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研究第一篇：從當前的世界局勢中可以看出，各個國家面對的挑戰之中民族主義問題無疑是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印尼的亞齊獨立運動、中國的藏獨問題等等都是民族主義造成的世界性問題。民族主義遠未達到其終結的時代，各種運動潮流和政治勢力對民族主義思想的挖掘也遠未結束，民族主義研究仍是學術研究的重點，本文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民族主義做一簡單的論述。一、民族主義的定義與性質要初步了解民族主義，我們需先看看民族主義的各種定義，關于民族主義的文獻在歷史上非常繁多，我們只能擇出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考察。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而凱杜里則將民族主義定義為民族要求自治的學說。國內學者徐迅將民族主義定義為“對一個民族的忠誠和奉獻，特別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即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特別強調促進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這種觀點頗有族群民族主義的味道，沒有涵蓋所有的民族主義形態。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和理解形形色色，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學者看待民族主義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民族主義成為不同價值立場學者汲取學術資源的領域。人們對它的評價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它既可以與極權主義聯姻，也可以與自由主義聯姻。一方面，“民族主義在倫理領域是最臭名昭著的，它一直被指責為鼓勵不寬容、集體的自我中心、種族主義的暴虐以及群體滅絕”；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也提供了一系列值得尊重的道德價值，它與自由主義和啟蒙也有著內在聯系，為民族國家個人自由的實現提供了基礎。二、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現狀中國民族主義導源于西方殖民擴張的被動應對。在此之前，即使存在傳統的民族意識和樸素的民族感情，但尚缺乏真正意義上民族主義形成的社會條件。直到19？世紀中葉自然經濟逐步瓦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規模移植，中國社會變革不斷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階層成長壯大，將歐洲思想和本土精神理念結合起來，在前仆后繼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中，圍繞“救亡圖存”，才把民族主義推向中國歷史前臺。而中國現代化由于直接從學習發達國家現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觀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前期積累與準備，這決定了中國現代化進程內在的不平衡性與民族主義發展的復雜程度。以現實運動透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已大致呈現出性質相異的三種趨勢：其一，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思潮。其二，是以片面傾向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義的片面傾向在當代中國集中表現為時隱時現的民族保守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其三，以極端走向為標志的反主流思潮。以無共同文化或忠誠為借口，企圖分裂國家主權，破壞民族團結與祖國統一，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極端化的內在實質。民族主義極端化在當代中國主要有兩類：一是主體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臺獨”問題。二是少數民族的分立情緒和分離行徑，如達賴集團的西藏獨立陰謀等。三、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思反思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現狀，我們可以參照臺灣學者沈松僑給中國民族主義的分類，對現今中國民族問題的成因和發展方向做一簡單的探析。沈松僑把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分為三種：社會或文化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一是族群民族主義，沈松僑認為族群民族主義以章太炎等人為代表，是一種排拒性的族群民族主義。他們認為共同祖先的血緣傳承，是判定民族成員資格的嚴格界線。他所設想的“中國”，是由漢人族群所組成的群體，中國的疆域也應該以漢代華人活動的范圍為疆界。二是官方民族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安德森認為官方民族主義的性質其實是當一個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正在浮現時，面臨將要從這個共同體之中被邊際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脅的支配集團所采取的一種防范性的先期策略。這些措施包括：國家控制下的初級義務教育、國家組織的宣傳活動、官方的歷史重寫、軍國主義等。國家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各個政黨都受過這種思潮的影響。三是由傳統的文化主義所繼承下來的文化民族主義，晚清的文化民族主義可以舉康有為作代表，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即已主張“立孔教”，意將孔子所代表的普世性道德文化秩序，轉化而為厘定中國民族邊界、界定民族本質的一套符號系統。