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12/r/n認罪認罰制度的現實問題/r/n分析/r/nTOC\o"1-3"\h\u/r/n16490/r/n一、/r/n緒論/r/n /r/n/r/n1/r/n11443/r/n（一）背景和目的/r/n /r/n/r/n1/r/n13148/r/n（二）我國認罪認罰制度研究現狀/r/n /r/n/r/n1/r/n5635/r/n二、如何理解“認罪認罰”?/r/n /r/n/r/n2/r/n16023/r/n（一）適用標準/r/n /r/n/r/n2/r/n30191/r/n（二）適用要求/r/n /r/n/r/n2/r/n5272/r/n1.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r/n /r/n/r/n2/r/n8894/r/n2.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r/n /r/n/r/n3/r/n20831/r/n3.堅持證據裁判原則/r/n /r/n/r/n3/r/n13300/r/n三、認罪認罰制度實踐中的現狀/r/n /r/n/r/n3/r/n5052/r/n（一）被追訴人的權益未得到充分保障/r/n /r/n/r/n3/r/n9467/r/n（二）值班律師與辯護律師之間存在的問題/r/n /r/n/r/n3/r/n18918/r/n（三）被害人權益被忽視/r/n /r/n/r/n4/r/n20957/r/n四、認罪認罰制度實踐中現狀的原因/r/n /r/n/r/n4/r/n5059/r/n（一）需要確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和自愿性/r/n /r/n/r/n4/r/n18144/r/n（二）值班律師權利受限/r/n /r/n/r/n5/r/n28819/r/n（三）保障被害人權益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存在理論沖突/r/n /r/n/r/n5/r/n25099/r/n五、針對這一現狀的具體措施/r/n /r/n/r/n6/r/n23262/r/n（一）對比國外認罪認罰制度立法經驗/r/n /r/n/r/n6/r/n32226/r/n（二）針對被追訴人/r/n /r/n/r/n7/r/n19662/r/n1.值班律師地位及辯護必要制度/r/n /r/n/r/n7/r/n22226/r/n2.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被告人上訴的處理/r/n /r/n/r/n8/r/n14430/r/n（三）重視被害人權益保障/r/n /r/n/r/n9/r/n10530/r/n1.賦予被害人程序參與權，法律幫助權/r/n /r/n/r/n9/r/n6664/r/n2.完善量刑建議制度和國家補償制度/r/n /r/n/r/n10/r/n13169/r/n3.賦予被害人獨立上訴權/r/n /r/n/r/n10/r/n16853/r/n六、結語/r/n /r/n/r/n10/r/n一、/r/n緒論/r/n（一）背景和目的/r/n中國的刑事制度擁有悠久的歷史，古代也有認罪的規定，西周時期的《尚書·康誥》中就有記載“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1]意思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犯有十分嚴重的罪行，但愿意把犯罪事實交代清楚，還原真相，就可以不殺。這是我國古代關于認罪這一制度最早的記錄。這一制度后來發展為認罪制度，到今天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西周時期的記載是現今這一制度最初的模樣。我們從各種影視劇中也能得知司法機關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常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從這里我們能知道，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說，如果徹底如實交代其犯罪事實，就能得到寬大的處理。/r/n我國刑事司法經過了幾年速裁程序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2018年10月26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2019年又發布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于這一制度的規定作了進一步細化。/r/n“公正、秩序、效率”是法律用語中常常提到的詞匯。這一制度在適用時必須要保證程序的正當性。若嫌疑人的口供是被逼問、威脅得到的，則是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之時須校正非法取證的行為。在認罪認罰中，若犯罪嫌疑人不認罪，則沒有認罪認罰這一說，也是不能夠適用的。在整個案件中，如果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真實確鑿、程序正當的前提下，可以適用這一制度。/r/n這一制度設計的最大特點就是能夠有效提高整個案件的辦結效率。由于社會不斷發展，經濟水平不斷提高，近些年，嫌疑人最終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比80%以上。像比如危險駕駛這類輕罪案件，在查明案件事實，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適用這一制度保證了公正，同時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在民間流傳著：“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這一說法使人們不能正視“坦白”帶來的“寬”。