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論中國文學現代轉換的面向摘要：從19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開始并延續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首先，現代中國文學以對傳統的逃逸和否定為前提，來開辟轉型的道路；其次，經歷了從歐關到俄蘇的不同選擇，現代中國文學以革命化來承載現代化的追求；再次，文學民族化是“落后”的非西方地區文學的特有問題，現代中國文學以大眾化來保證革命化的方向，同時也充實民族化的內涵。由此形成的中國文學現代轉換的特色，不僅為世界性的文學現代化史提供了新的例證，更是現代中國為創建新型的民族文學所作的不懈努力。關鍵詞：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轉換；面向“現代”作為一個有著確定的時間外延與豐富性質內涵的概念，與傳統社會和古代文化相對，但其含義卻駁雜繁復，人言人殊，難以一言以蔽之。中外學術界大體上認為：它與人類歷史從分散的民族史向統一的世界史的演進相關，時間上與資本主義同時起源，空間上從西方迅速播撒到全球，形成了時間上先后相續、性質和面貌上同中有異的多樣化的現代社會文化景觀。它的文化共性特征往往被稱為現代性，它的社會實現過程常常被說成現代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或被迫或主動地置身這一歷史運動，“現代”終于從區域性事物躍升為世界性現象，20世紀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文學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已形成了自己的偉大傳統；然而，從19世紀末期發端并持續了整個20世紀，因應中國社會文化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中國文學也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換。發生在這一階段的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既為世界性的現代史演進提供了新穎的例證，更為新型的民族文學的創建探索著道路。本文集中從三個層次、六個方面來闡發中國文學現代轉換的理論模式和實踐過程。一、斷裂與反傳統歷史從本質上來說就是綿延的過程，但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歷程卻總包孕和制造著斷裂，一系列現代事物的出現幾乎無一不是與所由產生的文化傳統及社會秩序反復沖突終至決裂的結果。以致斷裂成為它的歷史存在方式；即使退一步講，現代歷史也是以斷裂為癥候的歷史延續。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就將斷裂視為現代最重要的性狀，他認為“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如果說，在現代歷史的策源地西方，這種決裂尚能夠以較為平和的方式，在部分順承傳統的基礎上發生，那么，那些更多地依賴外來的資源與動力激發，在現代歷史的擴張中被波及和卷入的國家和地區，其斷裂所引發的沖突矛盾遠比原生地激烈與復雜，由于持久的對抗在傳統與現代間劃下深深的鴻溝，一切非西方的民族性和傳統性的文化資源、思想觀念在與西方的對置式比較中呈現出“地方性”與“落后性”。比如，中西本有各不相同的紀年歷法，但隨著西方文明的擴張，建立在基督教傳說基礎上的西方歷法膨脹為“公歷”、“陽歷”，顯現出“不證自明”的普適性和強勢性；中國傳統的歷法則被壓抑為從屬性的“陰歷”或僅適用于農事的“農歷”，而這只是無數事例中的一種。大體說來，中國歷史現代轉型的邏輯化指向有兩個鮮明特征：一是以歷史進化為指針的社會文化發展圖式。進化觀以過去、現在、將來三分的時間方式把歷史編織成一個合目的的進步過程，確信現在好于過去，將來好于現在。二是以西方文明為典范的追求座標。一旦對西方文明的拒斥期過去，中國社會文化轉型長期都將西方作為奮起直追的目標。從清末的文學改良到現代此起彼伏的文學運動，無一例外地從未來的角度將改革的對象鎖定為今天的文學現實或昨日的文學傳統。世紀初和世紀末興起的兩次中西文化比較熱，主導的趨向也是先將中西文化的地域(空間)之差轉化為時間上的古今之異，再把經驗意義的新舊之別引申到價值功用意義的高低、優劣、好壞之分了。所謂中國的現代轉折即把“落后中國”的發展圖式轉化到“先進西方”的軌道上，一方面是對傳統中國的決裂與反叛，另一方面是對現代西方的欽慕與仿效，文學的現代轉換也不外如此。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其真實內涵及途徑是在五四文學革命和以后的發展中逐漸豐富、明確起來的。人們之所以堅持將五四文學革命而非晚清文學改良視為現代中國文學的真正發端，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大多屬于古典文學內部的修正、改良，而前者是將傳統文學的主體部分認定為否定性對象，實行“斷裂”，然后隆重推出“新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著眼于過去、現在、將來的時間分化，以背逆傳統面向未來的姿態來凸顯自己的現代品格：新文學打倒舊文學，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革命文學否定魯迅，延安文學批評“左翼”文學(丁玲、艾青進入延安前均為“左翼”文人，他們遭受批評的言論其實是左翼文學的傳統之一)，“十七年文學”排斥40年代國統區文學，紀要更將30年代文學打成文藝黑線，第三代詩人要“pass北島”，90年代青年作家面對文學傳統的“斷裂”宣言等，以至于形成了不斷“psaa過去”的“斷裂情結”。