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城”與“人”論19世紀中葉近代嶺南報刊的“廣州形象”建構

國內學者、出版機構對于晚清報刊所做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頗有價值，但由于社會發展階段的限制和研究者各自的編選眼光的差異，迄今為止，國內有關的晚清報刊出版多是全文影印出版，或是就重大歷史事件（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中外關系等）進行報刊史料選編，或是學者關于晚清報刊的學術研究，尚無研究者和出版社從城市視角來對晚清報刊的城市史料尤其是近代廣州的報刊城市史料進行整理與研究。回望近代以來廣州城市的歷史變遷，勾勒出近代廣州城市在中西文化影響下呈現出的多元而復雜的城市發展道路與市民生活狀態，追溯廣州城市在近代化過程中積累的城市生活與管理的經驗，為廣州這座城市沉淀歷史文化底蘊，這成為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與視野，一方面以《廣州大典》集部別集類為基礎，另一方面以近代廣州傳教士中英文報刊為材料，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廣州記錄報》（TheCantonRegister）、《遐邇貫珍》、《中外新聞七日錄》、《述報》等在反映南中國海歷史文化中較有代表性的報刊，從雙重視野審視近代廣州的城市史料，力圖勾勒出近代廣州城市的發展及其時代特征，在雙重眼光中分析傳統士大夫與近代傳教士、知識分子對于廣州城市的不同印象及其文化差異，分析傳統知識分子在巨大時代變革中的心理嬗變與文化沖突，通過近代傳教士的異域之眼觀察此時廣州的城市發展狀況及政治、社會、風俗、人情，常常能夠發現傳統文人習以為常而忽略的諸多細節。通過還原歷史語境和文化氛圍，以剖析近代廣州城市的發展歷程與文化特征。我們高度重視對于近代廣州城市報刊史料的細讀，注重中英文報刊的對讀，重建更為貼近歷史事實的近代廣州城市生活、近代化發展與廣府文化關系的研究。一傳教士筆下的廣州城中官員與民眾形象勾勒與擁有燦爛傳統文化、悠久歷史的中國相比，歐美國家近代以來素以先進文明自居，科技的發達、軍事的強大，使得他們在看待中國城市、中國人時常常帶有一種曖昧的立場，既有充滿獵奇、艷羨的目光，又帶有自大、抵觸甚至是輕蔑的態度。在經歷了近代文明洗禮后的西方人看來，中國是一個矛盾結合體，既古舊、燦爛又專制保守、公德闕如，在封建王朝的威嚴之下怯懦無聲。對于一座近代化的城市而言，城市官員尤其是地方行政首領的言論、行為，往往代表著城市的管理水平、進步程度，成為衡量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標準之一。但在西方傳教士看來，晚清地方政府的官員們思想保守、封閉，在科學知識這一塊近乎無知，他們不僅崇拜偶像、推崇異端邪說，還常常愚昧可笑、自以為是。在1865年的廣州城，曾發生過一起地方行政長官帶頭求雨的事件，被傳教士敏銳地記錄到了報刊中。該則新聞如此敘述事情經過：“三月底羊城上憲見米貴時，值春耕欠雨，即率同僚往觀音山龍王廟祈求，翌日果大雨。自三杪至，四月初八日止，遠近大喜。在大憲軫念民生，即詩所謂民之父母也。尋有老叟言，前嘉慶時旱，有蘇藩臺獨陟白云山龍王廟祈雨，回署雨遂滂沱。”[1]這一事件中，廣州地方行政首領的行為鮮明地體現了近代化過程中廣州所面臨的思想觀念問題，報刊對此有著嚴厲的批評：“人皆謂天雨施于龍王，彼亦未思龍亦鱗介中之首耳，乃龍而以王名，既以物而僭人之號，謂龍能行雨，且以物而具神之靈，不知天之雨實由于主宰上神。主不肯施雨，則難使巫尪遍求天地山川群靈，甚至無神不舉，仍不見效。至若愚民無知，往往一求而時雨下降，皆上主寬恩也。蓋無格物致知之學，妄謂雨出于龍，而智慧之人則歸榮于萬物之主矣。”