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絲織技術的發展

中國是絲綢之路的故鄉。養蠶、繅絲、織綢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發明。《史記》中有“嫘祖始蠶”一句,據說黃帝娶嫘祖為妻,是她發明了養蠶。其實,同世界上其他許多偉大的發明一樣,絲綢的發明不可能是一人所為,而是古代勞動人民的集體智慧。《史記》所說的“嫘祖養蠶取絲”是把嫘祖當成古代勞動婦女的化身。“嫘”這個漢字從絲,從田,從女,意即以絲為作的女子。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專家們就發現了“桑”、“蠶”、“絲”、“帛”等字,而且從桑、從蠶、從絲的字多達105個,這充分說明在商代以前,已經有了養蠶、織絲業的發展。考古發現還證明,在河姆渡遺址、仰韶文化遺址中就曾發現古代絲綢的殘片。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推行的“獎勵耕織,發展農桑”的政策使得養蠶、繅絲、織綢技術得到進一步發展。據《呂氏春秋·上農》記載:戰國時代,官營紡織、染、縫等大工場盛行,四時都有“麻枲絲繭之功”,這充分說明當時的絲織業已經較為發達。到了漢代,絲織業的發展更為迅速。織機具被廣泛使用,而且印染技術也日臻完善。《漢書·貢禹傳》、《漢書·地理志》記載:“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巨萬”,“京城東西織室亦一歲費五千萬。”西漢朝廷設有織室,并設有大丞專門管理紡織染手工業,襄邑、臨淄專設服官。由此可見,漢代的官營紡織手工業生產規模是相當可觀的。漢代民間絲織生產更是遍及全國,山東淄博、定陶、東河(今陽谷)、元父(今濟寧)等地盛產縞、綈、縑等;河南襄邑、朝歌盛產織錦和羅綺;河北清河和巨鹿生產縑和絹;成都德陽以織錦著稱;湖南長沙、湖北江陵一帶生產錦、羅、紗、絹、縞、縵等織物;遠到南方海南島的儋耳、珠崖兩郡,女子也都從事蠶織(錢小萍《絲綢實用小百科》,中國紡織出版社2001年版)。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出土的一些漢代絲織品用實物證明,早在2100年前的漢代,繅絲和絲織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一號漢墓中出土的絲織物堪稱精品,代表了漢代絲織技術的最高水平。有一種杯形菱紋羅絲織品,每平方米僅重30余克。一件衣長128厘米,袖長190厘米的素紗單衣僅重49克,還不到一兩。當代許多絲織企業想復制這件絲衣,但使用現代工藝卻怎么也無法做到。絲綢,這樣一種精美絕倫的日用品和奢侈品很早就被當作商品在民間進行物物交換。詩經的《國風》篇中就有這樣的詩句:“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媒。”隨著生產量的增加,在春秋時期,絲織品作為商品流通已經是普遍現象了。絲綢很早就通過游牧民族的遷徙和物物交換零散地向外傳播,但是到了漢代才逐漸形成規模,這正是漢代絲綢生產發展的表現。絲綢貿易日益繁榮,還出現了專門販賣絲綢的商賈。公元初年,絲織品已經成為漢向外出口的主要商品。漢時絲綢向外傳播主要有三個途徑:首先是通過商賈。絲綢輕薄,便于攜帶,又由于價格昂貴,商人們能夠從中謀取暴利,所以絲綢很快得以傳播。其次是通過游牧民族進行傳播。他們常用絲綢與其他商品進行物物交換,使絲綢能輾轉流向中亞乃至遙遠的羅馬。第三,絲綢通過漢皇帝對使臣的賞賜流入草原、西域。如公元50年,光武帝就曾賜匈奴單于“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而且“歲以為常”(《后漢書·南匈奴列傳》)。隨著國力的不斷增強,漢武帝(前140—前87年)不再甘愿采用通婚的手段平息漢匈之間的戰爭。為了解除西北匈奴時時侵擾邊境的禍患,他決定與大月氏聯合攻打匈奴,這是開通絲綢之路的歷史背景。漢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派張騫率領百余人的使團從長安出發,取道隴西,通往西域。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未達到聯合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的目的,但最終到了大夏國,即希臘史料中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張騫再次率領一個300人的使團出訪伊犁河流域的烏孫,但也未能說服烏孫與漢聯盟攻打匈奴。但這一次,張騫的副使最遠到達了安息和條支。安息即西方史籍中的“帕提亞”(pathia),在今天的伊朗;條支在地中海東岸,也就是塞琉古王國在地中海所建的安條克城(Antiochus)。張騫兩次出訪雖未能達到目的,但意義非凡。著名學者林梅村在《絲綢之路散記》中這樣總結:“張騫的中亞探險改變了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使中國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亞直接相遇。隨后以絲綢為代表的中國文明迅速向西傳播,直達羅馬帝國。”絲綢從長安運往西亞乃至歐洲,路途遙遠,因此絲綢之路上的西域各國便想獲得桑蠶養殖和絲織技術,以便從中獲利。當時漢朝為了獲取貿易上的最大收益,便壟斷絲綢貿易,桑蠶養殖嚴格保密。各國曾想出了各種方法獲取絲織技術。《新唐書·西域傳》記載于闐國采用聯姻的手段獲取桑蠶的故事: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1901年在今天于闐以東的和田地區丹丹烏里克古廟廢墟中,發現一塊漢代木版彩畫,一位貴婦頭帶高冕,旁邊一位侍女用手指著貴婦的冕,另外一邊還畫著紡車和織具。無論故事真偽如何,絲路上的各國試圖獲取養蠶和織絲的技術卻是不爭的事實。由于漢朝國家統一,經濟長足發展,造船業和航海業也有很大的進步。漢武帝平定南越后,曾組織人力進行遠洋航行。《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馀,有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日南即今天的越南中部橫山至柴江市一帶,這是沒有爭議的。有學者研究認為,黃支國應是印度東南沿海泰米爾那度省的建志補羅(Kanchipura),即今天的康契普臘姆(Conjevaram);已程不國,應是今天的斯里蘭卡。這表明漢朝的船已經到了印度次大陸的南端。那么,當時中國至黃支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已初具規模,在斯里蘭卡與羅馬的海上航線相接了。中國古代絲綢從公元初年起至6世紀,在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了獲得絲綢,國與國之間不惜發動戰爭。例如,東羅馬聯合突厥可汗于公元571年攻伐波斯,戰爭長達20年之久,未分勝負,這就是西方歷史上著名的“絲絹之戰”。直到查士丁尼時期,印度僧人將蠶桑種子和養殖技術帶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喂養繁殖成功。從此,歐洲各國的養蠶業也就從羅馬逐漸傳播開來了。絲綢對中西文化交流產生的影響是任何其他商品無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