以文化作為民族身份認定的標準。可以看出，中國在民族主義的轉型中，主要是官方民族主義在其中起著主要作用。文化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也深深地受到了傳統文化主義和西方民族概念的雙重影響，作用和影響卻相對弱小。這些民族主義思潮的共同特點是追求“國族”的生存，而忽略了西方啟蒙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聯系的另一面。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珍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權的普遍性，珍視個體的社會和文化嵌入性以及人的自治。這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缺少的。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對一個強固有力之國家組織的追求，取代了對自由民主的關懷。國家主權，而非人民主權，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與實踐中，占據了最具優先性的核心地位。在這種民族主義的構成中，“國權”絕對凌駕于“民權”之上，“民族”與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兩相判離，略無交會。這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種族意識在中國成為沖突和暴力的根源，尤其是西藏和新疆地區的種族民族主義，排外情緒如反日情緒也一直存在。如何解決民族主義消極的一面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許紀霖認為在全球化時代，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真正值得關心的問題其實是：選擇合適的民族主義。未來中國的民族國家形象，必須直面三個現實具體問題：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調解國家民族與全球化的緊張關系。二是如何進行內部制度創新、以應對日益高漲的公民權利要求。三是如何應對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現實。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出路在哪？這一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正如塔米爾所說：“民族主義將不會消失，而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民族主義的姿態將是某種有害的種族中心主義形式，還是一種以對自由價值的尊重為指導的、清醒的民族主義形式。”第二篇：當代中國激進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如果它繼續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國政治的走向，影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一、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這種民族主義作為社會思潮，其表達形式主要在三個層面：[1]第一，社會公眾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中常用的詞是“愛國主義”。但是，愛國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并不是一種“主義”(ism)。第二，在全球化對中國影響日益深入的時代維護民族利益和復興民族文化的要求。第三，極端的或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想。其特點在于：(1)以對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關系的歷史和現實的片面認識、虛假信息和由此而產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見為其判斷、情感和態度的基礎;(2)以過時的、僵化的理論來理解當代國際關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針對日、美)的方式表達對本民族的忠誠;(4)極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態度和行為方式。[2]在前述三種表現形式中，前兩者基本上是健康、理性和溫和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后者雖然也打著前兩者的旗號，并且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前兩者的內容，但它的特點在于遠遠超出了前兩者的范圍。它屬于好斗的、排外的、非理性主義的民族主義，即激進的或極端民族主義。[3]它是當代中國社會民族認同加強、民族意識上升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畸變，是民族主義誤入歧途的表現。從社會分布來看，這三者似乎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結構：第一種民族主義彌漫滲透于社會公眾中，是龐大的基座;第二種主要存在于有國家意識或國家感的社會公眾中，其主體是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群體;第三種民族主義者的中堅是青年知識分子。它是金字塔的尖項。我們這里所說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指這種激進民族主義的出現。因為它最為活躍，在輿論界占有明顯的支配地位。絕大多數民眾和官員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但他們的思想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激進民族主義病毒的傳染，并容易被后者所左右和利用。從20世紀末起，這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做了許多事情，讓人們感到非常震驚和擔憂。