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啟蒙下的詩體演進：重審“詩界革命摘要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此背景下由維新派指導發(fā)起的“詩界革命，義無反顧的承當起“思想啟蒙與“詩體革新的雙重任務。詩體建立一方面要承載文化政治精英的維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層民眾的文學審美傳統(tǒng)。然那么語言革命的滯后最后阻礙了詩體重建與啟蒙的深化。思想啟蒙、語言革命、詩體革新這一本屬三位一體的社會文化運動必須整體推進，缺一不可。【關鍵詞】詩界革命;思想啟蒙;詩體演進一、“詩界革命的兩大使命啟蒙乃開啟民智民德，主要著力于思想層面的改革，多為社會改進而非社會革命，是精英知識分子對民眾階層普遍存在的蒙昧思想的驅(qū)逐。啟蒙思想的非暴力性質(zhì)促使它

2、往往游離于武力斗爭，而趨于與文學嚴密結(jié)合，以和平的方式深化教化引導民眾。而文學在審美之外所具有的思想傳播的社會成效也在社會轉(zhuǎn)折時期得以充分彰顯，往往與啟蒙運動一拍即合，共同引領時代風氣之先。中國作為具有兩千多年詩歌傳統(tǒng)的古老“詩國，兼有“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在二十世紀末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社會思潮風起云涌之際，詩歌再次首當其沖，成為思想啟蒙首先革新的對象，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詩界革命。“近代中國第一期意識到中國該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幾位先生。他們提倡所謂詩界革命；他們一面在詩里裝進他們的政治哲學，一面在詩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創(chuàng)造新的風格。1P288“詩界革命領袖黃遵憲、梁啟超、夏曾佑、

3、譚嗣同等皆是一身二任，既指導參與了近代啟蒙維新的政治運動，又致力于詩歌的詩體革新運動。思想啟蒙與詩體革新同是“詩界革命的兩大使命。然而兩大使命在詳細操作中并非并行不悖：首先，詩體革新是在啟蒙任務之下進展的，詩體革新缺乏獨立性，始終附屬于啟蒙運動的政治要求；其次，思想啟蒙與詩體演進二者之間互相激蕩、互相促進，卻又存在著此消彼長、互相制約的關系。“詩界革命正是在思想啟蒙與詩體革新之間不斷尋求二者的平衡點，不斷重新調(diào)整、確立變革的途徑與手段，試圖將社會變革與文學變革協(xié)同一致，共同創(chuàng)始改進派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二、思想啟蒙與詩體演進一以“新詞語為核心的“新學詩“新學詩，是“新學之詩的意思，原稱“新詩，主

4、要是為了與“五四之后“新詩區(qū)別。后世多有貶詞，認為“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2P4甚至“詩界革命主將，“新學詩派的重要成員梁啟超也在?飲冰室詩話?中也成認：“蓋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shù)子皆好作此體。3P49“新學詩派代表人物夏遵佑、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身處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以知識分子特有的警覺與危機感，以詩歌為工具，試圖以新名詞來負載新觀念、傳播新思想，革新陳舊的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制度。然而，“新學詩急功近利，將思想啟蒙的重任寄托在那些“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的新語詞上，結(jié)果求得新學之詞語，卻失卻了詩歌本身。梁啟超曾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坦言其所

5、標榜的“新學，不過是“各經(jīng)的正文和周秦諸子、“幾本教會的譯書、“主觀的理想三種元素的混合構(gòu)成。然而這種“注至二百余字且能解的“新學詩，也只能限于“二三子了。“新學詩派的上層知識分子在說明其厭惡舊學、崇尚新學的態(tài)度的同時，卻遺棄了詩體本身的建立。晦澀聱屈“佛、孔、耶三教之經(jīng)的經(jīng)典語阻斷了啟蒙者與被啟蒙者語言溝通的渠道，以詩歌為啟蒙工具的啟蒙者失去了他們的啟蒙對象，嚴重阻礙了思想啟蒙這一根本任務的順利推進。“詩界革命的兩大使命在“新派詩中互相掣肘，又在“新語詞的壁壘之下中雙雙陷落。梁啟超后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這一現(xiàn)象歸根于嘗試階段所具有的“學問饑餓,是不無道理的。正是早期的“學問饑餓，導致譚嗣

