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視野下的校園監控

封閉道路視覺監控系統（cedrisc.uustatisticalcoordination，簡稱ppp）是一個針對不同行業的綜合安全系統。該系統運用先進的傳感技術、監控攝像技術、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組成一個多功能、全方位監控的高智能化處理系統。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因其能呈現最直接的視覺、聽覺感受，以及被監控對象的可視性、實時性、客觀性和記錄易于保存等特點，已成為當前安全防范領域的主要手段，被廣泛推廣應用，成為商場、校園、工廠等場所普遍使用的管理工具。在抽象意義上，技術屬于實然領域，是事實判斷，道德屬于應然領域，是價值判斷；技術面對的是真，道德面對的是善；技術服從的是必然律，道德服從的是自由律；技術指向的是“能做”，道德指向的是“應做”。一、后臺和后臺：學校監督和管理的權力（一）從“環形敞式建筑”到“環境法”就“規訓”（discipline）而言，筆者認為規訓是一種溫和的社會治理方式。學界對規訓存在著至少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且是主流的觀點，從人的自由意志出發，認為“規訓不是教育的必然，而是教育中的負面現象，是一種惡，它使個人失去自主和自由的精神氣質，失去追求德性的理想”。從“規訓”思想集大成者福柯的著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來看，“懲罰必須以‘人道’作為‘尺度’”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杰里米·邊沁設計的“環形敞式建筑”（panopticon）在福柯看來是最為理想的監獄模型，因為它完美體現了規訓思想。福柯詳細描述了這種建筑特點：環形敞式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筑，環形建筑被切割為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有兩個窗戶，一個向里面對塔的窗戶，一個向外相對以便于光照。通過逆光效果，瞭望塔里的人從與光源相反的角度，觀察被囚禁者的身影，而囚禁者并不能覺察瞭望塔里的監視者是否存在或者說是否在注視自己。全景敞式原則不僅是建筑史上的一個奇跡，更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它的存在，一種全新的社會觀念和形式誕生了：古代社會的懲罰機制講求的是多數人觀看少數人，現代社會少數人看向多數人更為便利。監控機制產生的原生邏輯在于減少監視者的人數，同時實現較好的監督作用，無論是監獄的犯人更好地遵守紀律還是工廠工人提高生產效率，都是與這種監視機制的經濟目標存在內在聯系的，而那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可以保證權力的自動運行”的效果卻是敞視建筑的意外之喜。現代閉路電視監控系統就是在這種環形建筑的意外之喜中誕生的。在現代科技的誘發下，它的產生是必然的結果。（二）．校園監控規訓功能的實現作為規訓的校園監控是一種溫和的校園管理方式，校園中隨處可見、形形色色的攝像頭為其主要客觀存在形式，而由攝像頭給人帶來的自身可能處于被注視的意識狀態，并因此時刻調節自己言談舉止的心理機制則實現了校園監控的規訓作用。敞式監獄中，犯人從來看不到監視者，而只是那種可能被監視的可能性使犯人嚴格遵守紀律。在現代化校園監控系統作用下，校園管理者隱匿于形形色色的攝像頭后，將規訓權力和管理者權威推至前臺。這種前臺與后臺的錯位，神奇地賦予了處于“可見狀態”的學生自我監督、自我控制和自我行為塑造的奇特義務。校園監控規訓功能的實現主要體現為懲罰功能的轉換和附加。懲罰的目的不再僅是對破壞行為的報復，而是冠之以“積極”的美名。懲罰的目的是使人改邪歸正，懲罰個體是為了其他人提高學習和工作效率、環境穩定，一種勸惡從善的技術壓倒了純粹的贖罪，從而建立起一種能夠直接為感官所感悟到的、合理的懲罰美學。于是，監督的細節被明文規定，監督進入教學關系。校園監控的規訓作用體現在對一切現實的或潛在的破壞行為進行干預的策略。首先，設置防范領域。一切對個人進行控制和規訓的行為都在于建立起二元劃分結構和打上標記，比如遵守紀律和違反紀律，給違反紀律打上不合時宜的標簽，其規定都是理所當然的，并且具體體現了違反的內容，在破壞行為與懲罰之間建立了嚴格關系。其次，權衡利弊。即減少暴力干預機制和轉換學生欲望的機制，減少和降低對破壞行為帶來后果的快感的誘惑，以對懲罰的可怕的畏懼取而代之，不道德的或惡劣的行為需要用良好的行為加以克制。