[2]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人眼中的廣州政府行政長官立刻顯示出其保守、迷信與無知的一面，這顯然與廣州近代化的歷史趨勢背道而馳。廣州地方官員不但對于科學知識十分陌生，難以解釋天文地理現象，而且對于行政管理也極不專業，官員們往往依靠賄賂、保護費攫取大量利益，但對于公務而言卻是重大損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之后，廣州地方政府開始采取措施：“聞蔣撫憲自禁止省中文武員私受娼賭陋規之后，深慮捕費無處可取，且恐捕務從此廢弛，因面諭藩臬兩司酌筆馀款，提撥給發各員，作為津貼捕費名目，以彌補陃規一項，免各員有所借口。現藩臬兩憲議以參游每月支銀一百四十四兩，守備每月支銀四十四兩，千總每月支銀十兩，外委每月支銀五兩，額外外委每月支銀三兩。現聞各武弁，業已紛紛詳文，赴投廣州府庫中請領矣。”[3]如果說廣州地方官員在組織生產、管理社會過程中常常表現出業余、尷尬的水平的話，那么廣州城市中民眾的整體素養則堪稱冷漠、病態，反映出近代化之后廣州民眾文化素養的闕如與進步的緩慢。在創辦于廣州的《中外新聞七日錄》看來，廣州城民眾們文化素養不高，人們只注重金錢與現世享受，而缺乏探討學問、認識事物本質屬性的興致。《遐邇貫珍》曾作過一篇報道，反映了廣州民眾對于外國游客的輕慢與冒犯：“二月十六日，有英人三名在廣州江浦司一帶游覽。忽遇附近鄉村匪眾群起，毆搶，傷人，掠財。”在報道了這件事情后，報紙追問英人在廣州城被毆搶的原因，認為最根本的還是民眾的異常冷漠：“若中土人三名在英國地方游行，有鄉人如此待之，其臨近居民必全出詛喝，交口訾之。中土人眾遠適異國者，實繁有徒，其聲明四揚，可推為識情達理。今似此行為，是禽獸之不如矣。”民眾對于與己無關之事的長期緘默，助長了城市的不良風氣，發展到后來廣州城市的社會風氣逐漸敗壞，民眾對于拐騙、坑蒙等行為司空見慣：“羊城向有拐子，騙買婢子與孀婦，偽為妻妾。迨交銀后，假作回里，落艇即駛往別處，換船直往舊金山地方，賣與寮中為妓。倘若不從，則以鞭撻逼之。此等所為，真天良喪盡矣。舊金山六會館公所之人，見此拐騙，其心惻然，曾于咸豐三年嚴行禁止，已有明條第日久視為具文。該匪仍循故轍，今月復出長紅，標貼羊城各處以懲奸宄而憫善良。”[4]中國經由鴉片戰爭的失敗驟然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無論是政府體制、官員思想還是社會習慣、規章制度，均難以與變幻莫測的現實情況匹配。因此隨著進入廣州城市的外國商人、傳教士、游客逐漸增多，不時發生一些不太和諧甚至尖銳沖突的情況。雖然廣州地方政府依照議和協議對于在穗外國人進行了保護，但實際效果似乎并不太盡如人意。二華西民眾的沖突與文化溝通背后的問題由于廣州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就開口通商，社會、經濟受西方近代文化影響有了一定的進步，但在封建社會不斷解構、殖民地程度不斷加深的情形下，城市的社會治安與公共管理也面臨著極大的考驗。受西方列強產品傾銷的影響，中國傳統小農經濟日趨凋敝，破產的農民不斷涌入廣州謀求生路。同時海外各國紛紛以廣州為中轉站，前來城市經商、傳教或開設報館等，外國流動人口也不斷增加。由于晚清地方政府缺乏近代化的城市管理經驗，在近代嶺南報刊中有關廣州城市史料中常常可見地方政府應對城市治安、社會管理捉襟見肘的報道。由于國外來廣州人員增加，如何管理他們成為擺在廣州地方政府面前的難題。就近代嶺南報刊中的城市報道史料而言，政府部門似乎從未尋找到有效的管理辦法。由于外國來廣州人數增多，華人與外國人如何和平相處成為問題，一些報紙就曾描述外國來者在廣州胡作非為、地方政府疲于應付的狀態。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外新聞七日錄》等報刊中，就記錄了不少關于“番人”違法亂紀的事情。