6、同、梁啟超等人對“西語的使用“饑不擇食，沒有充裕的時間與精力去耐心咀嚼，最終導致“消化不良。這是閉關鎖國數(shù)百年后初開國門所難以防止的文學現(xiàn)象，也是“詩界革命所必經(jīng)的曲折，不必求全責備。二創(chuàng)始“新意境的“新派詩19世紀末，西方文明“已不再是與中國渺不相涉的遙遠的存在，而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令人相形見拙的他者。4P194黃遵憲游歷歐美日多年，對西方文明及日本文化有了比擬深切的生存實感。其詩作的創(chuàng)新沒有停留在語詞上對“西語的借鑒，而是擴展為對異域風情的書寫、環(huán)覽全球的博大情懷和世界性的目光。“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新者,皆好公度，5P24在梁啟超、夏遵佑等人埋頭堆砌“新語詞之時，黃遵憲的詩集

7、?人境廬詩草?已廣為流傳稱頌：“馳域外之觀，寫心上之語，“雄襟偉抱，橫絕五洲、“子美集開詩世界，為古今詩學所未有也。6P1083-1090黃遵憲的詩并不擅以思想的沖擊力來感染讀者，而是在詩作中以古典的風格包容新事物、描繪新世界，與中國傳統(tǒng)文明作鮮明比照，以此來感染讀者。這種創(chuàng)作風格與創(chuàng)作策略比抽象的思想啟蒙更容易被廣闊民眾所承受，潛移默化中將西方文明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理念中，具有更強的浸透力。試以?今別離詠輪船火車?為例：別腸如轉(zhuǎn)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中心憂。古變有山川，古亦有舟車，車舟載別離，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并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

8、鈞柁，如動繞指柔。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所愿君歸時，快乘輕所球。詩歌保存了傳統(tǒng)詩歌格律，古典韻味濃重，詩歌的主題雖然保存了“多情自古傷離別的傷感體驗，但古日“舟車已為今日的火車輪船，古日的離別之情在面對現(xiàn)代工具時已發(fā)生宏大的變異，對于長久隔絕于世、初遇西方文明的中國人來說，具有更大的沖擊力。同為送別，卻沒有了“孤帆遠影的靜態(tài)場景，也沒有了“岸上踏歌聲的緩慢節(jié)拍，取而代之的是“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的迅疾。公共的交通工具介入了原屬于私人空間的友誼送別。離別的纏綿必須服從于“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的交通時刻的安排。在意境創(chuàng)造上，黃遵憲可謂獨辟“中華

9、以外天，不僅引入了大量西方物質(zhì)文明的中的物象，而且描繪出詩人在置身西方文明時傳統(tǒng)思維方式及情感觀念所受到的宏大沖擊。但他的“新意境卻如王國維所提出的“有我之境，是“以我觀物，萬物皆著我色彩。他并沒有將西方文明的“意境完全搬過來，而是身處近代中國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進程中，以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心靈來統(tǒng)觀中西文明,絕非“純以歐洲意境行之。其意境并未超越對西方物質(zhì)文明的感官描繪，也未以西方文明作為參照對外鄉(xiāng)文化進展批判與反省，其內(nèi)在思想仍然以民族啟蒙為已任，然而發(fā)現(xiàn)了民族，忽略了個體，發(fā)現(xiàn)了物質(zhì)文明，卻未觸及文化本質(zhì)。正如方長安所指出的，“這些歐洲意境中寄托的是晚清詩人民族復興的夢想，西方式的自我意識與個性

10、主義被放逐，或者說自我完全附著于民族利益與群體意識。7P30“詩界革命的思想啟蒙只是在救亡圖存的外力壓迫下，中國知識分子試圖保國保種、振衰起弊所采取的民族生存策略，絕非民眾的個性覺悟，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這也預示著在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壓倒個性啟蒙的必然趨勢。啟蒙意識缺乏個性解放，詩體建立亦步變趨，新意境取西方新事物而失西方新思想,“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8(P23)所謂的“新意境并未走出古典詩歌的陰影。轉(zhuǎn)貼于論文聯(lián)盟.ll.三走向通俗的“詩界潮音集梁啟超曾在?清議報?18981901和?新民叢刊?19021907特設兩個詩歌專欄“詩

11、文辭隨錄和“詩界潮音集梁在出?清議報全編?時將兩個專欄合稱為“詩界潮音集9P266，作為“詩界革命理論主張得以宣傳和理論的重要陣地。“詩界革命的創(chuàng)作實績也在其中得到比擬充分的展現(xiàn)。在?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三長說：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風格入之。他曾以此為標準，認為黃遵憲的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然新語句尚少。但同時，他也認識到“新語句與“舊風格之間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故言：“蓋由新語句與古風格，常相背馳。公度重風格者，故勉避之。10P189梁啟超最終讓渡出了“新語句，而保存了“舊風格，希望以此來迎合群眾的傳統(tǒng)審美觀念，從而確保承載改進啟蒙意圖的“新意境深