在某一種程度上，一些人將“坦白從寬”理解為誘供、騙供。這一制度的應用，更有利于將我國一直以來“坦白從寬”的政策逐漸走向法定性，大眾不再歪解這一制度。/r/n（二）我國認罪認罰制度研究現狀/r/n圍繞認罪認罰制度這一主題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成果在法學界都有所體現。胡小敏的《對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問題的思考》說明了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意義與應該注意的問題。劉坤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現狀與完善路徑》結合對某直轄市試點工作開展情況的調研,總結了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完善措施。朱孝清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幾個問題》重點說明了如何把握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證明標準與如何理解和把握控辯協商。閔春雷的《回歸權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困境及理論反思》闡述了司法機關應為認罪認罰權利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救濟,應以權利為基點確立新型合作式訴訟模式,探索構建獨立的認罪認罰程序以提高程序的公正性。王雪的《國內外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比與借鑒》一文找出了我國認罪認罰的制度漏洞，對國外先進的法律制度進行吸收借鑒，注重保護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劉方權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建設路徑——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經驗的研究》通過對刑事速裁程序試點進行經驗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國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建設路徑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以上文獻都對本文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學術界關于認罪認罰制度的其他研究也對本文的思路提供重要的借鑒。/r/n二、如何理解“認罪認罰”?/r/n（一）適用標準/r/n在審查起訴階段，原則上認為，如果犯罪嫌疑人承認主要的犯罪事實且同意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的，這種情況就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處理。這一制度在以下條件可以適用：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的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并且需要簽署具結書。[2]我們要注意一點，如果僅對個別細節提出異議但不影響“如實供述”的認定。其中從寬是指遵循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基本原則，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綜合考慮認罪認罰的具體情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結合法定、酌定從寬情節的規定，依法確定從寬幅度。[3]/r/n不適用的情況有：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2.未成年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他們的代理人或辯護人對未成年人認罪認罰有異議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構成犯罪，以及有其他不宜適用的情形.[2]/r/n（二）適用要求/r/n1.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r/n根據每一案件的情況，案件的不同嚴重程度，實行區別對待，對于罪行嚴重的刑事案件依法嚴格處理，對于罪行較輕的刑事案件按照法律的規定嚴格依法辦案，牢記罪刑法定原則。根據案件辦理過程中的的進展與變化，對/r/n于/r/n犯罪性質輕微，事實情節較輕以及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假使被告人承認犯罪且悔罪，就可給予從寬處罰，這樣處理有利于嫌疑人反省錯誤，自愿接受處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r/n2.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原則/r/n《/r/n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使認罪認罰，也應該與嫌疑人所犯罪行所匹配，不能重罪輕判，也不能輕罪重判。如果是極其嚴重的犯罪，就算認罪認罰，刑期也不會得到大幅度的減少。根據具體案件的情況，即使適用“認罪認罰”，每一案件的刑期減少幅度也會不一致。/r/n3.堅持證據裁判原則/r/n如果只具備/r/n/r/n犯罪事實/r/n，但沒有/r/n/r/n證據/r/n或者證據不足，不得定罪。