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北邊疆安全的漢武帝財政改革

［］K234.1［］A［］1003－8353（2010）03－0093－06對于漢武帝財政改革與邊疆經略，學界大多持否定態度，認為是“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體現，并由此破壞了經濟發展的規律，給西漢社會發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①。這些觀點大都是從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出發，堅持漢初以來與民休息政策的正當性，反對政府隨意改變財政、稅收政策，這些思想對發展社會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任何一種軍事行為和財政改革都要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分析，如果從秦漢以來中原王朝所面臨的處境看，西漢經略西北邊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亟需的；漢武帝的財政改革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及時的。漢武帝財政改革與邊疆經略奠定了漢朝在東亞的霸主地位，成就了“秦皇漢武”的歷史格局，使漢武帝成為中國歷史上彪炳千秋的帝王。因此，本文從漢武帝經略西北邊疆的必要性、財政改革的及時性以及武帝后期經略西北邊疆的策略性等幾個方面，分析西北邊疆經略背景下的漢武帝財政改革及其對西漢王朝的影響。一、漢武帝經略西北邊疆的必要性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后，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②的局勢已經大為改觀。到漢武帝時期，西漢國力強盛，家給人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自秦漢以來就逐步控制西域，三面威脅西漢王朝的邊疆安全與社會穩定。因此，經略西北邊疆是漢武帝實現國家大一統目標的迫在眉睫的任務。（一）解除匈奴威脅成為西漢王朝崛起的前提匈奴是我國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漢時期其勢力逐漸發展壯大，發展到東至遼東，西到塔里木盆地東北，南至今河北北部、遼寧西南和寧夏等地區，擁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③的強大勢力。由于秦末漢初的戰亂，西漢初創時期國力衰弱。漢高祖六年（前200）“白登之圍”后，漢王朝被迫對匈奴采取和親之計，“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④，以求換取邊境的暫時安寧。雖然和親政策未必可取，“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內多反側者，固不得不如此。”⑤此后，歷經文景之世，直到漢武帝初年，都奉行與匈奴和親的妥協政策。但是，和親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的掠奪，也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其對西漢政權的威脅。匈奴一再背約，日益驕橫，并且連年入侵，攻城略地，搶奪人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⑥。后元元年（前163）時，匈奴對西漢侵擾變本加厲，一直攻打至長安附近的細柳和霸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⑦，京城騷然，舉國不安，成為西漢王朝最大的邊患。西漢統治者憂心忡忡，漢武帝對大將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⑧因此，反擊匈奴、解除其對西漢的威脅成為西漢政府的當務之急。（二）聯通西域成為攻擊匈奴的重要途徑自秦漢以來的二千余年中，歷代中原王朝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秦漢時期的匈奴，魏晉時期的鮮卑，隋唐時期的突厥，宋元時期的契丹、女真等。西域地處中國西北邊陲，通過河西走廊與關中連接在一起，是中國西北的重要屏障，也是牽制北方游牧民族侵擾中原的戰略后方。西漢文帝六年（前174）匈奴“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⑨，隨著匈奴勢力的強盛，西域一些主要國家相繼臣服，“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⑩匈奴不僅從西域諸國獲取經濟收益，而且在占有西域后，在戰略上從三面對西漢形成包圍之勢，而從西域通過河西走廊可以直逼關中。因此，連接西域諸國、驅逐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從而解除西漢的邊患，成為漢武帝時期重要的戰略目標。漢武帝先后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連接匈奴的反對勢力以“斷匈奴右臂”(11)。隨著西漢對西域了解的逐漸深入，武帝對西域的戰略地位和中西往來的樞紐作用逐步重視，認為西域是打擊匈奴勢力、展示西漢雄威的絕好區域。因此，這時的漢武帝，通過對西域諸國的通使與聯姻，從“斷匈奴右臂”開始，初步具有“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12)。（三）日益雄厚的國家財政實力成為經略西北邊疆的重要物質保障經高祖“白登之圍”后，西漢在政治上實行無為而治，在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中間經歷“文景之治”經濟的快速發展，到漢武帝時期，財政實力與社會發展情況已與漢初不可同日而語：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兮。(13)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武帝時期，國庫充盈、人民生活富裕，農業和商業發展迅速。“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14)，國家對工商業采取放任的政策，從商隊伍迅速擴大，涌現出一大批財累萬金的富商大賈，成為社會階層中不可小視的富有階層。因此，農業和商業的迅速發展，使民間經濟力量迅速發展與壯大，西漢社會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為西漢改變對匈政策、解除國家威脅奠定了經濟基礎。因此，武帝逐漸改變了漢初被迫實行的忍讓的和親政策，積極進行連接西域、合擊匈奴的戰爭準備。