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侵犯與利他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著侵犯、攻擊、傷害他人的危險或可能性；與此同時，我們也都有著關心、幫助、愛護他人的傾向或可能性。 簡言之，在一定條件下，我們具有攻擊性；而在其他特定條件下，我們又具有利他性。11.1侵犯 就人類屠殺自己同類的數量而言，20世紀無疑是歷史上最血腥最暴力的一個世紀了！ 姑且不論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幾次中東戰爭、南斯拉夫內戰、兩次伊拉克戰爭等這樣的大規模軍事對抗，單單看一下幾次同樣大規模的大屠殺就足夠駭人聽聞：納粹德軍屠殺600萬猶太人、紅色高棉屠殺幾十萬柬埔寨同胞、盧旺達胡圖族人1994年屠殺近100萬圖西族人。 為什么人類要自相殘殺？

2、甚至同一族群內部也會自相殘殺？如果說古代社會人類文明程度還不夠高，那么為什么在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也愈演愈烈？ 很多因素都會影響人們的攻擊性或侵犯性。包括睪丸激素這樣的生化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基因因素；也包括酒精這樣的化學物質；但大多數變量都是社會性的特別是情境性的因素。 （1）性別與侵犯 暴力和侵犯行為有著巨大的性別差異。 99的強奸、88的謀殺、92的搶劫、87的故意傷害（身體傷害），都是男性所為。在暴力行為的受害者中，男性也占據壓倒性的多數。 女性當然也有攻擊性，她們也會攻擊、傷害、侵犯他人，但主要表現為“關系侵犯”，即通過饒舌、建立同盟以及排外來實現。（Dodge & S

3、chwartz，2019） “關系侵犯”帶來的主要是感情傷害。 （2）媒體暴力 在美國，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平均每小時包含56次暴力行為，少兒節目90都描繪了一些暴力行為。（Gross, Morgan,etc.,1986） 媒體（特別是電影電視）對暴力行為的報道、描繪與渲染，會導致一些人模仿暴力行為。Case 1981年，小約翰欣克利企圖刺殺美國總統里根，他開槍射中了里根的胸部。事后調查了解到，欣克利是在看過電影出租車司機以后模仿影片中男主角為了獲得一位年輕漂亮寡婦的芳心而企圖謀殺一名政治家的行為而干的蠢事。 當侵犯對象是自己的時候，極端的行為便是自殺。根據David Phillips（1986

4、）的研究，媒體對自殺事件（特別是名人的自殺）報道越詳盡，無主見自殺的增幅就越大。Case 1962年8月，瑪麗蓮夢露據說死于用藥過度。此后，美國、英國的自殺率分別上升了12和10。 當人們能夠理解影片中的暴力犯罪時，觀看影片就會讓人們變得更具侵犯性。即使影片描述的是“正義的暴力”（即針對壞人的暴力）也會讓人變得更具攻擊性。 （3）暴力電子游戲 大約85的美國青少年經常玩電子游戲。美國大學生及其同齡人中，20以上的男性平均每周至少玩20個小時的電子游戲。 須知，電子游戲不僅容易令孩子們上癮，而且幾乎都含有暴力內容。Case 埃里克哈里斯和迪倫克萊伯德就是兩個游戲迷。他們習慣性地玩暴力電子游戲，最

5、愛玩的就是“毀滅戰士”。哈里斯自己還設計了一個客戶版本，在游戲中，兩名全副武裝而且可以隨意裝備彈藥的射手，殺死一批無法反抗的受害者。 不久以后，2019年4月20日，現實也成為他們游戲世界的寫照。他們放置了炸彈，并且帶著幾只槍和大量彈藥來到他們的學校，科羅拉多利特爾頓的科隆比納中學，殺死了12名同學和一名老師，最后自殺了。 Anderson & Bushman（2019）指出，暴力電子游戲有著多方面的令人憂慮的影響：會增加侵犯性行為；會減少互助、利他等積極的社會行為；會強化侵犯性思想與情感；會增強血壓、心率等與打斗、逃跑相關的生理反應。 （4）炎熱的天氣 人們在炎熱的天氣下會變得更具侵犯性。在

