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社會學的新學派跟隨行動者重組社會讀拉圖爾的《重組社會行動者網絡理論》

一、對拉圖爾學術思想的總結布雷塔是現代科學知識的重要人物。他也是法國新社會學校的著名專家。他為實驗室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行動者網絡（ssk）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試以《重組社會》為主要文本(Latour,2006),結合拉圖爾的其他著作及相關評論,通過梳理其關于ANT理論方法的基本論述,對他的學術思想做一個介紹和評議,以期對中國社會學界的相關研究有所裨益。拉圖爾1947年出生于法國勃艮第,受過哲學和釋經學教育,服役于非洲時,接受了人類學田野訓練。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圖爾在美國加州的一家研究所從事人類學研究,細致地觀察了實驗室的日常運作,并訪談了許多實驗參與者。1979年,他與伍爾加(SteveWoolgar)合寫了《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一書(Latour,1986),這是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通過其后一系列的學術研究,拉圖爾逐漸成為了科學社會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與同事米歇爾·卡龍(MichelCallon)合作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標志著科學研究的一個新學派——巴黎學派的誕生,該學派成為與愛丁堡學派分庭抗禮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重鎮,在科學社會學研究和科研管理政策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通過一系列著作,如《行動中的科學》(Latour,1987)、《法國的巴斯德滅菌法》(Latour,1992)、《我們從未現代化》(Latour,1993)、《阿拉米斯或對技術的愛》(Latour,1996)、《潘多拉的希望》(Latour,1999)、《重組社會》等,拉圖爾的影響早已超出了科學社會學,對社會學甚至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范式、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影響。二、“不確定性”與“合成”:社會世界的共同構建《重組社會》共分為兩個部分,涉及三方面內容,即拉圖爾所認為的社會科學應當實現的三個任務:“展開(deployment)”,如何通過追蹤生活世界中的各種不確定性來展現社會世界;“穩定(stabilization)”,如何跟隨行動者去解決由不確定性造成的爭論,并將處理辦法承繼下來;“合成”(composition),如何將社會重組為一個共同世界(commonworld),這涉及社會學的政治相關性問題。在具體論述上,拉圖爾首先對“社會學”一詞進行了分解和辨析,討論了社會科學應當完成的三個任務,然后以行動者(agency)、轉義者(mediator)、網絡(network)等關鍵詞將全書兩個部分加以整合。(一)展開爭論和解決爭論,是社會的社會學的一課拉圖爾認為傳統社會學的問題在于對社會學的socio-和-logy兩個部分的雙重誤解。首先,“社會的”(social)一詞在使用上存在著嚴重的混亂,即它被同時用于指代兩種現象。一方面,作為形容詞,它意味著一種物質的類型,類似于“木質的”、“鐵質的”、“生物的”、“經濟的”;另一方面,它又指一種運動,如組合、連接。其次,對“科學”(-logy)一詞的使用也存在問題,這來源于我們對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誤解。傳統社會科學總是將科學與建構相對立,認為科學的便是實在的、真實的,而建構則總是與人為的、虛假的聯系在一起,說“某事是被建構的”就意味著“某事是不真實的”。這種觀點其實是“社會建構主義”,它意味著我們用“在社會中制造出的其他材料”替代了“組成事實的東西”。拉圖爾指出,在通常的英語里,說什么東西被建構了,意味著它并不是一個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謎,而是有著真實的、可見的起源,比如一個建筑工地。