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為Word版下載后可任意編輯和復制第第頁楚辭山鬼賞析

【前記】這是女兒的一份高校作業，雖然學的經濟學，但對文化頗有愛好，老師給了最高分，我們都感到興奮，張貼于此！

人類對于美的不懈追求可以追溯到天地蒼黃、宇宙洪荒的時代。在人類照舊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上古歲月里，他們對美就有了一種原始而懵懂的感悟。包括對線條與顏色的偏愛，對舞蹈與樂聲的把握等等，人們很早就懂得將自己原始而劇烈的情感與對天地宇宙的膜拜和敬畏相結合，一點點形成自己的審美模式。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審美來源于一種文化心理結構，是一種“社會性的東西（觀念、抱負、意義、狀態）向諸心理功能特殊是情感和感知的積淀”，是“感知開心和心情宣泄的人化，亦即動物性的開心的社會化、文化化”，“強調自然感官的享受開心與社會文化的功能作用的交融統一”。

也就是說，人們對美的感知，是在歲月中不斷勞動、不斷積淀的結果。因此，這種感知必定帶有文化的烙印和地域的特色。

縱觀華夏五千年的漫漫文化星河，不乏閃耀華星。在西方民族尚未開化之時，國人的才智和美學情調就已經光華初露，并且毫不生澀。我始終覺得這是一件奇異的事情：華夏文明在這個民族成長的不同時期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特點，與此同時卻又不失其進展的連續性。好像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與生俱來的具有美學與詩性的特征。即使在久遠的年月，那些神來之筆、俊彩之辭也絲毫不遜色于后來，

尤其是文學，真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我深知諸多古今大家終其生命都在中華文化漫漫長河中探究，沉醉于對它的美學價值的探討和感悟。如我之輩，必難窺其一二，只能憑借一點原始的感受，拾人牙慧。我所著眼的是屈原的《山鬼》，這雖然不是屈原的傳世之作，但其中不難窺見個人性、時代性乃至民族性的美學特征。以下，將結合古今大家之言，從些微幾個方面略談談我的一點思索。

《山鬼》取自《九歌》，是屈原依據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一般認同宋代朱熹的觀點：是屈原對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詞”。而《山鬼》就是祭典上女巫扮作山鬼進行祭祀時所唱的祭歌。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對民族文化進展頗為重要的一種思維方式：巫術思維。

美學家愛德華巴拉德將人類文化的進展過程分為巫術的、神話的、文明的這三個階段。巫術曾是人類一切文化的雛形。人類學家弗雷澤也曾把巫術說成“一種早產的藝術”，不無道理。

所謂的巫術思維其實來源于人們對他們所不知道的世界的一種本能的敬畏。而這種對虛構的神靈世界的巫術支配或崇拜想象，把個體分散的感性存在和活動有意識的聯系起來并規范化。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到過，“巫術禮儀是人類最早的精神文明和符號生產”。在神奇的巫術禮儀的面罩下，動物性的本能嬉戲、自然感官和生理情感的興奮宣泄與社會性的要求、規范、規定開頭混同交融，彼此制

“從心理機制

上講，巫術是人類高度自我中心的產物，是人用情感圖式同化外在世界的一種堅韌的已知。將現實向自我中心式的欲望同化，遵循一種情感規律，通過類比和認同兩大虛構性原理將自然同化為人類形式”。而這恰恰奠定了民族性的審美基調。正如前蘇聯美學家莫卡岡所指出的，“巫術思維只能是一時的更加深廣的形式派生出的，這種形式是同規律思維在肯定的平行狀態中進展的，同規律思維的區分在于，對它來說，反映和熟悉的對象不是客觀世界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世界，人化的世界，有靈性的世界，被視為同人的生活有著不行分割的聯系的世界。我們有足夠的依據吧意識的這種形式稱為藝術——形象的形式，因為古人的全部藝術活動正由它產生出來，且它至今仍是藝術創作的土壤。”

