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尚往來”與中國人際關系現狀作者：暫無來源：《檢察風云》2012年第10期文／雨非說禮品經濟是繼人口、信息、金融等之后又一個可以用“爆炸”來形容其發展態勢的事物—點兒也不過分。作為中國人，也許我們對于每天發生在身邊的送禮那些事兒早已習慣甚至麻木，而這恰恰證明了其普遍性。中國的禮品經濟到底有多大規模？誰也無從回答。熙熙攘攘的表象之下，究竟是怎樣一潭深不可測的“水”，還需一番追根溯源。但送禮現象可謂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讓入迷惑，因此首先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而要理解送禮的本質，須從中國本土語境中“禮”的涵義說起。《禮記》云：“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可見“禮”是用來判定親疏關系、解決誤會、區別同類和異類、辨明是非的一套原則。在中國古代，“禮”還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維持社會、政治秩序，鞏固等級制度。筆者認為，“禮”的關系學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作為—種廣泛存在的規則，它厘定、調節各類關系，既可以是邏輯關系，又可以是人倫關系。中國古代有禮器、禮樂，又有“制禮作樂”之說，它們都是將某種“禮”所確定的抽象關系具象化的產物，但其“靈魂”仍在其所寄托之“禮”即表達的特定關系上。決定禮物意義的同樣不在于物，而在于“禮”——人用物品寄托某種關系，比如新婚男女互贈戒指，意在表明—種相愛的關系。可見，這禮雖然可以送得形形色色，但其本質在于人際關系的傳遞、表達和經營，在日常口語中則對應于“拉關系”、“搞關系”、“攀關系”等說法。人際關系的三種基本類型一旦看清楚送禮行為的本質在于人際關系，我們便找到了解釋送禮之風日盛原因的一個絕佳切入點。通俗地說，送禮就是在搞人際關系。在這一籠統觀點的基礎上，需要迸一步追問：究竟是何種關系？人際關系究竟以何種方式左右著人們的送禮行為？社會科學研究已經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張由不同的人際關系織就的網絡中。臺灣社會心理學家黃光國先生在研究國人社交行為時，曾提出入際關系的三種基本類型，主要依據是關系中情感性因素和工具性因素的強度。第一種是情感性關系，通常是長久而穩定的，存在于家庭、密友、朋友等主要社會團體之中，情感性成分遠大于工具性成分，建立或者維持這種關系本身就是最終目的。第二種則與情感性關系相對，稱為工具性關系，短暫、不穩定且具有匿名性，如售貨員和顧客或公車司機和乘客之間的關系，以這種關系作為獲得其他目標的一種手段或—科工具。第三種是混合性關系，介于以上兩者之間，廣泛存在于親戚、鄰居、師生、同學、同事、同鄉等各類角色關系之中，構成了人際關系網絡中廣闊的中間地帶。就如同我們限中的世界因為有了黑白以外的中間色調才不至于枯燥乏味，這種混合性關系的意義是同樣顯著的，因為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確定性，也成為我們進一步理解送禮行為的關鍵。與工具性關系相比，混合性關系中的交往雙方彼此認識并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系，因而使其呈現出更多的特殊性和個人化，且最為關鍵的是，由于關系雙方存在對今后再次進行情感性交往的預期，這種關系具有延續性，它完全可能從所謂的“一面之緣”、“點頭朋友”、“泛泛之交”發展為更“鐵”的關系。但顯然，這類關系也不像家庭等主要社會團體那樣親密無間、毫無保留，更不指望心甘情愿為對方無私付出。由于缺乏一些特定且固有的紐帶作為基礎，比如血緣，所以這種關系往往需要一些外力來推動和維系——禮尚往來無疑是十分管用的人際關系“潤滑劑”。盡管純粹的情感性關系中間也存在禮物的饋贈，但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是關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或重要條件；至于工具性關系，理論上它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一包括法律、制度、契約、成例等，通常只要按照“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然后“錢貨兩清”的思路操作即可。因此，在三種人際關系的基本類型中，混合性關系與送禮行為的聯系最為密切。借用布迪厄(PierreBourdieu)著名的“場域”(field)概念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集中、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那么在混合性關系這樣一種特定的場域中，送禮就是一種極為重要并被普遍采用的個人策略。