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論文-培育公民文化，建設政治文明【內容提要】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本文認為幾千年的臣民社會、臣民文化至今對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產生消極影響，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公民社會、公民文化才是建設政治文明的基礎，最后本文就如何培育公民文化作了探討。【關鍵詞】政治文明臣民文化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地對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出部署，并將它與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起，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大基本目標。這表明我們黨對共產黨的執政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所謂政治文明，簡單地說，就是人類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從靜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程中取得的全部進步成果；從動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化發展的具體過程。因此，政治文明是指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政治成果的總和，是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于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人的解放的實現程度的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國家的文明水平，是衡量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識(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體制文明、政治行為文明四個組成部分，是由這四個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行為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就四者的關系而言，政治意識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政治體制和政治行為的精神指導；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之“本”，不同的政治文明形態的本質屬性要由它來體現；政治體制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繩”，是政治意識的規則化和政治行為的具體規范。政治行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作用于環境的活動，也是政治意識、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具體體現。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質是發展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同建造一座宏偉的大廈需要牢固的地基一樣，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建設政治文明也需要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公民文化。公民文化能為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合法性解釋和合理性證明，加強政治角色對政治系統的認同感，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有深刻指向和濃厚文化底蘊的政治變革過程，政治改革中先進政治文化含量高低直接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度和質量，所以說文化乃制度之母，有了公民社會這個基石，培育出公民政治文化，并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政治文化，才能最終樹立絕大多數國人的民主信心，才能使絕大多數國人養成民主習慣，形成民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淀于民族的精神之中，使民主的理念深深植根于千萬普通民眾的骨髓，才能真正建設現代政治文明。中國近一百年來的艱難轉型，實質就是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型。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完成這一轉變。改革的目標即民主與法治實現之時，就是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在中國確立之日。一、長期存在的臣民文化是建設政治文明的障礙幾千年來，中國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的臣民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它以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外靠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行政力量，內靠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關系，維護著整個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政治制度上的封建專制制度，經濟制度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制度哺育了中國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近代以來它在理論層面已經基本被拋棄，文化上也曾經遭到激烈的批判（例如“五四”新運動）,但是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且以改頭換面的形式或者更加貌似革命的形式（例如“文革”十年在革命的旗號下封建主義復活）頑固地存留和體現在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中，還如同影子一般伴隨著國人的生活：1、權力至上、權力崇拜（官本位思想）、權力懼怕心理與權力虛無心理共生，形成對立的二元政治情感并存的心理結構。與西方對人性和權力不信任相反，中國人對權力具有濃厚的崇拜心理并進而引發權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為就是“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傳統知識分子的最大榮耀；“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即官商勾結）是中國傳統商人財運亨通的成功秘訣；“天、地、君、親、師”是中國傳統農民虔誠崇拜的對象。國人有深厚的權力崇拜意識，對權力，當權者愛不釋手，無權者向而往之。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失去制約的權力曾被統治者濫用到極致，國人深切體會到了有權者的威嚴和無權者的無奈，更羨慕當權者的風光，因為擁有權力就意味著擁有財富，當官是最好的致富之路，當官發財已是中國人一種近乎本能的理性常識，所以，現在有人“買官、賣官”甚至雇傭殺手刺殺競爭對手，就不足為奇了。擁有權力還意味著擁有名譽、地位和尊嚴，晉升官階一直被中國人視為功成名就的標志。可見權力崇拜奠定了人治的思想基礎，權力崇拜自然就會妨害權利的實現，并且必然導致專制主義。但是在權力崇拜的同時，中國人又常常出現權力虛無意識的泛濫。例如，不少人自以為“天高皇帝遠”而無法無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導致政令不暢，“你有你的千條計，我有我的老主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由哉”，等等，這些都是權力虛無意識的反映。權力崇拜與權力虛無表面上看是對立的，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因為自然經濟具有兩重性，一是自給自足性，萬事不求人，這就容易產生權力虛無；二是分散脆弱性，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勢單力薄，抗（自然災害、社會強暴等）干擾能力低下，這樣容易產生權力崇拜，渴望有一個強大的權力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權力崇拜容易導致專制政治，權力虛無容易導致無政府主義。而現代法治既反對專制，倡導權利至上，以權利制約、監督權力；又反對無政府主義，倡導法律至上。