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戰略論文-論國際戰略控制科索沃戰爭的負面影響及其警示全球化是個確定的趨勢、模糊的概念。在沒有給全球化以科學的準確的界定之前，必須首先明確這樣一個觀念，即全球化不應是西方化，不應是美國化，更不應是超級大國在東西方推行“新戰略”為所欲為的合法依據。連西方有識之士都認為“科索沃模式是個失敗的例證”。人類社會需要有各國平等參與并自覺遵循的國際戰略控制，否則，不僅科索沃戰爭的悲劇會在世界各地重演，而且還可能釀成更大的災難。作為上世紀的最后一場戰爭，它不僅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而且對新世紀的國際戰略走向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在科索沃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用“戰爭演變”取代“和平演變”，以強權壓主權，顯示出前所未有的世紀末的狂躁、淺薄、狹隘與短視。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千年之交，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戰略家，他們表現得不是更成熟、更睿智，而是更浮躁、更輕率了。這場戰爭還表明，作為霸權主義新形態的新干涉主義是更富于進攻性和冒險性的國家對外政策，是新戰爭的原罪。其特點是以“人權高于主權”為標榜，以軍事威脅與軍事打擊為手段，強調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合法性與有效性。在北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中，強化了單極獨霸的國際結構，美國可以任意給別國下定義，可以為別國立法，可以操縱西方八國集團主導世界事務。當時聯合國在科索活問題上被邊緣化了。科索沃戰爭提醒人們，當人權成為強權的一種借口時，人權就失去它本來的意義。海灣戰爭后，伊拉克被“制裁”10年中，已有150萬人死于醫藥缺乏和營養不良，還有更多的人在受著上百萬枚貧鈾彈爆炸遺留的放射性污染的折磨。而且正是來自外部的高壓，才幫助伊拉克領導者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如果西方大國真的關心人道主義災難，那么它為何對盧旺達的部族大屠殺導致60萬人死亡的悲劇無動于衷?說穿了是盧旺達對它們沒有直接的地緣戰略利益，而波斯灣和科索沃則是兵家必爭之地。以人道主義的名義制造人道主義災難，是20世紀末期最大的怪現象。人道主義就是這樣被褻瀆的。科索沃戰爭，雖然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技術戰爭圖景，但也破壞了人類對進入21世紀的和平期盼。在科索沃戰爭中，西方大國軍事集團對一個孤立無援的小國狂轟濫炸了78天，用極不人道的方式進行所謂“人道主義干涉”。北約是打贏了，但并不光彩。南聯盟抵抗侵略，雖敗猶榮。從戰爭指導來說，對南聯盟進行的殘酷空中打擊，不僅有悖于戰爭道德，就是從軍事藝術的角度講，也是平庸之作，在軍事藝術史上沒有什么地位。北約始終不敢用地面部隊進行較量。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所作的科索沃戰爭的教訓的報告中承認：“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并未贏得明確的勝利。盡管軍事力量一邊倒，但戰爭的最終結果并不明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在這場戰爭中，軍事實力強大，但指揮藝術一般；軍事勝利，政治失敗；戰術勝利，戰略失敗。如果說科索沃戰爭能在戰爭史上留下一筆的話，那就是這場戰爭開了若干危險的先例：1置聯合國和國際法原則于不顧，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實行軍事入侵；2公然用武力支持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民族分裂活動；3戰爭不擇手段，襲擊目標不受限制，包括醫院、學校、居民住宅、熱電廠、總統府，甚至中國使館都成為轟炸目標；4操縱國際法庭進行跨國司法干預，宣布被侵略國家的領導人為“戰爭罪犯”，并提出起訴和通緝。如果這場師出無名的戰爭理由能夠成立的話，那么無疑是對侵略一詞的最新版本的注釋了。科索沃問題是南斯拉夫國內民族矛盾長期積聚造成的。冷戰后在外國的慫恿和支持下，科索沃分裂主義勢力惡性發展。從1998年10月以來，科索沃阿族恐怖分子共發動1062次武裝襲擊，殺害159人，綁架101人。美國專家坦言：“由于從阿爾巴尼亞獲得了武器，科索沃解放軍的暴力行為愈加肆無忌憚。他們占領警察局，搶奪武器，公然襲擊巡警和邊境檢察站。南聯盟軍警忍無可忍，于是開始清剿科索沃解放軍。”南聯盟為解決科索沃問題做了很大努力，但在作戰中，未能有效控制塞族極端勢力的過激行為，導致大批阿族居民逃離家園。美國和北約以此為借口，實行軍事干涉，但根本沒有達成他們所標榜的政治目的，反而留下許多后患。如此輕率地把一個主權國家內局部的種族沖突變成國際政治和軍事沖突，勢必埋下日后巴爾干乃至整個歐洲沖突的種子。從戰爭性質講，這次戰爭是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集團聯合對一個弱小的、孤立無援的主權國家的侵略戰爭。美國和北約的經濟實力是南聯盟的700倍，軍事實力是南聯盟的400倍。使用航空兵和導彈進行空中襲擊成為達成戰爭目的的惟一手段。它在組織計劃和技術操作上是出色的，但在軍事藝術上是平庸的，在道德水準上更是低下的。美國和北約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當時世界上最新的高技術兵器，包括國際上禁用的集束炸彈、貧鈾彈和石墨炸彈等，進行一場“非接觸性戰爭”。