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誰之學派，何種考古學？一一致敬俞偉超和張忠培先生引言：了了，仍未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場關于“中國考 古學向何處去”的爭論，似乎早已煙消云散了。隨著今年張 忠培先生的故去，參與爭論的核心主角俞偉超、張忠培以及 調停者張光直三先生均已化歸塵土。然而，那一場爭論至今 仍有回響，猛然讓人想起了 2003年張忠培先生悼念俞偉超 先生的文章標題：“了了，仍未了” 。先生們的考古事業是如 此，中國考古學之路何嘗又不是如此！在那篇情真意切的懷 念文章中，張忠培回顧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和俞偉超一 同為發揚蘇秉琦“兩論”做的幾件大事。他們進行了親密無 間的合作，共同扛起了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大旗。隨后他 筆鋒一轉

2、，又寫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那場爭論：“偉超和我都是蘇門弟子，屬于同一學派，彼此從來認為任 何一學派的生命力，在于學派內部的爭鳴，學術見解上的分 歧，過去我和偉超之間經常存在，相互之間，從不茍同，有 的或通過談話交流解決，有的則見諸文章，各人講各人的， 從不正面交鋒。在這次中國考古學走向何方的問題上，偉超 和我也有不同的認識，交鋒爭鳴，這顯示了我們從業之道。1作為走在世人前面的探路者，從來都不缺乏胸襟氣度。張忠 培試圖用一句話來結束那場爭論，他說，90年代以后他和俞偉超的著述，“形異而質同。2最早試圖調和兩位中國考 古學權威的觀點，是另一位考古學界執牛耳的人物張光直先 生，1994年他專門就以“

3、從俞偉超、張忠培二先生論文談考 古學理論”為題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中國文物報的專 欄上。3二十多年過去，中國考古學的新成果層由不窮， 各個領域的考古學者仍在從各個角度來回應和延續這一爭 論。從莫種意義上，這也正是張忠培所希望看到的一一以爭 鳴延續學脈，借分歧繁榮學派。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這 場爭論也貌似了了，仍未了。作為一個初涉考古學的新人， 筆者試圖努力從更廣闊的視角，去“同情地理解”那場爭論 的當代語境，并從歷史背景、個人性情乃至學風思潮的角度 略加以分析。當然，這只是意圖勾勒由前輩學人觀點異同的 一個“思想側影”，還遠不足以清晰地展現中國考古學發展 的全貌，盡管如此，也權且算作是后學追

4、尋前賢的腳印、向 前輩中國考古學者致敬的一份讀書筆記吧。第一部分“誰之 學派”，對“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提由背景進行回顧，實際 上這也是俞偉超、張忠培思考的共同起點，屬“求同”，還原中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主流下提由“中國學派”所面對質 疑和壓力。第二部分“何種考古學”，討論兩人在探索考古 學“中國學派”新方向上的分歧，梳理他們在考古學基本理 論方法、學科性質、發展階段等“存異”的若干爭點。第三 部分“語境闡釋”，從個人性情、學風思潮即心理和歷史的雙重語境，對這場論戰略加辯證解讀 一、誰之學派？（一）中國考古學主體意識的高漲由俞偉超、張忠培二人聯 署的“蘇秉琦考古論述選集的編后記（以下簡稱編后記）寫

5、于1983年，是兩位蘇門弟子珠聯璧合的標志。直到 多年以后，俞偉超在提及撰寫這篇編后記緣起時，心情 仍難以平靜，他回憶到，“寫作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回 想起我們學科幾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最后我甚至流下了眼 淚。4花了二十天的時間寫生的這篇編編后記，名之為“追求與探索”，既是蘇秉琦一生學術思想的寫照，也借 以暗示其中所遭遇的曲折。盡管有些小插曲，但此文于1984年一經發表，無疑成為當代中國考古學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俞偉超的淚水既是對恩師的感念，也是對自己數十年親身參 與和見證這個學科所走過的道路和命運的喟嘆。共同著名的 張忠培，也從不諱言中國考古學需要回答“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他一直

6、把蘇秉琦視為“中國考古學的旗幟 與永遠屹立著的豐碑 。5這篇編后記，可以說處處積 蓄著一種以建立“考古學中國學派”為己任的情懷和擔當。“考古學的中國學派” 一詞，是極具主體意識的提法。蘇秉 琦和兩位蘇門弟子無疑是扛旗者。在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研究百廢待興之際，考古學界能率先提由這一極具主體意識 的概念，遠早于其他學科，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要知道，據說直到1988年的“兩會”上，戴逸還以“哲學貧困”、“史學危機”、“法學幼稚”、“經濟學混亂”來形容當 時哲學社會科學的狀況，6成為當時學界廣為流傳的一個 斷語，這其實是中國人文社科界的“集體焦慮”。不過早在1983年，北大考古專業就從歷史

