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現狀分析綜述當前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的主要特點稽查執法力度上升趨勢明顯，全面貫徹從嚴執法根據證監會的公開信息顯示，2016~2020年的稽查執法力度保持較高水平，其中得益于2018年全國兩會的召開，依照十九大精神進行工作部署，強調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違規行為，我國的證券市場監管進入了新的階段。從披露的數據來看，2018年的行政處罰數較前兩年有極大提升，并且在往后的兩年內維持較高水平；罰沒金額上，2016~2018年連續創新高，2018年達到最大106.41億元，隨后2019、2020年罰沒金額有所回落；2016~2020年市場禁入人數不斷增加，2020年達到最大84人。具體數據如下REF_Ref70774884\h圖31所示。圖3STYLEREF1\s三SEQ圖\*ARABIC\s112016~2020年證監會稽查執法情況行政處罰書既包含證監會對違法行為的最終調查結果，也包含證監會對涉案公司和人員的處罰結果，相當于結案通報，其數量的增加體現證監會辦案力度的加大，罰沒金額和市場禁入人數更是體現證監會打擊力度的提升，以上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近五年證監會的整體行政處罰力度在不斷加大，反映了我國監管機構對違法犯罪行為的零容忍態度，證明了政府治理證券市場亂象的決心。修訂新證券法，極大提高證券違法活動成本新證券法體現了以注冊制為核心的立法理念，對舊法進行了諸多的更新和補充，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從監管層面來看，最大的變化就是大幅提高違法成本。如REF_Ref72332157\h圖32所示圖片來源于知乎，其一是提高了定額罰、倍數罰的上限，如尚未發行的證券欺詐行為的罰款由30-60萬元提升為200-2000萬元，又比如操縱市場的處罰，由罰款1-5倍提升至1-10倍。其二是擴大了不合法不合規行為的界定標準，例如新法對于信息披露有較多涉及，甚至單獨增設第五章，對于披露的要求有了更細致的規定，法律條文的細化有助于確定違法行為，進而精準打擊“灰色活動”，規范市場行為。圖片來源于知乎圖3SEQ圖\*ARABIC\s12《證券法》修訂部分新舊情況對比大力出臺新制度，全方位提升監管質量在長期的監管實踐中，我國不斷地摸索適合自己的道路，借鑒參考了不少國外的先進模式，在近幾年，尤其是新證券法頒布后，創設了各類新制度。如REF_Ref72335066\h圖33所示，涉及最多的就是投資者保護的制度，填補了長久以來我國相關制度空白。這些制度既吸取了國外的先進經驗，也結合中國實際，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如代表人訴訟制度就是國外集體訴訟制度的翻版，考慮我國投資者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有所差距，便采取“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方案，最大限度地確保全體投資者享受到制度紅利。圖3SEQ圖\*ARABIC\s13近年來證券市場新增制度我國證券市場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現如今我國調整了證券發行制度，并修訂了新的證券法，盡管對于監管內容和懲處力度做了改進，但是監管真正的轉變仍需要一定時間，結合近幾年的監管實踐來看，監管依然存在滯后性、弱效性、強度低和忽視投資者的問題。監管周期長，難以及時查處不法行為監管存在滯后性。從違法行為的初次發生到行政處罰下達為一個監管周期，考慮到立案調查和搜集證據的時間，理想的監管周期為不超過兩年。根據證監會公布的行政處罰書統計，2016年至2020年各年份證券違法行為平均監管周期分別為2.47年、3.11年、2.65年、3.84年、3.73年。如下REF_Ref72057076\h圖34所示圖3SEQ圖\*ARABIC\s142016~2020平均監管周期從整體來看，每年的監管周期均超過兩年，說明監管沒有辦法及時地發現違法行為，也沒有辦法及時地判決處罰違法行為，監管存在嚴重滯后。從趨勢來看近五年監管周期不降反升，似乎監管越來越遲鈍。究其原因，絕大多數案件發生于2015年股災前后，因此抬高了后兩年監管的時長，同時這也反映當時監管沒有辦法應對大批的案件，人數不足與低效辦案進一步拖延了監管周期，使監管滯后更明顯。