所以，在這里，我們主要來分析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我們要回答的是，這種新民族主義為什么會出現?或者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中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極端或激進的形式?二、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對幾種解釋的回應在解釋民族主義興起現象時，人們經常談到幾種一般原因：[4]其一是說，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對中國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威脅。如果這種解釋成立，前提必須是中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處于危急狀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民族主義者經常聳人聽聞地宣傳的所謂“威脅”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有意夸大甚至臆想。當代中國不存在19世紀后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那樣的民族危機。事實上，一百多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全，如EdwardFriedman所說：“中國是一個強大、安全和崛起的大國，沒有人要侵略中國，或挑戰其主權。對這些的恐懼是令人不安的狂想。”[5]實際上，在主動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是主要的受益者，這些年中國迅速的發展就是證明。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中國，利益驅動的民族主義是比較弱的，而宣傳導向的民族主義是很強的。青年學生是最缺少利益基礎的群體，但他們卻成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堅。而全球化受損最大的群體，其民族主義情緒并不特別強。這是因為，在中國，沒有獨立表達公民利益的公民組織，沒有信息的自由流通，所謂“利益”是主流媒體宣傳中的國家利益，普通民眾并不知道自己在對外關系中的具體、真實的利益所在。而激進民族主義者想象中的國家利益經常是偏離實際的。他們的許多做法實際上是損害民族利益的。[6]一些學者將其歸結為文化或文明沖突的產物。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世俗文化，沒有宗教信仰的支撐，所以對外來文化的拒斥并不會特別強烈，更不會產生好斗性的反應。既使中國傳統的宗教，也是具有寬容性特征的多神教，而不是排它性的一神教，所以對以其它宗教為母體的文化不會產生很強的敵對情緒。中國人一向對外來文化持比較溫和寬容的態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合西方文化比較成功，也較少麻煩。[7]所以，盡管如亨廷頓所指出的，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存在深刻的沖突，[8]但這種沖突不應該在政治領域產生激進和極端和反應。[9]事實上，單純的文化民族主義不會在政治上采取激進的民族主義立場。有的人按其他民族的經歷，將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解釋為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的增長。但是，中國并非典型的民族國家，也就是說，不是按民族邊界建立的國家。[10]中國是多種民族、多種文化和復雜地域的統一體，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華民族”。人們也可以在多民族和地域遼闊的意義上稱其為“帝國”，是世界上一系列帝國解體后僅存的“帝國”。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美國專家派伊稱，中國是“裝扮成國家的文明(acivilizationpretendingtobeastate)”。[11]所以，中國的民族認同并不需要通過厘清民族邊界來增強內聚力，不需要刻意區分“我族”與“他族”，更不應與對其它民族的敵視相伴隨。[12]這種對多民族國家的認同類似宗教上的多神崇拜，它不像一神教那樣強烈的追求內在純潔單一性和排外性。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對不同膚色、種族、宗教、文化的區分并不太在意。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比較模糊，族群區分的意識很弱。[13]普通中國人，即使那些民族主義者，在私人的交往中一般都能與外國人和平相處，不會因為某人的民族身份而產生歧視或敵視。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伴隨著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而出現的民族國家建構過程，產生了對民族主義的社會需要。在筆者看來，這是將國外民族主義理論機械地套用到中國而產生的對中國現實的誤讀。的確，在歐洲和其它非西方國家，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但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的民族建構并不是要按民族的邊界建立國家，而是建立和鞏固多民族的國家。[14]從長的過程來說，中國遠自秦漢時代就已經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世俗國家，而這個過程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來說，是其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15]從近處來說，中國自1945年起就已經基本完成了國家獨立和統一的過程，而1949年后，又建立起強大的集權型政權，其國家權力的動員和控制支配能力之強，在當代世界上也是罕見的。[16]所以，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民族建構理論對中國是文不對題。