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化文化經濟社會的人文建構21世紀已經到來。21世紀是一個全球普遍經濟化的時代。對于這一點，已經不會有多少人再去疑心或心存不滿--我們如今其實就已經處在了一個經濟社會的自行有序的開展進程之上，這個進程所展露的詳細態勢，就是以一種不可遏止的力量把我們直接引入新世紀的黎明；我們不僅已經親身體會到這一力量的宏大強迫性，我們也已經從這個經濟社會最初的強勢表現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成就感和精神自信力，并且期待著它可以給我們帶來更為持久的收獲。當然，全球普遍經濟化時代的最明顯特征，不僅在于它有著直接的經濟學意義，即它形成了一種物質高速增長的普遍效應，在社會物質形態的積聚與豐富方面提供了全球一致的開展趨勢，為社會進步確立了廣闊的經濟前景。更為重要的，是經濟化時代在強調自身物質層面的詳細利益特性的同時，同樣也產生了對于一種適應經濟社會價值情勢的文化體系的建構要求，亦即在社會的經濟理論過程中成功地造就出一種新的人文態度、人文意志和人文理論。它說明，面對新的世紀及其時代特征，文化的建構必須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價值立場，從而為人類在新的世紀帶來新的生活可能性。因此，在我們探究、設計新世紀的文化建構策略時，在我們寄希望于新世紀的人文前景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應該對這種新文化的根本立足點、新人文的內在理論特性，有一種合適于經濟化時代要求、滿足人類在經濟社會中普遍利益的總體把握和理解，在此根底上形成我們對于新文化的根本認識。在我看來，對于"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正是我們在考慮21世紀人類生存與開展問題的時候，所尋求確立的一種全新的文化意識或曰文化理念。這種"審美化文化"的核心，是在強調人類生存理論、生存需要的普遍性之歷史前提下，在公正地對待經濟社會的根本價值觀念與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動機之根底上，充分張揚"愛、和平與美"的人類精神追求及其價值表現的平凡性與常態性，亦即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形象之維上，克制那種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恢復人的詳細生活的直觀性及其感性魅力。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說明。首先是"審美化文化"建構與"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所謂"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是指那種建立在文化一元性之上，以精神的抽象性、理性的至上性和審美的主觀超越性為指歸的古典形態的人文/美學體系及其價值標準。在這樣一種人文/美學體系、價值標準中，人的生存現實的根本前提及其合理性，無一例外地都被制度化為理性權利的自律活動和結果；文化"正當性"的實現，在徹底回絕了人的直接欲望的可能性、日常動機的必要性之根底上，僅僅是作為一種先在理性的標準展開與功能而存在并獲得自己的合法化。盡管"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也贊美、有時甚至是高度詩意地想象了"人"的本體生存的理想之境；就像在柏拉圖、奧古斯盯培根、斯賓諾莎、康德、謝林、黑格爾等人，或中國的儒道釋哲學那里，"人道"始終是一個令人傾心神往而又要求著不懈的真理性探求的話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古典世界觀或價值體系范圍里，"人"、"人道"從來都不是一個具有其自身自然合法性的對象。換句話說，對于精神抽象性的偏好，對于理性至上性的執著，以及對于感性有限性和缺陷性的理性防范和倫理超度，始終構成為古典體系中"人"與自己的文化的最根本的美學關系。也因此，在古典形態的文化建構、價值確立中，其美學形式只能是不斷尋求一種哪怕在最直觀的層面上同樣對于理性至上性的有效敘事方法。如同我們在古典藝術體系中所看到的，感性的審美歡悅總是被牢牢掌握在理性強大而沉著的制約力之中，"不逾矩"既是藝術行為之于這種文化價值理性的最明確的表征狀態，同時也是藝術體系本身作為一種美學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功能的實現。