認罪認罰制度更是如此，在實踐中司法機關應當避免強迫犯罪嫌疑人認罪、進行刑訊逼供，以此防止存在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為了保證犯罪嫌疑人認罪的自愿性，貫徹“避免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原則，在實踐中，要特別重視證據，對于一些事實證據不存在爭議的案件，被告人認罪并同意適應與此對應的簡化審理程序的，應當適用簡化程序審理，使認罪認罰從寬得以實現。/r/n三、認罪認罰制度實踐中的現狀/r/n（一）被追訴人的權益未得到充分保障/r/n在刑事訴訟中，各個階段均可適用認罪認罰制度。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迫于案件多的壓力，還要受到辦案時間的限制，出現了威脅、利誘被追訴人，使被追訴人在不是真實意思情況下認罪認罰，從而就可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在偵查階段，有些被追訴人被采取了強制措施，比如關押在看守所，可能會迫于會自由的渴望，簽下了認罪認罰具結書，希望法院快點審判但事實上這樣的認罪認罰而非自愿認罪認罰，還出現了一些法官與律師私下達成一致，勾結串通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被追訴人最終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的是什么罪名，就基于對律師的信任，稀里糊涂的認罪認罰，使被追訴人在很多情況下，權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r/n（二）值班律師與辯護律師之間存在的問題/r/n值班律師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和主要職責是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說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含義、提供法律咨詢與幫助以及到場見證具結書簽署，其職責與辯護人完全不同，值班律師的核心目的是確保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真實性。/r/n首先，值班律師提供的是法律幫助，不同于辯護律師。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中對于值班律師的問題就有所探索，比如上海等地，通過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會簽文件的形式明確了值班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范圍，但都沒有規定值班律師可以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調查核實證據等實質性法律幫助。主要原因是值班律師并不是辯護人，其職責和權利與辯護人有明顯區別。其次，從現行的法律看，并沒有法條對值班律師的幫助對象作出過嚴的限制。在一些不發達地區或者說基層，值班律師缺口較大，若碰見人數眾多的共同犯罪嫌疑人，也難以滿足需要。最后，為多名同案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后，不能再擔任該案的辯護律師，以保證案件客觀公眾。/r/n（三）被害人權益被忽視/r/n在檢察院實習時，時常遇見危險駕駛、交通肇事的案件。由于酒駕是故意犯罪，出了事故保險公司不會進行理賠。若是犯罪嫌疑人酒駕又出了事故，造成了人員傷亡，暫且只能由犯罪嫌疑人自行賠償。我遇到的這個案子犯罪嫌疑人將兩位被害人撞成了一人輕傷一人重傷，嫌疑人的汽車在事故中報廢了，將被害人的三輪摩托也撞壞了，需要嫌疑人賠償可家里也拿不出錢，案件事故發生到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已經過了大半年的時間，這期間，受重傷的被害人自行到北京做手術，到現今已恢復健康。從案發至審查起訴，我們見到犯罪嫌疑人之時，雙方還未達成諒解協議，也尚未賠償。諒解書對于犯罪嫌疑人一方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會關系到量刑。如果我是被害人一方又怎會輕易原諒嫌疑人？一分錢沒賠償，甚至醫藥費等治病的費用也是自己出的，案發到現在，嫌疑人也沒有對被害人進行道歉。被害人在整個案件中，不僅身體、心靈受到了傷害，也沒有得到嫌疑人的賠償與道歉，等到案子審判結束，還有一段時間。若是被害人一方家庭經濟不富裕，這樣的事故更是給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受傷不僅要花錢治病，也耽誤了工作等事情，給被害人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像這種沒有賠償的案件，在辦理中，被害人一方的感受更值得我們去關注。/r/n目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適用中，對被害人權益保護的重視不夠。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最終沒有把被害人作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參與主體。相對而言，公安、司法機關和被追訴人擁有更多的程序參與權，[4]可以對相關的訴訟程序施加重要影響。/r/n四、認罪認罰制度實踐中現狀的原因/r/n（一）需要確認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和自愿性/r/n自愿性與真實性都不可忽視，這兩方面都值得我們重視，首先，它們是不同層次的標準，自愿性是證據能力層面的標準，而且針對的是證據合法性方面的證據能力問題；而真實性則是證明力層次的標準。其次，認罪認罰的本質在于兩個字：“自愿”。怎么認定自愿？