有的自稱英國人，長期盤踞在廣州城內外進行敲詐勒索：“聞有兩番人自稱英人，周流羊城內外，專入各鋪勒取銀兩，少則一元，多則三四元，無人敢阻。不知者以為領事官，必保護他，即稟之，亦不信他有勒索之事，或畏番人利害，故不敢觸犯。風聞其身并無利器手槍，而各處更夫以及鋪伙，皆不敢拿他解官，真不怪也。”[5]有的則是因為華番發生口角，最后導致華人殞命的沖突：“又聞閏廿六日晶，河南有一西洋人酒醉，偶遇一唐人以叫番鬼相犯。在西洋人小不忍，即以匕首刺唐人之胸，此唐人受重傷，不能刻下復仇，即疾走入海幢寺避其鋒。至一樹下，遂倒地而斃。”[6]更有甚者，長期盤踞在廣州的一些外籍人士竟然與官府進行對抗：“河南有一釘番部店，其樓上有洋客五名租住，中有一名，曾因在街上刺死唐人業已逃去，尚余居者四人。忽于是月初旬番禺縣率差役數十名，至此店圍拿，實時捉獲洋人三名，有一名鳧水逃脫。不料于五鼓后，該逃脫之洋人糾黨數人，蜂擁回在，將其孖氈擄去。查此洋人是無賴之徒，常在羊城地面假扮官差，巡私緝捕從中取利，而拐帶強擄，無惡不為。”[7]面對外國來華人士之為非作歹，廣州地方政府除了虛張聲勢地飭差拿獲，并無任何實質性的有效應對辦法。在許多涉外的社會治安報道中，最后往往未能緝拿嫌犯，遑論知曉嫌犯是何國人。如果說這些較為激烈的個體沖突還能從社會管理、個人選擇等方面加以解釋的話，那么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言語表達所衍生的矛盾則只能歸因于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認同的困難。明朝中期之后中國實行海禁，只允許廣州一口通商。清康熙年間海禁政策執行更加嚴厲，但廣州依然憑借著一口通商政策成為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城市。歐美各國的商人居住于廣州城中，他們的身材、體型、外貌與中國人差異較大，當地民眾為了將他們區別于此前來自大食等國的蕃客，同時根據歐美商人帶來令人驚奇的近代科技產品，發明了“番鬼”這個粵語詞匯。“番鬼”既有“鬼馬”的幽默意味，符合歐美商人熱衷銷售科技產品的特點，又能表明其外來者身份，因此迅速在嶺南地區流行起來。在近代一些嶺南報刊中，曾出現過因為華人稱呼外國人為番鬼而引發的糾紛。同治四年（1865）的廣州傳教士報刊《中外新聞七日錄》曾記錄下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七月十三日五點鐘時，有英人由西炮臺散步入金利埠街道，遇一余姓名亞二，開張西成號洋煙錢銀店。其夫妻子女當晚膳時，見英人過門前，便對伊小孩子說番鬼番鬼。英人突然聞知，責其何以妄呼番鬼干犯遠人。伊即強調伸辨謂偶言以嚇小孩子之哭耳，細看其小孩子形狀在類哭，后想是一言已出駟馬難追，故假另起爐灶言以為掩飾。”由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廣州是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外國人常年居住于此，廣州民眾與外國人曾一度相處融洽。美國人威廉·亨特曾寫過《廣州“番鬼”錄》一書，生動地描述了19世紀外國商旅在廣州城中的生活情景，不難發現對“番鬼”一詞威廉·亨特并不反感。但到了同治四年之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二十余年，“番鬼”一詞由于國家劇變、中西沖突而被賦予新的內涵，來華西人逐漸對這個詞語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報紙分析當時西人的微妙心理：“此是故意相呼，不是無心流露，若不加以小懲，誠恐孩童習慣成風，一倡首遂至積重難返矣。英人于是將其招牌西成二字援筆而鈔出，旋于十五日，到領事府說其原委。領事府即說番鬼二字久已，請中國官員論各黎庶，絕口勿道。