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解除匈奴威脅、進行西北邊疆經略只是時間問題了。二、漢武帝財政改革的及時性為了解除匈奴威脅，實現“廣地萬里”、“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漢武帝改變了“文景之治”以來“無為而治”的政策，決定武力討伐匈奴。但是，在討伐匈奴的過程中，由于龐大的軍政耗費使西漢財政出現運轉困難。為了達到繼續進行西北邊疆經略的目標，漢武帝及時進行了財政改革，改革的目標是把社會財富處于政府控制之下，由政府統一調配。漢武帝的財政改革使財政危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保障了漢武帝西北邊疆戰略計劃的繼續進行。（一）戰爭耗費甚巨，急需后續財政支持戰爭雙方的較量更多的是雙方實力的競爭。面對匈奴的不斷侵擾，憑借漢初近七十余年的積累，漢武帝一方面派遣漢使通大月氏、烏孫等西域諸國共抗匈奴；另一方面，直接對匈奴展開正面戰爭，拉開了漢匈戰爭的帷幕。元光二年（前132），西漢政府開始了大規模反擊匈奴的戰役，此后“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賚，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15)元朔二年（前127），霍去病兩次率數萬騎兵出征匈奴，發動大規模的河南戰役；元朔五年、六年，衛青率十余萬騎兵兩次出朔方、定襄，征匈奴，發動漠南戰役；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隴西、北地二千余里；元狩四年（前119），衛青、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征伐匈奴，發動了漠北之戰等。數次反擊匈奴的征戰，消耗了西漢政府多年來積聚的財富。元朔二年（前127），武帝為加強北方防御筑朔方城“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16)同年，渾邪王投降后，武帝賜降漢之匈奴渾邪王及有功之士“凡百余巨萬”(17)；元朔五年（前124），衛青反擊匈奴有功，受到皇帝賞賜，得“黃金二十余萬斤”，而戰爭中“軍馬死者十余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18)直接的戰爭耗費、大量賞賜以及安置受降兵士的費用等，使西漢財政支出浩繁。元朔六年（前123），西漢政府出現“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的情況(19)。而到了元狩四年（前119），西漢王朝的國家財政已經達到了“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20)的地步。此時的財政危機影響到漢武帝繼續對匈奴的戰爭和西北邊疆經略目標的實現。漢武帝多次對匈奴用兵，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西漢邊疆向西、向北推進數百千里，匈奴勢力大衰，“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21)。但是，這時期西漢對匈奴的反擊仍然沒有徹底傷其元氣，匈奴仍然不愿臣屬西漢，對使匈的蘇武等西漢使節隨意扣留，而且對邊境騷擾也常有發生，因此匈奴的潛在威脅還沒有根本消除；更為糟糕的是西域諸國仍然首鼠兩端，普遍具有“不兩屬無以自安”的心態(22)。由此可以看出，西漢在西域沒有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之前，如果經略西北邊疆的計劃就此擱淺，匈奴勢力將會卷土重來，已有的戰果很可能會化為烏有。基于此，在國庫空虛的情況下，只有進行財政改革，將社會財富集中在西漢政府的掌控之中，才能保障戰爭的后續財力，最終實現經略西北邊疆的戰略目標。（二）漢武帝控制社會財富的財政改革漢武帝的財政改革主要通過由國家控制經濟領域的活動，任用桑弘羊等人，廣開財源、壯大國家財政，制定有利于政府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財稅制度，使漢興以來積聚的大量社會流動財富集中到政府的掌控之下。第一，國家壟斷商品專賣權，盡取天下鹽鐵利、酒利。漢初國家不干預經濟活動，山海之利往往被富商大賈所獨占，大鹽商、大鐵商很快成為“富至巨萬”的地方豪強。在武帝與匈奴戰事頻仍、財政吃緊時，“富商大賈”仍然“不佐國家之急”(23)。由此，漢武帝采取了鹽鐵官營的壟斷政策，并于天漢三年（前98）下令由官府壟斷酒的產銷，實行酒類專賣，以達到“興鹽鐵，設酒榷，……以佐助邊費”(24)的目標。鹽鐵官營以及酒類專賣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遂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稅源。戰事起，“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25)，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在政府控制社會財富、解決財政危機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第二，推行均輸、平準。均輸平準，是國家壟斷商品的運輸、買賣、商品價格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改革措施。均輸是由大司農派出屬官去各地郡國對上繳朝廷的貨物沿途出售，買回朝廷所需的貨物，在運輸過程中通過買賣貨物盈利賺錢，“輸者既便而官有利”(26)；平準是在朝廷設平準官，根據市場行情買進或賣出，國家壟斷貨物的價格，商人無法從中謀利，而國家卻可以從中獲利。漢武帝均輸平準政策的實施，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強了邊疆實力，“邊余谷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27)第三，頒布算緡、告緡令。算緡、告緡是針對大商人的一種經濟剝奪行為，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開始實行對商人及手工業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賦稅。并針對商人隱藏財產、規避稅賦的現象，武帝又頒布告緡之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28)，國家沒收的“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它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29)算緡、告緡令的實施，為西漢王朝帶來了巨額的財政收入，極大緩解了武帝經略西北邊疆所造成的財政困難。