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的經濟史上，學者們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將效率和公平作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兩個目標。但效率和公平似乎一直都很難保持同步，提高效率的政策同時也會降低公平，這樣的效率和公平的失衡在所得稅中尤其突出（Mirrlees 1971; Ramsey 1927）。人們普遍認為實現效率的最好方法是進行一次性征稅（lump sum taxes），這樣不會扭曲人們的選擇，但要實現縱向公平則要求實行累進稅。結果，有效率的稅收就會降低公平，反之亦然。國外的學者對個人所得稅促進公平的作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Wagstaff收集了OECD中12個國家的20世紀80年代晚期至20世紀90年代初的家庭調查數據，采用AJL的分解法，利用實證分析和回歸分析的方法，對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效應進行了研究，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主要依靠稅收抵免和大量使用非標準扣除的個人所得稅體系的國家，更容易在實際和潛在的再分配效應中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但作者并未對稅率結構和稅基擴大的改革哪個的影響是占主導作用給出結論；同時，作者只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個人所得稅上，排除了其他一切稅種的影響，包括社會保險，這使得其研究不是很全面。Wagstaff收集了這十二個國家，然后利用（AJL是指J. Richard Aronson, Paul Johnson and Peter J. Lambert于1994年提出的一種方法，利用稅前和稅后基尼系數的不同來測量稅種對收入分配的影響），（empirical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得出結論：結果還表明在20實際80年代末期和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些進行稅率結構和稅基擴大的改革在收入再分配上更容易產生相反的作用。稅率結構的改革能夠減少稅率等級，降低平均稅率，結構會導致縱向分配的下降。稅基擴大改革，能縮短實際和潛在再分配效應的差距。作者在文中收集了大量的關于數據，從橫向不公平和再排序方面對個人所得稅的作用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了很多實證分析的結果。這對后來對個人所得稅公平方面的研究將會有很大的啟發作用，Richard和Eric（2005）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作用，二人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比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不應該依靠個人所得稅來實現再分配的功能，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現在不夠完善，累進稅的實施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存在著機會成本。二者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為了有效維護公平，在個人所得稅稅制完善方面可以從三方面入手：一實施綜合所得稅，二實施推定征稅法，三實行二元所得稅。最后作者還提出在發展中國家里普遍存在這市場失靈的特征，所以最好的政策是引入稅基廣泛的增值稅來提供政府的支出。Richard和Eric的這篇文章對長期以來個人所得稅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見解，給依賴個人所得稅調節貧富差距的發展中國家一個警醒，不能完全只依靠個人所得稅來調節貧富差距，這對以后的個人所得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給了一定的借鑒，但文中的實證分析較少，問題可能反映的不全面，理論結果也存在不全面問題。Denvil Duncan.和 Klara Sabiranova Peter（2008）則探究了國家個人所得稅體系是否會影響收入的不公平。二人利用多國詳細的個人所得稅信息，建立1981年至2005年全面隨時間變化的國家所得稅體系的結構性累進稅體系，并采用理論和實證分析的方法，發現個人所得稅降低了表面的不公平，但對降低實際的不公平作用很小。而這種實際公平性微弱主要表現在一是稅收效率越高，收入不均等就越嚴重；二是在特定條件下，累進稅可能會增加實際的不公平，尤其是在法律薄弱、秩序不穩、不可征稅地區的國家。盡管二人的結論不是很精確，但他們首次將累進稅對表面公平和實際公平的不同影響區分開了，這對以后對個人所得稅對公平影響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對國家在制定政策時也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實證分析表明公平和效率的沖突確實存在，。而且他們還發現Denvil Duncan. Klara Sabiranova Peter的文章主要使用的宏觀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沒有對其他稅種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使的文章的結論可能不是很精確。單這篇文章首次。Hassan, Fareed M.A. Bogetic. Zelijko（1996）對保加利亞的個人所得稅的公平作用進行了研究。文中利用了來自家庭收入，支出和保加利亞最近時期的家庭預算調查中的稅收相關數據分析了保加利亞的個人所得稅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本文的研究數據只來自1992年，因此得出的結論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數據不充分，但可仍可以作為個人所得稅公平性問題的一個參考。Julio Lpez Laborda和 Jorge Onrubia Fernndez（2005）在Tresch的最優分配模型(Optimal Redistribution Model)和Atkinson and Bourguignon提出的社會福利框架下，對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建立了分權化模型，并通過各種微觀仿真驗證，這個理論的結果已經在西班牙的IRPF得以驗證。針對實現個人所得稅的公平作用，Julio Lpez Laborda和 Jorge Onrubia Fernndez（2005）在研究個人所得稅的公平作用，提出了一種改進的方法，就是對個人所得稅實行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并為之設計了一種模型，這模型能使Tresch(2002)提出的最優分配模型(Optimal Redistribution Model)在Atkinson and Bourguignon提出的社會福利框架下得到驗證。