胡適、陳獨秀的文學改革主張，周作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新理論，魯迅等充滿現代感的創作，以及作為這一切變革重要成果的白話文學的創建更是充分體現了文學現代性的追求，時至今日還有人對此高度評價：“白話文學對中國現代性的建構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們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現代白話文，現代性的感覺方式，認知方式和情感價值都無法建立起來。”不過，“在這里，文學的現代化內涵主要是通過與傳統的對照和對立而彰明的，進一步說，文學的現代轉型是通過激烈的反傳統主義的路徑來實現的”。在這樣的思維定勢中，傳統的豐厚和歷史的悠久不僅不被當作可供發掘利用的寶貴財富，相反被認為是必須擺脫又難以脫卸的沉重負擔，因此，反傳統的言行不斷升級。五四時期，一代先驅以爭天抗俗、特立獨行的“摩羅”自居，對中國從政治到文化的整個傳統，從孔孟之道到民間風習的整個歷史予以揭露和批判，深廣程度至今難及，激烈程度也世所少見。胡適認為中國歷史萬事不如人，必須以西方為榜樣從頭學習；錢玄同用“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八個字來形容中國文學傳統，甚至宣稱要廢除漢字；李大釗將中國文明判定為靜之文明，落伍于西方動之文明，在新世紀缺乏動力和生命；魯迅也悲哀于中國文化讓人“沉靜”下去不思行動的性質，勸勉中國青年少看和不看中國書以后每逢中國社會和文學面臨大的轉折，人們便會重復這一策略：首先把既有的歷史傳統設置為負面因素，通過大幅度的否定批判來實施創新突破，與傳統背道而行。如“文革”時期和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有關“文革”與現代性關聯的特殊表現的問題，國內外學者已有較充分的闡發，認為中國“文革”與源起法國、蔓延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學潮有著同聲相應的關系，正是現代性激進姿態的展示及能量的噴發。“文革”文學的典范“樣板戲”包含了不無深意的塑造現代革命文藝和新人形象的寄托。只是“文革”文學的反傳統更徹底，它不僅全面否決了古典文學的合法性，而且將“樣板戲”出現之前的所有中外文學遺產，包括中國左翼文學傳統一律等同封資修的落后反動，統統予以否定，這樣一來在極端的意義上恰好體現了現代性要求與己身之外任何事物斷裂的特性：斷裂歷史書寫新史，反叛傳統開創傳統。新時期的文化熱潮中，有人甚至在人種族群的層面走到了否定中國的存在價值的地步。現代文學步履匆匆，從文學精神到文體形式，隨處可見“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思維模式，從理論倡導到作品創作，其種種變形性的體現也始終陪伴在側。陳獨秀在鼓吹文學革命時認為，要提倡新道德就必須反對舊道德，要提倡新文學就必須反對舊文學便為經典表達。二、現代化與革命化魯迅曾借談木刻藝術而引申到文藝革新的普遍規律，他說：“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但在每一個關口選擇哪條道路或者主要依賴哪種方式以實現轉折，卻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情境和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認為創造不能憑空進行，人只能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從事創造。20世紀中國文學同時占有“外國的良規”與“中國的遺產”這雙項便利，選擇似乎是完全獨立自由的。然而，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早就促使其與“遺產”決裂，對“傳統”反叛，此時可供選擇的便只有“采用外國的良規”一途。魯迅、郁達夫、冰心等人雖然中國古典文史知識豐足、傳統修養厚實，但在談到之所以投身新文學，寫出新作品，他們卻只愿列舉外國文藝的滋養，這一異乎尋常的姿態與聲口體現的不盡是“給定的歷史條件”和當事人的實際狀況，流露的卻是整整一代人的價值傾向與選擇。胡適的“八事主張”，關于新詩、短篇小說及問題文學的“金科玉律”，其理論來源無一不是異域，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和中國文學從古典到現代的發展圖式也是以“外國的良規”為藍圖的。將中國文學現代品格的尋獲定位在對外國文學良規的采納吸收上，這是普遍的看法。現代化就像一場世界性長跑，在現代化的路途上，由于西方“早成”而中國“晚發”的時間差，自居落后一方的中國文學亦步亦趨的先行者形象主要是西方諸國，并不包括西方之外的世界上其他民族與地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現代化的內涵大體上就是西化(其間又有從歐洲中心遷移至北美中心的過程)，中國文學將西方古典主義文學以后的文學作為現代性的典范；時至今日，文學上的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其言內言外之意義范圍也大多不脫西歐北美的半徑。五四鼓吹全盤西化，引西方文學改造中國文學，風氣是很盛行也很強勁的，即使在民族意識大為高漲、引發過廣泛的“民族形式”討論的20世紀40年代，也還是不乏堅持西方是現代化的正途的觀念。朱自清在抗戰時期從社會現代化與詩的現代化相互促進的角度呼吁：“我們需要促進中國現代化的詩。有了歌詠現代化的詩，便表示我們一般生活也在現代化；那么，現代化才是一個諧和，才可加速的進展。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中國詩的現代化，新詩的現代化；這將使新詩更富厚些。”在另一個地方，朱自清在說到40年代新詩之所以早已超過取法童謠、唱本“照舊路發展出來”的雛形階段的緣由時解釋說：“這就因為我們接受了外國的影響，迎頭趕上的緣故。