從情感性關系向工具性關系轉化筆者認為，送禮之風愈演愈烈，與當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各種社會關系此消彼長的變遷有關。—方面，情感性關系正從_些傳統主要社會關系中流失。家庭關系作為一種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性關系，其變化對此產生的影響尤其深遠。究其原因則是中國人家庭結構的變化，在核心家庭逐漸成為主流、獨生子女成為基本國情的同時，家庭的規模變小了，于是家庭關系無論在質上還是量上都不可避免地萎縮了。當然，萎縮的還不只是家庭關系。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相互交織，不僅僅帶來物理空間的巨變，也造就了高度匿名化的社會空間——陌生人社會。在這樣的大趨勢下，情感性關系的流失也不足為怪了。另—方面，工具性關系領域夾雜更多情感性成分。本來，現代化帶來的制度化進程意味著這些領域的運作將越來越規范化、職業化、標準化，公平原則愈發深入人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身處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社會，許多制度尚待健全，這就為某些制度外運作提供了余地，使一些工具性關系的領域不再純粹。馮軍旗在《中縣干部》中指出了1978年以來我國干部體制的悖論，即一邊是制度的推進和累積，一邊是關系的作用越來越大。筆者認為，這—具有中國特色的悖論不只局限于干部體制領域，而是一個更具普遍性的轉型期問題。當今的醫患關系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如今任何具備一定生活閱歷的人都知道：要想好好看病，不動用點人脈關系是萬萬不行的，塞點“紅包”、送點“薄禮”自然也是少不了的。當情感性關系不那么富于“情感”，工具性關系卻不乏“情感”運作時，介于兩者之間的混合性關系便逐漸在人們的人際關系網絡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而混合性關系作為送禮行為最主要的發生空間，送禮之風隨之愈演愈烈也就不難理解了。費孝通先生將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網絡稱為“差序格局”，這是一種高低遠近親疏強弱分明的結構，好比水中漣漪般富有層次和立體感。筆者認為，當今現代城市社會里的人際關系卻大相徑庭，人與人的交往更加便利，人們普遍擁有更大的社交圈子，但似乎喪失了那種分明的層次和立體感，這一趨勢好比攤大餅，越攤越大，卻也越攤越平、越攤越薄。在這樣一種格局下，關系不親不疏、不強不弱、藕斷絲連、曖昧不明者越來越多，也就給送禮提供了更大的運作空間。人際交往的“異化”：瘋狂的禮品禮品經濟的畸形繁榮固然已經引發了不少的反思和聲討，然而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更容易被表面的喧囂所遮蔽。其中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狀況就是：人們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際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送禮打點維系的。也許在不少人看來這并沒有什么不正常，但筆者認為這其中卻潛藏著當今中國人際關系的尷尬和困局。如果去掉這些形形色色的禮來禮往，我們還剩下什么？這恐怕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而是這答案太沉重。如今，“禮尚往來”——沒錯，不是“禮尚往來”，而是一種以禮品為“核心競爭力”、建立在送禮收禮之上的人際交往——已或明或暗地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去適應的社會規則，成為—筆筆剪不斷、理還亂、背不動的人情債。當年馬克思在論及勞動的本質時，使用了著名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即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人的生產及其產品最終反過來統治了人。筆者認為，這里同樣存在—種人際交往的“異化”：禮品經濟越繁榮、送禮行為越普遍，人際關系就越單調、越淡漠、越錯位，禮品的授受和禮品本身反過來左右了人際關系。“事急要辦，關系難覓。何以解憂？唯有送禮。”如果世界真的成了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