他們利用模型里涉及到假設，提出了這個財政分權模型的使用條件，通過各種微觀仿真（microsimulation）實驗，這個理論的結果已經在西班牙的IRPF得以驗證。這個模型能夠保證中央和地區再分配的相容性，但同Tresch（2002）的結論一樣，他們的結論是一個模糊先驗結論（prior ambiguous）,因為這結論取決于中央政府的稅收政策是使地區政府的稅收政策強化還是中立。文章最后作者指出，他們的提議只是一種將Tresch的提議運用于實際的方法，這并不意味著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分權制沒有其他選擇，其實也可以使用Atkinson and Bourguignon的方法論來解決。作者對于改進個人所得稅，降低社會的不公平度，提出了一種改革個人所得稅的方法，這是一種很好的建議，但由于只是在西班牙得到證明其建議的可行性，事實的支撐顯得不足。針對拉丁美洲存在著嚴重的收入不均等現象，Juan Pablo Jimenez對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拉丁美洲收入分配方面的潛力進行了研究，發現有三個因素影響著拉丁美洲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作用：低稅率，稅基窄，高水平的稅收不遵從，并相應提出了針對性的建議。Juan Pablo Jimenez.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Equity in Latin America: New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tax International Tax Dialogue Global Conference on Tax and Inequality December 7-9 2011, New Delhi.所以可以說個人所得稅的公平作用并沒有很好的展現出來。Juan Pablo Jimenez對個人所得稅在調節拉丁美洲收入分配方面的潛力進行了研究，發現有三個因素影響著拉丁美洲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作用：低稅率，稅基窄，高水平的稅收不遵從。最后Juan Pablo Jimenez對拉丁美洲的個人所得稅的改進提出了一些建議：在未來稅制改革中，拉丁美洲有三個重要措施可以采取，一，邊際稅率與全球水平均等，二，擴大稅基，對資本所得征稅，消除過度的稅式支出，三，提高稅收遵從度。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表格數據對比，使得Juan Pablo Jimenez的結論很有說服力，但Juan Pablo Jimenez的理論支撐不是很充足，但這些數據的使用，是文章的論據還是相對充分的，文章的結論對政府的稅收改革還是有一定的引導作用。Vaqar Ahmed and Cathal Odonoghue（2009）基于巴基斯坦2001年到2002年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調查的數據，將整個稅收系統分解，從而分別研究稅率、津貼、扣除額、免除額和稅收抵免對個人所得稅公平作用的影響，使用了net-to-gross algorithm in Xlsim 的微觀仿真模型來分析巴基斯坦的凈收入數據，認為只有津貼和扣除額對收入再分配影響較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作用也在輕微的下降；同時鑒于稅前收入差距的增大，不能僅僅依靠稅制改革來降低不公平，需要改革當前的免稅額的結構。Vaqar Ahmed and Cathal Odonoghue（2009）對巴基斯坦的個人所得稅的再分配作用效應進行了研究，文中Vaqar Ahmed and Cathal Odonoghue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就是將整個稅收系統分解，從而分別研究稅率，津貼，扣除額，免除額和稅收抵免對個人所得稅公平作用的影響，基于巴基斯坦2001年到2002年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調查的數據，他們使用了net-to-gross algorithm in Xlsim 的微觀仿真模型來獲取巴基斯坦的凈收入數據。（XLsim是一種通用程序，用來分析稅收收益的政策和改革）。通過對數據的分析研究，他們得出結論：一只有津貼和扣除額對收入再分配影響較大，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作用也在輕微的下降。二鑒于稅前收入差距的增大，不能僅僅依靠稅制改革來降低不公平。需要改革當前的免稅額的結構。對于巴基斯坦的累進稅的研究有很多，但沒有學者對個人所得稅的體系進行分解開來的研究，所以作者選取了一個很好的方法來進行論證自己的觀點。但作者缺乏一定的理論支撐。Benjamin A. Okner則在研究個人所得稅的分配效應時將轉移支付也包括在其中了，采用包含了72000戶家庭和個體樣本的人口統計數據和財務數據的Brookings MERGE File數據，對每一個個體的收入和行為為基礎來研究收入分配，最終得出結論認為聯邦直接稅和政府轉移支付對個人收入的分配都具有重要影響，而轉移支付的作用要更大些，所以他提出建議，如果政府想要實現進一步的收入再分配，要么采用提高現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要么擴大對個人的轉移支付。（文章選自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個集合名叫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作者James D. Smith, 其中本文的題目是Individual Tax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在書中的45-74頁）多數學者在考慮個人所得稅的公平作用時，沒有將轉移支付考慮在內。Benjamin A. Okner則在研究個人所得稅的分配效應時將轉移支付也包括在其中了，所以他認為個人所得稅和轉移支付同樣影響著收入的分配。在文中，他采用的數據來自于Brookings MERGE File,這里包含了72000戶家庭和個體樣本的人口統計數據和財務數據。MERGE提供的數據使Benjamin A. Okner能夠以每一個個體的收入和行為為基礎來研究收入分配問題，而不是向傳統的方法那樣，以平均的收入和行為為研究基礎。他得出的結論為：聯邦直接稅和政府轉移支付對個人收入的分配都具有重要影響，而轉移支付的作用要更大些，所以他提出建議，如果政府想要實現進一步的收入再分配，要么采用提高現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要么擴大對個人的轉移支付。很多學者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個人所得稅本身的問題進行的研究，其實稅收的變化會導致納稅人對這些變化做出相應的反應，這叫做行為反應（behavioral responses），如逃稅和避稅。這些反應都會導致收入轉移，而實際的收入卻沒有變化。Alm, Lee 和 Wallace 還有 Poterba 的都探究了美國稅收在收入分配上的影響，發現累進所得稅能夠使后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他們都認為稅前收入的改變比有效的稅率改變對稅后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更大。