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巴拉阿拉伯與猶太的沖突

最近，中東國家的通史巴巴文件完成了。完成后，他完成了手稿，并補充了5個問題，如下所示。一巴基斯坦的文明交往現在的《中東國家通史·巴勒斯坦卷》,是按人們一般的理解和約定俗成的稱謂,而命名為“巴勒斯坦卷”的。實際上,它并不是一本整體巴勤斯坦地區的通史。本卷的任務只是對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過去和現在,作一個簡要的、由古及今的通史性的敘述。根據巴勒斯坦地區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我在設計《中東國家通史》的整體結構時,把巴勒斯坦地區分為《以色列卷》和《巴勒斯坦卷》。這兩卷有各自的分工和側重,分別勾畫出同一地區、兩個不同民族歷史變遷、發展軌跡和文明交往特征。這兩卷的思路,既是從現實出發、進而追溯和反思歷史,再從歷史的高度,審視現實;又從政治、經濟、人文、地緣環境諸因素,考察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過程。嚴格地說,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是巴勒斯坦人。確切的稱謂,應該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公元前2世紀大流散前,猶太人已成為一個民族。在阿拉伯帝國統治的長期伊斯蘭化和阿拉伯化過程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成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他們和歷史上的猶太人以及后來從各地區返回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巴勒斯坦人。這兩個不同文明的民族,在巴勒斯坦經歷了復雜的聯系、建立了多變的關系。這些聯系和關系,組成了堪稱史家探索不盡的文明交往史。鑒于《以色列卷》主要是論述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的過去和現在,而且著重寫19世紀以后的歷史,所以在本卷專設概述巴勒斯坦古代歷史和文明的緒論,反映這一地區古文明肇端時期的總貌。這也為巴勒斯坦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提供歷史背景。巴勒斯坦人固然可以把他們的歷史遠溯至迦南和腓力斯時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可尋根至當地的奈伯特國和羅馬帝國時期第三巴勒斯坦。但阿拉伯帝國時期形成文明交往的結果——阿拉伯性和伊斯蘭性,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直接祖源。這是該地區的歷史巨變。從巴勒斯坦文明交往發展歷史過程中看,這個變化是猶太人大批離開之后,這一地區的第二次轉折性文明變遷。這是阿拉伯文明在巴勒斯坦居統治地位的變遷。巴勒斯坦的主體民族由猶太人變為阿拉伯人。伊斯蘭教成為絕大多數居民的信仰。我在本書《卷首敘意》中指出:“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各民族、各國家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發展程度。”2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各個不同文明民族和國家的關系和他們的內部結構,在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國委任統治時期,以及以后的發展,都受這一文明交往規律的制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個很獨特的民族。奧斯曼帝國近四百年的統治,經濟、文化、政治結構和內外交往的極其落后狀態,家族之爭與部族矛盾,精英家族的政治依附性,都給民族的獨立發展,造成嚴重障礙。20世紀初興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由于這種生產力、交往力的不發達,雖然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覺醒起了促進作用,但影響弱、傳播慢、獨立性差。1919年到1928年間召開的七次巴勒斯坦人大會,都沒有提出明確的巴勒斯坦獨立的目標。民族獨立意識之弱,于此可見一斑。巴斯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的獨特性,集中表現在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問題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長期居住在巴勒斯坦,卻一直處于依附地位。不僅是政治組織上的依附,而且是思想理論上的依附。