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五行、讖緯思想

五四運動思想起源于中國，在漢代相對繁榮。董仲舒吸收和運用了他的思想，為他的大一統和自然感受服務。讖緯思想則是天人感應思想的衍生物,西漢末期開始興盛。漢代的這兩種重要的思想不但對政治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對漢代的祭祀文化及文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相應”系統陰陽五行思想在我國古代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顧頡剛曾經說過:“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信仰。”徐克謙認為:“五行是當時人們的一種普遍的宇宙觀,是中國古人用來解釋和說明宇宙自然乃至社會人生的一套普遍運用的符號系統。陰陽五行這一符號系統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它不僅為精英思想家的思想傳統提供了一套解釋其宇宙觀的基本概念,而且在祭祀、喪葬、占卜、風水等等各種民間宗教實踐中,在對于民族的生存、繁衍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業、醫藥、烹調等等的實用知識中,也都構成了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基礎。”(一)“陰陽”觀念下“相生相勝”的學說系統陰陽五行最早是分開的兩個學說。陰陽原指自然界的變化,作為哲學概念的“陰陽”出現于春秋時期,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國語·周語》云:“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五行,最早見于《尚書·甘誓》中:“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尚書·洪范》介紹五行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這只是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還沒形成完整的學說系統。到了戰國時代,“五行”又增加了“相生相勝”的哲學成份。所謂“相生”即是相互促進的意思。把陰陽與五行整合在一起并加以神秘化的是戰國末期的陰陽家,其代表人物為齊國人鄒衍,他提出“五德終始”說,把五行的屬性稱為“五德”用來附會王朝興廢和社會政治的嬗變,為王朝政治服務。君主受上天的庇護,這種庇護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君主的行為要受上天的監督,君主的行為如果受到上天贊許的話,上天就會降示祥瑞,如果受到上天反對的話,上天就會降示災異。二是君主受命于天,君主的權力神圣不可侵犯。陰陽五行思想在鄒衍等人的倡導和整合下,到漢代已經發展得比較完備。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把陰陽家單獨列為一家。漢代陰陽五行學說肇始于陸賈,中經董仲舒,最后由劉向完成。發展到后來,陰陽五行與儒學結合,為董仲舒所創立的新儒學服務,陰陽五行由子學轉入到經學的行列,為經學解經服務。如《漢書·五行志》記載:“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董仲舒在其所著《春秋繁露》中有多篇對陰陽五行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和論述,如《符瑞》、《五行對》、《五行之義》、《陰陽終始》、《五行逆順》、《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陰陽出入》、《五行相生》、《五行相勝》、《天地陰陽》等等。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觀念運用到政治當中,“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王符也在《潛夫論·本政》中勸君主用陰陽和諧的理論治理天下,注重君與民的關系:“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軍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二)陰陽觀念及旱祭顧頡剛認為:“漢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陰陽五行,無論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在學術上,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在《陰陽五行思想和易傳思想》一節提及陰陽五行思想是認識漢代儒家哲學的基礎:“如果不理解陰陽五行學派的世界觀、知識論和邏輯學,則對于自漢以下的儒家哲學,也不能夠有充分理解”。陰陽五行觀念在漢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對漢代的政治、經學、文化禮儀等方面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祭祀文化與文學同樣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陰陽五行說為漢代民間宗教信仰和宗教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自秦以來陰陽五行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并為民間方士所利用。《史記·封禪書》記載:“自齊威、宣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后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茍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班固認為:“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關于陰陽觀念對祭祀的影響,《淮南子·天文訓》曰:“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為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踴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人們用陰陽觀念解釋自然災變:“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于上,眾陰之類消于下;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董仲舒用陰陽觀念指導漢代的旱祭,認為旱災是陽勝陰造成的,因此在旱祭求雨時要祭社鳴鼓而攻社。