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使命與文學的使命——從?文學興國策?說起幾乎是同時誕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從一開場，就存在著互相影響和制約又互相促進和開展的復雜關系。在中國社會處于急劇變化和動亂的二十世紀，文學和教育，可以說是推動中國社會開展和中國文化更生的強勁的推進力，它們的奉獻不可謂不大，這方面最突出的例證就在“五四〞時期。而白話運動的迅速繁榮也直接導致教育的變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國中小學語文課本逐步廢除文言、改用白話就是明證。1935年胡適在一次演講中就指出：“我對于教育還是一個門外漢，并沒有專門的研究。不過，我們講文學革命，提倡用語體文，這些問題，時常與教育問題發生了關系。也往往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而在教育專門家反而會看不到的。〞〔1〕因此，“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在大力提倡白話文學的同時，并沒有忘記對教育進展改革。胡適當時一再提倡的，就是一方面創造具有活力的白話文學也即所謂的“國語的文學〞；一方面將這樣的白話文學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學語文教材，也即造成所謂的“文學的國語〞，讓它們成為新的國語標準，并逐步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統一的語言。〔2〕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老大之中國何以戰??？人們自然從政治、軍事、科學技術等方面尋找原因，而在不斷地考慮與爭論中，人們逐漸意識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落后。與此同時，一些外國傳教士也在討論中國戰敗的原因，其中以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最為突出，他在戰后不久所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一書中，詳盡地討論了中國戰敗的原因，在當時影響極大。而附在該書末尾的一個小冊子?文學興國策?〔此處的“文學〞指的是文化教育，非一般意義上的文學〕，那么鮮明地把教育與國家的興亡問題聯絡起來，認為中國教育的落后導致了整個國家的落后，也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此書一出，其認為教育對一個國家的興亡空前重要的說法即給國人以宏大的震撼。從此，一個“教育救國〞的口號開場流行，大力興辦新式教育成為晚清時期一個有聲有色的運動。那么，?文學興國策?是一本什么書，而可以對國人有那么大的影響呢？?文學興國策?是由日人森有禮編輯的一個主要由美國各界人士議論教育的小冊子。森有禮于1871年出任日本駐美國第一任大使，他對美國的教育一直非常關注。1872年2月3日，他向美國文化部官員及其他各部和議員發照會一份，并向美國著名大學校長、文化人士等發函，稱欲理解美國的教育制度和實際情況，并征求他們對日本開展教育的意見。他的舉動在美國引起熱烈反響，他最后收到了一大批關于美國教育的資料和對開展教育的意見，湊足后森有禮將其匯總整理，就是這本?文學興國策?。該書被送交日本政府，引起重視，在認真研究后付諸施行。從那以后，日本的教育開展很快，至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的各類學校已有三萬多所，老師人數到達了九萬多人，在校學生有三百多萬。而中國的教育在此期間，那么根本上沒有變化。由此，林樂知認為，日本之強在于教育，而中國之弱也在于教育，因此中國要富強，首先要辦教育。這就是林樂知要翻譯介紹此書的原因。?文學興國策?全書共收十五篇文章，內容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即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意義、美國教育制度的情況以及對日本教育開展的建議。應當說，真正令中國知識分子感興趣的是關于教育重要性的闡述，即教育是國家富強的根本，是民族興隆的關鍵。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重視教育那么國家富強、民族興?。环粗敲磭邑毴?、民族衰敗。毫無疑問，這些闡述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現實針對性。傳教士的熱心介紹，加上甲午戰敗的強烈刺激，使國人開場意識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興辦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文學興國策?是1896年4月出版的，同年的6月，就有大臣奏請廣開學校，7月又有山西巡撫胡聘之要求對傳統的書院進展改革。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提請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創議終于出現，而朝廷在聽取了傳教士和一些大臣的建議后，也終于同意創辦大學堂，表達了把“教育救國〞這一思想付諸施行的決心。在光緒為興辦京師大學堂所頒發的詔諭中有這樣的說法：“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一個“急〞字，就明顯地流露出教育可以救國的熱切愿望。與大力興辦新式教育、以“教育救國〞的呼吁相比，對于文學是否可能起到同樣的救國救亡的作用，當時的文人學士根本上沒有什么指望，相反的是對中國人“重虛文〞而“輕實學〞的批評和反思，因此在談到新的教育制度的設立和教學內容的安排時，傳統的文學課程常常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而最大限度給予重視的，當然是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3〕。不過，在一味學習西方教育制度的過程中，人們也發現，盡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學見長，但也并沒有摒棄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按照陳平原的說法，“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包括大學堂〕立章程，都只能根據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之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于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于學堂章程的制訂，又悄然復歸——雖然只是在字面上〞〔4〕。但文學教育的這種復出畢竟是被動的，多少有些不太光榮。中國那么悠久輝煌的文學傳統，難道真的淪落到只有成為西方自然科學陪襯的地步嗎？——在1900年之前，文學類課程所占比重真的是少得可憐，常常還不如語言特別是外國語言，因為它們畢竟更“有用〞！不過，文學的這種被冷落不會太久。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在東渡日本的輪船上，讀到一部日本小說，領悟到文學原來還具有啟人心智的宏大作用。到日本后，即在其所辦報紙上以文學手段繼續其未竟的事業，以所謂的“新民體〞文章呼喚國民的覺悟，尤其是大力倡導小說。他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5〕。在這里，梁啟超把小說的作用進步到嚇人的高度，事實上也是進步了文學的作用。