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陳曉明的新左翼文學精神

自新世紀以來，下層文學的寫作吸引了作家和讀者的注意和討論。文學文本中是否存在“新左翼文學精神”,知識分子如何處理與底層的關系,這既是引人注目的爭論話題,卻也是目前仍處于曖昧之中的話題,當下的底層文學從理論到創作都處于曖昧的繁榮與過渡期中。一陳曉明的“前后”表意策略有人將2004年曹征路的《那兒》作為“新左翼文學”的旗幟,由此激發起對“新左派”理論資源的重振,而劉繼明、曠新年等的加入討論使其理論視野宏闊而堅實并逐步走向歷史批判自成一體的系統。(1)“新左翼”的旗號一出,即引起了不少質疑,既有對底層文學文本本身的“左翼”精神的質疑,也有對“新左翼”理論話語的討論,這些質疑集中在對苦難敘事的獵奇化、性敘事的狂歡化造成的商業消費性的質疑,對底層的題材決定論以及道德秀導致的意識形態消解性的質疑上。先鋒批評家陳曉明成為這種質疑的代表。陳曉明早在2001年即在《無根的苦難:超越非歷史化的困境》文中對苦難敘事中的欲望敘事、消費敘事等多重曖昧性展開敏銳的辨析(2),在2005年的《“人民性”與美學的脫身術》中他對左翼文學精神的核心“人民性”在當前文學中的狀況展開分析,認為當前的苦難敘事并不具備堅定的現實批判性,相反,只是成為一個“美學脫身術”策略,因而“‘人民性’的當代性只能變成葉公好龍”。(3)但陳曉明似乎并不因這“葉公好龍”而有所遺憾,相反,他認為“人民性”已不可能深化,因為這是一個現代性方案,而出路則在于尋求語焉不詳的“是否有一種更有力的后現代表意策略”。(4)如果不看最后的這個“后現代表意策略”藥方的虛幻以及后現代性>現代性立場的話,那么可以說陳曉明的批判是深刻和切實的。2006年《“憎恨學派”或“后左翼”的新生》一文最重要的意義可謂在于陳曉明正式對“新左翼”亮明嘲諷口吻和譏刺立場,但最后他的幾句話卻直指當前“新左翼文學”的命門——“當然,‘后左翼’的文學也會遇到難題,遭遇晚期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的挑戰,左翼們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可能徹底,在中國這樣的后社會主義時期,左翼們的‘革命性’,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先進性’也只有半步之遙,不只沒有純真的革命主體,革命的目的論依然是一個沒有謎底的啞謎。”(5)他對“新左派”的“新瓶裝老酒”譏諷之余,也不無遺憾地稱“但是這一切,完成一次‘憎恨學派’的復興則是綽綽有余的。”(6)姑且不論陳曉明的立場如何以及可能引發的新一輪論爭會怎樣,在此我們應予重視的一點是陳曉明先生的發言始終未離開文學文本來空談,他的分析始終以文學現實、文本現實為基礎,這令他的分析切中肯綮,具有極強的現實基礎和針對性,這種治學路子對于當前學界來說具有示范作用,因為關于底層文學的討論正如學界的許多爭論一樣到最后都變成知識分子間的術語與意氣之爭,而討論起點處的真實對象反而被虛置化。關于底層文學的另一場論爭,始于2005年南帆及其學生、同事們的對話《底層經驗的表述如何可能》(7),至于南帆們究竟說了些什么似乎并不重要了,因為引起眾怒的是他們學術技術主義的話語方式。如果說底層文學最重要的精神維度便是將80年代以來的先鋒派、純文學的形式主義試驗趨勢所放逐掉的生活關注、現實關懷精神重新拾回的話,那么南帆等的對話重又將這種精神排除,將其轉化為純粹不及物的理論迷宮與象牙塔里的術語機構。