目前遺留的臺灣問題使民族主義者關于民族國家建構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知道，民族主義者關注的問題和提出的要求遠遠超出臺灣問題本身。僅僅臺灣問題遠不能解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人們還經常談到歷史的原因。的確，自鴉片戰爭后一百年中，中國受盡了外國的侵略和欺侮，這種歷史經歷給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留下深刻的創傷。但是，如果說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只是在算歷史老賬的話，他們為什么不痛恨俄羅斯而痛恨美國?[17]因為俄羅斯對中國的傷害至少不比日本差，而美國在這段歷史中，是幫助中國最多的國家。人們都會記得，在1950年代～1970年代，中國人是國際主義者而不是民族主義者。那一代人都高喊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都熟唱《國際歌》，誓言“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也深信馬克思那句名言：“工人階級沒有祖國”。[18]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國與美國、日本還有過一段蜜月時期。為什么那個時期人們就忘記了歷史上的仇恨，而1990年代以后怒火又重新燃起呢?[19]最為常見的，是將民族主義的興起歸咎于日本右翼勢力的行為和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民族主義者也不斷渲染西方的遏制戰略，將中國描繪成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不斷申訴著從歷史延續到今天的所謂“民族悲情”，并把自己打扮成反對西方遏制戰略的斗士。的確，上述外部因素對刺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卻遠遠超出了應有的限度。就目前形勢而言，中國在與日本和美國的關系上所出現的所有沖突和矛盾，都沒有超出和平交往的范圍。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理智、克制、靈活和耐心。那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因為這些麻煩而將日本和美國視為仇敵，不斷想象著一決生死的戰爭，這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反應范圍。實際上，在筆者看來，民族主義者整天掛在嘴上的所謂美國的霸權、西方的遏制戰略、日本右翼勢力的表現等，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另一部分是被夸大的甚至是想象和編造的。而真實的那部分，又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言行為西方和日本右翼勢力提供了依據，助長或刺激了它們的發展。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日本的右翼勢力、美國的對華鷹派是相互激發的共生關系。更有人認為，民族主義產生的情感基礎在于伴隨著國家強大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還有人進一步引申：這一代民族主義者意欲展示中國的富強，將中國推到世界領導者的地位。[20]首先需要指出，這種欲求或感覺與國家的實際地位和影響力是不相稱的，這本身就說明，它的產生不是國家發展實力增強的必然產物，而是另有原因。其次，即便國家真正強大到那個地步，也不一定會產生那樣一種領導世界的欲望和獨步天下的自豪感。[21]實際上，這種對國家強大的認知、對國家地位和未來使命的認知，都是長期宣傳教育的產物。我們的歷史教育告訴人們，古代的中國如何天下第一，有無數的發明創造都比西方早N百年。人們應該記得，數十年來，中國人從來都充滿著自豪感。[22]從“要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到“21世紀必然是中國的世紀”的信念，就這點而言，1980～199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民族主義者并不比他們1950～1970年代的先輩更強烈。這一代民族主義者還在要求西方平等對待中國，滿足于與美國并列為G2，領導世界只是他們的期待。而他們的父輩紅衛兵那一代，已經陶醉于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認為自己正從事著解放人類的事業。可以說，所有上述因素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動著中國人民族認同的增長和民族主義情感的復興，但僅僅這些因素，不能解釋激進民族主義的形成。也就是說，上述種種因素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但并不是激進民族主義者形成他們的觀念、情感、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充分原因。要理解中國這一代民族主義者，不能機械地照搬一般民族主義理論，對中外歷史上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很少幫助。因為正如許多學者所理解的那樣，這是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鄭永年語)。我們需要觀察他們的行為，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只有了解到他們所受到的教育、掌握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觀察到他們的心理或人格特征，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會那樣想、那樣說、那樣做。三、愛國主義教育與民族主義我們首先需要考察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受到的是什么樣的教育，從而了解他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立場態度和價值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教育，就不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認識和判斷從何而來，他們的悲情或憤怒從何而來。