在有識者，多有凜遵，而無禮之頑民，仍然肆口狂呼，殊為可惡，自當照會查辦。”[8]鴉片戰爭之后，廣州民眾對于外國商人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一些人將經商者等同于入侵者，并使得粵語中的“番鬼”一詞漸漸有了額外的諷刺意義。報道中稱呼番鬼原本是一件非常細小的事情，但放在鴉片戰爭這一歷史事件與中西沖突的背景下，最后竟然釀成了一次外交矛盾。報刊接著報道：“始至十九日，四點鐘英人回寓，忽見路上有一人荷枷者，細察其面貌，似是西成店前日妄呼之人。即著往問，始知英署已行知南海縣令，在縣令即差拘該店之余亞二案訊確，在河旁地方枷號一個月，以為亂言者戒。”[9]經過這一事情，傳教士們借助報刊義正詞嚴地告誡中國民眾應尊重外國友朋：“竊思諺云，病由口入，禍由口出，使余亞二粗知道理，誡凜金人，慎爾出話，從何遭此荷校之兇乎？伊戚自貽悔將奚及也。吾愿中國各人，自后如遇洋人切宜以禮相待，不可學此輕薄之人亂呼番鬼以招禍患。觀于余亞二之因妄而罹咎，穩中有降可為前車之鑒矣。”[10]“番鬼”這一粵語詞匯語義的變化，形象地反映了自明代中期至19世紀中期廣州城市對外交往的歷史。近代嶺南報刊對于來華外國人居住于廣州城的生活有著豐富的報道，客觀記錄了他們進入廣州城市之后感受到的中西文化觀念、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隔閡與誤解，形象反映了近代廣州在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文化沖突。這些沖突表面上似乎僅僅出于偶然或者個人因素，但將其放在歷史大背景下來看顯然有著更為復雜的民族情感與家國立場。三來華西人的偉大形象與基督福音的傳播策略與廣州城市中的中國官員沉迷迷信、收受陋規，以及中國民眾異常冷漠的形象形成對比的是，近代嶺南報刊中對于來華的歐美人有著迥然的報道。在近代嶺南報刊中，來華的歐美人士往往為傳教士、醫生、使領館人員，他們犧牲自我、追求真理、服務社會的精神成為報紙著力報道的內容。這固然與近代嶺南報刊多為傳教士創辦或有宗教背景相關，但更主要的或許還在于文化的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視角、思維的不同。在近代嶺南報刊中，常常出現在刊物中的來華西人多為教師。他們開設塾館，探求真理，傳播文化，成為開化中國民眾的先行者。廣州是西方國家從南中國海域進入中國的前站，來華西人多有在此停留或居住的經歷，這為他們熟悉中國語言、環境提供了絕佳的契機。來華西人經常開設私塾學堂，免費或以低廉學費招收中外學生，教他們同時學習英文、中文、地理、物理等知識，使他們能夠較早地具有較為寬廣的視野，廣州的中外書塾就是其中的一個案例。“羊城中外書塾之設也，是延中國舉人與西國名儒主席，專以中外文字教習生徒，歷有年所矣。茲又將屆一年，必須考選以別其才之優劣，以分其功之怠勤。現于十一月初一日，各國領事府暨中國縉紳及洋商等，均到館內品定其列：第一班一名盧念劬獎銀七元，二名馮維茂獎銀三元、寒暑針一枝；第二班一名黃亞德獎銀五元，二名黃文炳獎銀三元、寒暑針一枝；第三班一名黃菊泉獎銀五元，二名黃榕根獎銀三元；第四班一名林亞河獎銀五元，二名高東成獎銀三元。以上各人俱能淹通英文，其中明達唐文者梁耀炳獎銀四元，胡永中獎銀四元，而胡永中因周年到館策力彌勤特加獎銀四元。至終年勤讀，且能恪遵規矩者，惟梅亞樹，亦獎銀四元。此皆鼓舞人材，獎勵后進之意。想各學者諒能倍加其功，從此進德修業，由小學而臻大成者，可拭目俟之矣。”[11]除了私塾學堂，許多報刊還通過介紹刊物來宣傳西方傳教士及其文化價值觀念。《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不定期地刊登一些對于自家刊物的介紹，不遺余力地宣揚中西民眾的友情，尤其是顯示外國人對于中國民眾的友善、幫助，希望以此來增進中國民眾的了解，消除中西文化之間的隔膜。