當我們說一個事實被建構起來時,我們僅僅表示,“我們通過動員各種實體(entity)來說明客觀事實,這種被動員起來的實體,其組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所以,如果我們以建構這個詞的原初含義來理解,就會發現科學是人造的,是與建構主義相連的而非對立的。傳統社會科學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混亂,是因為它為自身設立了三個任務:第一,記錄具有獨創性的社會成員建造社會的各種方式;第二,通過限制發生作用的實體范圍來解決關于社會的爭論;第三,試圖通過提供某些政治行動的替代物來解決“社會問題”(Latour,2006:160)。這三個任務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是我們不能一蹴而就地實現它們,必須以一定的先后次序來追求。比如,人們在記錄社會成員建造社會的方式時,必須充分展開關于“什么連接是可能的”這一爭論;而為了解決這些爭論,又不可避免地要控制一些變量以使分析成為可能。因此,展開爭論和解決爭論是矛盾的,如果同時追求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就會使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被大大地省略掉,使我們無法真正地認識社會。拉圖爾所堅持的是將社會看作一種運動過程,通過追蹤聯系,逐步實現展開爭論、解決爭論以及界定形成集體的正確過程這三個社會科學的傳統目標。由于這些誤解,社會學中存在著兩種范式的對立,即社會的社會學(sociologyofthesocial)和聯結的社會學(sociologyofassociations)。拉圖爾將社會學的傳統觀點都歸結為前者,認為傳統社會學的各個派別之間盡管也存在差異,但基本上都是將社會作為一種特殊現象,一種與生物、心理、法律、科學、政治等區分開來的特殊領域。社會的社會學認為所有領域都是嵌入在社會中的,一旦某個領域中有什么特殊問題解決不了時,他們就會求助于“社會因素”。例如對于一些經濟學基本邏輯無法解釋的經濟行為,社會的社會學家會說,這些非常規行為之所以無法由理性計算來解釋,是因為它們包含著社會成分,必須借助“社會”來解釋。這種做法從根本是將社會作為解釋的起點,以社會解釋社會。這是一種同義反復,不具備解釋力,而且關于社會自身是如何形成的也未被說明。不過,拉圖爾對于這種范式也不是完全否定,他認為至少在兩個方面,這種觀點還是有用的。首先社會的社會學比較擅長描述構成社會世界的實質性要素,但是當發生創新,群體邊界不確定,被納入考慮的實體的范圍在變化時,社會的社會學就會對追蹤行動者新的聯結無能為力;其次是它可以提供便利的途徑來指稱那些在這個集體領域已經被接受了的成分,比如“IBM”、“法國”、“毛利文化”、“向上流動”、“極權主義”、“社會化”、“中下階層”、“政治情境”、“社會資本”、“同行壓力(peerpressure)”等,如果拒絕使用這些概念就會顯得既笨拙又充滿了書生氣(pedantic)。不過,拉圖爾所堅持及本書倡導的是第二種范式,即聯結的社會學。這種范式宣稱社會秩序中并沒有什么獨特的東西,沒有所謂的“社會維度”、“社會情境”,沒有一個獨特的現實領域能夠被表示為“社會的”或者“社會”,沒有某種社會力量能夠用于解釋其他領域不能描述的剩余特征,把社會因素加入其他科學領域并沒有什么意義。每個行動者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沒有嵌入什么社會情境。他們有自己的判斷和能動性,并不只是為觀察者提供信息。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社會是許多異質性事物之間的聯系。在第一種視角下,每種行為——法律、科學、技術、宗教、組織、政治、管理——能夠被回溯到它們背后同樣的社會組成部分,并通過社會得到解釋。在第二種社會學視角下,這些行為的背后一無所有,社會恰恰是最應該解釋的東西,是解釋的終點。拉圖爾將這種理論命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這種理論與我們所熟悉的一般網絡理論不同,它不設定一種網狀的社會聯系,而是用于描述的一種工具。這一點有些難以理解,拉圖爾就以鉛筆為例向我們作了解釋。他提出傳統的網絡理論就是鉛筆繪制出的那張網,是表達的對象,而他的網絡理論是那支鉛筆,是表達的工具,它是關于如何研究或如何不研究,以及如何讓行動者表達他們自己的一種理論,并不涉及它所要描述的對象的形狀。因此,關于這種理論構想,拉圖爾認為更適合的名稱也許是“轉譯社會學”(sociologyoftranslation),“行為者活動本體論(actant-rhyzomeontology)”或“創新社會學”(sociologyofinnovation)。