6、影片為所應為（Do the Right Thing）中，種族間的緊張關系在一個悶熱的夏日發展成一場暴力沖突。 攻擊行為常常基于憤怒情緒，而憤怒與炎熱的確相關。我們把憤怒的人們比喻成“怒火中燒”或“火冒三丈”是有道理的。 在炎熱的地區或季節，謀殺、故意傷害、搶劫、強奸等暴力犯罪更頻繁地發生。 從歸因角度看，當人們在炎熱的天氣下，不僅更容易被激怒，而且很容易把自己發怒的原因歸罪于他人。 此外，炎熱的天氣可能激發了加強侵犯性行為可能性的各種情緒和思想。 （5）情境感知與解釋 情境本身并無過錯，情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建立在人們對情境所做不同解釋的基礎上。 對于人們如何因情境解釋的不同而做出侵犯他人的行為

7、，主要有兩種理論假說可供參考。 一是“挫折侵犯”假說。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尼爾米勒和約翰多拉德在動物實驗基礎上提出，侵犯的決定因素是挫折，認為所有的侵犯都發生在追求目標的努力遇到阻礙即遭遇挫折之后，并認為所有的挫折都會導致侵犯。 尼爾米勒等學者認為，侵犯與以下變量成比例增長：在達成目標的努力被阻礙之前個體所期望的滿意度；個體被阻止達成目標的程度；個體接近目標的程度等。 對于這種假說的批評主要是：有些侵犯行為，如恃強凌弱，并非目標受阻的結果，而是出于提高自身地位或炫耀的目的。 另外，除了侵犯之外，挫折也可能導致其他反應，如“習得性無助”。（在一個實驗中，一些受到驚嚇而又被阻攔、無法逃跑的狗，并

8、沒有表現出攻擊性，相反，它們完全崩潰了，處于一種可憐的無助和順從狀態。） 二是“新聯想論”。 Berkowitz（1989）指出，任何令人不快的因素都會引起攻擊性反應，臨界的決定因素在于是否引起憤怒。 在造成同等危害的情況下，那些被我們視為故意的行為比意外或無意的行為會讓我們更具攻擊性。 （6）文化與侵犯 導演邁克爾摩爾指出，在加拿大和美國，人均槍支擁有量很接近，但美國社會的謀殺率要比加拿大高好幾倍。（United Nation，2019） 為什么會這樣呢？ Martin Daly 等學者認為，美國的收入差距要遠遠大于加拿大。這種巨大差距表明美國社會更加不平等。而不平等會將男性置于對經濟資源和

9、女性的激烈競爭中這兩方面的競爭是謀殺等犯罪背后的兩個沖突根源。 人類學家早就注意到了侵犯行為的文化差異。例如，阿拉斯加的因紐特人，被認為很少表現出憤怒或侵犯性；而在雅諾馬馬人中，攻擊性從童年起就受到鼓勵，部落內每周都會有因搏斗而帶來的傷亡。 侵犯的文化視角認為，有一些特定的價值觀，以及解釋自我和他人的習慣性方式，會使得某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具暴力和攻擊性。 理查德尼斯比特和杜夫科恩探究了美國南北暴力的區域差異。認為美國南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榮譽文化”：人們強烈地關注堅韌、男子漢氣概，以及對于不公和侮辱進行報復的意愿和能力所帶來的名譽。關注榮譽的負面影響在于，它會使得人們對于輕蔑、侮辱分外敏感，并且