7、系獨立由來，所以考古學似乎也無須劃入面臨“危機”的史學。而在莫種意義上，清史 專家戴逸教授所不甚了解的考古學，不得不說是中國人文社 會科學發展中的一個“例外”。蘇門師徒之所以敢于率先樹 起“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大旗，從客觀上說，也是由于考古 學本身的特殊性所致，考古發掘在建國后占盡地利、獨享材 料。盡管與其他學科一樣，與海外學術交流也是基本中斷， 只能閉門研學，但考古學卻不至于像其他學科完全為政治桂 帥左右，雖也有影響波及，但尚能保持其自身的主體性，而 且還能有所發展。7而歷史學就沒有那么幸運了，因其服 務于現實政治而成為任人裝扮的小姑娘，由于最高領袖的史 學偏好，學術完全淪為“影射史學”的政治

8、斗爭工具。止匕外, 法學、經濟學、政治學這些社會科學，由于學科性質本身， 改革開放后才大量移植西方學術概念、理論、體系，直到二 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才逐步開始反思各自學科作為中國學術的主體性問題。其實，早在 20世紀50年代，蘇秉琦 就展露由了 “建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體系”的理論雄心，在 經歷30多年思考之后，更明確提由“建設一個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其有中國的、現代化的中 國考古學。8而俞偉超、張忠培合著的編后記，則首 次將考古學的“中國學派”歸結為三大特點。想必大家已經 耳熟能詳，在此僅略述之。第一個特征，是以馬列主義和毛 澤東思想為指導，觀察分析考古現象和材料，這是

9、具有明顯 時代烙印的方法論。第二大特點，是區系類型理論，從分期 分型分式到分區分系，極大拓展發展了考古類型學方法，這 一條被認為是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最核心特征，也是蘇秉 琦最大的理論創見。第三個特點，是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強 調考古學是以揭示歷史本來面貌為目的。這一條其實寫得比 較籠統，用“激發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民族團結思想情感” 等相對政治性的話語來表達。或許我們可以稍微深一層次的 理解為，這一條，意味著考古學“中國學派”既是對“五四” 以來“疑古”思潮的回應，也是開啟了后來蘇秉琦對中國文 明起源的一系列理論探討，也不免被目為“民族主義”傾向 的考古學特點。但是這三大特征，是否足以支撐起一

10、個考古 學“中國學派”的提法呢？（二）夏鼐的一盆冷水：中國學派特色在哪里？毋庸置疑， 建國后的中國考古學發展，無論其問題意識、思想方法，都 是來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即大家所熟知的生產 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分析，以及毛澤東的“矛盾論”等等。對考古學理論沒有太大興趣的夏鼐都承認，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考古學思想，是“中國考古學這個新階段的標志 。9既然如此，俞、張兩人把“以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作為考古學的“中國學派” 的首要特征，就不可單純看作只是符合“政治正確”的修辭 書寫，而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一個真實寫照。面對以這兩位 蘇門弟子為代表的學術“主體意識

11、”的沖動，夏鼐卻對“中 國學派”的提法潑了一盆冷水。在1984年的夏鼐日記中，我們看到接連幾天記錄了他對俞、張兩人的稿子以及所謂“中國學派”的看法：2月19日 星期日，閱新生的文物1984年第1期，主要為張忠培、俞偉超的探索與追求（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的“編后記”）。其中有些論據頗有問題，用鉛筆注于旁,，寫信給張忠培同志。2月20日星期一,，與他彳門安志敏與王仲殊二人談及文物這一期探索與追求一文， 他們都有些意見，尤其認為關于考古學“中國學派” 一稱的 提法，很不恰當。10又過了一天，2月22日夏鼐甚至直接找到蘇秉琦， 談俞偉超、 張忠培的稿子，勸蘇秉琦“最好寫信表示自己的意見，不要 讓以誤傳

12、誤。11可見夏鼐還是頗為鄭重其事，認為“中 國學派”的提法很不恰當，有必要當面指由。其實據俞偉超 回憶，夏鼐在1983年鄭州考古學會上，就否定了考古學會 的年會應討論理論問題的提議。正是這一刺激，才促使了探 索與追求那篇文章的產生。探討夏鼐和蘇秉琦在考古學研 究學術背景、方法進路等方面上的異同，并不是本文的主要 任務。12如果我們暫且忽略兩位前輩大家私人之間的微妙 關系，那么，夏鼐認為“中國學派”提法究竟“不恰當”在 什么地方？ 過了半個月，在參加成都會議期間的日記中， 夏鼐又進一步對蘇秉琦在會議提由的“考古學發展已進入一 個新時代”進行了全面質疑：蘇秉琦說我國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學發展已進入一個