假如說，在這樣的美學意識形態中仍然存在著對于日常過程中人情世故的表現；假如說，在這樣一種以理節情、以理轄情的文化制度中仍然保存了"人道"的追尋，那么，這種"表現"、這種"追尋"，首先突出了"人"對"理"的服從與信仰，突出著理性的無尚威嚴及其冷峻莊重的審美效應。由是，在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中，我們所看到的，便是一種排拒日常生活的生動性和世俗利益的詳細性，直接連接著意志力的強化、倫理精神的無盡修煉與崇尚自我犧牲的"神圣"意識。正因此，在古典的人文/美學體系里，其最常見、也是最根本的價值話語，就是"和諧"與"崇高"的理想性話語："和諧"強調著"理"節制"情"或"情"融于"理"的合法化理論；"崇高"那么表達了個別性對群體性、個體對社會的自我主動犧牲的必要承諾與內心景仰。一句話，作為古典人文/美學體系的精神守護制度，"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把所有一切感性的存在過程、人的世俗目的性與需求，統統逐出〔或者說是納入〕了理性的唯一合法的權利形態之中。一切超常規的、超個體的、超現實的東西，在理性的成功歡呼聲中被指定為一種精神的存在方式而獲得了"人性價值"的褒獎。反過來，人的一切常態的、詳細的、生動的東西那么成了"無意義"的證明，并且被歸入到"美/審美"的對立面而遭到遺棄。我們所提倡的"審美化文化"建構，恰恰是要對抗于這樣一種作為古典人文/美學體系之精神制度的"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事實上，在我們把"充分張揚’愛、和平與美’的人類精神追求及其價值表現的平凡性與常態性"、"恢復人的詳細生活活動的感性直觀魅力"理解為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核心的時候，我們所力圖表達的，首先就是一種極具現實意識形態力量的文化"對抗"--對抗理性以"歷史"的線性形式對整個人類生活理論的引誘，對抗理性將那種以個體自我犧牲所換來的"和諧"與"崇高"當作人在現實中不可回絕的榮耀加諸我們的頭上，對抗理性以制度化的強迫話語把我們從享受生活的實際歡娛中拖了開去。可以這樣說，尋求審美化文化"的建構，所要求的就是；第一，個體與社會可以回到同一個價值天平之上，人們可以毫無顧忌地環視、搜求自己最普通平常的利益與滿足；人是作為一個詳細的存在，而不是處處表達為"理性的公民"，不僅可以充分自覺到自身自然欲望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坦然面對社會的強迫而英勇地保衛和實現自己的根本人性。第二，文化"審美化"的合理價值尺度，不是一種屈從于理性權利暴政的文化標準，而可以重新直面人的普遍的日常生活過程及其根本欲望；可以重新在文化價值體系內部肯定人的世俗情感的合法身份，從而以一種新的美學方式恢復人類對于"愛、和平和美"的感性體會，真正實現人與自身生活的直接同一。這樣，我們所意欲實現的新世紀中"審美化文化"之于"愛、和平與美"的表達，在根本上就是反對了古典人文/美學體系，即反對"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的一種新的人文/美學形式。這樣一種新的人文/美學形式，不回絕理性、社會或群體的客觀性，但它不會因此降低甚至否認人的感性合法性以及與之相聯的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它并不回絕人在精神理想層面上對于無限展開的和諧世界、崇高理想的心靈期待，但它不會將之視作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據，并且同樣不會因此而放棄人在現實世界里對于自身世俗性權利的自愛與自尊、自信與自立。對于新文化的"審美化"建構來說，感性之維不是像它在古典體系中所呈現的那樣是一個"被囚禁的無賴"形象；相反，"審美化文化"的建構目的，就是要恢復人與生活之感性關系的堂皇的敘事性魅力，使之成為人"活著"的現實根據。還有一個問題要說明的是："審美化文化"的建構在充分正視人的詳細感性存在過程中，如何可以保持"愛、和平與美"的人類精神追求及其價值表現的平凡性與常態性？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新的美學形態的實現，"審美化"的詳細理論形式又是什么？因為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那就是"審美化文化"不能僅止于對古典人文/美學體系的對抗或批判，它應當同時是一種具有強有力的建立性功能的價值表達。"