此外，漢武帝還建立了穩定的貨幣制度，中央牢牢控制鑄幣權，并根據經濟及軍事需要及時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同時，擴大稅基、拓寬財源，增加算賦和口賦的征收數量和范圍，如開始對商賈和奴婢課以重稅，并使口賦從十二錢增加到二十三錢，據估算，僅當時全國的口賦收入就“約占歲入總額的7.5％”(30)，漢武帝的這些財政改革在漢代財政體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所制定的財稅政策，在短期內都有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國家的財政實力得到了壯大，“一歲中太倉、甘泉倉滿，邊余物，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富而天下用饒。”(31)再加上“賣官鬻爵、納金贖罪、捐獻沒收等一些雜項收入”(32)，及時地充實了國庫，為武帝進一步經略西北邊疆提供了及時的后續財政支持。三、漢武帝經略西北邊疆的策略性漢武帝的財政改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漢王朝的財政危機，使西北邊疆經略得以繼續進行。為節約軍事支出，以戰養戰，武帝在西域逐步實行邊戰爭、邊屯墾的策略，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屯墾戍邊活動；此后，由于國內局勢變化，武帝在政治上又適時發布了“罪己詔”和“罷輪臺屯田詔”，這些措施都體現了漢武帝經略西北邊疆的策略性。（一）屯墾戍邊，以戰養戰在攻擊匈奴和經略西北邊疆的過程中，武帝開創了“以戰養戰，屯墾戍邊”的邊疆經略措施，戍卒亦農亦戰，節省了大量的軍事開支，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西漢經略西北邊疆以來的財政壓力，對穩定前線形勢，具有重要意義。西域距離中原路途遙遠，戰事一起，“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33)從中原內地運糧到西域，費用甚巨，最初秦攻擊匈奴時，從山東青州地區運糧到河套，費用“率三十鐘而致一石。”(34)匈奴在多次與漢軍交戰后，認為“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因此，漢武帝時期的財政危機大多與軍事費用相關，解決前線的軍糧和物資供應，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也成為衡量西漢財政支持能力的重要尺度(35)。元封三年（前108），“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36)太初元年（前104）李廣利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又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37)太初四年（前101），西漢開始在渠犁、輪臺等地屯田，建立了經營西域的根據地，西域屯田為漢政府對西域的經略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軍事保障，極大減輕了西漢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時，漢政府還先后組織了數次大規模的移民進行屯田戍邊。元狩三年（前120），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萬口”(38)。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而后在元鼎六年（前111）“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39)據《西漢人口地理》統計，“西漢一代有數量可考的移民達82.5萬，到西漢末自然增殖到120萬，加上其他各種移民及其后裔，人數可達到150萬。”(40)徙民實邊產生了較高效率的經濟生產力，為前線戍卒提供更多的衣食之源，而且對穩定漢武帝經略西北邊疆的戰果發揮了積極作用。（二）繼續攻略西域，但適可而止經過財政改革與實施屯墾戍邊策略后，增強了西漢與匈奴爭奪西域的能力，進一步拓展了西漢在西北邊疆向前推移的空間。但是，常年征戰損耗了西漢的國力，再進行大規模的征戰并非明智之舉，此后武帝在西漢已有財政實力的基礎上，實行以穩為進、鞏固已有戰果的策略。財政改革后，漢武帝繼續經略西北邊疆，經營西域。在衛青、霍去病等攻擊匈奴的第一階段，已經重創匈奴勢力，并征服了樓蘭、姑師。與匈奴決定性的戰爭已經結束，漢在西域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因此，打擊和拉攏西域諸國，進一步消除匈奴對西域的影響，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目標。此時，西漢對西域最為著名戰役是攻略大宛，“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41)。太初元年（前104），漢武帝派遣李廣利討伐大宛，太初三年（前102），李廣利逼降大宛。大宛降，對匈奴產生了巨大威懾：“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筑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42)西漢的軍事亭障由此自令居西行，經酒泉、敦煌、玉門，至是又到達鹽澤（今羅布泊地區）。因此，漢武帝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心理攻勢上，都完成了對西北邊疆經略的后期目標，“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43)這就為昭、宣時期繼消除匈奴勢力、持續進行西北邊疆經略奠定了基礎。攻克大宛后，漢武帝并沒有趁此繼續擴大戰果，因為武帝對西漢王朝內部的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由于多年來國家重心大多放在西北邊疆經略，國內矛盾積聚，如戾太子問題、流民問題、財政問題及軍事斗爭中李廣利降匈奴等都對武帝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所以，即使在搜粟都尉桑弘羊適時提出“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筑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44)的合理性建議后，武帝也沒有采納，武帝認為“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45)，并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46)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罷輪臺屯田詔”，并同時發布“朕之不明”的“罪己詔”，為其后昭、宣時代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開始了號稱“昭宣中興”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期。