在于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對其犯罪行為進行了如實供述，且他當時作出這種如實供述是否是出于其真實、自由、沒有受到強迫的個人意志。最后，真實，意為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認罪認罰制度實施后，部分人將認罪認罰的自愿性與真實性看成是一致的，或認為自愿性包含了真實性，實際上是不當的混淆了自愿性的準則，將證據能力標準誤當作證明力標準。因此在實踐中，自愿認罪認罰的口供未必是真實的。/r/n（二）值班律師權利受限/r/n值班律師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委托辯護人、且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才有權獲得值班律師的幫助，[5]由此可見，值班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辯護人均有權提供，所以已有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值班律師的幫助。從法律規定來看，值班律師職能等同于辯護人職能，具體表現為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處理意見、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在場等。[6]但是在實踐中，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值班律師是否有查閱、摘抄、復制案卷、出庭、調查取證等訴訟權利，因此值班律師并不能和作為辯護人的律師權利相等同。/r/n（三）保障被害人權益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踐存在理論沖突/r/n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聽取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記錄在案。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所以，在公訴部門作出最終決定前，[7]了解、聽取被害人意見本身就是保障其權利。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事實，起訴書中未予認定，被害人也可以直接到檢察機關控告申訴部門反映情況。被害人在法律上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不過有句老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屬不一定會得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諒解，同時，根據不同案件、不同事實，有些案件可能性質比較惡劣，對于被害人造成了嚴重的傷害，這時對于被害人這一方來說，會覺得這一制度給犯罪嫌疑人帶來了福利，可以受到較輕的處罰。/r/n酒駕入刑后，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犯罪行為還是屢屢發生，就如我在基層檢察院實習期間，接觸到最多的案件就是某某涉嫌危險駕駛罪一案。危險駕駛或許會造成人員受傷，又或是只是被交警查出來酒駕，并沒有發生事故。這兩種情況都涉嫌同一個罪名，在認罪認罰的前提下，造成人員受傷的這種情況，由于是酒駕，保險公司不會理賠，導致被害人受傷需要由犯罪嫌疑人賠償，很多情況下達不成協議，嫌疑人這方覺得被害人一方要價過多，不愿意賠償。同樣是認罪認罰，賠款且得到了被害人諒解的情況，量刑幅度會輕一些。那么在這種嫌疑人不愿賠錢的情況下，被害人的權益如何保證呢？到了法院審判階段，被害人只能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要求賠償，法院會判定賠償受傷的被害人賠償款，從而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但是，是否賠款不影響嫌疑人的認罪認罰。/r/n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若是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異議，也沒有相應的救濟措施。從利益角度來看，被害人與國家司法機關的訴訟利益是不完全一樣的，也不能說司法機關就能代表被害人的訴訟利益，司法機關審查案子時是從一個客觀公正的角度，代表國家公權力使犯罪嫌疑人受到應有的處罰。而站在被害人角度來說，更多會希望對嫌疑人進行嚴重的懲罰與賠款，畢竟這相關到自身的利益。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在案件進行到一半時，司法機關決定給嫌疑人適用這一制度，但被害人主張嫌疑人沒有認罪認罰，或是堅決反對給嫌疑人適用認罪認罰，又或者在適用完這一制度后，被害人不滿意。這些情況在實踐中時常發生，但卻沒有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法。/r/n五、針對這一現狀的具體措施/r/n（一）對比國外認罪認罰制度立法經驗/r/n美國是辯訴交易制度最早開始使用的國家，并且因為它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以及優勢，使這一制度在美國得到蓬勃發展。[8]簡單來說，辯訴交易就是在檢察機關與被告人之間進行的一種“認罪討價還價”行為。/r/n德國也有案件繁多的煩惱，因此出現了“協商制度”，德國刑事協商在1970年之后增長迅速，是因為在1975年德國的立法機關在刑事訴訟法中引入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從而使檢察官手中獲得了同辯護方進行談判的“籌碼”，而辯護方也擁有可以主動影響刑事追訴的機會。