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話語的困惑和中國先賢的智慧：圖書館哲學新論西方話語的困惑和中國先賢的智慧：圖書館哲學新論美國j.h謝拉等學者提出圖書館哲學，本質上是西方后現代思潮基于對理性濫用而引發的一種憂慮和反思，因為科技總是意味著扼殺個人意志和個人存在的飽滿性。中國文化強調個體自明而不附加任何條件的存在意義，堅持人是天地中最具性情的存在。古代圖書館思想也是懷有天下觀念和博大精神的深層考慮，文獻搜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個環節無不向個體敞開，幾乎包含圖書館哲學的所有元素。1作為西方話語的圖書館哲學的困惑西方因受惠于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自然科學理性，關于圖書館的研究局限在形而下的詳細科學層面，既注重分析和準確；也注重形式邏輯，把

2、形式邏輯視為思維必須遵循的最高法那么。這種科學圖書館學致力于對圖書館現象和事實的客觀追問，并在關于知識編碼和解碼的一致性等詳細問題上獲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巴特爾(butler)說：圖書館學只有從根本上遵循現代科學的思維方法才能成為科學。它所有的知識總結都應該從客觀現象開場。這些現象應該通過嚴謹的科學觀察法仔細觀察，使要素得以明晰，要素的功能得以確定。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別離被觀察的活動并獲得它們的定量測度。科學主義雖然進步了圖書館學的抽象內涵，卻忽略了作為其理論根基的形而上層面的一般問題。諸如圖書館使命、本質、持續開展等根本問題，是無法通過純粹科學而得到深入提醒的。謝拉等學者關于圖書館哲學的

3、考慮，正是對作為科學主義的圖書館學的反撥而出現的學術類型，其思想背景是后現代以來對理性科學的全面清算。謝拉和克里夫蘭指出：從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過分關注的是技術的作用，并相信技術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如今我們意識到，在謀求利用人類所有知識的進程中，不僅僅存在著技術，而且面臨著文化的、哲學的、心理的等各種障礙。韓國學者李炳穆指出，圖書館中的信息技術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技術的威力太大，往往會導致將目的和手段混為一談的錯誤傾向。可見，西方圖書館學從科學到哲學的轉向有其深入的歷史根源。于良芝說，無論是謝拉關于圖書館職業使命的觀點連接人類知識記錄和它的需求者，還是羅德菲爾德關于圖書館職業價值

4、觀的觀點思想的自由是個人最根本的權利，都不是按照科學研究方法觀察、驗證的結果，而是源于他們各自所持的根本的世界觀，作為一般世界觀在圖書館領域中的應用，圖書館哲學思想無法像科學理論那樣被經歷數據所驗證。這為我們清理了從圖書館科學到圖書館哲學的大致脈絡。1986年，卿家康等翻譯了謝拉?圖書館哲學?之后，開啟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預設了國內相關研究追隨西方學術傳統和標準的事實。假如說，圖書館科學因其客觀性而成為無國界、可復制的精神財富；那么，圖書館哲學那么因其主觀性而成為有國界、不可拷貝的心性遺產。簡而言之，拿來主義在科技層面上可以立竿見影，但在文化層面上卻迷霧重重。吳慰慈說：什么是圖書館哲學的研

5、究客體?截止目前是不夠明確的。從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圖書館哲學的論文來看，其理論體系的框架也不非常清楚。于鳴鏑說，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認識還沒有統一。金勝勇、吳杏冉指出：大多數所謂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都是討論圖書館哲學的學科體系，或用傳統的研究方法來討論圖書館根底理論中的某一根本問題。研究中缺乏真正的哲學內涵，其研究范式往往是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對圖書館學有什么意義，卻回避圖書館哲學應如何指導圖書館學研究這樣的重要問題，功利主義傾向可見一斑。總之，作為西方話語的圖書館哲學在中國面臨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這其中的要害是：和以客觀性見長的科學不同，哲學是主觀的、不可拷貝的。我國學者未能從根本上區分

6、可與不可之間的異同去取，難免造成方向性的迷失。筆者認為，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的圖書館學者，不管他們是否有過嚴格的哲學訓練，都會按照某種普遍性的哲學觀念來追問關于圖書館的一般問題。因此，圖書館研究從一開場就存在哲學考慮，而哲學也無可自拔地浸潤在圖書館學之中。歷史上，中國古代?漢書藝文志?、?四庫總目?等書目以及牛弘、章學誠等學者關于圖書和圖書館的認識，都涉及到哲學問題。在中國圖書館學研究的家園意識和身份意識業已喪失百余年之后的今天，重提先賢的智慧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亦步亦趨于西方理論將注定得不到關于圖書館哲學的真正澄明。2中國先賢的智慧和外鄉制造的圖書館哲學總體而言，中國古代文化不以知識論為目的，而是

