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邏輯與哲學

中國的邏輯導入長期以來是一項長期的做法。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國人提出了許多看法。比如,同古希臘一樣,中國古代也有邏輯;中國和古希臘、印度是并列的三大邏輯發源地之一。這樣的看法很流行,這種看問題的方式也不僅僅局限于邏輯,比如隨著哲學的傳入、學習和發展,國人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中國哲學自古有之,自成體系,源遠流長。邏輯和哲學確實是隨著西方思想文化的傳入而傳入的。但是應該看到,它們是通過我國教育體制的建立和運作而被國人認識的。無論我們如何看待和對待我國的教育體制及其發展,它的核心實際上是學科的建立和劃分,它的運作方式主要是基于學科來傳授知識。因此,邏輯和哲學首先是學科意義上的東西,或者,它們可以是學科意義上的東西。但是,這一點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否則人們也不會想當然地以為,西方人有邏輯,我們也會有邏輯,西方人有哲學,我們就會有哲學。這樣的類比,說一說無妨,但是從學科的意義上去考慮,卻是有問題的。比如,我們有像《工具論》和《形而上學》那樣的著作嗎?如果沒有,那么我們如何在并可以在學科的意義上談論邏輯和哲學呢?邏輯與哲學一直是我思考和研究的重點問題。最早明確談及它,大概是論文《論邏輯與哲學的融合與分離》(一九九五)。而在《走進分析哲學》(一九九九)和《邏輯的觀念》(二○○○)兩書中,最后一章的題目都是“邏輯與哲學”。它們表明,無論是研究邏輯還是哲學,我都會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我重視邏輯和哲學之間的關系,因為它在西方哲學中非常重要,而且我看到了這一重要性。但是這種關系似乎并沒有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和重視。也許恰恰由于這一點,一些研究哲學的朋友認為我是研究邏輯的,一些研究邏輯的朋友又認為我是研究哲學的。也許他們還暗含著潛臺詞:你不是研究哲學的,或者,你不是研究邏輯的。他們的看法實際上表達了他們對邏輯和哲學的看法,無論是否有道理,似乎至少表明,邏輯與哲學是兩個學科,可以區分,也應該區分,而且涇渭分明。這種看法大體上也體現了國內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研究邏輯的人常常與哲學格格不入,而研究哲學的人往往對邏輯敬而遠之。他們可以這樣做,似乎也有理由這樣做,因為邏輯與哲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其研究似乎理所當然分屬不同學科。我不滿意這種現象,我的認識與朋友們的看法也是不同的。近年來我在講座開場白時常常說到:亞里士多德是邏輯的創始人,也是形而上學的奠基人,弗雷格是現代邏輯的創始人,也是分析哲學的奠基人。我提及這兩個歷史事實是為了使人們思考,為什么在他們二人身上邏輯與哲學得到完美的統一?而且,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現象嗎?我們知道,弗雷格的理想是從邏輯推出數學,在這一過程中他發現現有的邏輯不夠用,因而建立了現代邏輯。由于他的邏輯得不到人們的承認,所以他寫了許多文章來討論他的邏輯思想和理念,論證他的邏輯的有效性。結果,不僅他的邏輯被普遍接受和采用,他的相關論著也成為分析哲學的基本文獻,他的相關討論極大地促進和推動了分析哲學的發展。戴維森說,是弗雷格使我們認識到這樣一種探究意義的途徑。這話中肯而客觀,同時它也非常清楚地表明,邏輯的理論與方法對于哲學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弗雷格的工作表明,邏輯有用,但是亞里士多德邏輯不夠用。其實,認識到這一點早有他人。歷史上許多人都曾表示過對亞里士多德邏輯的不滿,都想過要超越亞里士多德邏輯,要發展邏輯。著名者如培根及其《新工具論》,黑格爾及其兩卷本的《邏輯學》,無疑都是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的。遺憾的是,他們看到亞里士多德邏輯的缺點,但是沒有看到亞里士多德邏輯的觀念,或者說他們沒有理解這一觀念。因此,他們批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他們也努力想發展邏輯,但是他們的目的并沒有實現。到頭來他們的相關理論和方法可以在哲學中被應用,但是,那不是邏輯的運用,因而不涉及邏輯與哲學的關系,也不會產生弗雷格邏輯所帶來的那樣的作用和后果。比較弗雷格和培根、黑格爾等人的工作可以發現,邏輯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邏輯的理論和方法。人們可以應用它們,在應用的時候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認識,可以感到它們的優缺點,可以進行褒貶。另一個方面是邏輯的觀念,即什么是邏輯。這一點是人們常常忽略的。它包含著對邏輯的理解,它引導著邏輯的理論和方法的形成,是邏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弗雷格帶來了邏輯理論和方法的革命,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對邏輯的觀念有正確的把握,換句話說,在邏輯的觀念這一點上,他與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而培根、黑格爾等人恰恰背離了邏輯的觀念,所以,他們可以批評邏輯,可以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邏輯,但是他們無法發展邏輯。他們提供的相關論述可以讓人們思考,但是無法像亞里士多德或弗雷格那樣為人們提供成熟的理論和方法,也不能像他們的相關討論那樣促進哲學的發展,更談不上提供一種邏輯與哲學密切結合的理論形態和成果。所以他們也不被稱為邏輯學家。邏輯的觀念十分重要。可以說,有了邏輯的觀念,才會產生和形成邏輯的理論和方法,也可以說,邏輯的理論和方法是邏輯的觀念的具體體現。所以我一直認為,亞里士多德是偉大而重要的,因為是他第一次提出了邏輯的觀念并由此建立起邏輯這門科學。