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代化。民族形式討論的結論不錯，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是新路，比舊路短得多；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新路不可。”馮雪峰在“天地玄黃”的1948年還認為“歐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機，“這是不用說的。如果不經過文化和思想上的歐化(包括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及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與文化)，中國就不會有新的民族文化的誕生”。連毛澤東在抗戰即將勝利的轉折關頭對“民主主義”、“個性解放”這些西方傳統的概念(毛澤東自然是在馬列主義的譜系中運用這些概念，但馬列主義也是西方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作過正面的肯定性闡釋：“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西方諸國的現代化道路也有先有后，異彩紛呈，并非單一模式，這一現象甚至可稱之為“西方的分裂”。其中，英美以平和穩健的方式走上現代化道路，依循的是不斷積累改良成果的漸進模式；德國憑借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政治強權走上現代化的快車道，是后來居上的范例；法國經歷了多次大的社會動蕩，不乏暴力沖突，所選擇的是突變跳躍的激進道路；俄羅斯的現代化之途跌宕起伏，雖然它借鑒了法、德的經驗，但在十月革命后的整個前蘇聯時期，它在一個大國首先創立社會主義體制，別開生面地追求現代性和實現現代化，這樣的現代社會實驗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就這樣，世界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西化現代化模式。中國曾在不同的模式間徘徊猶豫，并均有過短時間嘗試，但歷史的合力作用加上人們的自覺努力，長時間選擇和實踐的是俄蘇的革命模式。在兩種現代化方案中選擇俄蘇，這也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特殊性之一。在西化途中不忘從狹義的“西方”以外取經，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雖則以西方為重，卻又是從來不能純以西化準確揭示的。魯迅、周作人翻譯域外小說集和小說月報為弱小民族文學出專號，視域已經超出傳統的西方；20世紀30年代對俄蘇和日本革命文學經驗的倚重顯示漸成主流的左翼文學潮流取舍在我；五六十年代雖然對西方文學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卻造成了亞非拉文學譯介的小小熱潮；新時期以來對外國文學的全方位開放和強調從中國文學中發掘世界性因素以上都是中國文學現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途的證明，不過，非西方的現代化(指非資本主義化的現代化)恰恰又與中國文學的革命化、政治化相關。現代革命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民眾暴動、社會起義不同，本身就構成現代性的社會現象，其常態是接受科學理論的指導，以政黨為領導核心，采取全民動員的策略，形成步調緊密、目標明確的社會運動。現代化的前提和成果之一便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傳統中國是一個文化帝國，近代以后又逐漸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因此，中國現代化的起始就是雙管齊下的：引進民主與科學以反對封建主義，反帝反殖民以對抗異族的奴役與控制。現代民族民主革命并沒有從本質上造成現代化進程的延宕、阻隔與中斷，中國的現代化包括著革命化，革命化是現代化的承傳與變異、拓展與豐富，是賦于第三世界和中國個性的特殊形態與特殊方式。相反，軍閥混戰導致國家分裂，國民黨為維護大家族利益而不惜倒行逆施，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與掠奪使中國現代化進程飽受挫敗、一波三折，造成嚴重的阻滯。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不妨說，革命正是因這些阻力而起，為清除上述障礙而戰，革命化是現代化的清道夫。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也說明了這一點，20世紀20年代末漸趨明朗的革命文學趨勢說明文學現代性天平開始偏向蘇俄模式，40年代末大多數知識分子留在大陸，也是在比較中選擇了革命化的現代化，因為沒有人愿意中國社會從現代折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傳統。現代中國文學將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目標作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念，將這一主題貫注入幾乎每一部作品。在現代中國，“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并行不悖，三位一體。不光現代化與革命化難分彼此，革命化與政治化也是聯袂而行。政治是中國現代性集中顯現的領域，中國現代革命長期以政治斗爭為中心。姑且認為“啟蒙與救亡”構成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