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盡管有著種種片面性、反人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同樣也有著特殊的建構功能，即它在長期的歷史延衍進程中，不斷地從自身體系內部生成了一種對于人、人的生活理論目的的直接標準力量，并且保持了這種標準力量的穩定性和制度化。對于"審美化文化"而言，我們要求的也是它可以為人的生活理論確立起詳細明晰的標準性指向，以便文化的現實過程得以在這樣的指向上形成持續的展開。在我看來，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充分借助一種現實的理論力量，這就是現代經濟社會的群眾世俗性價值體系。事實上，古典人文/美學體系之所以可以產生出以理性為制約的價值形態，"形式化的美學意識形態"之所以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文化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直接依賴了某種"精英社會力量"的不懈努力--作為一種將社會文化權利高度政治化和集中化的理論，"精英社會力量"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正是直接建立在理性話語的極端排他性根底上的，因此它在自身理論中必定強調對于整個社會和詳細生活活動中普遍人性與世俗情感的有效控制，以便保證社會標準的制定過程始終掌握在"社會精英"的手中--盡管這最終也只不過是少數人的文化意志表達。那么，與古典人文/美學體系相反對的"審美化文化"建構，同樣應該為自己找到一種詳細有效的現實理論力量。這里，我們必須指出，由于在很長的時間里，群眾世俗性價值體系一直是被當作"真價值"的對立面、永久精神/理性的超越對象而存在的，所以，我們把現代經濟社會普遍的群眾世俗性價值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建構根據，首先就要破除世俗/超越、感性/理性、物質/精神的二元對立意識〔一元文化形態的本質正在于通過強調這種二元對立性而將其中的一元加以了絕對化〕，重新審視世俗存在的價值指向，尤其是將它放在現代經濟社會生活的詳細過程中來確定其文化合法性維度。這樣，在"審美化文化"中，一方面，感性力量將第一次真正作為一種文化建構根據出如今人的理論過程之中；另一方面，對于群眾世俗性價值體系的借助本身，同樣也產生出一種非常詳細的文化可能性，即人的日常生活的現實滿足為有效實現"愛、和平與美"的常態性與平凡性帶來了直接成果。人的文化在這樣的過程中，才真正是屬于全體人的、親切可感的和直接享受的。于是，"審美化文化"建構將成為我們生活的自覺，而不是不能觸摸的無盡等待；文化的"審美化"才真正確認著人的存在的全面性，而不是將人僅僅當作一個"被投入"的對象而想方設法為之設立各種各樣的文化命令，最終卻又導致了人與人的生活的嚴重別離。當然，由于很久以來，感性與理性的對立、矛盾一直被人為地絕對化了；特別是，由于群眾世俗性價值體系常常在對抗理性、對抗超越性的過程中存在一種將自身表象化的傾向，因此，"審美化文化"的建構，同樣需要警覺成為另一種"形式化美學意識形態"的危險--感性力量擴張為社會文化理論中的絕對強迫性制度，在回絕理性之維的同時也把自己想象為一種無限的權利。在這方面，90年代中國文化景觀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參照：當經濟社會極度膨脹的物質欲望僅僅作為一種感性消費力量騰空出世，當經濟社會的群眾世俗性價值體系成為整個社會中唯一的存在，文化的"審美化"便變異為喪失人之生存本體根據的虛浮"影像"--一種純粹滿足了人的感官嗜好、只是討巧地表現了人"活著"的方式而不表達"活著"的內在目的性的生活"包裝"。①這種情況下，"審美化"過程便在本質上背離了它內在的人性全面的創造要求，"審美"呈現了它的直觀物質形式卻又再一次失去了對感性/理性、物質/精神、個體性/群體性之對立性的揚棄。質言之，倘假設"審美化"僅僅成為一種感性形象而不是人的存在的文化證明活動〔自我確認〕的話，"審美化文化"建構就有可能重新落入制度化的強迫性構造之中，在張揚人的感性合法性的同時卻又導致了這種力量的本體根底的急劇的自行消解；人在獲得了大規模的官能快樂的同時，卻又失去了文化再生的創造才能。對此，我們在提倡"審美化文化"建構時，應當有非常清醒的自覺。新文化的建構當然是對古典人文/美學體系的置疑或更新，但卻不應該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