模式，可是，早在上個世紀初1907年魯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就表達了他的多元文化觀，姑援引錢理群先生的評述來說明。

“在他魯迅看來，包括東西方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的現實形態，都是‘偏至’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正視人類文化的現實形態的這種偏至性，就可以使人們不會陷入將任何一種文化神圣化、絕對化的神話，進而承認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時又各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的，它們在互相‘比較’中既互相吸取、補充，又互相競爭；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獨立性——魯迅的這一‘偏至’觀，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發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與流行的東、西方文化觀的一個根本分歧。”

針對中國要怎樣的“近世文明”，亦即“要確立怎樣的現代化目標”的問題，在《文化偏至論》中先生提出了他的理想：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上述兩段引述有多重意味自不待言。需要說明的是，“立人”是魯迅思想和文學的邏輯起點，而《文化偏至論》是先生總攬全局，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總體構想，如何對待中外文化遺產是這個總課題中的一個子課題，因而，了解總體構想，有助于把握子課題的精神實質，但首先必須“尊個性而張精神”。

北大孔慶東先生在《百家講堂》中說：魯迅的文章邏輯性極強，使得論辯清楚而簡單。《拿來主義》就是一篇邏輯性極強的文章，姑舉兩處列舉來闡明。

在批判“送去主義”時作者列舉了三個例子，前兩個例子間用分號隔開，一、二與第三個例子間用句號點斷，三個例子自然分成“死物”與“活人”兩大類，不僅使“活人替代了古董”的收束有所著落，也使“進步”二字得以凸顯。

在論述對待“舊宅子”的錯誤態度時，也用分號與句號的不同功用，將“孱頭”“混蛋”“廢物”三種人分成不敢“采用”乃至否定拒絕與全盤接受兩大類。

以此來觀照魚翅、鴉片，煙具以及姨太太等幾個比喻：作者同樣借助分號與句號將四種事物分成三大類，魚翅和鴉片是一個大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