[9]/r/n在實踐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辯訴交易制度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節約司法資源，但是它們在適用時卻有本質區別。在美國的辯訴交易中，當事人對案件事實可以進行妥協、交易。而在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必須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因此，司法天生是與公正相聯系的,沒有公正就沒有司法,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情形下,一般來說應當堅持“公正第一,效率第二”的原則,不能為了效率而犧牲公正、真相。[10]/r/n和辯訴交易制度相比較，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單向的，是司法機關對于被追訴人的從寬處罰，但仍然需要以“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為最基本的前提。而辯訴交易是雙向的，是控方與辯方達成的雙方協議，具有一定的“意思自治”成分，若一方違反了此“協議”，另外一方是可以在同一時間撤銷承諾的。而且，辯訴交易制度一般適用于證據存在瑕疵或者難以取證，檢方對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基本確認的情況下，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難以將案件移送審判機關或者難以獲得有罪判決的情況的制度，而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則是在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前提下才能適用，更多的體現的是輕刑化和促進犯罪預防效果等目的，兩者有本質的差異。[11]/r/n中國與美國屬于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也適用不同的法系，中國屬于大陸法系，美國屬于英美法系。美國每年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以辯訴交易方式審結。美國的辯訴交易，是指辯方與控方達成協議，雙方各做讓步，要求司法機關減輕處罰來獲得被告人方做有罪答辯。在中國，控方與辯方是完全處于對立的，他們代表著不同的訴訟利益，公訴機關代表國家公權力對侵犯他人權益的被告人提起訴訟，而辯方則要為自己這一方的權益辯護。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美國的辯訴交易都有提高司法效率的共同目的，但鑒于法律制度、人們思想觀念、法律背景等方面還是不能生搬硬套，我國現今實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符合我國的國情，它將在不斷的實踐中逐步優化/r/n。/r/n（二）針對被追訴人/r/n我在實習中碰見了這么一個例子，是一個開設賭場的案件。此案的幕后主使還沒有被抓住，已經查明的犯罪嫌疑人中有兩個在團伙中屬于作用較小的，沒有被關押到看守所，還有三位情節比較嚴重，且有幾十萬的贓款收入囊中，因此這三位被關在看守所中。這三位，有一位讓給我印象深刻，就叫他康某。案子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康某被關押在羈押場所，他認罪認罰，但是并未退贓。原因有二：第一，在關押狀態的被追訴人沒有自由，接觸不到手機，無法與家人取得聯系，自己的賬戶被凍結了，不可以從自己的賬戶中退贓。第二，康某的父母年紀大了，康某一人在外打工，與家里沒有經常聯系，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出了事，再加上老年人上了年紀，康某實際居住地點與現在的關押地點離了幾千公里，他的父親不敢相信兒子犯了這樣的事，電話中這樣說：“我過完年到這邊來一趟”。這一案件中，其他的同案犯都退了臟，并申請了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但唯獨他還是被羈押。等康某的父親到這邊幫兒子辦理退贓的手續時，案件早已移送到了法院。就算過年之后，康某的父親到當地公安局退贓，等之后法院判決，聽檢察院的工作人員說，早退贓和晚退贓的刑期是不一樣的。/r/n對于被追訴人來說，身處羈押場所，想退贓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家人不能及時配合相關部分退還贓款，那么對被追訴人的影響是巨大的。這樣來看，被追訴人的權利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r/n1.值班律師地位及辯護必要制度/r/n值班律師僅在審查起訴期間，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履行在場和提出意見的職責，不具有辯護人的職責和義務，也不是法律援助律師，但是此定位會帶來一些弊端，有些值班律師怠于履行自己的職責，不認真負責提出法律意見，只是形式上在場罷了，因此，辯護必要制度有一定實行的必要性。首先，案件從立案、偵察開始之后，值班律師一般提供的是為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引導和幫助嫌疑人及其近親屬申請法律援助，轉交申請材料；在認罪認罰制度中為自愿認罪認罰的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對檢察機關定罪量刑建議提出意見，犯罪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應當有值班律師在場；對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代理申訴、控告；承辦法律援助機構交辦的其他任務。