四、結語班固對武帝反擊匈奴、經略西北邊疆之事云：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列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后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愿請屬都護。圣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47)其實從漢武帝為維護西北邊疆安全的財政改革分析，班氏之言有失偏頗，雖然他肯定了漢武帝為圖制匈奴，消除其對西漢威脅，乃“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達到了“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的戰略目標，也中肯地評價了由此造成了“財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并起，道路不通”的財政與社會困難局面，但班氏對“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的認知則與歷史發展趨勢大相徑庭。如果沒有武帝時期對西北邊疆的經略，使西域諸國成為西漢的戰略后方和對抗匈奴的基地，如果沒有及時進行財政改革和鞏固西北邊疆戰果，就不會有西漢世界大國地位的奠基，更不會有聞名世界的絲綢之路的開辟與繁榮，其后中西文明對話的渠道、商貿往來的通道何時暢通更無法可知。所以，班氏“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的義理之論，只是時代局限下的弱視之陳詞，與漢武帝外樹大國威儀、內修政治、經濟一統的目標不可一日而語。總之，正是由于漢武帝及時進行了財政改革，使西漢經略西北邊疆的目標沒有中途擱淺，而漢武帝在伐大宛勝利及西域屯墾穩定后，及時調整政治、經濟政策，發布“罷輪臺屯田詔”，“下哀痛之詔”，從而將國家發展重心及時調整到養民、休養生息的道路上來，體現了武帝高明的政治策略，“仁圣之所悔”，挽回了西漢的將頹之勢，促使了其后“昭宣中興”局面的出現。值得玩味的是，雖然武帝“罷輪臺屯田”使西域屯田暫告段落，但是武帝之后西漢在西北邊疆經略仍未中斷，而且始終是一種進取的姿態。元鳳四年（前77），昭帝采納桑弘羊前議，命賴丹屯田輪臺，同年又命傅介子刺殺樓蘭王，并屯田伊循。宣帝即位后，即發兵十五萬騎，與烏孫聯合攻擊匈奴，又多次與匈奴爭奪車師，并分立大小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并最終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府代表西漢中央管轄西域諸國。這些史實都表明了西漢經略西北邊疆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與武帝財政改革經略西北邊疆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雖然武帝的財政改革對民生造成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但是從西漢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武帝的“哀痛之詔”只是其權宜之計，目的是為西漢政府贏得民心、為休養生息贏得寶貴時間，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西北邊疆安全的目標。注釋：①就目前已有的相關研究看，有的學者從農民生活角度進行分析，認為西漢王朝經營鹽鐵和商業，直接給人民帶來了一些痛苦（見翦伯贊：《中國史綱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有的學者認為漢武帝財政改革是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粗暴干涉，必然阻礙經濟發展，是社會的倒退（見周舜南：《對漢武帝經濟改革的再認識》，《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張躍：《漢武帝時期的壟斷官營經濟政策》，《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張躍、王天龍：《漢代官營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3期；陳磊：《淺析秦漢經濟政策對國家進步的影響》，《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有的學者認為漢武帝財政改革雖有支持對匈奴戰爭一面，但更多是聚斂財富，滿足皇室的奢華生活需求（見薛振愷：《試論漢武帝的斂財政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②《史記·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17頁。③《漢書·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750頁。④《漢書·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04頁。⑤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⑥《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78頁。⑦《史記·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04頁。⑧《資治通鑒》卷二十二，征和二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726頁。⑨《史記·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96頁。⑩《漢書·西域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72頁。(11)《漢書·張騫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166頁。(12)《史記·大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6頁。(13)《史記·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20頁。(14)《史記·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61頁。(15)《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