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仙臺經驗”與“棄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一點分析一問題的提出近十年來，竹內好的思想借助孫歌的研究介紹，在中國大陸學界發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對于年輕一代。竹內好的許多重要問題（如他的近代論批判、主體論）是通過他對魯迅和中國革命的理解提出并接近答案的，他關于魯迅的構圖，因此成為其思想建構的核心之一。但是，竹內好筆下的魯迅乃至中國，只是他為了建構其理想的日本現代主體尤其是日本現代文學的主體而傾注其主觀價值、追求解放的對象，他的魯迅及中國形象只是用來映照他所理解的日本問題的一面鏡子，是十足“竹內主義”的“機能化”視象。它雖不同于明治以來日本近代主體建構中對中國元素的刻意“排異”，但對魯迅及中國的理解和利用畢竟不是客觀的。也就是說，竹內好的魯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遠離魯迅的歷史性存在為特征，以放棄對魯迅的“實體性”理解為代價的。不少中國研究者似乎不明白這點，對此缺乏足夠的警惕，存在把它當作歷史的客觀認識的危險性。像魯迅的文學如何發生，或者說魯迅文學的“原點”問題，就是一個例子。在魯迅思想的形成一章，竹內好把魯迅文學自覺的產生定在了他在北京蟄居的“紹興會館”時期用竹內的話說是“魯迅的骨骼”形成在他發表狂人日記之前居住在北京的所謂“蟄伏期”。這時魯迅還沒開始文學生活，而埋頭于一間鬧鬼的房子中“抄古碑”，“吶喊”還沒成為“吶喊”，只讓人感到正在醞釀著吶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內好問道：我想像，魯迅是否在這沉默中抓到了對他的一生來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可以稱作回心的那種東西。我想像不出魯迅的骨骼會在別的時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趨向，都是有跡可尋的，但成為其根干的魯迅本身，一種生命的、原理的魯迅，卻只能認為是形成在這個時期的黑暗里。讀他的文章，肯定會碰到影子般的東西。這影子總是在同一個地方。雖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產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點黑暗通過這產生與消失暗示著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經心，一讀而過，注意不到也就罷了，然而一旦發現，就會難以忘懷。就像骷髏舞動在華麗的舞場，到了最后骷髏會比其他一切更被認作是實體。魯迅就背負這樣一個影子，度過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贖罪的文學就是這個意思。而他獲得罪的自覺的時機，似乎也只能認為是在這個在他的生平傳記里的不明了的時期。基于這一認識，竹內好對魯迅吶喊自序中關于產生“吶喊的來由”魯迅自己對其文學如何發生的自述提出了質疑，其論點是：1、由于自序是對事實進行追憶的文字，不是“以進入事實里面去的方式在處理事實”（50頁），因而其中必定存在著“虛構的成分”。如狂人日記產生于“金心異的來訪”的說法。2、魯迅關于仙臺醫專留學時“棄醫從文”的故事也不足信，“這是他的傳記被傳說化了的一例，我對其真實性抱有懷疑，以為這種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3、對于“同一件事”，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的處理“多少有些差異”可能“幻燈事件”之前發生的日本同學的“找茬”事件，對其形成文學的“回心之軸”更重要：“幻燈事件和找茬事件有關，卻和立志從文沒有直接關系。我想，幻燈事件帶給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別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與其說憐憫同胞，不如說是憐憫不能不去憐憫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憐憫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學的，直到憐憫同胞成為連接著他的孤獨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說幻燈事件和他的立志從文有關，那么也的確是并非無關的，不過幻燈事件本身，卻并不意味著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為形成他的回心之軸的各種要素之一加入了進來。”