“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御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同時陰陽五行具有很強的比附性,如社祭和祭祀求雨中的五臟,每個季節用的內臟代表五行中的一種,祭服五種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季節,《淮南子·時則訓》記載天子四時祭祀孟春、季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的祭祀情況,其中四時天子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與其對應,這是陰陽五行思想的明顯反映,如春衣青衣,孟夏、仲夏衣赤衣,季夏衣黃衣,秋衣白衣,冬衣黑衣。二、《說文》曰:“制約減刑,預征求,道德教育,書”曰“考”讖緯是興盛于兩漢時期的一種神學思想,并為當時的統治者所倡導和利用。所謂“讖緯”,是“讖”與“緯”的合稱。李中華在《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一書對讖緯進行了解釋:“‘讖者,纖也,其義微也’(《釋名》)這是說,讖乃是細微藏幾之言,由微言幾兆而推衍征驗,實際上是一種預言,故《說文》釋讖為‘驗’。《文選·魏都賦》李善注:‘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這又把‘讖’與‘洛書’聯系起來。‘讖’與‘書’作為緯書的組成部分,其功能和作用均與‘圖’、‘侯’等形式相同,所以漢代劉向解釋為:‘讖,讖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即是說,讖書、讖語等是說明王者受命征驗的。”“緯”即緯書,是與經相對的,是漢代儒生假托古代圣人制造的依附于“經”的各種著作,是對經書的一種神學解釋。(一)漢至中:劉秀得政權是了之道漢武帝推崇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新儒學。由于漢武帝相信天命,信鬼神好祭祀,重用方士,于是漢代儒生便盡量方士化,方士們則盡量儒生化。這種變化發展到西漢末年,儒學實際上被發展成為一種儒術,方士化的儒生炮制了大量的讖緯圖書,于是讖緯神學興起。西漢末年,危機四伏,有些人利用讖語批評時政,讖緯開始興盛。王莽為了奪取政權,發動群眾大造符瑞祥命。元始五年,謝器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居攝三年,宗室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苦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語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到了東漢時期,劉秀更是大興讖緯之說,建武中元元年,“宣布圖讖于天下”社會上讖緯歌謠流行,如《更始時南陽童謠》:“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借漢更始帝劉玄因為昏庸,大臣專權,后來眾叛親離被赤眉軍所殺之事,襯托劉秀得民心,劉秀得政權是天意。讖緯重注與經書的結合,出現了很多解經之書,如《詩緯》、《書緯》、《禮緯》、《易緯》、《春秋緯》等。顧頡剛先生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一書中對漢代讖緯書的歷史使命給予了總結:“讖緯書的出現,大約負有三種使命。其一,是把西漢二百年中的術數思想作一次總整理,使得它系統化。其二,是發揮王莽、劉歆們所倡導的新古史和新祀典的學說,使得它益發有證有據。其三,是把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神話都歸納到《六經》的旗幟下,使得孔子真成個教主,《六經》真成個天書,借此維持皇帝的位子。”在兩漢“民神雜糅”的社會中,讖緯思潮及緯書的大量出現是歷史的必然。(二)符瑞災異,祭祀文學。“法外思想,法內以法理論”的表現為緯書隨著讖緯之風的盛行而產生、發展和擴大,緯書宣揚讖緯思想,對漢代的宗教神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緯書的天人感應論,把天變與人事、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完全混同在一起,以此抹殺天人的區別。這種建立在宗教神學基礎上的‘天人合一’說,與漢代整個潮流一致,即企圖建立一種新的宗教,以與地上逐漸統一起來的強大王權相適應。一方面為政治專制作辯護;一方面亦有匡治王權偏失的意義。這也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所謂災異‘譴告’說。認為自然界的災異對君主有譴責、警告的意義,故君主見災異出現,就自省,以便隨時糾正偏失。”讖緯對漢代文學及祭祀文學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杜篤《論都賦》云:“海內云擾,諸夏滅微,群龍并戰……荷天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或助于靈祈。”如《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天馬》、《寶鼎》、《芝草》、《白麟》、《赤雁》,這些被從符瑞災異、讖緯的角度去看待的祥瑞之物,出現在漢家的祭祀大典中,以此印證帝統的權威,上天給予祥詔,上天給予庇護。同時在漢代一些文人的賦中也留有讖緯的影子,如賈誼做長沙王的太傅,第三年,有鳥飛進賈誼的屋里,落在他的坐席角上。像貓頭鷹,是不祥之鳥。賈誼暗自悲傷,認為壽命不能長久,于是作《鵩鳥賦》,文中寫道:“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兇言其災。’”對漢代人來說鵩鳥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兇兆,而占辭中的讖語又具有兆驗性,緊緊依附于人們相信征兆的心理。諸如符讖圖識,都是講將來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