7、以追求道器合一、體用不二的人倫呈現為取向。同樣，與西方近現代科學主義的圖書館學不同，中國古人把圖書或圖書館更多地理解為倫理型的而不是認知型的，整體型的而不是分析型的，意向性的而不是對象性的，直覺性的而不是邏輯性的，意象性的而不是實證性的，模糊性的而不是準確性的。這些考慮元素都是哲學層面上的，它們對于構建外鄉制造的圖書館哲學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2.1認知型向倫理型的轉向西方學者基于認知型的文化范式，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圖書館，即把圖書館視為研究文獻信息收藏、組織與效勞的機構，以科學認知為根底，由事實判斷統攝價值判斷，注重真假選擇而不是倫理標準。這無疑有助于在技術層面上獲得成效，但卻不利于考慮圖書

8、館更高的組織理想。中國先哲對世界的認識主要不是出于對自然奧秘的好奇而是對現實社會政治和倫理道德的關注，重視人生之理甚于重視自然之性。人本身成為認識的對象，倫常之道、道德標準、政治教化成為認識的核心內容。?左傳昭公十八年?：天道遠，人道爾，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即使探究自然(天道)，也只是為解釋社會政治問題(人道)提供例證，由此形成了倫理型的文化，并相應性地產生了倫理型的圖書館思想。例如，古代文獻搜集的標準是倫理意義上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益者，并刪去之。?四庫總目凡例?云：辨厥妍媸，嚴為去齲在中國古代，圖書館學家也是政治家、道德家，從事的是文科。清?文淵閣記?引用宋儒

9、張載的話，把作為藏書機構的文淵閣的使命定位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境界。圖書館在搜集、整理、利用文獻的同時，也參與著仁禮和諧社會的創造，這種超越純技術主義的圖書館學考慮，對我們建構圖書館哲學是有重大啟迪價值的。2.2對象性向意向性的轉向在西方，柏拉圖首先提出主客二分的理念。笛卡爾創始的西方近代哲學，進一步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對立。相應地，西方圖書館學也是對象性的。西人認為文獻搜集、整理、利用等圖書館現象都是客體對象，主體人必須以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地對待，以邏輯和理性的方式提醒其規律，追求認識的客觀有效性。例如，把文獻(知識單元)視為像牛頓的蘋果一樣是無生命的自然存在物，

10、人可以客觀地制造、測量、整理、控制和預測它們。不僅如此，西人在關于圖書館的組織目的、本質、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對象性的研究。例如，圖書館管理研究就是一個為了獲得效率和效益而受抽象理性與科學知識引導的過程。西方學者習慣于把圖書館視為一架運營良好的機器，管理學的目的就在于對機器的各個零配件進展物是物，我是我的對象性研究。中國先賢把主體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天人之道就在人心之中，認識了人類自身也就認識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規律。客體的對象化的存在，遂成為主體性的意向化存在。于是，用主體的修養代替對客體的認識，內心體驗成為一切認識的出發點，形成了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體的意向性思維。反映在圖書館學中，中

11、國先賢往往直接從主體的意向性需要出發，用主體意向統攝作為客體的圖書或圖書館。如清孫慶增?藏書紀要購求?云：夫天地間之有書籍者，猶人身之有性靈也。人身無性靈，那么與禽獸何異?天地無書籍，那么與一草昧何異?故書籍者，天下之至寶也。人心之善惡，世道得失，莫不辨于是焉。這里，書籍不再是簡單的客體存在，而是和主體人此包彼攝、主客互滲的意向性存在。對書籍的認知也要服從于人心之善惡，世道得失的倫理約定。再以知識組織為例。對象性思維把對知識的組織轉換為對形式主義語言符號的研究，雖然獲得了客觀性和準確性，但卻始終存在與自然語言的接口問題。中國先賢以高度的哲學智慧，堅信所有被整序的文獻都不是立于主體面前，供我們從

12、形態特征或邏輯內涵上加以打量的對象，而是注入r主體人的情感、欲望和希冀的意向性存在。文獻不僅打動了我們的理性思維，而且還撩撥了我們的情感和想像。這一認識有助于我們反思：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及努力撇開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著眼于形式來描繪文獻的做法是否具有正當性。2.3分析型向整體型的轉向西人崇尚對自然界進展分門別類的研究并對事物進展分析解剖，努力從事物的本質把握現象。分析也是西方圖書館學賴以進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如dd基于對文獻學科屬性和邏輯類項的劃分而分類文獻，是典型的分析型研究。元數據理論以個體知識為對象，旨在提供對各種個體知識的格式化描繪，無疑也是對文獻內涵作精細分析的結果。李

13、約瑟說：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那么一直傾向于開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開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那么開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中國人把自然、社會、人生放在關系網中從整體上綜合考察其有機聯絡，注重整體的關聯性而不是把整體分解為部分加以逐一研究。同樣，古人文獻搜集、整理和利用的各個環節都以大弘文教為宗旨，具有在道的層面上的關于圖書和圖書館的整體性認識。例如，中國古代目錄學并非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而是力求從整體的演化上來理解文化多樣性的統一，要求眾多文獻構成類例、眾多類例構成目錄體系、目錄體系與整體文化背景相適應，目錄所反映的文獻程序性折射出了人與