這一認識常常使我思考,邏輯的觀念和邏輯的理論方法畢竟不是一回事,那么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的觀念是如何形成的?他的邏輯的理論和方法又是如何形成的?或者,他的邏輯的理論和方法固然可以體現他的邏輯的觀念,但是它們本身又是如何產生的呢?許多人認為,邏輯的產生與古希臘的數學相關,與古希臘的辯論盛行相關,因為數學與證明相關,辯論涉及邏輯。我最初也是相信這種說法的。但是當我有了如上思考之后,我逐漸認識到,這種說法有些憑想當然。數學是與邏輯不同的學科,邏輯固然可以從它借鑒方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由數學就可以產生邏輯。論辯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情,其中當然有論證,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經過論辯實踐就可以產生對邏輯的認識。具體地說,即使認為邏輯與數學和論辯相關,我們也要思考,如何相關?而一旦考慮這一點,我們就會發現,現有的研究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它們并沒有說明如何相關。關于中國邏輯也有相似的說明:中國古代有關于論證的探討,因而也就有了邏輯;即使沒有形成亞里士多德那樣的邏輯理論,也早已產生了邏輯的思想和萌芽。當然,這樣的論述同樣是沒有說服力的。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是邏輯的創始人,但是,哲學卻不是在他那里產生并形成的。早在他之前,巴門尼德、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古希臘哲學家們就已經形成了一個群星璀璨的群體,他們留下的文本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財富,成為我們學習古希臘哲學的寶貴資源。十多年以前,我在給王曉朝教授翻譯的《柏拉圖全集》寫書評時說過:“過去常常企圖從柏拉圖的著作閱讀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如今則總是努力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尋找柏拉圖的痕跡。我相信思想是有傳承的,不會像花果山的石猴那樣憑空蹦出來。沒有思想來源的所謂原創往往沒有根基,注定是淺薄無知的。真正開創性的工作無疑是偉大的,但是,看不到它的淵源,對它的理解難免失之膚淺。”這段話描述了我的思想歷程,也顯示出我對古希臘哲學的看法:不僅說明我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思想的看法,而且表明我對應該如何看待他們的思想的看法。《邏輯的起源》這本書,可以說是這一思想歷程的自然延續,也是這些看法的進一步深化。研究邏輯的起源,不是憑想當然說一說什么與邏輯相關,什么東西促成了邏輯的產生和發展,而是要深入到柏拉圖的文獻中去,從中去思考并發現:他的哪些思想是與邏輯相關的,它們如何導致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考慮;他的哪些思考方式是與邏輯方法相關的,它們如何促進了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考慮;他和亞里士多德討論了幾乎完全相同的問題,但是最終他沒有能夠形成邏輯,而亞里士多德卻建立起邏輯,原因何在。我的研究結果表明,邏輯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正是在哲學討論中,特別是在與認識,尤其是在與先驗問題相關的討論中,人們涉及有關邏輯的問題。確切地說,這就是我多年來一直在討論的“是”與“真”的問題。“是什么?”乃是人們詢問和探討世界的基本方式,“是如此這般”則是人們表達關于世界認識的基本方式,二者與真相關,與認識相關,因而是哲學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柏拉圖有大量這方面的探討,他雖然沒有對句法和語義做出充分的認識和區別,沒有形成邏輯,但是他的相關思考引領了有關是與真的研究,并為亞里士多德的進一步思考和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幫助。所以可以說,他的研究為邏輯的最終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不要想當然地說,古希臘有邏輯,中國古代也有邏輯。我們應該具體地思考一下,中國古代有沒有“是什么?”這樣的思考,有沒有關于“是如此這般”這樣的認識表達的思考,以及有沒有關于“是真的”的思考。這是因為,亞里士多德邏輯是與這樣的思考方式相關的,是與“是”與“真”這樣的問題相關的,而這樣的思考方式在柏拉圖那里早已存在,它們也已經成為討論的話題,成為思考和研究的對象。我希望,我那些研究哲學的朋友們可以看出,是與真,不僅是邏輯的核心概念,而且是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在柏拉圖那里,它們就已經是討論的核心了。有了亞里士多德,它們成為邏輯的核心概念,但是這并不妨礙它們依然是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這本該是我們后人看到的哲學史。但是,“存在”與“真理”這兩個中譯文曲解了being和truth的字面含義,從字面上割裂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從而也遮蔽了并一直阻礙著我們對相關問題的正確認識。基于亞里士多德邏輯,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關于是與真的探討。因循這一途徑,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柏拉圖的相關探討和研究。換一種思考方式也沒有關系:假如沒有亞里士多德及其邏輯,是與真難道就不是柏拉圖關注和討論的問題了嗎?它們難道就不會是形而上學的核心概念了嗎?它們難道就不會被后人繼續討論嗎?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邏輯固然是它們討論的繼續,固然也有助于它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