只是ANT這個簡稱恰好與螞蟻(ant)同形,很適合形容拉圖爾所要求的那種不帶目的的、專心于眼前的、認真工作的、尋找聯結的蛛絲馬跡的追蹤者,因此他還是堅持使用這個可能會帶來混淆而略顯笨拙的名稱——“行動者網絡理論”。(二)對待行動者的態度不同“行動者網絡”理論以三個概念為核心,即行動者(agency)、轉義者(mediator)、網絡(network)。雖然這些概念也會出現在傳統社會學的討論中,但拉圖爾在對其強調之余,還賦予它們新的內涵和外延。“行動者”這個概念在拉圖爾這里有兩個方面的革新,即能動性與廣泛性。一方面,拉圖爾批評功能主義的觀點,即將行動者看作處于某個特定位置以完成該位置預設功能的人。如果這樣的話,行動者本身是沒有什么個性的,處于同樣位置的人就一定會采取相同的行動,他只是一個占位符(placeholder),承載特定的力量履行既定的功能。這樣的行動者就好像一個黑箱(blackbox)1,只要給定了條件,就一定可以產生可預計的后果。但拉圖爾認為,如果行動者不能造成任何差異,那他就一定不能被稱為行動者,我們應當嘗試打開這個黑箱。因為任何行動者都是轉義者(mediator)而不是中介者(intermediary),任何信息、條件在行動者這里都會發生轉化。另一方面,行動者一詞在拉圖爾這里還具有更廣泛的內涵,它不僅指行為人(actor),還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許多非人的物體(object),任何通過制造差別而改變了事物狀態的東西都可以被稱為“行動者”2。二是該行動者必須是有行動的,因而要到行動的過程中去尋找。ANT要求我們每次都去重新解釋說明“行動者”是什么。由于“行動者”包含許多非人的因素,因此行為人在行動過程中對這些因素也會有自己的判斷,比如哪些是錯誤的、陳舊的、荒謬的,應該被撤走,哪些應當被加入,所以研究者如果想要更好地研究社會世界,就不是提前自行選擇哪個行動者更為合理,而應參與到行動者的活動中。所以,ANT對待行動者的態度是:尊重行動者的多樣性,研究者只是去記錄與描述。轉義者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種對待行動者的態度,它貫穿了全書始終,由于擴展了的行動者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傳統觀念中的主、客體,所以這種態度也就是對待所有事物的態度。轉義者是對立于中介者而提出的,后者毫無改動地對意義和力量進行轉運(transport),限定它的輸入就足以確定其輸出。中介者只能算作一個黑箱,即便它內部由很多部分構成,十分復雜,其所有的實踐目的也只是轉運,比如電腦。而轉義者卻不能只被算作一個單位,它們可以算作沒有,或一個,或幾個,甚或無限多。即使了解輸入信息,也無法準確預測其結果,人們每時每刻都必須考慮它們的特殊性所在。轉義者會改變(transformation)、轉譯(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它們本應表達的意義或元素。即使一次陳詞濫調的對話也有可能成為一條極其復雜的轉義者鏈條,因為對話中的激情、意見和態度會使情況在每一個拐點上發生改變。拉圖爾認為傳統的社會的社會學大多將人或物看作中介者而忽略了其轉義的作用,從而多傾向決定論,而聯結的社會學或ANT則認為所有的行動中動員的都是轉義者。這種態度的區別決定了兩種觀點在對待群體的行動、行動者、客體(object)和關懷角度(mattersofconcern)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網絡在拉圖爾這里是一系列的行動(astringofactions),所有的行動者,包括人的(actor)非人的(object),都是成熟的轉義者,他們在行動,也就是在不斷地產生運轉的效果,每個點都可能成為一個歧義。這種網絡不是純技術意義上的網絡,如互聯網,也不是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那種對人類行動者之間非正式聯結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結構化網絡,而是一種描述連接的方法,它強調工作、互動、流動、變化的過程,所以應當是worknet,而不是network。(三)“網絡”概念代表行動不確定性在具體討論上,拉圖爾在第一部分“如何展開關于社會世界的爭論”中,以五個不確定性討論了群體、行動、客體、事實的性質以及如何書寫文本的問題。第一個不確定性提出群體處于不斷的形成中。