12、化民眾。新意境，是為實現(xiàn)思想觀念的西化，舊風格那么是傳統(tǒng)形式的繼承。“三長退為“二長，是思想啟蒙與詩體建立互相妥協(xié)達成的新契約。維新運動在上層改進的失敗，使得維新派將目光游離了士大夫而投到了民眾身上。思想啟蒙的深化將“詩界革命推向通俗化道路。既要廣泛傳播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迥然相異的西方現(xiàn)代思想，又要投合文化程度低下、思想觀念傳統(tǒng)封閉的普通民眾的審美興趣，“詩界革命決然重新選擇的開展道路，同樣是啟蒙任務的必然要求：借鑒民歌民謠，走向通俗，深化民眾。“詩界潮音集在“新詩派和“新派詩的根底上，引入了民歌形式，還嘗試用歌行體創(chuàng)作，涌現(xiàn)出像高旭的?喚國魂?、蔣觀云的?醒獅歌?、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等優(yōu)

13、秀作品。詩風恢宏壯麗，詩篇較長，且形式更為自由寬松，句式增多，押韻也較寬，詩歌的表達性及情感容量也大大增強，有散文化趨向。居“廟堂之高的古典詩歌在“詩界革命中與民歌民謠結(jié)親，再次重新激活了本已僵化的傳統(tǒng)詩歌的內(nèi)在生命力，也強化了詩歌與民眾的親和力以及詩歌的啟蒙效果，“其自由性和群眾性卻已不知不覺為中國五四新詩的產(chǎn)生奠定了堅決的基幢。11P153同時，詩歌的通俗化也為其后白話文運動的迅速開展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詩界革命的詩體革新是在民族啟蒙意識的激發(fā)下得以興起的，但其語言始終沒有跳出文言文的躑躅，意境也未能整體打破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古典標準，詩歌形式雖然走向自由化和散文化，但仍然困囿于傳統(tǒng)詩

14、歌的韻律文法。因為在梁啟超看來，打破傳統(tǒng)詩歌的格律與文言語法構(gòu)造，就不存在“詩人之詩。然而，“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新詩運動正是選擇了梁啟超后退之處，作為理論出發(fā)點與進攻方向12P119，以白話文運動的興起為依托，以激進的態(tài)度從詩體上徹底打破傳統(tǒng)詩歌在格律上的藩籬，為新詩詩體建立掃平了道路。歸根結(jié)底，詩歌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形式，只有語言才是它最強有力的表現(xiàn)媒介。語言的革新才是真正可以帶動并實現(xiàn)詩體革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與手段，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條件。“詩界革命發(fā)生在文言尚且一統(tǒng)文壇之際，語言革新這一環(huán)節(jié)尚未成熟，從而出現(xiàn)了思想先行、詩體滯后的現(xiàn)象，而詩體反過來又制約了思想的深化與傳播，二者互相牽制，

15、大大削弱了啟蒙的力度與效果，思想啟蒙與詩體建立缺乏語言這一有效的粘合介質(zhì)。然而，“詩界革命并不僅僅是單純的文學革命，而是關涉到思想、文化乃至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對“詩界革命的評價不應單限于其文學成就的上下，而應更多關注它的歷史意義。正是“歷史提供了特定的舞臺，理論家只能在歷史規(guī)定的情景中有所作為，13P3“詩界革命指導者在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對詩體建立已經(jīng)做了卓有成效的有力探究，盡管最終未能創(chuàng)始出嶄新的新詩詩體，但在理論創(chuàng)作的艱辛探究中卻暴露出古典詩歌在現(xiàn)代性轉(zhuǎn)換中存在的痼疾與弊病，便于后繼者在此根底上找到癥結(jié)所在。同時，“詩界革命培養(yǎng)造就了一批沐浴西方現(xiàn)代思想、關注民生疾苦，具有濃重啟蒙意識的知識分子。他們上承文以載道的詩歌傳統(tǒng)，下啟“五四民主科學精神，開啟了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思想啟蒙與詩體建立最終能在“五四的爆破聲中開場了新一輪的博弈，“詩界革命功不可沒。參考文獻：1朱自清.論中國詩的出路A.朱自清全集(4)，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2朱自清.詩集導言A.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3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8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