在78天的狂轟濫炸中，美國和北約是0傷亡。南聯盟損失慘重，僅和平居民就死亡2500人(其中有81名兒童)。這表明，這場戰爭是在人道主義名義下進行的不人道的戰爭。美國和北約依仗其空中的絕對優勢，實際上把南聯盟的所有人民當作人質，對方如果不屈服，就不斷殺傷其人民，破壞其生存條件。這和暴徒、恐怖主義的行徑實在沒有什么區別。霸權主義就是放大了的恐怖主義。美國受到科索沃戰爭的鼓勵，強化了以武力圖霸業的觀念。科索沃戰爭模式可能成為21世紀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主要軍事行動樣式。從這個意義說，科索沃戰爭拉開了21世紀戰爭的序幕。在科索沃戰爭中，美國成功地運用了聯盟戰略，共有19個國家參加，如果沒有歐洲空軍基地的使用權、飛越領空權和后勤支援，美國無法完成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利用俄羅斯1998年8月金融危機后國內出現的復雜而脆弱的政治經濟局勢，以及無法對南聯盟進行直接支援的地緣障礙等軟弱地位，使俄羅斯放棄實際援助，而參與外交斡旋，逼迫南聯盟就范。但“聯盟力量”內部從始至終存在分歧。對是否需要打這一仗、是否投入地面交戰、是分階段逐步升級進行空襲還是一開始就進行大規模空襲等，各國看法不一。美國提出的打擊目標常被盟國否決。科索沃戰爭是二戰后歐洲(北約)追隨美國最緊密和最不光彩的一次行動，但經過歷史反思，也可能是歐洲與美國拉開距離甚至分道揚鑣的開端。南聯盟為捍衛自己國家主權，進行了英勇斗爭，雖敗猶榮。但是也暴露出在民族政策上有失誤；在戰略指導上存在某些消極保守傾向和戰前對建立戰略反擊力量認識的不足。特別是對俄羅斯的支援抱有過高的期望，戰略形勢判斷失誤。由于實力過于懸殊，且孤立無援無法扭轉戰局，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國和北約的條件，從科索沃撤軍。假如南聯盟擁有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假如俄羅斯向南聯盟提供軍事援助如薩姆10地空導彈，那么就可能是另一種結局。科索沃戰爭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從長遠看，科索沃戰爭不僅給發展中國家也給侵略國家自身帶來無窮后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從科索沃戰爭中得到警示，不得不認真思考下次輪到自己頭上該怎么對付的問題。而超級大國和一些西方的政治家、戰略家，則需要對自己的戰略理念進行控制和改變：第一、對戰略觀念的控制與轉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世界上總要出現一個國家或民族想成為全世界的主宰或領導者，但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獲得成功。它們最終都在這種瘋狂的追求中削弱了自己，以給別的民族帶來災難開始，以自己的民族災難告終。如今美國似乎正在做這種努力。冷戰后，美國的一些政治家、戰略家患了“敵人缺乏癥”，總想尋找和制造一個敵人，夸大本國所受到的威脅，以便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這種出于政治需要、商業利益，以及為爭取國防經費而玩弄的把戲，是冷戰思維的繼續。伴隨制造一個敵人，在心理上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交戰準備與交戰期望，于是所謂“中國威脅論”、“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便應運而生了。從歷史上看，美國和日本除了它們之間相互爭斗外，從來沒有遇到來自太平洋沿岸其他國家對其本土的威脅，更實在談不上受到中國的威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受到日本的嚴重挑戰。最后是與中國結盟打敗日本的，而戰后美國在亞洲的兩次重大失利，即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所遭到的挫折，則是與中國為敵造成的。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記取的。肢解中國是列強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夢想，至今陰魂不散。一些國冢的反華勢力仍在處心積慮地支持“臺獨”、“藏獨”、“疆獨”。他們認為，只有肢解中國，才能使中國永遠不能崛起，永遠喪失東臨太平洋，西接中亞能源基地的地緣戰略優勢，最后使中國成為向西方世界的求乞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對李登輝、達賴之流情有獨鐘。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七塊論”，正是適應國際反華勢力肢解中國的需嚴，鬧走上分裂的不歸路。中國一旦發生局部地區的分裂動亂，霸權主義國家就可能把“和平演變”轉為“戰爭演變”，采取科索沃模式干涉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行動。中國不得不認真準備對付東西兩面受到的這種威脅。第二、對戰略利益與戰略邊界的控制。超級大國的所謂“前沿部署”、“前沿存在”、“防區外干預”，都是超越自己邊界的軍事行動。歷史上的侵略戰爭都是無限擴大自己國家的戰略利益和超越戰略邊界開始的，諸如普魯士威廉二世施利芬小毛奇的戰爭計劃；日本“田中奏折”戰略方案、“太平洋戰爭計劃”；德國侵波“白色計劃”、侵法“黃色計劃”；侵蘇“巴巴羅薩計劃”等，皆無一例外。可以說，從1888年以來導致世界性或地區性陷入戰亂的30多個著名戰爭計劃，都有這個特點。冷戰后，北約東擴和日美軍事同盟干涉范圍西擴，無疑是超越自己應有戰略邊界的行為。這種東、西對進的全球戰略部署，是企圖遏制俄羅斯和中國，挾制歐盟和日本，控制中東、中亞石油產地，最終奪取歐亞大陸的控制權。