因而有人對此呼吁“學術文章請勿‘黑話’連篇”(8),有人稱之為“學院派搶占學術話語資源”(9),有人稱之為“學術圈地運動”,(10)而批評家吳亮則稱之為“后謊言時代的適度地學院化”,“用晦澀空洞的語法去代言底層正在成為一種學術時髦。”(11)鑒于底層文學并未成為論爭的及物對象,因而這場論爭可稱之為“話語之戰”。與真實底層血淚的嚴酷性相比,這種蒼白的、不及物的、虛偽的、冷漠的學院底層拋置了現實,括起了現實,與啟蒙及為民請命的使命和熱情相比,不對現實說話的學院批評展示出冷酷的心,所研究者也只能變成偽問題,這種曖昧的學院底層因而是無力的,無靈魂的,而沒有靈魂的人是可恥的,這才是目前學院底層的曖昧中最為危險的問題。南帆等人將表述底層區分為知識分子代言底層和底層自我表述,由此形成知識分子美學與底層美學的二元。批評家張清華、王曉華、畢光明等先后借用莫言的“為老百姓寫作”與“作為老百姓的寫作”來區分不同的寫作倫理(12)。南帆等人對于知識者如何表述和處理底層對象的討論中所涉及命題的核心在于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即知識分子作為掌握話語權者,如何處理身外世界的底層對象。面對知識分子與底層的關系問題,同為知識分子,學院派以術語來清晰地談論,對于作家來說,這同樣是一個核心命題,但他們卻將之融化入作品文本之中混沌未明,處理方式不同,呈現出的底層經驗與底層想象也便不同,正因為這種處理方式的曖昧未明和混雜,因此,目前的底層文學也便呈現出混雜和模糊并存的曖昧狀態。這種曖昧造成了目前的底層寫作大合唱的熱鬧,卻也隱藏著一潭渾水的危險。與左翼文學精神的單純相比,這些混雜和曖昧導致的是文學精神的渙散,與左翼文學精神的革命性相比,這種底層文學精神的渙散所產生的便是妥協性與曖昧的無力感。對于新的文學精神,張清華說:“‘底層生存中的寫作’,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包含了強烈的傾向性、還有‘時代的寫作倫理’的莊嚴可怕的命題。”(13)當真的上升到這種“莊嚴可怕”的倫理精神時,新左翼文學精神才可能由渙散而真的凝聚起來。作為理論,單純往往易受攻訐,“新左派”理論便是如此,而作為精神,單一性卻往往帶來堅定的力量,“新左翼文學”正需要這樣的精神,曹征路《那兒》的標志性意義,正在于他將不及物的苦難轉向工人階層有所指的批判,而至今仍未被充分論述的羅偉章的《大嫂謠》、《我們的路》、《我們的成長》、《我們能夠拯救誰》、《變臉》等作品,也正是以農民底層生存刻畫的單純性而具震撼性。與以上具有新左翼文學精神單純性的少量文本相比,大量存在的是具有多重曖昧性從而精神渙散的文本,而這其中,于《青年文學家》2006年第6期發表的王光瑞《馬路上不長莊稼》可算得上是這曖昧性的一個好的文本。二內容結構的感與人性并存“《馬路上不長莊稼》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說。”(14)這種“好看”主要源于哪里?一是情節設置的戲劇化,一是性敘事的攪局,一是敘述方式上的貧嘴化特征。連襟作為一個老實巴交的民工,他在城里的經歷可謂是奇遇化,他在酒后誤以為丁美蘭偷了他錢包,卻讓驚恐中的丁美蘭以為遇上了劫匪,從而構成一個陰差陽錯而又充滿噱頭的誤劫事件;這個充分奇遇化的誤劫構成了他們關系的開頭;其后與丁美蘭的性行為對于老實的農民連襟來說,是又一次越界的賣油郎獨占花魁和性經驗奇遇;再其后,醫院檢查說丁美蘭患艾滋再次將有平淡趨勢的情節挑到新的高科技奇遇記和疾病奇遇記中,而最后的結尾說這又是一次誤會,但高科技的誤會造成既成事實的人性歷險記則是波譎云詭,死去活來。另一個人物丁美蘭,本是善良、誠實、淳樸的農家女,到城里受到女主人的屢次考驗,這已具有奇遇的揪心了,而進入美容院的處污泥而不染到成為暗娼構成新的良家女淪落風塵奇遇記,丈夫孩子為她“牽驢”和性虐待又增加了新的奇觀化胡椒粉。