拉圖爾認為人們并沒有歸屬于某個既定的群體,所有的社會集合體都在不斷產生、消失、分類和重置,所以應當追溯行動者在聚合和分解群體的活動中留下的種種蹤跡。而要探究這種群體的形成和變化,人們可以參考行動留下的痕跡,如群體代言人的行為、該群體為自己設立的對立面、群體以各種方式為自己劃定的邊界,以及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和社會新聞等實體在群體的存在、延續、衰落或者消失過程中的作用。我們要去探明群體是如何被各種各樣的方式和途徑制造出來并被宣告存在的。對于ANT而言,一旦我們不再去關注群體的形成或再形成過程,群體這個概念也就對我們失去意義了。第二個不確定性探討行動被超越(actionisovertaken)的問題。在常識中我們都會感受到,任何一個行動都是在其他行動的驅使下采取的,但這種超越不是所謂的社會力量的作用。拉圖爾否認實體性社會的存在,他強調行動并不是一件連續的、受控制的、運作良好、邊界明確的事情,而是不斷被借用、分配、影響、控制并轉變的。這時,就要借用“網絡”的概念來代表行動的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具體方法是跟隨行動者去體會促使他們行動的各種力量。聯結的社會學家要注意行動者自己的表達和使用的術語,而不是急于將其替代或歸結為社會科學的語言。拉圖爾不認為分析者擁有更高的、更抽象的元語言(meta-language),而行動者的語言必須被包含于其中。他提出,分析者只能使用次語言(infra-language),以便于注意行動者自己的元語言,并對行動者的語言進行反思性的理解。第三個不確定性基于擴展了的行動者概念,探討了客體的行動。如果社會是一場運動、一次變革、一種轉化、一個名稱,是實體間的暫時性聯結,那么如何維系社會的持久性呢?拉圖爾批駁了那種認為由某種社會材料(socialstuff)或由基本社會技能(如面對面地互動)就能建立起長久社會聯系的觀點。他認為應當將行動從有意識、有目的的人類行動中擴展開去,將客體納入考慮的范圍。因為每個客體都是轉義者而不是中介者,這樣它們必然對事物形態發生作用,而且行動是客體與主體間異質性的聯系,主客體不能簡單地分離,所以我們要在二者的異質性聯系中才能找到行動。第四個不確定性區分了事實的角度(matteroffact)與關注的角度(matterofconcern)。拉圖爾批評說,傳統的所謂“社會解釋”是以某種社會材料去替代有待解釋的對象,沒有注意到實體之間真正的聯系。研究者應當去追蹤這種真正的聯系,并不存在一個事物背后的“社會世界”,搞清楚了事物之間的聯系,也就明白了什么是社會。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解除“自然”(nature)對“事實”的獨占,就好像我們應該在社會解釋中賦予“客體”和“物”能動性一樣。一旦去掉社會與自然間的人工邊界,非人類的實體(non-humanentities)就可以凸顯出來。這種做法并不是要從物質經驗(materialexperience)轉向“豐富的人類主觀性”(richhumansubjectivity),而是要更多地關注物質提供的多樣生活(themuchvariegatedlivesmaterialshavetooffer)。這是一種關注的角度(matterofconcern),它可以使我們徹底更新“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含義,也因而徹底地更新“自然”(natural)與“社會”(social)之間的區分。第五個不確定性探討了在追蹤了這許多的不確定性之后,研究者該如何書寫文本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說明(account)是一組文本組成的、對事物的脆弱介入,它提供了一個表現的機會。要如何進行這種書寫是很重要的,否則追蹤類型和數量眾多的行動者,很容易導致研究內容的混亂,研究者也不知該什么時候停下來。拉圖爾列出了研究者應當保留的幾種筆記(note),包括:調查問詢的日志、按年代次序和范疇化的方法記錄的項目和范疇、隨時隨地的筆記,以及這些書寫的說明對行動者產生的效果的筆記。因為所有的行動者都是轉義者,所以這些記錄不是單純地描述它們的表象,而是展開它們互動的過程。(四)重新回歸出的是工作的地方性—穩定與合成本書的第二部分是在提出了這么多不確定性之后,討論如何使聯結能夠被追蹤。拉圖爾認為現在的“社會”一詞是19世紀的發明,它是混合了18世紀的“利維坦”(Leviathan)和21世紀的“集體”(collective)的一個古怪變形,它假設自身具有不需要被運作就能夠存在的神秘性質。