再次，傳播表象和符號。“警戒作用的基礎是教訓、話語、可理解的符號、公共道德的表象。”可以說，監控規訓作用得以發揮和實現的基礎就是班規、校訓等符號的默化作用，通過其建立的一套經濟的、行之有效的宣傳標語，重復的符號化的灌輸把“精神”（頭腦）當作可供銘寫的物體，通過控制思想征服肉體，從而實現對學生的永久性教育，并且，一旦有人違反符號化的規則，由此帶來的違反-懲罰符號機制也會再次溜進一切人的腦海施加強化作用。最后，規定和判斷證據。如前所述，監控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實時記錄和長久保存，因此，在對個體的違反活動實施懲罰時，學生會在意識中默認這種懲罰對自己是可行的和有效的，懲罰是自己應得的結果。二、chthefew對現代媒體的監控效果古代監督與刑罰講求的是多數人看到少數人的存在，敞式建筑的監視機制顛覆了這一社會景觀，即使從多數觀看少數（themanywatchthefew）到少數觀看多數（thefewwatchthemany）成為可能。但遠不止于此，現代媒體技術的更新與迭代使監控術進一步延異。延異（différance）一詞由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根據différence杜撰，他用a代替e意在表明différance同時具有差異和延宕的意思，指稱通過差異運動（differing）和創造一切差異（difference）的力量。（一）監視技術的改變單視監獄（synopicon）是挪威奧斯陸大學法律社會學教授托馬斯·馬蒂森（ThomasMathiesen）提出的概念。希臘單詞syn表示“共同，同時”，opticon則與“觀看”相關。他認為，福柯對現代監視系統的理解和敏感性做出不可忽視的貢獻，但福柯的局限性在于他似乎故意選擇對大眾傳媒尤其是電視視而不見，因為新的傳媒方式會從根本上顛覆他敞式規訓的想象力基礎。在他看來，監視技術已然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與突破———大眾媒體的出現，尤其是電視塑造了多數觀看少數（themanywatchthefew）的模式，更多的群體有觀看他者的機會和可能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單視監獄”中，只有“權力精英”才有機會成為被觀看的對象。具體來說，只有少數人才能成為被觀看者，大多數人都是觀眾。以全天候、無死角的幼兒園監控為例，家長甚至能夠通過智能手機遠觀孩子的一舉一動，但同時也將教師的一言一行收入視野。對于學生家長而言，教師群體就是教育場域的“權力精英”。與此相伴而生的是，“權力精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調整自己的言談舉止，時刻規約自己的行為，甚至表現出虛假的教學表演，無私人空間可談。（二）場域的主體賦權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杰弗里·羅森（JeffreyRosen）進一步發揮和融合了福柯“敞式建筑”和馬蒂森“單視監獄”的概念，提出“全視監獄”（Omnipyicon),傳媒研究與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關系是緊密的。意識形態指的是觀念對人們的信仰和行動的影響，這一概念在傳媒研究和社會學的其他領域都得到了廣泛應用。這個詞最早是由法國作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8世紀末創造，用來意指一門“觀念科學”（scienceofideas）。不過，這個術語被一批學者以更具批判性的方式使用，如馬克思就把意識形態看作是“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意指權勢集團能夠控制流布于社會的主導觀念，以使自己的地位正當化，如宗教教導使人安于自己的命運。新媒體空間使“弱小孤寂者”獲得了話語權，構成了主體權力意志的“在場”表達，凸顯了新媒體場域主體賦權。在福柯看來，“環形敞式建筑”（panopticon）是一種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而在馬蒂森看來，“單視監獄”（synopicon）則體現了一種共觀主義（synopticism）；羅森則認為“全視監獄”（omnipyicon）是全視主義（omnipyicism）的詮釋方式。但無論是何種建筑、何種主義，他們所要表達的共性在于監控在具體關系中的規訓與控制策略。監控維持的空間是一個具有技術理性支配的空間，它努力表現出它是一個公正的空間。