《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曾有一篇《招簽題》，主要講述該刊創辦的背景和資金來源。該刊真實的出版意圖是通過刊物的編輯和發行，告訴中國人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消解中國人的保守和自滿心理，以此來推動西方文化在中國的輸入和傳播。在近代嶺南報刊中，來華西人中的光輝形象系列中除了牧師、教師、編輯，最為成功的當屬醫生系列報道。許多來華醫生具有傳教士背景，或者說傳教士以醫學為途徑來傳播宗教，他們通過自身高超的醫術為封閉、保守、落后的中國民眾解除病痛，贏得他們的信任，并以此為契機傳播基督福音，往往比一般的傳教更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近代嶺南報刊中，編纂者對于在廣州城市生活、工作的醫生的報道多注意其高明的醫術、無私純潔的信念以及仁愛博大的胸襟，中國民眾對于這些醫生頗為接受。借助近代嶺南報刊中的醫生系列報道，傳教士們向中國民眾傳播了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幫助他們形成對于基督教的想象和對西方文化的認同。美國傳教士伯駕創立的眼科醫局于1835年在廣州開業，這是中國內地第一所影響較大的西醫醫院。伯駕（PeterParker，1804～1888）為美國傳教士、醫生兼外交官，早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1834年6月1日在紐約長老會教堂被任命為傳教醫生，10月受美國基督教差會美部會的派遣來廣州，成為基督教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伯駕在廣州新豆欄街租賃房屋設立眼科醫院，時人稱為“新豆欄醫局”。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中，曾有一篇報道是專門描述其醫術高明和醫德高尚的。該報道中，曾引用一首漢人贊頌伯駕的詩，內容如下：“我居重樓越兼句，所聞療治皆奇新。治法迥與中國異，三分藥石七分針。癰疽聾瞽雜焉坐，先生周歷如車輪。有女眉生斗大瘤，血筋縈絡光輪囷。自言七歲遘此疾，今又七年半等身。先生撫視曰可治，但須稍稍受苦辛。乃與刀圭日一服，五日再視扃樓門。縛女于塌戒弗懼，霜镵雪刃爛若銀。且挑且割約炊許，脫然瓜落如逃鶉。遏以瓶藥日洗換，旬余膚合如常人。有兒生無兩耳竅，坦然輪廓皆平湮。先生為之鑿混沌，實以銀管香水歕。涂膏抹藥頻改換，輪廓隱起耳有聞。有婦患臌腹如鼓，肢體黃腫死已濱。銀錐三寸入臍下，黑血涌注盈雙盆。須臾肌肉倏瘦皺，精神漸復回陽春。至如治目尤專技，挑剪鉤割無虛辰。治愈奚啻百十計，奇巧神妙難具陳。得效忻然無德色，不治泫然悲前因。嗚呼先生心何苦，噫嘻先生術何神。神術不嫌狠毒手，毒手乃出菩提心。是法平等無貴賤，物我渾一無踈親。”[12]報道中對于伯駕面對疑難雜癥的冷靜治療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他在治愈病人不果后對于病因的悲憫，顯示出伯駕作為一名傳教醫生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精神。但是如果與伯駕的醫藥傳教實際情形相對照，我們發現該刊的報道只保留了對于伯駕醫治中國病人場面的描寫，卻對伯駕借此機會傳播新教的目的和方式實行了回避。從根本上看，“伯駕是合格的醫生，也是按立過的傳教士。對他和美部會而言，醫藥畢竟只是傳播基督教福音的手段或工具，他的目的不僅是通過醫藥治療華人的肉體，更在于拯救他們的靈魂，希望華人能因此而接受基督教信仰，因此伯駕十分在意隨時傳播福音的機會”[13]。伯駕在廣州行醫期間完整的工作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