梁啟超看到了小說等文學作品在宣揚維新變法、呼喚思想啟蒙過程中的獨特而宏大的作用，意識到僅僅讓人們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并不能保證中國走向富強和強大，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形式來培養人才，也不能保證這些人才真正可以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奮斗——關鍵還在于人們的思想意識是否真正覺悟。而在如何讓睡獅醒來方面，文學無疑是一個最為有用的手段。于是，一個本來為時人所鄙棄的學科，因著啟蒙與救亡的需要，又重新獲得人們的青睞，并最終與教育一起，成為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獨特而亮麗的風景。它們在開展過程中的風風雨雨，直接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安康開展。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的這種出于實用主義目的之被重視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庸俗化和功利傾向，由此產生的副作用至今存在且有泛濫的傾向，實在是不能輕視。可以把看來“無用〞的學科以“有用〞的方式來使用它并開展它，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中常常出現的一個現象，對此非常值得研究。其實，對于何謂“有用〞，王國維后來也發表過自己的意見。他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一文中，就對張之洞所制定章程中缺少哲學一科提出批評。針對張之洞認為哲學為無用之學的說法，王國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以功用論哲學，那么哲學之價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圍故也。且夫人類豈徒為利用而生活者哉？……今假設以功用為學問之標準，那么經學文學等之無用，亦與哲學等，必當在廢棄之列，而大學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質的應用的科學不可；坐令國家最高之學府與工場阛阓等，此必非國家振興學術之意也。〞〔6〕當然，那時的王國維人微言輕，雖然見解深入，卻沒有產生多少本質性的影響。相反，倒是歷史采用了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賦予文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以重要地位，這就是借助其對人思想情感的影響，從思想啟蒙和民族救亡的角度來借重和使用文學，這種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對文學的看重，當然有助于文學的開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五四〞文學革命的成功做好了準備，但其對文學自身特性和規律性的無視，也同樣導致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整體成就不理想的結果。教育的開展其實也是如此，同樣被視作為啟蒙救亡效勞的工具，并和所謂的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等舉措一起，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運動。而其本身所應當具有的塑造人的心靈、拯救人的靈魂的功能卻被有意無意地無視了。隨著各類實用性課程開設得越來越多，真正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的東西卻越來越少。本來作為學校，應當具有文化的傳承、創造和為一定的社會開展效勞的功能，但在所謂的滿足特定社會開展需要〔尤其是看來非常緊迫的啟蒙救亡需要〕的制約下，學校日漸成為單純為社會效勞特別是為政治經濟開展效勞的機構，所培養的人才也只是一些實用性人才，所形成的一套以考試為中心的教學管理體系，嚴重無視了對人的全面培養，以致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教育沒有培養出多少真正對中國文化做出重大奉獻的人才，這自然是一個嚴重的失誤。在塑造人的心靈、提升人的境界，使人類更加遠離動物性和健全人性方面，我們看到了教育與文學的使命其實是一樣的。同樣的使命卻是通過不同的方式實現的。教育所給予人的，畢竟還有各種詳細的知識和技能，因此教育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采取灌輸和強迫的方式，而文學給予讀者的主要是啟迪，灌輸和強迫往往是無效的。然而，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教育和文學，還不得不承當了另外一種使命，即呼喚國人的覺悟，以拯救我們的民族，教育救國和文學啟蒙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為之奮斗不息的偉大事業，在他們眼里，自然也是非常的神圣。在教育家看來，文學畢竟只是教育的一局部內容。只有全面進步國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程度，才是最好的救國救亡的途徑；而在文學家那里，文學那么是既能塑造心靈，又能啟蒙救亡的神圣事業。教育和文學，在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方面，看來還是有所不同。1946年，馮友蘭所撰寫的?國立西南結合大學紀念碑銘?中這樣寫道：“結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馮氏此言如今幾已成為經典，這是因為誕生于特殊歷史時期的西南聯大，以其特殊的身份，確實在中國現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既堅持學術自由，又成為民主堡壘，這是今人為之贊揚的西南聯大的功績。誠然，當大敵當前、民族存亡危機上升為第一位時，每個人都有義務保衛自己的國家，因此，當時的許多作家才會自覺地投筆從戎，走向戰常即使那些仍然從事創作者，也把主要精力轉向宣傳抗日的救亡題材，這自然無可非議，卻多少令人遺憾：因為畢竟對一個民族而言，從它的長遠開展來看，它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幾聲吶喊，更應該有從歷史深處和文化傳統角度對我們這個民族進展審視和剖析的研究，同時也需要那些真正表現我們民族之偉大和智慧的藝術杰作。而且問題并沒有到此完畢。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教育，從反對科舉廢除科舉開場，中經飽受歷史巨變的影響而屢次遭受挫折。到了世紀末，本來有了可以安康開展的時機，卻又走上過分重視應試教育的老路。而文學，也在忍受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成為政治工具的同時，在世紀末同樣淪為商品經濟的附庸。這種從依附于意識形態到幾乎墮落為商品社會中一件普通商品的過程，同樣說明文學的將來不會比教育更好——假如不對這種現狀進展改革的話。培養人才是不錯的，問題是培養怎樣的人才。是培養他們賺錢的才能、適應社會的才能？還是應該有更重要的東西？文學藝術走向市場也是必然的，但關鍵在于作家藝術家的心態是否也應受市場的控制甚至一味迎合市場的庸俗和實用的要求。市場所歡送的難道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有真正價值的？一個民族對于文學藝術的要求，是否應該有更深廣和深入的方面？眼下所流行的所謂“美女作家〞也好，“用身體寫作〞也好，除了散發出濃重的銅臭味之外，就是更加刺鼻的庸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