14、社會的秩序性。量子力學證實，對微觀世界的認識依賴于主體的測量方式，說明客觀世界中不存在描繪運動所依賴的絕對參照系，從而動搖r那種把研究對象盡可能小地復原為分析方法的統治地位。就此而言，中國先賢的整體觀更具合理性，它有助于我們在更為深入的層次上構建圖書館哲學，將圖書館學從分析性的技術層面提升為整體性的哲學高度。2.4邏輯性向直覺性的轉向愛因斯坦說：西方科學的開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根底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創造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的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而中國的賢哲卻沒有走上這兩步。邏輯信念在西方淵源長遠。邏輯思維因其所具有的理性、分析性、實證性、準確性和系統性等

15、特征，而被移置到其他學科的研究之中。就圖書館學來說，用邏輯的方式論證文獻搜集、整理和利用的本質與規律成為主流，其中尤以知識組織方面的運用最為成熟。我國先秦的?墨經?和公孫龍等名家學派非常注重邏輯研究，但漢代以后即趨于式微。中國先賢更習慣于通過直覺體悟從總體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認識對象的內存本質和規律。?孟子盡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那么知天矣。認為知覺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并不亞于邏輯。就圖書館學來說，古人倡言藏用為治、藏書在于大弘文教等等，這些涉及到諸如藏書的價值和使命、圖書館的社會教化功能等問題，是難以靠邏輯推導出來的。雖然這些闡述看似大而無當，但它們在確證圖書館的使命、功能、價值等深

16、層認識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同樣，古代書目不注重對文獻的理性分析，而更多地利用主體人的意義判斷和價值判斷來營造整個書目體系，從現實人的主觀心理出發，通過文獻內涵在學術上的辨考和功能上的教化，編織文獻體系的直覺模型。所以，古代的小學(語言文字學)在經部，數學在子部天文歷法類等等。這樣的分類雖然不科學，但有傳統文化學養的人可以久病成良醫、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根據直覺查找到相關文獻。2.5實證性向意象性的轉向西方實證主義者強調觀察、經歷、事實、分析、論證，聲稱自己是科學的哲學家。認為科學只是對實證的事實即經歷事實的描寫與記錄，而一般所說的哲學根本問題既不能用經歷證實，也不能用

17、邏輯推演，無法判斷其真假，只能是偽命題。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院將實證原那么運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從而使知性思維的邏輯和實證互為表里。事實上，20世紀早期的芝加哥大學也是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實證方法應用基地。該學院代表人物韋普爾甚至將嚴格的實證方法運用于研究閱讀現象，并通過實證研究提出了社會群體與閱讀興趣之間關系的理論。與實證論異趣，中國先賢重視設象喻理、取象比類，用意象代替概念、判斷和推理，并把這一思想運用到了圖書館學中。意象性思維把象作為連接思維和語言的紐帶，認為語言文字難以表達意義，必須立象以盡意。如中國古代書目中的類名就不是實證論意義上的概念，而是既有意又有象的意象性范疇。古代類名一般都

18、沒有嚴格的定義，它的意是通過詳細文獻之象來表達的。如，?隋志五行類?著錄272部文獻，頗為猥雜，然其內部仍有脈絡可尋。如該類收有?陰陽婚嫁書?，顯為婚嫁類命書，故入之五行。由?陰陽婚嫁書?而將?產乳書?、?產經?、?產圖?等文獻也附入五行類。這里，?產乳書?等雖不屬五行類，但它與?陰陽婚嫁書?關系親密，故因附于五行類下。這里，五行顯然不是可實證的概念，而是可以通過?陰陽婚嫁書?這樣的具象文獻而隨時增加內涵的意向性范疇。這一分類方法固然降低了嚴密性，但大量比喻、象征、類推、聯想的暢行，本質上是向主體人敞開的，意味著在文獻編碼和解碼過程中主體人的存在。現代情報語言固然因其實證而準確，卻始終面臨是否

19、應該向用戶主體性、個體性傾斜的方向性質疑。2.6準確性向模糊性的轉向西方文化所抱持的認知型、分析型、對象性、邏輯性和實證性特點，導致認識論上的準確性。準確也成了西方圖書館學的信條，這在西人關于閱讀行為理論、圖書館管理理論、藏書建立理論、知識組織理論乃至圖書館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中有目共睹。同樣，中國文化所抱持的倫理型、意向性、整體型、直覺性、意象性特征，也無防止地導致認識論上的模糊性：缺乏對事物的準確認識，求似不務實，求神不求真，無論是思維對象，還是思維主體和思維工具(概念、范疇、模型等)都是模糊的。在圖書館學中，首先，相關概念和范疇缺乏周密的界定。如鄭樵?校讎略?議論類書時說，類書猶持軍也(?編次必謹類例論?)、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秦不滅儒學論?)，直接通過比喻完成對類概念的把握，呈現出具象感悟、整體觀照和模糊認識的特征。章學誠提出辨章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