如果說丁美蘭的淪落風塵還具有必然性的話,那么連襟與之的誤劫事件、艾滋事件則明顯不具備必然性基礎,這種奇遇記構成了情節的消費化,但也造成對底層人物命運發展中苦難必然性的消解化。再看其他配角,水泥裝卸工們開著四輪拖拉機,身穿工作服,配戴防毒面具,到元太祖海鮮城的“赴宴”構成了劉姥姥進大觀園式的奇觀化,而后弄明白是被老板利用去禍害別人而引火上身,這里的奇遇記開始涉黑了。老板劉剛與黑社會老狠的黑吃黑惡斗,三哥的“報料”進一步將“元太祖”事件推向水泥事件,一切已仿佛是小型的小人物黑社會歷險記。這些歷險記同樣具有情節消費化的魅力,但也同樣對底層人物被賴工錢等必然的苦難涂上了偶然性的消解化。欲望敘事中,連襟與丁美蘭底層相濡以沫的情-性歷程,丁美蘭的暗娼生涯,民工們的自摸、三哥與鄒姐的婚戀關系,乃至連襟與小姨子間涉性的調侃等,都構成了吸引眼球的奇觀化、奇遇化可能。三陪女的淪落風塵成為當前底層敘事中的經典主題。作為自尊與肉體的最終出賣者,三陪女、發廊女、暗娼都具有生活最底層的主題意義。但它的曖昧性在于它具有底層敘事與欲望敘事的復合與騎墻特性。這其間,性敘事的狂歡化、消費性經常會跳出來消解、壓抑底層敘事的嚴肅性、革命性,曹征路、羅偉章等人作品中正是有效控制了性敘事的欲望挑逗的性消費成分才使其社會批判意義上的底層表現保持其純粹性。但對于寫作者來說,要克制和放棄媚俗、消費化的大好機遇,往往是不容易把持住的,這里需要的是寫作者本人面對消費慣性的禁欲主義才能保持底層文學精神的純粹和有力。貧嘴化構成當前底層敘事中的另一大流派。劉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貧嘴張大民可謂開其端,陸濤《翅膀硬了》的京西大嘴續其后,貧嘴、大嘴的人物們,使其整個文本都染上了調笑化、消費化、消解化的狂歡色調。面對苦難,貧嘴、大嘴們無力反抗,只有逆來順受,以阿Q的精神勝利法來自我消遣。這種自我消遣是回避矛盾的自我保護,也是反抗不及物時的自我麻痹。《馬路上不長莊稼》中,“王光瑞把一個很沉重的題材,敘述得那么輕松、俏皮”,(15)這里雖沒有貧嘴、大嘴式的標志人物,然而這種敘述方式也正消解了苦難的嚴酷性,構成了對苦難的消費性態度。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中,在巴赫金的民間狂歡節中,笑是作為武器來化解理性精神、化解統治秩序的嚴酷性,在80年代王朔的痞子腔中也主要用于消解作為壓迫者的政治話語、知識精英話語,這樣的笑都具有戰斗性。笑作為消解的有效配方,面對強者的壓迫顯示出戰斗性,然而以之用于弱者的反抗則成為自我繳械的方式,正如魯迅對之尖銳批判的那樣,這“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16)是打諢的幫閑的兇手。(17)當下底層文學敘述的貧嘴化,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的“革命樂觀主義”,不是批判現實主義中的“含淚的微笑”,不是革命戰士人格健全的笑,而是消費化、獵奇化、消解化的調笑,是精神懦夫無力也無心反抗時的撤退和龜縮策略,是對既存秩序的認可和服從。它對底層文學的閱讀和消費效果是有趣的、有效的,然其對于左翼文學精神的革命性效力來說則是有限的,對之甚至是有毒的。它對敘述人的效果則是情感局外人化,立場曖昧、中立繼而走向姿態化、空洞化。貧嘴化,成為當前底層文學曖昧的高效途徑。場景的奇觀化,情節的奇遇化,性敘事的攪局騎墻化,人物精神到文本敘述方式的貧嘴化,這一切構成底層苦難敘事中消費性、消解性與革命性混雜的曖昧化。