4、“在本質上，我并不把魯迅的文學看作功利主義，看作為人生，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魯迅是誠實的生活者，熱烈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但他并不以此來支撐他的文學，倒是把這些都拔凈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學。魯迅的文學，在其根源上是應該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竹內好對魯迅文學屬性的上述理解，以重構魯迅自述的“仙臺經驗”為中心，試圖在根本上顛覆魯迅的自述，但它又與魯迅創作中尤其是如野草彷徨等作品體現的某些精神深刻相連，與魯迅文學最深處涉及自我的部分有著強烈的共鳴。這就造成了復雜性。我想從魯迅涉及“仙臺經驗”的文本吶喊自序藤野先生入手，聯系魯迅留日時期思想形成的流程，揭示其文學發生的多原點特征；通過理解其個人遭遇和民族歷史“經驗的同構性”，弄清魯迅文學的政治性的由來；通過梳理其以域外小說集和懷舊為中心的翻譯和創作活動，理解狂人日記之前文學骨骼的形成，以及其中現代性的由來和創造性之所在。二吶喊自序中所述文學發生的“來由”魯迅對其文學的發生是怎樣敘述的？在吶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南腔北調集中自選集自序（1932年12月14日）和我為什么作起小說來（1933年3月5日）等篇，都有大同小異的說明。這些自述，如同他作品結集時作的諸多序跋一樣，首先便該在“實體”意義上，把它作為可以實證把握的歷史和心理經驗對象來理解。在吶喊自序，魯迅辟首就說：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這魂回夢繞、不能忘卻的是些什么內容呢？其中包括：1、父親的病與“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屈辱，這使他“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最終去了仙臺醫專學醫；2、發生了幻燈片事件，導致“棄醫從文”。魯迅的自述是：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于戰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3、出版新生失敗，之后“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于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愿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4、金心異來約稿，其“毀壞這鐵屋的希望”的說辭打動了魯迅，于是提筆創作了狂人日記。魯迅的文學由是開始，“一發而不可收”。以上陳述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事實，一是對事實的感應和“追憶”。用我自己的話概括，它涉及魯迅文學發生問題的幾個要點：首先是主體的經驗，尤其是屈辱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就前者而言，魯迅第一次經驗屈辱是在故鄉紹興，由家道中落所謂“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所致；第二次經驗屈辱則是在日本仙臺，竹內好雖極力強調“幻燈事件”與“找茬事件”的差異，其實就感受屈辱而言，它對魯迅文學發生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所不同者，只是魯迅感受屈辱的原因由家而國，而民族：范圍在不斷擴大，但其結構內核卻不變。就后者而言，創辦新生的失敗和回國后遭受的挫折包括對辛亥革命的失望對于魯迅文學性格的形成可能更重要，事實上，魯迅的文學是他經歷了一系列挫折失敗之后創造力的某種飛躍或“補償”作用的產物。沒有這些挫折失敗，魯迅留日時期形成的自我肯定和強調反抗的浪漫主義是不會變為五四時期自我質疑、側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現實主義文學形態的。其次是基于這種體驗發生的精神上的化學反應在寂寞、痛苦、懷疑、反省、記憶、忘卻之中形成了一種悖論性思維，它是魯迅再出發的起點。第三，更重要的是，魯迅的自我體驗與中國近代民族經驗的同構性，在魯迅個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隱含著中國民族的近代遭遇，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核心問題深刻相連。