但他們都沒有將納稅人對稅收改變的行為反應區分開來。他們只是關注了夸大的間接效應。Alm, James, Fitzroy Lee, and Sally Wallace. “How Fair? Changes in federal Income Taxation and the B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8 to 1998.”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4,no. 1(2005):5-22.而Altig 和Carlstrom （1999）使用了可計算均衡模型來決定邊際稅率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發現勞動力供給和儲蓄形式的行為反應對收入不公平的影響很大。類似的研究如Gramlich, Kasten, 和Sammartino 使用仿真模擬（simulation）的方法和之前對凈勞動力供給彈性和資本收益彈性的影響來研究稅收。根據他們的結果，這兩種行為反應的凈效應幾乎為零。也就是說，他們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發現這兩種行為反應并沒有加劇不公平度。在實證研究法中，Auten 和Carroll, Gruber和Saez 利用了Feldstein于1995年的流行的申報應納稅額的彈性來強調稅率對解釋收入分配上變化的重要性。盡管這種方法可以用來鑒定稅收導致的間接效應，但這并沒有將逃稅和真正的生產力的變化區分開來，所以可能會導致凈收入分配變化上的夸大。對于在測量稅收體系的再分配效應的程度上，學者也給出了一些方法，使用的很廣泛的是：有效的累進措施（measure of effective progression）, 也就是Reynolds-Smolenky()指數: = (0 with progressive income tax)公式里=稅后收入集中系數（post-tax income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稅前收入基尼系數(pre-tax income Gini coefficient)=.根據這個公式，Reynolds-Smolensky指數越高，稅后收入分配就越公平。Wagstaff A. Redistributive Effect, Progressivity and Differential Tax Treatment: Personal Income Taxes in Twelve OEC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9,72(1): 73-98.Richard M. Bird. Eric M. Zolt The Limited Role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Asiam Economics, 2005(16): 928-946.Denvil Duncan. Klara Sabiranova Peter. Tax Progressiv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rew Young School of Policy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08-26 June 2008.Juan Pablo Jimenez.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Equity in Latin America: New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Tax. International Tax Dialogue Global Conference on Tax and Inequality. December 7-9 2011, New Delhi.Hassan. Fareed M.A. Bogetic Zelijko. Effect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xample from Bulgari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October 1996.Julio Lpez Laborda. Jorge Onrubia Fernndez. Personal Income Tax Decentralization, Ine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 Public Finance Review Vol.33 No. 2 March 2005: 213-235.Alm, James, Fitzroy Lee, and Sally Wallace. “How Fair? Changes in federal Income Taxation and the Bistribution of Income, 1978 to 1998.”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4,no. 1(2005):5-22.Altig,David, and Charles T. Carletrom. “Marginal Tax Rat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 Life-Cycle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no. 5(1999):1197-1215.Gramlich, Edward M, Richard Kasten, and Frank Sammartino. “Growing Inequality in the 1980s: The Role of Federal Taxes and Cash Transfers.” In Uneven Tides: Ri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edited by 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nalk, 225-4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bdation,1993.Auten, Gerald, and Robert Carroll. “The Effect of Income Taxes on Household Incom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atistics 81, no. 4(1999); 681-693.Gruber, Jon, and Emmanuel Saez. “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4, no. 1(2002): 1-32.Vaqar Ahmed and Cathal Odonoghu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Personal Income Taxation in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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