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更是打算了巫術精神在民族意識中的重要地位。農耕文明強化了自然界在我們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自然在昭示其對民族生存繁續不行抗力氣的同時，也在先輩的骨血中深深植入了鬼神信仰。人們信任人與動植物乃至四周其他事物間存在神奇的聯系。他們憑借觀看和想象揣測和制造出一種別樣的才智。這種才智具有敏銳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維柯稱之為“詩性才智”。人們在對鬼神世界不斷臆測和猜想的過程中，添加了諸多的凡俗顏色和想象。雖然夏商之后，中國人的思維日益淡化了巫術顏色，但從思維結構上講，其整觀宇宙和比類取象的思維方式卻一仍其舊，并未轉變。即使是在今日，國人還是抹不去血液中對神靈世界的一種淡淡的敬畏和景仰。

殷商文化是一種巫術文化。商人認為宇宙萬物皆有神，崇神、敬神、侍神、

“神人以和”。楚國文化一方面受到殷商文化濃烈的影響，

但另一方面，則又受到直接弘揚周文化的儒家文化影響，有一部分理性自覺。這種人性和人本意識的覺醒過程，在楚辭特殊是屈原的作品中有鮮亮的體現，可以說，這一過程首先呈現在九歌中。

九歌有著濃烈的遠古文化的遺風，并將神與神、神與人間的愛戀作為主要內涵。這樣的描寫，在體現人們對于神的未知世界的敬畏憧憬的同時，也漸漸淡化了神的世界與俗世的距離，將現實生活映射到神的世界之上，顯現了人們意識領域中敬神與頌人的交和，神的世界世俗化從而帶有鮮亮的凡俗烙印和消遣性顏色。

我認為，巫術思維一方面奠定了民族文化與民族審美的根基，另一方面，作為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世俗化的鬼神世界因其可想象卻不行達到的特征而與現實生活保持了一種恰到好處的心理距離。

俗話說，“距離產生美”，英國心理學家布洛曾經認真討論過“心理距離”的原則。布洛提出“距離的沖突”說，指出：制造與觀賞的勝利與否，就看能否把距離的沖突支配妥當，距離太遠了，結果是不行了解；距離太近了，結果又不免讓有用的動機壓倒美感。只有保持不即不離才是藝術的最好抱負。托馬斯曼也提出，“生糙的熱鬧的情感一直是平凡的不中用的??劇烈的情感并無藝術的意味，藝術家一旦還到人的地位在情感中過活時，就失其為藝術家了。”這一觀點也是為朱光潛先生所推崇的。他認為，美感閱歷在于“無所為而為的觀賞形象”。他把觀賞著對于所觀賞事物的態度分為“旁觀者”和“共享者”。旁觀者設身事

享受應有的美學體驗。藝術的美感在于抱負而非有用的，但又同時不能過分脫離現實。要達到這一點，可以通過藝術家的剪裁，時間和空間的調整來實現。

就《山鬼》來講，首先，它的巫術儀式和神話背景就使他與審美者保持了肯定的距離。雖然表現的是人們極為熟識的思慕戀人的情感，距離好像很近，但當這樣的情感若是發生在神與人之間，就拉開了與現實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感。這種近似神話的故事分散了人性純真、幻想漂亮的詩意表達，雖然迫近現實生活，富有人間趣味，但因為蒙上了神奇飄渺的顏色，一方面輕靈奇巧、自由奔放，另一方面也因其無法實現而帶有悲劇性的美感。

除了這種題材上的優勢外，的布局與剪裁也強化了這種距離感。山鬼的出場被置于遠離人群的山勢曲折處，雖如凡俗少女般嬌俏明媚，流盼含情，但她卻是香草為衣，奇獸為友，長居山林，披風帶雨而來，不似凡人。可她的愛情，她的思慕，她的埋怨和悵惘又讓人熟識的仿若鄰家懷春少女，忽遠忽近之間，使得整個作品在若即若離之間美感自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