基于上述對存在于事物背后的“社會”的否定,拉圖爾認為實際上只有國家與集體的二維之分,“社會”的引入實際上將有待解釋的對象消解了,也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因此,他提出要保持世界的扁平化,即只有國家和集體二維,社會只是社會集合體漫長歷史中的一瞬而已,它懸浮于對國家的尋找與對集體的搜尋之間。社會的問題在于如何構成集體。因為面對面的互動總是存在溢出性的,即任何互動似乎都超出了當下涉及的因素,而來自某個其他的時間、地方并由其他行動者所產生。如果觀察者要解釋這種溢出所指示的方向,那么他就會從任何既定的互動中被引向某些其他的地方、時間和其他行動者。這樣的解釋在以往的觀點中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跳躍,要么以一種全球性的框架來解釋行動的溢出,要么重新回到溢出之前的地方性互動中。這一論題關涉的是社會學的經典問題,即如何聯結宏觀和微觀。拉圖爾的解釋是:任何一端都無法解決面對面互動的溢出性問題,正確的方法是通過行動者網絡完成幾個運動:第一,重新定位全局性,打破從互動導向背景的自動主義;第二,重新分配地方性,理解為什么互動這么抽象;第三,連接前兩者所揭示的地點,強調構成將社會理解為聯結的這一定義的各種工具。在最后的總結部分中,拉圖爾完成了他為自己設立的第三個任務:合成,即這些集合的組合是如何在同一個集體中更新我們的存在感的,他認為這是一個“政治認識論”的問題。展開行動者的不確定性是公正科學的問題,使集體成為一個共有世界是政治參與的問題。批判社會學的錯誤正是在于還未充分展開社會的爭論,認識世界的真實聯系,就提前限定組成社會的成員的類型,從而將科學與政治相混淆。這樣,它就會在經驗上變得空洞,在政治上缺乏實際意義。科學與政治應當是和諧的,而不是“重影”(seeingdouble)。ANT的做法既不是將政治擴展得無所不在,甚至擴展到科學與技術的內部圣地;也不是絲毫不關心不平等與權力斗爭,因而缺乏批判的杠桿作用。拉圖爾提出,只有在那種充分展開的、夷平化的、精簡的領域內,行動才是可能的。在這些領域內,規劃、結構化、全局化等問題和過程通過社會內部的各種微小渠道展開和運行,而且其影響依賴于大量隱藏著的不可見力量。只有以“批判的鄰近”(criticalproximity)而不是在“批判的距離”(criticaldistance)中,才能實現政治。關于組合起來的集合是否組成了一個適合我們共同居住的世界,即共同世界(commonworld)的問題,則取決于自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這個世界的進步性構成(theprogressivecomposition)就是“關于自然的政治”(thepoliticsofnature)的替代物。三、涂爾干的社會學《重組社會》一書是拉圖爾在多年經驗研究的基礎之上,對自身方法論體系進行的總結。在該書中,他重新界定了社會學的學科性質以及社會、社會力量、行動者、網絡等基本概念,并對描述、解釋等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見解。通過對其基本內容的梳理我們發現,此書不僅是巴黎學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精要,也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對傳統的社會學理論方法的繼承與突破。首先,在對社會的基本認識及對社會學的基本定位上,繼承塔爾德(GabrielTarde)的聯系原則,即“社會的本質在于聯系(association)”,反對涂爾干的實體論。涂爾干認為社會是一個特殊的實體,社會能夠外在于個體,在時空上無限超越個體,并能對個體產生強制性力量。塔爾德則認為“社會”絕不是某個特定的實體化領域,相反,它意味著某種聯結,社會是一種“循環的流動”,這與涂爾干理論中社會的“有機體”形象大相徑庭。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核心準則是,社會事實的原因只能在社會事實中尋找,而不是在個體意識狀態中探究。這也是涂爾干將社會學與心理學、哲學等學科區別開來的關鍵。但塔爾德卻表示反對,他認為,社會學不僅不應該與哲學和形而上學,也無需與心理學區別開來,因為社會學實質上本就應是一門“內心理學(inner-psychology)”,社會科學家的任務是通過由人際心理學(inter-psychology)所提供的媒介來進一步研究個體內心理學,前者被認為是后者的“橋頭堡”(bridgehead)。拉圖爾十分贊同塔爾德的觀點,他也認為沒有什么實體性社會的存在,有的只是處于不斷發生、變化和消亡中的聯結。