他們的政治組織和思想理論代表的民族主義者,長期擺脫不了對南敘利亞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依附。只是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起義前夕,民族主義黨派才聯合提出了建立巴勒斯坦獨立民族政治的要求。反觀它對立面的猶太復國主義,在1896年就有《猶太國》的系統理論與計劃。此后便以越來越強勁之勢,積極主動在巴勒斯坦推行建國目標。直到2000年9月巴勒斯坦起義,以軍都占據著鎮壓的主動權,軍事、經濟、外交處于絕對優勢,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游擊戰,只能起心理和輿論破壞力,在蒙受巨大損失的不利條件下,離建國的目標更加遙遠了。相比之下,兩個民族主義的差距何等懸殊!不同文明民族之間的交往,本不存在絕對的公平和正義,強權政治和實力政策始終舉足輕重。強弱之根在于生產力和交往力的發達程度的不同,在于巴勒斯坦社會結構落后而造成的組織林立、派系紛爭。在2001年7月,長期對立的巴勒斯坦兩派民族主義組織,又發生流血沖突,阿布—哈桑寧和阿布—賈爾夫家族之間,又發生血腥的家族仇殺。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同巴勒斯坦猶太人交往中差距之所在。二地緣因素:巴勒斯坦人或婦人在人類文明交往中,有諸多因素,如主體與客體、交通和技術、民族和國家、宗教和文化、語言和文學、利益和正義等等。這種外患強壓、內訌不已的形勢,將使巴勒斯坦不戰自亂,“因提法達”將難以成功。在人類文明交往這些因素中,地緣和環境居于基本的空間地位。它是一個地區內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群體性格、體質形態等種族或民族的同質或異質性指數的根源。巴勒斯坦地區從古以來就是人類文明交往的一個重要地區,因此有必要簡述它的地緣特征。地緣因素甚至長期存于民族血緣中。據2000年5月公布的一項新的基因研究結果顯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全球29個國家的1371名男子的Y染色體調查分析結果證實,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基因都來自最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共同祖先。參加此項研究的紐約大學醫學院人類遺傳項目負責人哈里·奧斯特勒說:“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真的都是亞伯拉罕的后裔。四千多年來他們一直保留著他們中東人的遺傳根基。”其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語言因素上也有相通之處。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同屬閃米特語系。共同地緣因素也影響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生活習俗,在這方面他們之間有許多相似之點。地緣因素決定了巴勒斯坦特殊文明交往性的許多方面。綜覽巴勒斯坦地圖,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僅有2.7萬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區。它西臨地中海、西南與埃及接壤,水路和陸路由此通向了歐洲文明圈和非洲文明圈。它的南端經亞喀巴灣而直指紅海、阿拉伯海,進而與印度洋相連,這就有了與沿海洋的東方文明相溝通的航路。北部與東部,它與西亞古文明區比鄰而居,交往更為直接。于此可見,巴勒斯坦由于地緣特征,而成為兼有海洋與大陸雙重文明性質,并呈現出融匯東西方文明的多樣性風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同時與這塊土地的周圍世界發生各種聯系。他們在這里的內外交往中改造自然、感受社會、品味人生和逐漸擴大自己的活動范圍。巴勒斯坦人經歷了許多文明時期。史前原始文明、遠古迦南文明、腓力斯文明、亞述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都在巴勒斯坦地區閃耀過燦爛光芒。但巴勒斯坦主要的本土文明是猶太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巴勒斯坦的地緣特征賦予了它濃郁的宗教文明色彩。耶路撒冷集中體現了東西方宗教文明交往中折射聚點的特色。它是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些世界性宗教的文明圣地。不同宗教文明之間的共存與沖突,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多次成為軍事政治事變之地。在歷史上,巴勒斯坦一直是一個流動頻繁而又動蕩不安的三角地帶。亞、非、歐三大洲文明地緣的邊緣環境,特別是東西方陸路、海路交通的要津地位,政治、軍事、商貿利益都長期驅使著各種力量在這里征戰角逐。