根據法律規定，值班律師一般不出庭辯護，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可以依申請或者通知由法律援助機構為其指派律師提供辯護。[12]由此可見，值班律師與我們在法庭上所見到的辯護律師具有很大的區別。/r/n我國法律卻沒有賦予值班律師與辯護律師同樣的權利。從實踐的角度而言，值班律師是否有查閱、摘抄、復制案卷、出庭、調查取證等訴訟權利未作明確規定。但是，我們為何不這樣考慮呢？值班律師是從頭至尾比較了解這個案件具體情況的人，若是賦予值班律師為辯護律師的身份，如此便可以更好地提供法律幫助，也能夠使值班律師的作用發揮最大。給予值班律師辯護律師的身份，就能享有會見、閱卷等辯護律師的權利，首先擁有閱卷權，就能詳細了解案情、事件發展的經過，給予嫌疑人更有效的幫助。擁有會見權，才可以與嫌疑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向嫌疑人核實證據。我們都知道律師所行使的會見權，比如在審查起訴階段，嫌疑人正在接受強制措施，這次“會見”是不用經過檢察機關的批準，會見過程也不需要受監視，律師有權向嫌疑人了解案件事實、羈押了多長時間等問題，為其后期的辯護做準備，法律也并沒有規定律師會見的時間與次數限制，如此一來，被追人的權益也能更好的得到保障，案件辦結的效率也會得到提高。/r/n2.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后被告人上訴的處理/r/n若被告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時，有權上訴。被告人的上訴權，是不被剝奪的。因此，被告人認罪認罰后仍可以上訴。認罪認罰制度也不能剝奪被告人的上訴權，且仍然要適用上訴不加刑原則。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被告人已經簽署了具結書，但我們不能剝奪被告人反悔的權利。/r/n被告人上訴與認罪認罰存在價值沖突。在被告人簽署具結書后又上訴的，檢察機關通過抗訴來維護這一制度的公信力。否則，認罪認罰制度就沒有什么效果了，若是每個案件認罪認罰后又改變心意，不愿意認，提起上訴，那這一制度的存在就有些無力。是否抗訴應當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應當考慮以下情形：一是被告人是否是自愿認罪認罰以及產生的法律后果，對這一后果是否有正確認識；二是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出具的量刑建議書是確定的刑期還是一個有幅度的刑期。如這一建議是一個確定性的刑期，那被告人是先認罪認罰，也知道檢察部門給自己的建議刑期是這么多，固定下來的，這時法院宣判之后，被告人反悔，提出上訴，檢察機關就應當考慮抗訴。這一制度能否走得更遠，被告人一方的配合是十分重要的。/r/n（三）重視被害人權益保障/r/n1.賦予被害人程序參與權，法律幫助權/r/n被害人作為刑事案件中權益受到損害的一方，法律雖然規定了要聽取被害人一方的意見，但在實踐中被害人的權益還是受到了忽視，忽視被害人利益而追求訴訟效率也并不符合我國的國情,若被害人也能參與到這個程序中，那么認罪認罰從寬這一制度將在實踐中的效果越來越好。/r/n首先是程序參與權，刑事犯罪的程序分為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執行這系列程序。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像立案、審判、執行階段，都有專門機關負責，且審判階段，在法庭上，若是被害人參與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妥當的地方，比如一些稍微嚴重的犯罪，或許給被害人帶來了沉重的心理負擔，那些慘痛的回憶并不愿被提起。但是，在偵察和審查起訴階段，可以充分考慮被害人對于程序的參與，偵查階段目的在于查明案件真相，被害人在此時可能會作為證人為偵查機關提供證人證言，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也會詢問嫌疑人是否與被害人達成協議，也就是通常的刑事附帶民事，民事部分雙方若達成和解，對之后的量刑也會不一樣。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若是被害人也參與到認罪認罰從寬的協商過程中，檢察機關、被告人、被害人都參與到這一制度中，協商若達成，對被害人也能起到一種約束作用。之后被害人不太會再去以不服判決為由申請檢察院向法院提起抗訴。這樣能更好的保證這一制度的實行，保障法庭裁判的終局性與程序性。/r/n其次，是法律幫助權。被告一方違反法律，需要受到刑事處罰，但是被害人一方是合法權益遭受不法行為直接侵害的人。法律賦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獲得值班律師幫助的機會，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理解，因為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是沒有辦法與外界聯系的。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站在不同利益的對立面，當我們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想一想：“我”，作為受到最大傷害的一方，對一些不懂的法律問題又該向誰咨詢？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沒有被重視對被害人的保護。如果，在這一制度中讓被害人可以獲得法律援助，就有助于其更好地了解案情、被害人也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權利義務。有效的法律幫助也能有效的對司法機關進行監督。/r/n2.完善量刑建議制度和國家補償制度/r/n作為刑事訴訟主體之一，被害人這一地位是最值得我們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