在《重組社會》中,拉圖爾多處批判了涂爾干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認為涂爾干代表的實證社會學是一種“社會的社會學”,此方法以“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為原則,就其本質而言,其實是一種“替代”(substitution)過程:即以熟悉“替代”陌生、以一種修辭“替代”另一種修辭、或以一種背后的所謂“社會力量”替代行動者和研究對象本身的過程。他提出的ANT理論代表的則是與之相對的“聯結的社會學”,這種新的社會解釋原則認為解釋并不是“認知神秘化”或“替代”的過程,而是一項實際的世界構造工程,換言之,社會解釋是要將實體與實體聯系起來,去追溯一個行動的網絡。其次,在對社會的解釋對象上,納入了物,批判了闡釋社會學。菲利浦·柯爾庫夫(PhilippeCorcuff)在《新社會學》中曾評論拉圖爾“(他的)野心傾向于把社會科學蘊意深廣的流派的貢獻(韋伯和舒茨的)打入冷宮”(柯爾庫夫,2000:97)。拉圖爾認為傳統的意義闡釋學派只考慮“人”,特別是人在行動中的“意義”維度,對于物則基本上不做討論,這與只追求“一種客觀化匿名技術控制”的實證主義學派在邏輯上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差別。他特別指出,闡釋學派雖然大多受到現象學運動的影響,但也繼承了現象學派的缺陷,即“他們無法想象除了有意圖的人類外,還存在其他行動者的形而上學”。闡釋社會學與它宣稱要試圖取代的客觀主義或實證主義社會學相比,其實更像是“社會的社會學”,因為它自認為,那些諸如人、意圖、情感、工作、面對面的互動等特定的行動者類型,能夠“自動地”帶來活力、豐富性與“人性”。拉圖爾要求的是摒棄闡釋社會學中常出現的“具體”、“抽象”、“主體”、“客體”這類字眼,轉而使用“轉義者”和“中介者”這兩個概念,并發展了米歇爾·賽爾(MichelSerres)和米歇爾·卡龍有關“翻譯”(或稱“轉譯”,translation)的思想,以便能夠“跟隨行動者”,考察在實踐過程之中哪些行動者被卷入、被賦予了特定形態,以及轉義者和中介者的運作等問題。第三,在解釋社會的方法上,要求記錄和描述,批判了批判社會學。拉圖爾認為,如果說上面那些“社會的社會學家們”所犯的錯誤尚有“一些令人尊敬的理由”,比如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他們總是懷抱著賦予社會一種新的秩序的雄心壯志,因而在實際工作中把許多被認為是威脅秩序的因素給有意無意地精簡掉了。那么,“從社會的社會學轉向批判的社會學”就是“一種更為危險的傾向”。拉圖爾指出,批判社會學不僅忽視經驗材料、用預先設定的所謂“社會力量”來替代行動者話語和行為,而且還把理論家們的誤解和“代言”所引發的行動者的憤慨反應理解為“社會對錯誤意識面紗不可避免的幻覺”,并由此反證和強化了批判者們自身的合法性。在批判社會學的這種運作下,社會學不僅成了遠離經驗的(empirical),而且變成了“捏造的”(vampirical),社會也由社會的社會學家們的“實體”,進一步變成了“人造品”和“幻象”。因此,拉圖爾對批判社會學傳統的攻擊可謂是最重的。第四,對加芬克爾(Garfinkel)、德勒茲(Deleuze)等晚近思想家成果的吸收。拉圖爾曾聲稱,ANT與其說是一種理論,毋寧說是一套“忠實于常人方法學視角的”方法,即“行動者知道他們要做什么,而我們則需要向他們學習,不僅學習他們做了什么,也要知道他們怎樣以及為什么做了那些事情”(Law&Malden,1999:19)。他在《重組社會》中反復提到要繼承和發展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思想。實際上,一些對拉圖爾的《實驗室生活》等著作發表評論的學者也認為,拉圖爾的經驗研究很大程度上采納了加芬克爾和人類學的方法。常人方法學關注社會現象中表現出的秩序、規則和協調,將其理解為“在具體情境下進行互動操作的結果”,并特別強調社會現象的可說明性(accountability),即社會成員自己進行反思和主題化(thematisation)。拉圖爾對群體形成過程的關注,以及對研究者在文本寫作中的不確定性來源做出的思考和討論,都是這種“可說明性”的繼承。而在對社會學專業知識與日常普通知識關系的理解上,拉圖爾也同意加芬克爾的看法,認為這兩種知識范疇具有近似性,但又非同一。在對德勒茲的借鑒方面,拉圖爾主要是借用其理論概念為自己的相對主義立場正名。在他與約翰·勞(JohnLaw)等人合編的一本ANT研究論文集中,拉圖爾強調自己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網絡”一詞不是借用自美國的網絡理論,而是從德勒茲和瓜達里(Gauttari)有關“根狀莖”(rhizome)的概念中推演出來的(Stark,2001:97)。