[23]這種教育主要包括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的宣傳兩個方面。在1950～1980年代的學校里，無孔不入的強大的意識形態教育和宣傳居于主導地位，愛國主義與之相配合。但進入1990年代以后，宣傳教育的重點轉向愛國主義，以填補官方意識形態失去影響后形成的思想和信仰的真空。[24]1991年9月，一篇名為“蘇聯巨變之后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報告，透露出官方“民族主義”傾向的某些思路——該報告的作者分析了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喪失拉響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鐘，“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該報告的作者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許多論者認為，這一報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創作，是中共面對蘇東共產制度垮臺的備用政治綱領。這些“紅色后代”比他們的前輩更實用更加無所顧忌，隨時準備脫去意識形態的外衣，果斷地翻過共產主義這一頁，以維護黨的絕對權力。[25]1992年，何新在給鄧小平的一份題為“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的上書中，鼓吹：“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著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何新還建議：“我國應開動宣傳機器在中國人民中揭露美國志在滅亡中國的意圖，培養全國人民的敵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26]上述建議的確成為1990年代以來官方宣傳教育的主導思想。意識形態的教育雖然延續著，但它遠不如愛國主義教育能夠打動人心，從而產生效果。這種教育不僅由學校中從小學直到博士研究生普遍開設的政治教育類的必修課程來承擔，它還廣泛地滲透到歷史、中文、地理、音樂等其它課程中。愛國主義教育還通過其它各種形式的課外活動而得到加強，由學校里的黨和共青團組織以及受他們領導的學生會組織的大量活動，最突出的主題就是愛國主義。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就是在這種教育下成長的。一個國家對青年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無可厚非，問題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有著很大的缺陷，它沒有完整、客觀、準確地闡述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和現實，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我們這一代年青人。如同伊斯蘭的極端分子產生于清真寺，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產生于中小學的課堂。[27]比如，愛國主義教育最好的題材是中國的現代史，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歷史是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但這種教育給學生的歷史知識是按政治宣傳的目的加工過的，因而是片面的、歪曲的。學生們從這種教育中形成的歷史畫面非常簡單，就是善良而軟弱的中國人被強大而野蠻殘忍的西方列強所侵略和欺侮。由此產生的是極度的不平衡心理，激發的是憤恨情感和復仇要求。誠然，在這段歷史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蠻橫、欺侮，都是歷史事實。但中國朝廷和統治者也曾非常傲慢，無理拒絕西方國家平等交往的要求;非常愚昧，不了解外部世界，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一些國際交往的準則;非常自私，完全從自己的利益而非民族利益出發去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非常不理智，有時無理制造事端，經常擴大爭端，激化與外國的矛盾等。這些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都被嚴重忽略了甚至從正面去歌頌。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友好交往的積極的一面往往被淡化處理了。在對外關系中，只要是采取激進和強硬態度、簡單化處理糾紛、不計后果的情緒化的作法都受到褒揚，而主張理智、克制、靈活、妥協的作法都被妖魔化和受到撻伐。這樣，百年來的近代歷史在年青人的頭腦中就是片面的、不真實的，對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甚至形成是非顛倒的觀念。無疑，從不完整的歷史或虛假的歷史中，我們得不到真實的教訓。在沒有宗教信仰、意識形態信念也很淡漠的情況下，年輕一代形成的歷史知識、歷史觀念，對于他們認識現實問題起著重要的作用。民族主義者動輒援引歷史，他們的歷史觀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判斷。中國的大眾傳媒對公眾進行的灌輸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另一途徑。在今天的時代，公眾是通過媒體了解外部世界的，媒體是公眾的耳目，他們所了解的外部世界是通過媒體折射出來的影像。[28]但在我們的媒體上，所有的信息特別是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信息往往經過精心的加工過濾。民眾通過媒體接受了許多失真的信息，這些虛假片面的信息的積累產生了近乎催眠的作用，使他們對外部世界，對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產生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我們的媒體是民眾的主要信息來源，因而來自媒體的信息支配著民眾的判斷和情感。對國內事務，人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經歷和觀察來部分地擺脫媒體的影響，但對歷史和國外事務，普通公眾基本上依賴媒體提供的信息。