按照西方地緣政治的邏輯，誰控制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科索沃戰爭時期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宣稱，北約不受地域的限制。德國國防部要人也宣稱，德軍將來需要更多的走出國門，執行“國際任務”。這就是說，北約新戰略二北約東擴(包括武力東擴)：北約任務全球化。如果北約的戰略邊界無限制地擴展，就會走上當年威廉二世企圖“統一歐洲征服世界”的老路，那么歐洲注定要再次被拖人萬劫不復的境地。第三、對軍事革命和軍備競賽進行控制。當今，在世界范圍的軍事領域，正由美國帶頭進行一場適應信息時代的、以高技術戰爭為內容的軍事革命和軍備競賽。單純從軍事角度看，新軍事革命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它對和平與發展終究是個不祥之物。如同核軍備競賽那樣，新軍事革命不會使最發達的國家更安全，但會使世界更不安全。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新的軍事革命中投入軍備競賽，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如果失去理性，人類創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變成毀滅文明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壞世界的能力也有多大。在人類社會中，沒有一個領域像軍備競賽那樣，它的存在本身構成巨：大的浪費，軍事技術的創新更孕育著巨大的危險。怎樣使科技術的力量向著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關鍵在于戰略思維的導向。近代史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政治革命都帶動了人類的進步；而普魯士的軍事革命和本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的軍事革命，則對20世紀大規模戰爭起到了先導作用。不論是工業時代的軍事革命，還是當今邁入信息時代的新軍事革命，如果它能給人們以啟示的話，那么第一條就是必須對軍事革命進行控制。掌握高技術能力的國家，必須從全球安全出發，避免科學技術力量無限制地向戰爭力量異化，否則必將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歷史上的軍事革命，其結局往往與發動者的愿望相反。它能夠使戰爭升級，而對勝負沒有產生根本影響，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就是例證。核武器和核戰略的出現也是一場軍事革命，但現在核訛詐已經走進死胡同，始作俑者同樣成為被威懾的對象。如今又出現了信息戰，在軍事領域創造了新的優勢，但同時也為別人提供了不用飛機、軍艦、導彈就可以進行越洋攻擊的一種思路和手段。戰爭運動往往不按軍事革命設計者的愿望發展，閃擊戰如此，核戰略如此，信息戰也必將如此。對高技術戰爭的反制理論與實踐，是這場軍事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第四、對核擴散與核戰爭進行控制。霸權主義也許是在真誠地反對核擴散，但它的新干涉主義又是實實在在地制造和促使核擴散。一些國家為了自身安全和追趕新的軍事革命，而不得不加入軍備競賽，并把發展核武器當作獲得國防安全的一種經濟而現實的選擇。越是常規力量弱，越是在高技術軍備競賽中不占優勢，就越依賴核武器的等效威懾的作用，這從俄羅斯國防政策的變化中體現得非常明顯。科索次戰爭后，俄國軍方一位高級領導人發表講話說，“如果受到武力威脅，俄羅斯可能首先動用核武器。”美國企圖修改1972年與原蘇聯簽訂的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目的是掌握彈道導彈防御的壟斷權，以確保核進攻能力的優勢地位。換句話說，核防御壟斷權的實質，是核進攻的壟斷權。這種破壞核均衡的做法，勢必引發新一輪核軍備競賽和增大核戰爭的危險。人類掌握了極端武器之后，就很難取消它，特別是在關乎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也很難保證不使用它。有干涉就有反干涉，在大規模殺傷武器、精確制導武器、生化武器不再成為秘密時，霸權主義、新干涉主義也毫無例外地會成為被威懾的對象。今年年初美國兩位前政府官員發出呼吁說，“美國該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了”，就是這種現實的反映。所以霸權主義政策不僅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自己國家人民的利益，這是一種短視的政策，是與本國人民的長遠利益相矛盾的。尊重別國主權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也只有停止無端的干涉別國內政，才能使國際社會共同制止核擴散，降低軍備水平，一致對付國際恐怖主義和邪教極端集團的危害。第五、對戰爭手段和戰爭規模進行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在決定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將的座機進行截擊時，還曾考慮是否符合戰爭道德原則，而在科索沃戰爭中，對南聯盟的總統府和民用設施進行狂轟濫炸竟然無所顧忌。國際社會之所以限制核武器和化學武器，就是因為它的破壞力巨大，會造成許多無辜居民的傷亡。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像科索沃戰爭這樣，使用“常規的”貧鈾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