當拉圖爾在訪談中被問到他是實在論者還是相對主義者時,他說在他看來相對主義其實也是一種絕對主義,因此他的立場毋寧說是“關系主義者”,并引用了德勒茲說過的一句話:“相對主義不是真理的相對性,而是關系的真理”,“因此,請把我完全看成是一名普通的科學家:更加關系主義,因而更加實在論”(成素梅,2006)。此外,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圖爾的思想與科學社會學及科學知識社會學有很深的淵源。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在理論上受到了馬克思、涂爾干、曼海姆、默頓、庫恩等人的影響,其中以默頓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最為經典,他奠定了科學社會學的基本研究取向(朱可曼,2004)。雖然他們具體視角有所差異,但總體上認同一個基本原則:科學的產生、發展與應用很大程度上被社會因素所決定,但科學知識本身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按照它內在的邏輯具有真理性,而人能夠通過理性的思維不斷地認識科學的真理(馬爾凱,2001:14-16)。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興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傳統的知識社會學的理論進行了批判,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英國以布魯爾(DavidBloor)和巴恩斯(BarryBarnes)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Edinburgh),以柯林斯(HarryCollins)為代表的巴斯學派(Bath),以及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其中愛丁堡學派布魯爾的觀點對拉圖爾影響較大。布魯爾在其代表作《知識和社會意向》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SSK的強綱領”,包括4個信條:因果性,指導致信念或者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其中以社會因素為主;無偏見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指必須無偏見地對待真與假、合理性與非理性,對成功的科學和失敗的知識都進行研究;對稱性,指解釋式樣上的對稱性,同樣的原因應當既能解釋真實信念,也能解釋虛假的信念;反身性,指原則上SSK的解釋模式能夠應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Bloor,1991;布魯爾,2001:7-8)。通過“強綱領”的主張,愛丁堡學派提出,處于不同社會情境的人會因為不同的“社會意象”而產生不同的觀念,形成不同的知識。所以,包括科學在內的人類知識都受到社會因素的決定性作用,科學知識也只是一種通過社會建構形成的信念。他們反對習以為常的理性的崇高地位,認為不論人類的信念合理與否都應該被平等地對待,因為它們都是社會意象的結果,并沒有恒定的標準決定科學知識是更高一籌的,所謂的科學真理的判斷標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以拉圖爾代表的巴黎學派早期繼承了SSK的許多原則,但在后來的具體實踐中對其不斷地予以揚棄。他們提出了新的對稱性原則來取代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用“實踐建構”來取代“社會建構”,擺脫社會因素解釋科學的套路,而試圖代之以具體的實踐過程。拉圖爾認為,布魯爾的強綱領忽視了自然物的作用,實際上存在著很強的不對稱性,需要用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對稱原則來代替。這種普遍性原則就是重新界定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把物的因素納入考慮之中。不僅考慮觀念之間的對稱性,而且考慮自然物與社會性觀念之間的對稱性,從而達成真正的對稱原則。也只有這樣才能貼近科學的本來面目,看到自然與社會在科學中的共同作用。這種對稱性原則要求取消對自然與社會,主體與客體的傳統二元劃分,從實際過程的角度考慮,凡是具有行動者效用的對象都納入研究的視野。