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顧炎武廉恥鑒賞一、顧炎武廉恥原文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

2、。然而松柏后凋于歲寒，雞鳴不已于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人之意，彼閹然媚于世者，能無愧哉！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于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

3、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約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為暴于百姓者哉！”后漢書：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于貪求者哉？吾于遼東之事有感。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為武靈節度使，先是

4、，土蕃欲成烏蘭橋，每于河壖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于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后并役成橋，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為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錄集釋）二、顧炎武廉恥譯文五代史·馮道傳·論道：“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論！禮義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恥，是為人立身的大節。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恥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這種地步，那便災禍、失敗、逆亂、死亡，也就都隨之而來了；何況身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亂，國家

5、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這四者之間，恥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論及怎么才可以稱為士，說道：“個人處世必須有恥。”孟子說：“人不可以沒有恥，對可恥的事不感到羞恥，便是無恥了。”又說：“恥對于人關系大極了，那些搞陰謀詭計耍花樣的人，是根本談不上恥的。”其所以如此，因為一個人的不廉潔，乃至于違犯禮義，推究其原因都產生在無恥上。因此（國家領袖人物）士大夫的無恥，可謂國恥。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會和道德日益衰微，禮義被拋棄，廉恥被摜在一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凜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風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雞鳴，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實在未嘗沒有獨具卓識的清醒者啊！最近讀到顏氏家訓上有一段話說：“齊朝一個士大夫曾對我說

6、：我有一個兒子，年已十七歲，頗能寫點文件書牘什么的，教他講鮮卑話，也學彈琵琶，使之稍為通曉一點，用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處受到寵愛。我當時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這樣教育兒子的！倘若通過這些本領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們這樣干。”哎！顏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亂世，尚且能說這樣的話，還有小宛詩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獻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慚愧么？羅仲素說：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恥是士人優良的節操，風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天下才有良風美俗。古人治軍的原則，沒有不以廉恥為本的。吳子說：“凡是統治國家和管理軍隊，必須教軍民知道守禮，勉勵他們守義，這是為了使之有恥

7、。當人有了恥，從大處講就能戰攻，從小處講就能退守了。”尉繚子說：“一個國家必須有慈孝廉恥的習尚，那就可以用犧牲去換得生存。”而太公望對答武王則說：“有三種將士能打勝仗，一是知禮的將士，二是有勇力的將士，三是能克制貪欲的將士。因為有禮，所以列朝治軍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難道還有欺凌平民、搶劫牛馬，而對百姓實行殘暴手段的么？”后漢書上記載：張奐任安定屬國都尉，“羌族的首領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長又贈送他金環八枚，張奐一起收了下來，隨即召喚屬下的主簿在羌族眾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馬多得像羊群那樣，我也不讓它們進馬廄；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進

8、我的口袋。把金和馬全部退還。羌人的性格重視財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個都尉，大都貪財愛貨，為羌人所怨恨，直到張奐正直廉潔，威望教化才得到了發揚。”唉！自古以來，邊疆局勢的敗壞，豈有不從貪求財貨開始的么！我對遼東的事件不能無感。杜子美詩道：“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有一種刻本作“廉恥將”。詩人本來的意思，未必想到這點，但我讀唐書，講到王佖做武靈節度使時，以前吐蕃人想造烏蘭橋，每次在河邊岸上事先堆積木材，都被節度使派人暗暗地運走木材，投入河流，橋始終沒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貪而無謀，先重重地賄賂了他，然后加緊趕工造成了橋，并且筑了小城防守。從此以后朔方防御侵掠的戰事就沒完沒了，至今還成為邊

9、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貪財引起的。所以貪財的人作將帥便邊關到夜間也洞開著無人防守。懂得這個道理，即使是郢書燕說式的穿鑿附會，或許也可以治國吧！（何滿子）三、廉恥鑒賞顧炎武（1613- 1682）漢族，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昆山)人，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尊稱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曾參加抗清斗爭，后來致力于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累累；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顧亭林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

10、查研究，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顧亭林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也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對“私”作出了肯定，并對公與私的關系作了辯證的論述。他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日知錄卷四）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現象，并且認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這種利民富民和“財源通暢”的

11、主張，以及對“私”的肯定，都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狀態下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還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征博引地論證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專稱，并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所謂“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雖然還未直接否定君權，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但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眾治”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獨裁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色彩。 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

12、亮口號。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因此，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還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達了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情操。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為出發點的，其鋒芒所指，首先是陽明心學。他認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寫道：“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

13、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他對晚明王學末流的泛濫深惡痛絕，認為其罪“深于桀紂”。他進而揭露心學“內釋外儒”之本質，指斥其違背孔孟旨意。他認為儒學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同上）。他直分贊同宋元之際著名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批評：“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心即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本旨遠矣。”（同上）既然陸王心學是佛教禪學，背離了儒學修齊治平的宗旨，自當屬摒棄之列。所謂“行己有恥”，即

14、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于“行己有恥”的范圍。有鑒于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于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注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

15、顧炎武“博學于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并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他大膽懷疑君權，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