10、容易導致人們以暴力方式來捍衛或重建個人的榮譽。 即使同樣是美國南部地區，比起那些低地上得益于肥沃土壤的農業文化來，牧業文化會孕育更多的暴力傾向。 佩吉桑迪（1981，2019）通過比較156種文化，發現其中47可視為“非強奸文化”，18屬于“易強奸文化”，其余35的文化中，強奸會發生，但不是作為一種儀式、威脅或戰爭行為而存在。 “易強奸文化”有著如下特征：人們把強奸作為對敵方婦女的戰爭行為；或者把強奸作為一種儀式，如作為婚禮的一部分，或者作為一個未成年男性進入成年的儀式；或者把強奸視為對女性的威脅，旨在使女性屈從于男性。 “易強奸文化”意味著，這種文化下的人們更具暴力傾向；在那些婦女社會地位低

11、下的社會中，強奸行為更加普遍、頻繁。 據說，姆布提矮人的社會是一種幾乎無強奸的社會，人們之間極少有暴力和爭斗。撫育兒童擁有很高的聲望，婦女對社會的貢獻也倍受重視，女性和男性平等地參與政治決策。 （7）進化與暴力 在動物和人類世界中，“繼養關系”中更容易出現暴力、侵犯和殺害。 如雄師在得到新的配偶之后，會殺死她以前生的所有幼子。同樣，在人類社會中，繼父或繼母對繼子女很容易做出侵犯行為。 戴利和威爾遜（2019）發現，美國兩歲以下的兒童受到繼父母致命虐待的概率是親生父母的100倍，在加拿大則是70倍。 在一夫一妻制的結合中，男性和女性的基因利益會融合，男女都對自己的后代貢獻資源，但問題會隨著不忠而

12、出現。而不忠對男性和女性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如果一個男性被戴了“綠帽子”，他付出的不僅僅是金錢意義上的代價，更重要的是他的基因可能因此而失去得以傳承和進化的機會。 在世界范圍內，從最早的采集狩獵社會到現代西方后工業社會，男性殺死男性的比例大約是女性殺死女性的20倍。 （Daly & Wilson，1988） 為什么在殺戮行為上存在如此巨大的性別差異？ 從表面上看，許多殺戮似乎只是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如因小事而爭吵；但從進化論的視角看，那些致命的侵犯從短期來看可能是個人的威信、聲望及臉面，從長遠來看則是自己的基因能否得到傳承。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倘若一個男性能夠擁有多個女性并且生育后代，勢必

13、導致其他一些男性將沒有妻子和孩子，這樣他們就會面臨進化論意義上的滅亡。可見，暴力有助于男性維持較高的社會地位，并獲得配偶并進而生兒育女。 此外，男性相對于女性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幾率要小得多，而且更加不確定。11.2利他 利他行為意味著我們做出有利于他人的行為，有時候甚至不計得失，純粹無私地幫助他人。 影響利他行為的情境因素的作用，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比如擔心遲到，會將一個大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降低10到60。 （1）觀眾效應 影響人們是否會幫助一個需要幫助的人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乃是現場是否還有其他人在場。 換言之，他人在場，特別是陌生人在場，會極大地抑制我們的利他行為。 一種解釋是此時

14、“責任分散”了。Case 1964年3月13日凌晨3點，紐約皇后區，溫斯頓莫斯利跟蹤一個名叫凱蒂吉諾維斯的姑娘，并在她家附近一家書店門口扭住了她，還刺傷了她。當凱蒂尖叫著求助時，附近公寓有幾戶人家開了燈，也打開了窗戶，其中一個她的鄰居從七樓窗口喊道：“放了那個姑娘！” 莫斯利暫時離開了凱蒂，但很快又返回來，并尾隨凱蒂進入她所在的公寓，在樓梯口又向她刺了8刀，并且強奸了她。紐約警方大約在凌晨3:50接到第一個報警電話，那是在凱蒂痛苦的喊叫聲吵醒鄰居30分鐘之后了。當警察趕到時，凱蒂已經死了。 事后了解到，38名鄰居承認聽到了她的呼喊，但除了從7樓喊叫的鄰居之外，再無任何人對事件進行干預。當她掙扎