在科學實踐中,所有行動者共同產生作用,發生聯系形成網絡。沿著各種聯系,每一個行動者通過相連的其他行動者而獲得意義。比如,在法國“巴氏滅菌法”的發明過程中,巴黎、君主、生物實驗室、生病的牲畜、灰質物等等都與巴斯德構成了聯系。每個行動者,包括作為人的巴斯德和物的生物實驗室或牲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有以這種視角才能看到科學知識真正的產生過程。拉圖爾的研究方法對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與拉圖爾同時代的幾位重要的SSK學者的重要著作還包括美國女學者諾爾-塞提娜(KarinKnorr-Cetina)的《知識的制造》(1981),美國學者利文斯頓(E.Livingston)的《數學的人種志方法基礎》(1986),林奇(M.Lynch)的《實驗科學中的技能與人造物》(1985),還有特拉威克的《光束的時間與生命的時間》(1988)等3。這些成就都采用了巴黎學派對實驗室的田野研究方法,成為SSK中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四、《重組社會》方法論的問題及啟示當然,拉圖爾的ANT理論并沒有得到學界的一致公認,關于他的觀點,學界存在著一系列的爭論。比如在認識論立場問題上,菲利普·柯爾庫夫認為盡管拉圖爾強調自己堅持的是完全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但實際上拉圖爾是在相對主義認識論與完全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之間猶疑,前者否認科學真理的合法化,后者不涉及對真理的懷疑,只是把科學領域作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又如拉圖爾提出應當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科學領域,本雅明·馬塔隆(BenjaminMatalon)則對此表示反對,他認為科學領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此外,對待“物”的態度也是學者們存有疑問的一個地方。拉圖爾在《重組社會》中反復強調“物”也是行動者,因此學者們應該對物給予足夠的關注,而許多學者對這一點并不認同。埃哈德·弗里德伯格便批評了這種不區分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的操作方式,認為這種操作方式會使我們無法闡明人類行動的特殊性(柯爾庫夫,2000)。但是,以上這些批評未必會被拉圖爾所接受,因為上述很多爭論的基礎實際是對世界本體論認識的差異,原本就是無法調和的。以對待物的態度為例,拉圖爾當然不會認為自己否認了人的能動性。他的“轉義者”概念是為了給予物更多的關注,但并沒有忽視人的心理層面,只要心理層面的因素真的發生了作用,就必然會留下痕跡,我們就可以去追蹤,這與重視物的作用是統一的。而對于那些沒有痕跡的東西,拉圖爾告訴我們,“沒有任何痕跡,就意味著沒有信息,因此也就不需要描述,不需要說明”,否則,就是捏造。如果拋開這些本體論的分歧,我們發現《重組社會》對以下幾個方法論層面的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首先,對行動主體的強調。拉圖爾對行動者的重視貫穿于《重組社會》全書始終,比如追溯行動者形塑和拆散群體的活動所留下的種種蹤跡,根據行為人自己的經驗形而上學(Empiricalmetaphysics)去關注多種多樣的行動者(agency)4。在對各種不確定性的解決上,拉圖爾認為社會學家不是為社會立法,事先對行動者強加一些秩序,而是只有在行動者部署完各種矛盾并身陷其中之后,社會學家才可能更好地尋找規則。因此ANT對行動者們說:“我們不會去束縛你們,以使你們符合我們的分類,而是會讓你們去部署自己的世界,并只有在此之后才會讓你們解釋你們是如何解決這些矛盾的”。拉圖爾認為,研究者不應當在研究過程中以自己的元語言將所有行動者的語言都化約了,行動者有一套自己的經驗形而上學和元語言,研究者應當跟隨行動者,使用次語言去理解行動者的元語言。定義、整理社會的任務應該留給行動者自己,而不應由分析者來承擔,我們應該去追溯爭論間的聯結,而不是試圖去決定如何解決任何給定的矛盾。其次,對物的發現。如果說拉圖爾對行動者的強調已在眾多學者那里達成共識,算不上創新的話,他對物的態度可算獨樹一幟。拉圖爾秉持對稱性原則將物納入了擴展的行動者概念,因為他認為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