這種時間跨度長的監管，給予了違法主體無數變數的可能，給漏網之魚以可乘之機，而且長時間的查處也增加了監管成本和難度，進一步消耗了監管力量。如獐子島2014年至2017間不斷卷入財務造假風波，引發極大關注，期間2014年與2016年證監會均有介入調查但未果，直至2018年最終立案調查后，才于2020年下達行政處罰；又如樂視網有長達十數年的財務造假和欺詐行為，至2019年予以立案調查，到2021年才最終下達行政處罰。監管效果弱，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監管存在弱效性。弱效性指監管無法發揮該有的效果，即維護市場秩序，減少案發數量。從歷年證監會披露的監管數目看，監管對于違法者的震懾效果十分有限。圖3SEQ圖\*ARABIC\s152016~2020年證監會辦案情況如REF_Ref72161152\h圖35所示由于證監會未公布2019年具體數據，故不錄入統計，但證監會仍承認2019年立案數量超過前三年。，當年新增立案數量可以反映證監會前幾年的監管效果，如果前面監管效果好，違法數量會逐漸下降，那么新增立案數也會隨之下降，但整體來看新增立案并沒有顯著下降，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同時重大案件與移交公安反映了案情嚴重且或將面臨刑事責任，其數量也維持在高位水平，說明違法行為的惡劣程度也沒有隨著監管而降低，監管未達到預期效果。與此同時，也要明白監管效果的實現還要包括監管范圍的擴大與深入，讓未揭發的違法行為得到查處。我國證券市場欺詐行為依舊非常嚴重，根據北京大學白建軍教授對證券市場欺詐違法案件的統計顯示：客觀違法案件與被查處的違法案件數量為4:1，違法暗數接近4白建軍：《大數據對法學研究的些許影響》，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1期，第33頁。換而言之，每出現五個違法案件，僅有一個會遭到證監會查處，而那些沒有被發現的五分之四，卻實實在在地侵害著投資者的權益。由于證監會未公布2019年具體數據，故不錄入統計，但證監會仍承認2019年立案數量超過前三年。白建軍：《大數據對法學研究的些許影響》，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1期，第33頁監管強度低，無法有效震懾違法主體監管強度低。最直接的表現是處罰力度，在新證券法出臺之前，對于相關違法行為的罰款數額極低——對公司處以最高60萬的罰款，對個人處以最高30萬的罰款。這種不痛不癢的處罰力度完全無法震懾上市公司，要知道，在絕大多數案件中，行為人非法所得往往達到百萬級、千萬級甚至上億級。在新證券法出臺之后，違法成本得到大力提升，比如信息披露違規頂格處罰由60萬提升至1000萬。不過有些處罰依然設置定額上限，比如虛假陳述最高可處罰1000萬元，但倘若對于涉案金額數目龐大、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重型案件，其懲罰性仍不強。此外對于處罰的形式，也往往從輕出落，較少重罰，目前主要采用各類經濟手段的處罰、少部分適用民事賠償機制，刑事司法手段運用不多，處罰方式較為單一，處罰依然以批評、警告與罰款為主，對于市場禁入與退市的采用并不多。如REF_Ref72057270\h表31所示，近五年市場禁入力度與退市力度在持續加大，說明監管強度再不斷提升，但退市數量仍不多，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依然未發揮作用，監管強度仍然有進一步上升空間。表3SEQ表\*ARABIC\s112016~2020年監管處罰力度行政處罰數市場禁入（人數）禁入比A股上市公司數A股退市公司數退市比2016218388.72%302920.66‰2017224449.82%346251.44‰2018310508.06%356361.68‰20192966611.15%3749123.20‰20203278412.84%3921205.10‰禁入比=禁入人數/行政處罰書數*平均處罰人數（假定為2，實際禁入比更低）退市比=退市公司數/在市公司數忽視投資者，投資者保護力度不夠監管對于投資者保護的力度仍然不夠。以往的行政監管缺乏對投資者保護的關注，要么沒有設立保護投資者的制度，要么已設立的制度發揮的作用較小，投資者先行賠付制度在2015年便有設計，但2015年到2018年間證券市場上適用投資者先行賠付的案例僅3例，而且在長期實踐中，中國證監會罰沒金額必須先行全部上交國庫，使得民事責任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