[29]這種教育灌輸給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有很大的偏頗。在這種教育中，不能從歷史經歷中得出積極的教訓，不能從先輩付出的血的代價中升華出對和平的愛，對人類的愛。實際上，我們的教育根本就缺少愛和平愛人類的內容。對國家的愛往往是通過對其它民族的恨表現同來的。仇恨教育貫穿在我們幾十年的教育中。在1950～1970年代，意識形態教育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激發階級仇恨來加強對黨和領袖的愛。這種教育非常成功，紅衛兵就是這種教育的產物。近些年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沿用了同樣的方式，它通過激發民族仇恨來喚起愛國情感。這種教育也非常成功，它在年青一代內心里注入了仇恨的毒液。有的學者稱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喝狼奶長大的”。[30]他們動不動就用納粹主義的語言侮罵其他民族，輕松地談論戰爭。[31]在對外關系出現麻煩時，他們經常將戰爭甚至核戰爭掛在嘴邊。[32]這種教育在民族主義者內心植下了對特定民族的厭惡情感。當人們厭惡一個民族時，便很難客觀地、理性地對待這個民族。就不愿承認這個民族的優點，當兩國發生矛盾和糾紛時，不愿理解和承認對方任何的合理性。這種教育還使民族主義者形成特定的思維方式。他們似乎還生活在過去的時代里，與他們的先輩一起承受著由外國帶給他們的苦難與屈辱，而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已經是“站起來”的一代，不能再容忍這種屈辱。這種教育使他們形成一種不健康的受虐心理，并使他們陷入這種受虐心理中難以自拔，也使他們以一種病態的心理和癔癥般的敏感來認識和對待與一些國家的關系。在這種心理支配下，個別人的行為、個別的事件，都會上升到民族關系的角度去認識;普通的外交糾紛、貿易爭端、文化沖突，都會被政治化。[33]他們以陰暗的心理測度別人的行為，[34]以軍事思維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和國際關系問題。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總是與他們過不去，到處都是“辱華事件”或“反華事件”。他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就是世界上盛行的是叢林法則，強大的必然欺負弱小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他們經典的口頭禪，“弱國無外交”是他們憤怒中產生的領悟，“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最能使他們滿足的意淫。所以他們希望國家強大，不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富足和安定的生活，而是為了在世界上不受欺負，揚眉吐氣甚至是復仇。他們習慣于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譴責過去西方國家的行為，而用昨天的理論認識今天全球化時代的問題。在面對當代國際社會的矛盾和沖突時，他們自然想到的仍是殖民主義時代;而當他們想反抗他們心目中的對國家的威脅時，采用的仍是他們從教育中得知的先輩們的方式。[35]當與西方國家發生矛盾的時候，歷史的景象就會浮現在他們心頭。有一句形象的比喻形容他們的心理：“讓外國人踩一下腳，就想起八國聯軍”[36]，你爺爺就欺負過我爺爺，今天你又踩我的腳，所以舊恨新仇就一齊涌上心頭。在他們那里，外國人不小心踩他一下腳，那就是八國聯軍行為的延續。四、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天朝臣民的驕傲與殖民地時代的恥辱我們再來分析中國人的歷史經歷和集體記憶對民族主義者心理特征的影響。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是東亞相對封閉的角落里最強大的國家，最先進的文明。古代中國將自己視為天下中心，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雖然在古代，中原的朝廷也常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欺辱，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特別是在實力明顯強大或自以為強大時，絕不會承認與其它國家平等的交往關系。實際上，古代中國人長期將中國視為“天下”而不是萬國中之一國。中國的皇帝自居于“天下”的帝王而不是一國之君。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他的“王土”和“王臣”因在與他的權力關系上的差序而分為幾個同心圓：最內一圈是他按郡縣制的方式直接統治的地區;第二圈是納入他的權力范圍的一些具有一定自治權的邊疆地區;第三圈是與他有朝貢關系的藩屬國;最外圈是尚沒有朝貢關系的化外“蠻夷”，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他發生交往，他就要將其納入第三圈的范圍。[37]當代西方學者J.弗里德曼按文化上的差序或受華夏文明馴化的程度，將戰國時期的中國人的地界地圖分為由內向外的幾個層次，即：華夏(九州)——熟番——生番(內生——外生)。[38]在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外國人向中國要平等而被中國拒絕，即使鴉片戰爭后的一段時間，中國朝廷仍不承認西方列強的平等地位。列強強迫中國簽訂的所謂“不平等條約”中，有些內容也無非是要中國承認與他們平等的地位。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39]屈尊進入這個體系的經歷，對中國人的感受而言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與近代屈辱的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集體意識中產生深刻影響。近代的屈辱經歷使中國民族主義者對國家主權特別敏感，很容易接受國家本位、國家至上的觀念，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對新的主權觀念和全球治理的趨勢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傳統的天朝臣民的傲慢雖然受到嚴重挫折，但卻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我們的教育也在滋養著這種傲慢心理。