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羅馬、拜占廷、十字軍和奧斯曼土耳其等帝國都先后占領過這一地區。特別是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后,巴勒斯坦的商貿、軍事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巴勒斯坦淪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1947年11月聯大分治決議中將巴勒斯坦分為阿拉伯國和猶太國。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成立。以后發生過多次中東戰爭,尤其是1967年戰爭中,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全境,造成阿拉伯難民問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爭取恢復生存權的合法斗爭和漫長的中東和平進程,仍然是這個地區的當務之急。巴勒斯坦的地緣特征,在政治交往中集中表現為西方各大帝國擴張力量的前沿陣地和東西方力量沖突的緩沖地帶。這種政治交往主要是外部交往。而在內部交往中,作為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的猶太人,自公元2世紀到19世紀末的長達17個世紀時間,基本上與巴勒斯坦沒有什么聯系;而從公元7世紀直到19世紀末,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在此后的50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特別是1948年之后,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為爭取各自民族對巴勒斯坦的權利,發生了頻繁而激烈的沖突和戰爭。國土地緣始終是生存和安全利益的核心。三當代文明交往武裝化的基本特征沖突與和解,一直是人類文明交往鏈條上一對關鍵的環節。這一對環節協調,導致和平;這一對環節破裂,便引起戰爭。從20世紀末期,研究者的目光越來越多地注視于沖突問題3。米歇爾·卡拉耶在1988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20世紀的危機》和《危機、沖突和不安全》二書。他用國際外交政策與文化、政治與經濟相結合的方法,對1929—1979年和1980—1985年的世界性危機,進行了統計與分析。德國海德堡大學政治學院的沖突研究所從1994年以來,一直對世界范圍內的危機與戰爭進行系統研究。該所每年提交一份研究報告,被稱為“沖突的晴雨表”。這是一種詳盡的數據分析研究,德國外交和國防部門經常作為決策的參考。如果說沖突是國際政治交往中的晴雨表,那么中東地區的沖突在這個晴雨表上便處于顯著的標志性位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復雜多變而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政治地緣沖突。在中東地區沖突中,巴以沖突尤其引人矚目。以2000年而論,在世界144次沖突中,中東仍和前一年一樣,是24次。但是巴以沖突的重新加劇,對這個地區人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阿拉法特在2001年5月19日說,去年9月巴勒斯坦起義爆發以來,巴勒斯坦已損失50億美元。以色列在美國的高技術股票下降了30%,它同周邊阿拉伯國家的貿易也受到沉重打擊。雙方的民族仇恨加深了。沖突對巴以雙方可謂兩敗俱傷。巴以沖突是當代文明交往武裝化的典型個案之一。它是以下三個年代為轉折點: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后沖突發展為政治交往的最高形式——巴勒斯坦戰爭。從此開始了一個猶太小國在軍事上對抗眾多阿拉伯國家的格局。這種格局被稱為“大衛對腓力斯巨人歌利亞”的格局。眾多阿拉伯國家對聯合國分治決議持反對立場,巴勒斯坦國未能成立。從此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阿以沖突。1967年6月,這是另一次由沖突發展為政治交往的最高形式——“六五”戰爭。這次為時僅六天閃電式的戰爭,打破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以后所形成的格局。以色列武裝占領了約旦河西岸地區、加沙、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沖突變成了占領和被占領的關系。研究者把這種格局比之于南非種族隔離和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統治既成事實,而擬議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國家,卻一直耽擱下來。