2、無奈的清官情結、圣人掌權心理。從40年代即開始的對“紅太陽”、“大救星”的歌頌，直到今天仍不絕于耳的“青天”、“父母官”的稱謂，構成了一股雖與公民文化極不協調但在現實生活中確富有生命力的大合唱。1老百姓受到侵害時，只寄希望于“青天”、“清官”救民于水火，解民命于倒懸，中國史籍中對清官的歌頌令人感動，但恰恰反映了人治社會中法治的軟弱和無能。在一個推崇法治的社會，在一個依賴制度的社會，是不會出現把自身的命運系于一人的現象，因為那是一種危險的信號，那是一種與現代民主理念相悖的個人魅力型的權威2。這種“奇里斯瑪”型權威，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封建專制歷史國度里，往往有著濃重的“人治”色彩，它帶給人們的常常是“清官情結”和“救星情結”，而且這種情節在時下仍然大有市場，清官戲的熱播就是體現，生死抉擇、省委書記和天下糧倉等等都曾轟動一時。現在很多社會不公現象，按正常的程序往往解決不了，非要有某個高官、甚至中央高層領導的批示才可以解決，所以有人戲稱這是中國特色的“批治”，問題解決以后有些人免不了要高呼“青天”，甚至下跪謝恩，活脫脫一個封建時代的“順民”、“臣民”形象！而按照現代民主社會的理念，政府和公務員是公民（納稅人）所雇傭的公仆，委托他們行使公共權力,他們解決社會矛盾是他們的義務，干的不好公民只有批評、監督甚至是更換他們的權力，干的好卻無必要感恩戴德！清官期待意識是精英主義政治思想的體現，它使人們把政治的清明寄托在“清官”、“圣人”身上，因此注重人的選拔而不重視制度對人的約束。如果政治出了問題，往往不是在制度上找原因，而在人身上找原因，不是期待制度解決，而是期待能夠再出現一個完美的領導人來解決和改變現狀，這實質是人治社會的體現，普通老百姓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的，因為這種清官的出現是有偶然性的，而科學嚴格的制度卻可以保證清官的出現是必然且是理所當然，所以鄧小平同志說得好“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3因此，清官是可敬的，但卻是無奈的，在百姓呼喚更多“呂日周式清官”的同時，我們不能放棄尋求制度為民創造福祉的努力。在為呂日周感動的同時，我們需保持一份現實的清醒，不能忽略制度的建設和對制度缺陷的理性批判。3、重視倫理家族、親情禮法，忽視程序規則，重人治輕法治，形成了至今仍然存在的關系社會、熟人社會。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個人是處于宗法關系網包圍中的人，再加上小農經濟固有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每個社會成員生來就是血緣宗法關系中的人，從而都不能象近代社會那樣，或像西方古代希臘國家中的人那樣獨立出來，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現。因此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個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體意識的人。而家庭整體與封建專制國家則對個人有決定性的作用。盡管說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強調人格獨立，主張“克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但這種人格獨立往往表現出是在克制自己的個性與欲望，服務于宗法關系中來實現的。所以，中國人歷來講究人情和面子，民間更有“熟人可以多吃三兩豆腐”之說，中國人遇到麻煩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認識什幺熟人，而不是想到我應該按什幺程序解決問題，所以裙帶之風盛行，民間有人戲稱“關系是第一生產力”，可見其市場之大，因此，人治大于法治，潛規則重于正式規則，人人都知道編制人際關系網的重要性，而實際上卻輕視法制建設，具有強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變通執行”，法院的判決書也可以成“白條”，因此也就出現了陳四益所說的制度虛置。因此，我們講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從紙上的憲法到心中的憲法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4、義務本位的法律體系，導致國人權利意識的普遍缺失。從古至今的各種法律文化，可以大致分成義務本位模式和權利本位模式兩類。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文化是義務本位模式，現代社會的法律文化應該是權利本位模式。簡要地說，以義務為法的邏輯起點和宗旨并以差別對待的原則去安排權利義務關系，就是義務本位模式；以權利為法的邏輯起點和宗旨并以平等對待（無論是實際上還是形式上）的原則去安排權利義務關系，就是權利本位模式。義務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強調的是法律的制裁機制，它著眼于如何迫使社會成員以消極的臣民意識被動地接受至上而下的單向社會控制，法律在確認臣民的有限權利時，只是為了使他們更好地履行對統治者的義務。權利本位模式的法律文化更注重法律的激勵機制，它允許甚至鼓勵（至少在法律規定上）人們以積極的公民意識去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用義務來源于、從屬于、服務于權利的邏輯去安排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總之義務本位論者認為，其一，義務是法的重心。其二，在法的實效上，義務比權利更加重要，權利要以義務作保障。其三，法的義務規定以明確的語義指明人們必須行為的事項和不得行為的事項，為人們提供比法的權利規定更多的信息。其四，法以義務為重心不僅不會削弱權利而且有利于權利。義務本位而非權利本位的法律體系，必然造成人們消極歸屬心理，政治冷漠感強，政治參與率低，政治參與不是主動參與型而是被動參與型，這種體制下造就的要幺是缺乏權利意識的“順民”、“草民”，要幺就是“刁民”、“暴民”，而非公民。經過儒家文化幾千年來的熏陶和浸淫，順從被譽為一種美德，中國人-從官員到平民、從人子到人婦都形成一種順從的慣性意識：婦順從于夫，子順從于父，下級服從上級，臣順從于君，全體人民最終順從于君主。面對專制者的淫威，普通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用說主張自己的權利。所以，服從或順從不僅成了一種高尚的道德選擇，也成了官員和民眾維護自身利益的理性選擇。這同部分西歐國家（如英國）民眾強烈的自治觀念和權利意識形成明顯的反差。以上這些臣民社會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征顯然與現代政治文明的主權在民、民主法治、權利至上等理念格格不入，其殘余影響仍然存在，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障礙，已經成為中國全面走向現代化的“瓶頸”，必需用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取而代之。二、公民文化是建設政治文明的根基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先要厘清三個基本概念公民社會-公民-公民文化。所謂公民社會，指的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組織和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它們又被稱為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作為公民社會組成要素的民間組織具有五個顯著的特征，即組織性，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對獨立性，自愿性。公民社會與臣民社會是相對應的概念，并分別與專制制度和民主制度相適應。公民社會是市場經濟和法制社會的產物，臣民社會則是小農經濟和人治社會的產物。公民社會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和法治（憲政），經濟上的特征是明析產權的市場經濟，文化上的特征是自由，特別是心理結構上國人完成了從臣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變，這些特征本身就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內在構成要件，所以說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根基。這樣的社會人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昌盛。基于臣民而建立的國家就是傳統的威權國家，基于公民而建立的國家就是現代的民主國家（公民國家）。它基本單位是具有權利意識、自主意識、程序規則意識的現代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概念淵源流長，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闡述公民的一般涵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公民（citizenship）“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