然而由于互聯網科技等的推動，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被空間意義上缺席的東西取代。可見的和具體的統治者的力量正在消逝，但沒有消失，監控權力以一種無形的微觀力量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足夠現代的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檢視并沒有喪失在現代性喧囂的樂觀主義中。三、當前和現代：對校園監管的教育學（一）監控技術的范式轉換范式（paradigm）是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提出的概念。中國的學者對范式內涵形成了自身的見解：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定了他們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并使之成為該共同體的一種傳統，為該學科的發展規定了共同的方向。那么，我們以范式理論來審視監控技術，就會發現監控技術并未發生革命性、根本性的變革。與敞式監獄相比，傳播和信息技術形成了權力和控制的同樣散播，但不再受邊沁的磚石原型的限制的新型監控技術。但從本質上來說，敞式監獄、單視監獄與全視監獄轉換的只是信息科技，而不是科學本身的變革。變化的是監控的攝像部分（眼睛—攝像鏡頭）、傳輸部分（神經—圖像信號）和顯示部分（視網膜—監視器），是人到機器的功能轉換，其基本假設、科學方法、科學信念并未徹底轉換。如果要有一場科學革命，本質上，不是科學進步，而是科學的范式轉換。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場基本假設、共同信念和科學方法上的根本性轉換，科學革命就不會發生。這也就是說，校園監控規訓技術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發生根本性變革，也難以從根本上消失不見。（二）確立“技術禁閉”的制度原則信息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深度嵌入并構建了我們社會的新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性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的操作與結果。不管是“敞式建筑”還是“單視監獄”和“全視監獄”，教師與學生總是身處外在景觀的牽羈之下。現代性的倫理學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堅持原則的普適性。“現代性的一個典型的、可能是決定性的特征是：先天性地被貶低為一種還沒有解決、但在原則上可以解決的沖突，一種暫時的麻煩，一種通向完美之途的暫時不完美狀態……”首先，就校園監控技術本身而言，校園建設離不開監控的使用，其發展也需要校園監控技術的更新與完善。“技術禁區”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它以“技術有禁區”為前提，并有“技術應用的禁區”和“技術發展的禁區”兩種基本含義，前者表達的是對于某種技術應用之做的否定，后者是對某種既有技術本身發展之前進的否定。其次，就校園監控之制度與道德層面而言，校園監控需要制度與道德的雙重審視與規范。制度與道德的關系的另一種表達形式是制度道德，其包含對制度的正當、合理與否的道德評價和制度中本身具有的道德意義。在制度方面，筆者認為，英國的校園監控使用在制度層面給我們提供了有益啟示。英國在使用校園監控時具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并且英國教師與講師協會（ATL）也提供指導意見：安裝CCTV前審核安裝的必要性、安裝的地方需有醒目之處貼有告示通知、學校管理必須對CCTV系統的操作和運行過程清楚掌握、CCTV被經常檢測以測試它們的有效性以及個人可以舉報學校在使用CCTV上違反數據保護法的行為。在道德層面，理應精準區隔便利與隱私二者之間的關系。人距狹義的動物性越遠，就越帶有意向、目的、計劃調控自身的行為。技術的本質是人克服自身局限、自由意志的外化，道德與倫理是自由意志的內在限度，技術的屬人性為技術的道德控制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技術的道德控制就是人對自身自由意志的自我控制。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