2000年9月,這是一次起義和鎮壓的武裝沖突。用法國《世界報》2001年5月23日報道的話說,是以色列的從M—16沖鋒槍到F—16戰斗機鎮壓石塊和炸彈反抗的局勢;而巴勒斯坦權利捍衛者哈南·阿什拉維則把這種局勢稱之為“巴勒斯坦歷史上—以及巴以關系中——最黑暗的時期之一”。總之,這是巴以沖突的第三個轉折點,它再一次改變了中東格局。這次武裝沖突的顯著特點是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宗教沖突的加劇。巴勒斯坦人的街頭起義,首先是對沙龍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言行的反應,而不是對巴拉克和克林頓在談判桌上提出和平建議的反應。正是巴勒斯坦起義引爆人的沙龍,在選舉中擊敗了曾經提出和平計劃的巴拉克。不同文明交往的武裝化集中在對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圣地襲擊上。圣地是宗教文明崇高的象征。爭奪圣地主權的沖突,以及對圣地的襲擊,給巴以雙方和解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沙龍聲稱以色列對耶路撒冷圣殿山擁有主權,并在武裝警察陪同下進入圣殿山,這在巴勒斯坦人看來,是對伊斯蘭教第三大圣地阿克薩清真寺的蓄意褻瀆。穆斯林還感到憤怒的是,以色列用炸彈摧毀了雅法的兩座清真寺,他們對以色列在太巴列的一座清真寺點燃汽油輪胎,涂寫發泄仇恨的標語,并對謝內爾一個穆斯林墓地所遭污辱同樣感到氣憤。另一方面,猶太人則譴責穆斯林火燒雅法、海法、拉姆拉和什法拉姆的猶太教堂和破壞加利利地區幾個城鎮的圣徒墓。以色列政府譴責對清真寺的破壞,說這是歹徒所為;同時認為,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控制下恐怖主義者對猶太圣地的破壞,表明阿拉法特行政當局無力保護這樣的圣地,因而不應獲得圣殿山的主權。巴勒斯坦上次的起義,是反對以色列的占領,結果促成了奧斯陸協議。這次起義,是對和談不滿,目的是以起義提高和談的實力,加強內部團結,引起世界同情。但是,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是最終的目標。在去年戴維營會談中,阿拉法特本想解決難民問題,而把耶路撒冷歸屬問題留待以后解決。他認為,圣城屬于伊斯蘭世界,不是他能解決的。這實際上把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和宗教問題,而且和伊斯蘭世界宗教問題,聯系在一起了。戴維營會談以后,當阿拉法特得知克林頓要提出裁決式總統方案,他便搶先發動起義,迫使克林頓把方案修改為建議式。因此這次起義是巴以雙方矛盾長期積累的再次爆發。沙龍事件正是巴以兩個不同文明在宗教和政治熱點上的導火線。果然,在10個月以后,即2001年9月28日,繼沙龍之后,“圣殿山忠誠者”負責人尤埃勒高呼“我們只有一個圣殿山”口號,來紀念第一、第二圣殿被毀事件。巴勒斯坦民眾向猶太人投擲石塊。雙方再次發生流血沖突。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世俗性的政治、社會問題和宗教性的文化問題,由于信仰不同的雙方民眾、由于耶路撒冷圣地問題、由于雙方宗教社團或勢力的影響,由于雙方在伊斯蘭世界和猶太世界的宗教認同,世俗沖突與宗教沖突是很難分開的。世俗戰爭變為宗教戰爭在兩個不同文明民族之間總是時隱時現。2000年9月開始的巴以沖突,宗教性以空前態勢凸現出來,并以政治交往的暴力持續下去。總之,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雙方,這次沖突中對圣地的破壞,正在把爭奪土地的民族沖突和宗教沖突融于一體,從而為中東和平造成了復雜的變數。在歷史上,阿以幾乎每8年爆發一次戰爭。和平進程始終是沖突與和解交織的邊打邊談。無論如何,政治、民族或宗教問題最終還必須在談判桌上解決。四國家的建立———拉班弗里德曼對2000年9月開始的巴以沖突,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2001年3月6日發表了題為《新的中東格局》的文章。他從現代化角度來看待這次沖突。他指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沖突,不只是由于土地、政治或宗教。對于阿拉伯領導人和阿拉伯人民來說,沖突原因還有現代化問題。這是一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社會和一個沒有實現現代化、并想歸咎于他人的不發達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他還提出了阿拉伯領導人把焦點放在貿易、發展和民主化的“新中東”或是把焦點放在反對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的“舊中東”問題。他還認為2000年9月以后的巴勒斯坦起義,是巴勒斯坦年輕人用格瓦拉式的暴動,來反對現代社會的象征以色列和他們國家衰落重要因素的領導人。