結果，許多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潛意識里還不能接受與其它國家的平等，在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或展現出良好的前景時，自大心理和天朝心態重新抬頭。[40]以這種自大心理回味以往受到的屈辱，也就是他們的歷史教育使他們感受到的屈辱，使他們尤其感到心痛;以這種天朝心態審視自己國家在當代社會中的地位，所受到的對待——當然是媒體告訴他們的他們所受到的對待——尤其感到憤憤不平。應該指出，這種感受和心理并不完全是歷史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教育造成的。歷史只是為這種歷史教育提供了部分方便的材料。我們的教育不能完整客觀地闡述中國與外國的交往和沖突，使學生對歷史的認知產生很多偏差。它還編造出大量本民族的神話和其他民族的鬼話，來強化民族自豪感和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仇視心理，這些神話和鬼話使受教育者不能正確認識本民族和其它民族的特點、歷史地位以及相互關系。使他們一方面滋長著虛驕自大的心理，另一方面卻難以走出殖民地時代的陰影，不能以自信、開放的健康心態面對外部世界。殖民主義是一個時代的現象，在那個時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或者是殖民主義者，或者是殖民地。但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后，前殖民地國家與宗主國之間并不必然結下不可化解的仇恨。我們知道，許多前殖民地國家與前宗主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被侵略的國家與原侵略者實現了和解。中國在1980年代，也曾經與前敵對國家(如美、日)化解言和，甚至是經歷了蜜月時期。所以，歷史經歷只是經過人為的利用才會造成一個群體的心理缺陷。五、民族主義者人格缺陷的形成我們這種有缺陷的教育真正深遠的影響在于塑造了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人格特征。這里的教育除上述學校教育和大眾傳媒外，還包括家庭和社會教育。一般說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個人意識增長的伴生現象。在個人沒有覺醒的時代，個人只是某種自然共同體的附屬物，沒有民族意識;在個人充分發育成熟的時候，會形成自由民族主義，或公民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的認同與忠誠指向的是以個人為基礎以契約為紐帶的公民共同體。從歷史發展上看，在個人意識初步覺醒后，就開始擺脫對家庭、氏族、地域、等級等自然的小型共同體的依附，形成對較大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將民族視為個人欲求的適當載體。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是個人初步覺醒，但又不夠成熟、不夠堅強的產物。在毛澤東的時代，領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將每個人都吸收了、淹沒了。那時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是很弱的。改革開放以來，個人意識開始萌發，但在中國的教育中，個人主義沒有獲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張，只能以曲折的方式或變態的方式表現出來。所謂曲折的方式表現在，個人的情感聚焦點由領袖轉移到民族和國家。個人依附于民族。民族是一種半自然半人為的共同體，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想象的共同體”。[41]在中國，民族感情更多地訴諸于民族的自然屬性，強調個人與民族的自然紐帶。這是個人的獨立性還不強，性格比較軟弱的表現。需要通過對民族的依附來獲得安全感、力量感、崇高感。也通過民族的集體主義，即民族的利己主義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個人利己主義。以這種方式獲得認同的民族，并不是由獨立平等的個人構成的公民共同體，而是某種有機共同體。在價值序列上，民族優先于個人，民族利益比個人利益有更多的正當性。沿這個方向發展，可以走上否定個人、強調民族至上的道路。[42]所謂變態的方式，是指在這種人格形成過程中，被植入了許多不健康的基因。前面提到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這種不健康基因的來源之一，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在中國，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教育對兒童是極端壓抑的。家長和老師具有絕對的和任性的權威，孩子得不到應有的尊重。[43]走向社會的時候，政府和官員的權威也是如此。學生的學習任務極其沉重，高考的壓力相當大。虐待孩子和摧殘學生的現象普遍存在。在傳統社會，這種壓抑成功地阻止了獨立人格的形成。但是，在改革開放后，社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開放了，青年一代要求更多的尊重和個性自由。但他們所受到的壓制教育不但沒有根本改變，反而在某些方面更變本加厲了。對于獨生子女的一代，父母對他們非常嬌寵，但卻缺少對他們的尊重。父母可以為孩子做出巨大的犧牲，但孩子卻必須服從父母專斷的權威。這樣，在年青一代的心理上，會產生更強的壓抑感和挫折感。[44]我們可以看到，由這種教育造成的人格不健全在民族主義者身上有明顯的表現。人們很容易就能夠觀察到，這些民族主義者不善于克制，以不負責任的方式尋求發泄、轉化和釋放他們的敵意。他們通常是：話揀最有勁的說，事揀最解氣的干。盡情發揮他們的“野蠻優勢”，向文明撒野。但因為他們軟弱的性格，又只能向安全的地方發泄。有人形容他們是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現其最大的勇氣。所以他們敢于在天安門前罵美國總統，敢在北京的大街上砸日本人的玻璃。他們不敢挑戰他們直接面對的權威，只有將在不安全的地方不敢發泄的怒氣發泄到安全的地方，將在國內受到的壓抑轉移到對國外事務上。互聯網這種虛擬空間為他們軟弱的性格提供了幕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