13、新時 代，它的主要標志是：一、已有相當數量的一批比較系統而 不是零星的，扎扎實實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 和原始資料（鼐按：這只是相對而言，“新時代”是質變而不是量變。從量變到質變，什么數量才算是“新時代”呢？） 二、已經初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鼐按：曾問過這與所謂“中國學派的考古學”是否一回事？所謂“特色”是 體系的特色，或僅只內容是中國材料， 猶是中國特色的歷史， 即中國史。他說這是后者）。三、已有一批在建國后新培養成 長起來的專家學者（鼐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 并不便是新時代，還要新人的學術思想及拿由的成果，是否 足以代表一個新時代）。13夏鼐針鋒相對的按語值得

14、玩味，尤其是第二條則頗為擊中要 害。其實，后來張光直對此也有過和夏鼐一樣的邏輯質疑，他在為陳星燦的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1895-1949） 一書寫的序言里問道，“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應有什么樣的重要特 征？ 1949年以后的中國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考古學？”14由于張光直的疑問并不針對具體的個人，也許更能說明這的 確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與夏鼐的質疑相比，張光直的問 題不可謂不尖銳。盡管夏鼐也承認，考古學研究對象畢竟是 社會現象，“需要通過實物來研究社會組織、經濟狀況和文 化面貌，也便是由生產方式到意識形態，以探求人類社會發 展的規律”。但夏鼐只是十分謹慎的認為，“我們從前曾號召要建立馬克思主義體系

15、的中國考古學，但是現在仍是不能認為已有這樣一個體系 。15也許可以將夏鼐和張光直的疑 問換成一種更加直白的表述：是不是考古學“中國學派”的 特色主要在于內容是中國的材料？而“體系”即問題意識、 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則是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的？（三）蘇 秉琦“一個人的學派”？當時，俞偉超、張忠培無疑都直接 感受到了來自夏鼐的壓力，畢竟夏鼐對考古學“中國學派” 的質疑至少在邏輯上說不無道理。因為，如此若可稱之為考 古學“中國學派”的話，那么，同時代的歷史學乃至其它學 科只要研究對象是中國的、框架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的，似乎 也可以稱之為奧莫學“中國學派” 了。16而張光直的追問則包含了另一個視角，暗示著中

16、西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對 比，換言之，如果建國以來中國考古學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 特征，那么除了研究對象不同之外，與西方其他受馬克思主義方法影響的考古學研究有什么區別？比如柴爾德就接受了蘇聯的影響，也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17又與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派有何不同之處？18當然，從源流上說，1949年后中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所受的影響，主要還是來自于蘇聯學者，比如蘇秉琦就回憶吉謝列夫的報告 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報告指由蘇聯考古學與舊俄羅斯、英 法美考古的區別在于兩個方面：即馬克思主義辯證歷史唯物 主義和歷史主義。一方面，“歷史唯物論是抽象的靈魂，可 是不能代替歷史，歷史是真實的，要有血有肉”，

17、另一方面“論又不能離開史，史就要講理論。19但實際上，這也還不足以成為考古學“中國學派”的標識。何況此后，蘇秉 琦很快意識到，“當時以為一手拿著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 一手拿著考古實物資料，兩者一結合，就會成為馬克思主義 的中國考古學”，但結果誰都不滿意，他經過反復思考后感 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考古學專業理論屬于不同 層次，發展中國考古學并沒有現成模式，只有開辟自己的 路”。20直到晚年，他還強調“把馬克思提由的社會發展 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和中國“大一統”觀念一樣，是考 古學理論研究需要打破的“兩個怪圈”之一。21其實，俞偉超后來也不得不承認，盡管“中國考古學的野外能力和器 物分

18、期能力都具有國際水平，但“中國學派的真正內涵（或其特征）仍未得到真正的確立或被認可”，所以他認定“中國學派”的重點還是“區系類型理論 。22蘇秉琦對 考古學“中國學派”的問題也一直念茲在茲， 1995年他到南 開大學演講時說，也回歸到自己最具創見的區系類型理論：1975年我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畢業生講解區系類型說時， 就提由過（中國學派）這一問題。之后，在 1981年和1987 年分別提由來過，認為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一個考古學 上的“中國學派”已經開始由現了。有人反對這樣的說法。說什么中國學派，不就是你的學派！23蘇秉琦對此不以為意，可見他對自己以區系類型的方法論為 核心的思想充滿信心，并在后來不斷推演到對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多元論等創建，他以一己之力創設區系類型理 論固然已載于中國考古學術史冊。后來，張忠培選取了六個 標志性事件對中國考古學史進行分期，這六個標志分別是： 1. 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發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