這是魯迅文學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內好那樣把魯迅的文學視為根源于“無”和“黑暗”的深刻的現代個人主義的文學，并不能完整描述和準確把握魯迅文學的本質。總之，魯迅吶喊自序所述內容，事實層面的，可作客觀的實證調查，如“幻燈片”影像的有無，魯迅的敘述是否存在虛構等等。不過由于條件所限，魯迅所述其實無法一一驗證，這就給竹內好的“質疑”以巨大能量，使之能無視魯迅傳記的“實體性”，致力于主觀價值的建構。而對事實的感應和“追憶”涉及魯迅心理經驗的部分則不好武斷，因為它無法客觀化。比如，“棄醫從文”的轉變發生于魯迅的內心，無論對它的敘述還是意義的引申，其真偽都是無法判斷的：魯迅的敘述，我們只能討論它是否真誠，而不能討論它的真偽。竹內好把矛頭指向了吶喊自序的“虛構”所謂“必定存在著虛構的成分”但連他自己也不能在實證的意義上討論這個問題。他所謂“傳記被傳說化”的推測，對“找茬事件”與“幻燈事件”的辨析，乃至對魯迅文學“回心”之形成的觀點，只是在邏輯層面做文章：他的方法是玄學主義的，建構目標則是文學主義的，是把魯迅文學發生的真實條件純化簡化之后的一種再創造。事實上，魯迅的文學是在近代中國思想和文學的對立、論戰條件下發生的：梁啟超和章太炎，功利主義和反功利主義，啟蒙者和文學者，政治和文學這些對立項以一種悖論關系凝結于魯迅文學發生的“原點”。魯迅的個人經驗和國民經驗是高度同一的，這是半殖民地人民的無奈，即使其中當真存在“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也無須把它與魯迅的其他經驗對立起來而將其“拔凈”。魯迅的思想和文學都具有“復調性”，其不同主題、不同經驗、不同身份、不同追求之間的關系才是我們要把握的關鍵。魯迅的文學是在文學者魯迅與思想者魯迅的關系中發生的，思想者魯迅先于文學者魯迅出現，魯迅的文學則是二者結合的一種特殊形式。為竹內好著迷的二元論結構如政治文學、希望絕望、虛無實有、為人生為藝術等關系只是魯迅文學借以展開的平臺，魯迅的文學超越了它們又一再為其所制，保持著由此而來的結構性緊張。對我來說，啟蒙者和文學者、政治和文學、功利主義和文學主義、為人生為民族或是為愛國的和“在其根源上是應該被稱作無的某種東西”，這種種對立都是魯迅文學本質中不能“拔凈”的要素，無論去掉了哪方面的內容，對魯迅文學的完整性、深刻性、豐富性都是一種傷害。既然魯迅的文學是多原點發生的，對于中國的近現代史而言，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廣度和概括性，那么，竹內好為什么要從中提煉和樹立一個自我的、文學者的、根于虛無的、有罪的自覺的、反抗政治的、體現了現代性問題深度的絕對現代主義的魯迅形象來標榜呢？看來，起作用的是竹內好自己的價值和出發點。三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分析竹內好曲解魯迅對其文學發生原因的自述，對魯迅文學的原點提出假設，其“生平傳記中晦暗不明的時期”當然是他理想的施展拳腳之地，因為此時此地的“黑暗”“虛無”，不僅連結著魯迅的野草彷徨和吶喊中的部分作品，而且連結著西田幾多郎的哲學和日本浪漫派的近代課題。而吶喊自序陳述的事實因為阻礙著竹內的假說，它當然得被相對化說到“虛構”，竹內好的假說其實比魯迅的自述更純粹是創作：“棄醫從文”的戲劇性，就其“虛構”的程度而言，是遠遠不及竹內好筆下關于魯迅文學“回心”產生的那個神秘意境的。魯迅的文學，作為第三世界文學現代性的代表者，作為第三世界現代經驗遭受屈辱、進行啟蒙主義和民族主義相扭結的文化抵抗、追尋真正的獨立和解放之路的杰出表達者，其與西方現代的連結方式，與中國傳統的連結方式，與中國民族現代的連結方式，尤其是以一己個人承擔“被現代”的苦惱而從人生虛無和黑暗中再出發的精神掘進，其中隱含的德國新浪漫派及章太炎的文化浪漫主義的課題等，對于無論竹內好的近代論批判還是主體論，它都是一個致命的吸引。竹內好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價值擁抱并重鑄了魯迅。竹內好通過魯迅來對日本近代主義進行批判，進行其關于近代文學主體的價值構圖，這種構圖是借助把魯迅分割為啟蒙者和文學者、愛國者和孤獨個人等的對峙，再強調文學者、個人等對立項乃是魯迅的根本和出發點來實現的。由于魯迅的思想和文學有多重身份復合的特征，是所謂“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合一，竹內好不得不面對其“實體”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除了那個符合其價值理想的孤獨個人的文學者魯迅，他的魯迅構圖還必須容納愛國者的、啟蒙者的跟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命運發生關聯的“民族魂”的那個魯迅，怎么辦？竹內好自有高招，他是通過一種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