這種曖昧產生的疑問便是底層苦難的故事究竟是悲劇還是鬧劇?人物的悲劇究竟是社會悲劇還是個人悲劇、性格悲劇、抑或命運悲劇?再提升一下,底層寫作這種說法究竟是指底層題材還是底層主題?如果僅指社會學定義上的題材而言,那么它便僅具新寫實小說的意義,而這顯然只能算是一種主題與文學精神的重復,而后者——底層文學精神才是具有革命性的新生兒。三底層文學中的人性與意識目前底層文學精神的曖昧是因為多元的混雜,而這種混雜之緣由除現實的多元性外,也是文學的歷史慣性使然。從現實來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結構大轉型、資本大躍進時代,但從另一層面來看,它又是一個補課時代,它既在補資本主義的課,又需要補社會主義的課。“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為了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我們曾支出效率和繁榮為代價,于是,我們在80年代以“人的文學”來補文藝復興與啟蒙主義的課,其后,“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開始以公平為代價而補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發展的課。當底層文學出現時,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面對新階層的出現和貧富懸殊對立而又要開始補“左翼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的課呢?在歷經后現代主義泛濫洗禮之后,我們又要補經典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的課呢?因此,底層文學的出現既可謂是新的,但又是舊的。左翼文學精神既是老的、舊的,然而面對新的時代的新的課題,它又是新生和探索性的。它決非簡單的歷史重復,它既是補課,又是新課。在這個既新又舊文學精神的行進過程中,便會出現對社會認識和判斷的不同階段性,因而諸如新啟蒙主義、新人道主義、反左思潮、市場社會主義、現代主義、商業消費主義、后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再加之主流政治意識形態,都可能對目前的現實發言,當作家沒有一個清晰和簡單的立場時,這些多元的成分便都可能泥沙俱下地反映在底層文學書寫中。這樣的底層書寫更多是作為一種社會學、現象學意義上的材料呈現,而內在精神則因為多元而混雜,因為混雜而立場含混,因為立場含混而精神曖昧,因為曖昧而缺乏革命性、批判性。當作家認識本身還在曖昧之中時,他的表述便也只能是曖昧未明的,當作家本身也還沒想清楚自己的立場時,他的文本便也只能是不清不楚的曖昧。如果我們把前面這種曖昧稱為糊涂的曖昧的話,那么,也還有另一種清醒的曖昧。我們表現底層,表現苦難,那么,這底層從何而來?這苦難誰制造出來的呢?這苦難是現象,而倘若不尋根問底地思考,現象就只能是曖昧的現象,文學就是不及物的文學。但是,倘若要及物性地思考,那么,這里便有風險,這里所要面對的,就不光是對底層的認識與態度,還要包括對底層對立面(可能是上層,也可能是別的什么層)的認識與態度,這便有“赴難”的可能,這就太嚴重了,而我們的知識分子、作家尚沒有做好這樣的思想準備,苦難意識是中性的書齋思維,而赴難意識則是莊嚴的社會行動,作家們尚沒有準備去行動,甚至也還沒準備明朗化自己的認識與態度。