我之所以要詳細引述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論點,是因為他提出了過去人們不多提到的現代化問題。的確,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中東的沖突和戰爭浪潮,掩蓋了中東的社會變革與經濟的變化。和平、發展、現代化在中東呈現出隱隱約約的緩進狀態。以色列在戰爭與和平交織的條件下,現代化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成為“中東的日本”。中東的阿拉伯國家,也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都沒實現現代化而處于不發達社會。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決不只是解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沖突問題。因此,對阿拉伯各國來說,實現現代化應當成為他們議事日程上的主要問題。但是,他指責巴勒斯坦領導人沒有真正給國內的年輕人選擇是否走實現現代化這條道路的機會,卻是不符合實際的。現代化的政治前提是民族國家的建立。沒有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那里能談得上走實現現代化這條道路的機會!中東地區其他阿拉伯國家建立了獨立的民族國家,而被以色列占領地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依然沒有自己的獨立國家。在巴勒斯坦地區,我們看到的,是同一塊土地上、生活著兩個不同民族、經歷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耶路撒冷郵報》保守派專欄作家赫布·凱諾寧在紀念以色列獨立53周年的文章中說,目前的沖突使“大部分以色列人認識到,以色列作為惟一猶太國家在中東的存在并不是理所當然的”。以色列《國土報》思想較為自由的專欄作家吉迪恩·薩梅特在紀念獨立日的文章中說,只要以色列仍然占據著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以色列就永遠不可能自由地慶祝自己的獨立,“為了使以色列實現真正的獨立,被占領的土地的獨立是不可避免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目標,正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而以色列恰恰是不允許巴勒斯坦實現現代化的這一政治前提。這正是巴以沖突的癥結所在。五必須堅持和發展以和諧社會巴以沖突這個當代人類文明交往難題的解決途徑,惟一正確的抉擇是和解,是阿拉伯和猶太兩個生活在巴勒斯坦同一地區、各不相同文明民族之間的和解。和解,是人類文明交往的必然趨勢,是當前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潮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歷經苦難和用鮮血生命代價換取的現實結論。和解,不僅有利于巴以雙方。巴以和解是中東全面持久和平的基石,而實現中東全面持久的和平,也有利于中東的現代化,有利于全世界的安全。和解,首先需要和平交往方式,需要摒棄暴力交往方式,需要交往的文明化。要譴責暴力,剝奪暴力的合理性,停止一切暴力沖突。文明沖突的武裝化、恐怖和復仇,沒完沒了的冤冤相報,只能增長絕望的社會心理。和解,是一個文明理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特點是以理解和寬容取代敵視和仇恨、用對話和合作代替對抗和排斥。阿以之間反反復復的沖突,雙方或遲或早,終將領悟到人類文明交往的古訓:“和為貴”。“冤仇宜解不宜結”,“解鈴還需系鈴人”,互諒互讓,互唱互和的文明交往之歌,如春江之水,柔能克剛。這正如一首中國民歌所唱:唱山歌唉!這邊唱來那邊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灘險彎又多!和平需承擔風險,和平需要付出代價。但是人們不會忘記拉賓為和平事業獻身前所唱的《和平之歌》,它最后的警句是:“高唱一曲和平之歌,這是我們當務之急”。西蒙·佩雷斯不是說過嗎?“和平進程不會消亡,人們需要和平就如同需要呼吸空氣一樣。”愿巴以雙方常唱和平之歌,雙方互唱互和!和解,當然遵守共同的原則、需要有共同的利益基礎和共同的和解精神,并且把內部和外部交往有機協調起來。聯合國有關決議、以土地換和平、各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安全、巴勒斯坦人合法權益,特別是建立巴勒斯坦國,都是共同利益。和解,符合巴以雙方根本利益。和解,是雙方互動的交往。巴以雙方在認真務實的談判和嚴格履行協議的交往過程中,會逐步消解積怨,建立互信精神,轉變失望和猜忌的社會心理狀態。巴以的沖突,給人們一個經驗,就是這里要排除急于求成,這里特別需要冷靜和耐心。和解,離不開國際調解的配合。巴以沖突早已不是巴勒斯坦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