15、呼救時，也沒有人報警。有人說“我當時很累了”，也有人說“我們以為是情侶在吵架”，有人說“我們很害怕”一對夫婦躲在他們昏暗的公寓里，在窗簾后面看著整個襲擊的過程。 上述案例所揭示的其實遠不止“觀眾效應”對我們行為的影響。 （2）“受困者”特征 一個摔倒在地并呻吟求助的人，一個同樣摔倒在地、呻吟求助并且在流血的人，哪個得到救助的可能性更大呢？ 研究發現，利他行為并不是盲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準備幫助他人時，人們往往要考慮提供幫助可能付出的代價。 在費城地鐵所做的一項研究指出，流血的“受困者”得到救助的可能性（65）要比不流血的“受困者”（95）更低。 其次，如果“受困者”面臨的困難與痛苦顯而易

16、見，并且需求很明確，那么，人們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會更大。那些尖叫著表達其需求的“受困者”獲得幫助的可能性是75100，而那些沉默不語的人得到幫助的可能性僅為25%40%。 第三，人們更傾向于幫助那些與自己類似的人，比如同一種族或民族的人。 第四，女性更有可能得到幫助。特別是，穿著更為女性化、外表更吸引人的女性，會得到更多路人的幫助。 （3）情境感知與解釋 潛在的幫助者需要準確判斷所面臨的情境：那人是否正在遭受痛苦，是否需要進行干預。 如果我們不能確定發生了什么，其他人也都沒什么反應，我們就可能假設沒什么問題。 當我們清楚地看到別人臉上擔憂的表情時，就不太容易受到“多元無知”的影響了。 當我們真的

17、陷入了困境或者遇到了危險之時，我們應該迅速做出如下舉動： 一是明確表達你的需要“我扭了腳，走不了，誰來幫幫我？” 二是選一個特定的人然后向他（她）求助“那位先生，對，就是你，請你幫幫我好嗎？” 前者能夠消除多元無知的影響，后者能夠避免責任分散。 （4）利他的進化論視角 基于自然選擇，我們會偏好、重復那些能夠增加生存和繁殖機會的行為。 而利他行為本質上是高成本的，它會消耗本來可用于自己或自己的血親的寶貴的資源。這種成本還可能是付出自己的生命。Case 4個年輕人在紐約郊外夏令營休假一天，他們準備到一個由瀑布形成的水潭那里去放松一下。在沿著小路走到水潭的時候，他們當中的一個不慎滑倒落入了水中，落水

18、者的3個同伴一個接一個地跳入水中，試圖去拯救同伴的生命，結果全部犧牲了。 對于利他行為，進化論給出了三種解釋：親緣選擇、互利互惠、社會獎賞。 一是親緣選擇。自然選擇傾向于那些能夠增加血親生存概率的行為。個體為了使自己的基因得以傳承和延續，會優先考慮照顧自己、自己的后代及近緣血親；基于同樣的理由，個體更可能幫助那些基因與自己相似程度更高的人。 做母親的常常能夠準確地認出自己所生的嬰兒。做父親的就不具備這種識別自己后代的能力。也許正因為這樣，通奸對于男性而言才事關重大。 相對于非親屬而言，我們更愿意幫助自己的親屬，特別是那些足夠年輕，因而還可能生育的親屬。 二是互利互惠。 對于非親屬甚至陌生人的幫助，則主要基于互惠的考慮。 非親屬之間的互助，能夠為雙方的生存和繁殖帶來好處。互惠利他行為有助于減少危險沖突的可能性，并有助于解決資源稀缺引發的各種問題。 第三是社會獎賞。 通過展示自己幫助他人的意愿和能力，能夠改善自己的“社會自我”形象。良好的自我形象能夠給我們帶來多種形式的回報與獎勵。 換言之，幫助他人通常是很值得的。它可能帶給我們：贊美之辭、積極的關注、實在的報酬、榮譽、感激之心等等。 （5）基于移情的利他 有沒有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