因此,當下的底層文學大多就只能是停留在底層現象學,就只能是苦難意識的缺乏思想穿透力的曖昧,而不能是赴難意識的批判與戰斗的新左翼文學。這種清醒的曖昧是作家內在自愿的曖昧,而非魯迅的戰士式的外在曖昧。無論前面的糊涂的曖昧,還是這里清醒的曖昧,這些曖昧可能構成了一種特定階段下的現象學魅力,但如果停留于此的話,那就是對整個社會認識能力的一種降低,或者一種搔道德癢癢肉的消遣和麻痹,這對于底層文學中真正的底層者、苦難者來說構成一種客觀效果上的蒙蔽。在《馬路上不長莊稼》中,便也存在這種文學精神上的含混和曖昧。知識分子與底層的關系中,曹征路《那兒》里的記者“我”是一個局外人,但也是一個見證者,是情感上同情并行動上真正參與到小舅所代表的底層抗爭行動中去,“我”是清醒的;羅偉章《我們的路》中知識分子化身為局內的主體農民“大寶哥”,從情感到思想上都真切地表現出作為底層的真實有效性,“我”也是清醒的。然而王光瑞《馬路上不長莊稼》中,“我”對于民工團體來說情感上是典型的局外人,即便扯入了與連襟的裙帶倫理關系,也難掩對其作為城里人和知識者的優越感和調侃、傲慢態度;當“我”后來要為連襟出頭時,并非出于義憤為民工團體而爭奪權利,相反,“我”一再聲明,“我”只是為了連襟而不管其他民工,這樣就將為底層民工的苦難而斗爭的嚴肅性放逐,而迅速偷梁換柱地轉化成了維護城里人利益和面子的問題:“從現在開始,這件事和你沒關系了,這是我和劉剛兩個男人之間的較量。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個小五子。”接著,“我”調動城里人的種種關系,稅務、公安、勞動監察等國家正義的維護機關已經喪失其正義性,而作為“我”私人的“哥們”來卷入與民工老板劉剛的糾葛。為民工維權的正義之舉轉化成了兩個城市惡棍間的爭斗,國家正義的維護機關成為了城市惡棍的幫兇,這種爭斗掩蓋了底層苦難的嚴酷性,扭曲了底層關懷和抗爭的正義性,這里為底層維權的行動實際已經南轅北轍地變成了對城市非正義秩序的鞏固和強化,這是對“為底層”的否定。再看最后,作為民工城市歷險記末路時開出的藥方——連襟抱著老婆邊哭邊感嘆“這馬路上,它不長莊稼呀”,要和老婆一起“回家種地去”,這更是一個糊涂藥方。民工們為什么出來?就因為農村已經喪失了農民生存的基礎。回鄉去有真正的出路嗎?這“馬路上不長莊稼”的簡單否定城市和回鄉的虛妄藥方實際強化了民工的無出路性,卻弱化了批判性。從“我”對民工情感的冷漠、行為的優越感、到行動的無效性,已經暴露出“我”對底層并不具有戰斗意識,也沒有請命意識,更談不上赴難意識,再到回鄉這種回避矛盾的糊涂藥方,都充分說明作者對底層苦難境遇和未來出路深度思考的不足,因而,只能呈現出糊涂的曖昧下苦難現象學與精神曖昧性的雙重癥候。當下的底層文學充斥著曖昧性,我們召喚著清醒的痛快的堅定的思想,然而對于我們的時代來說,尤其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種不清醒其實已經持續不短時間了。當然,大而言之遠而言之,這又何嘗不是人類始終的思想主題,這樣說,顯然可以化解我們的焦慮,對現實的思想狀態增加些許的容忍和體諒,也可以保持不少理性來回顧和前瞻。對于文學歷史來說,其實當代的底層在新寫實小說中已經出現,在“現實主義沖擊波”中也得以表現,但它們分別具有它們的曖昧性,而這些各自品格的曖昧性也依憑文學歷史的慣性混入當下底層文學成為曖昧成分組成元素。在五四精神下的批判現實主義之后,經過30年代的左翼文學過渡,文學的批判性便日益消隱,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發展到頌歌、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