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現代性視域中的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問題研究

農民現代性視域中的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問題研究摘要：農民占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努力促進其現代性的成長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所在。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與農民現代性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本文著重探討了農民現代性與農村文化事業的關系，以及如何通過促進農民現代性的成長去推動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農民；現代性；農村文化事業

18世紀在歐洲興起的啟蒙運動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大大促進了現代性的成長。法國文學家波德萊爾在西方文化史的發展過程中最早使用“現代性”，以此來表達人或事物所具有的某種品格、性質或狀態。但現代性主要還是一個哲學范疇，著眼于現代與傳統的對比，并抽象出現代化過程的本質特征，從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上把握現代化社會的屬性。農民是占中國人口最多的群體，研究農民現代性的成長對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現代性與農民現代性

現代化主要是人類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物質方面的進步狀態，而現代性主要是人類由傳統向現代的社會變遷中的精神層面的進步狀態。我國學者李思頤認為，人的現代化指的是人的現代性產生和完善的過程。一個具備了現代性的人應擁有怎樣的特征。英格爾斯認為，個人現代性是一個特征組，一個復雜的、冗長的個人素質，體現在很多不同的社會行動領域中的態度、價值和行為之中。他認為具有現代性的個人常常表現為見多識廣，積極參與，具有明顯的個人效能感，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樂意接受新觀念和新經驗等。臺灣學者葉啟政也認為現代性“反映的是人類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一種認知和期待心理、價值、信仰、態度與行動基調”。幅柯的《什么是啟蒙?》把現代性歸納為一種把自己與時代、與未來關聯起來的態度。另外，也有人將現代性的總體特征扼要地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組織上的科層化以及觀念上的理性化等等。雖然學者對于何為現代性的觀點各異，但大體都認為現代性是一種精神狀態，是人現代化程度的體現和反映。本文也主要從這個角度分析農民現代性與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關系。

農民現代化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農民的現代化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國內學者周曉虹指出，農民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一個“農民傳統性不斷削弱與農民現代性增強的過程”。農民現代性是相對于農民傳統性而言的，是農民的價值觀、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等方面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特征，主要包括農民的獨立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等幾方面。農民的現代性不是簡單地從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變，而是其價值觀、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等方面能夠逐漸跟上農村和農業的快速和持續發展的節奏。

清末“維新派”的“新學”與“新民”運動，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關于“國民性改造與革命”、“國民性批判與新人說”的爭論與分析，“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思想界“國民性改造的三種主義”的主張等等，這些歷史的事實無不反映出國民性改造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作用。關于中國農民的特點，諸如孫中山：勤勞、和平、守法，恒守古法、不思通變，尚鬼神、忠孝、不敢為主人、一盤散沙、凝滯不前等；粱漱溟：尊卑上下、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團生活、倫理本位等；費孝通：私德、家觀念、小圈子、重人倫、自我主義和缺乏團結道德等。正如魯迅而言的。救中國首先得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從數量上來看，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國民性基本上就是農民性”。因此。農民就是國民性改造的主體。中國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到底是一個改造農民的過程，是農民現代性的不斷成長的過程。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不斷地摸索和實踐中，中國人的現代性有了明顯提高，平等意識、獨立意識、競爭意識、自我意識等不斷深入人心。但在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現代性水平上仍存在著較大差距，主要是因為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格局和農民自身的局限性影響了農民現代性的進一步提升。由于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原因的影響，當代中國農民很大程度上仍然缺乏獨立、自主和理性等現代精神。因而，農民現代性的成長難度最大，離現代性的核心也最遠。改造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成為當前“三農”問題研究中最關鍵的問題，而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不斷促進農民現代性成長的過程。

在中國農民現代性的成長過程中，有幾點必須明確：第一，中國農民現代性的獲得不是簡單拋棄傳統的過程，而是對傳統延續、選擇和放棄的過程。第二。要客觀評價中國農民，如不要不加分析地引申馬克思關于農民“好像一袋馬鈴薯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以及“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為論據，使貶抑農民有了理論的依據。第三，農民不管是作為現代化的主體還是作為被現代化的客體，其結果都是農民現代性的不斷成長。第四，農民現代性的成長與中國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系。第五，農民是當前現代性層次最低的群體，也是最難以獲得現代性的群體，農民現代性的完全確立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它不是一個靜態的完成了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斷提升的過程。

二、農民現代性成長對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作用研究

人是“多需”的，包括對于物質、文化、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參與社會生活的需求，而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則是為了滿足農民的文化需求。所謂農村文化事業主要包括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思想道德建設、公共文化服務、文學藝術創作、民族文化保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等。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需要農民行為、政府行為和社會行為的共同推動。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中指出：“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這是黨和政府關注“三農”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實現城鄉文化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需要農民現代性的成長，而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與農村文化事業的過程也會有效地推動農民現代性的不斷成長。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可以實現新型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創造主體與價值主體的統一，可以激發農民熱愛農村、發展農村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正如亨廷頓所言，只有“當人們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能力，當他們開始認為自己能夠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會之時，現代性才開始”。[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在全國開展的“新村運動”在農村文化事業發展方面給我國提供了寶貴經驗：第一，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第二，大力發展教育，改變農民落后觀念，努力提高農民素質。在這一場“新村運動”中，韓國農民現代性的成長也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空間，有效推動了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而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韓國農民現代性的不斷成長。總之，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與農民現代性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農民現代性主要包括農民的獨立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等幾方面，而這幾方面對于農村文化事業的推動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農民的獨立自主性表現為農民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自主選擇生活和工作方式。農民是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主體。只有確立了農民獨立自主的意識，才有可能實現農民自身的全面發展，才能有效促進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如北京等地的農村地區的文化書屋由農民自主購書學習文化；湖南長沙開福區先后在全區建起33個農民文化屋場，逐步形成了一套村民自己建、自己管和自己評的運作模式等，較好地滿足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農民的能動創造性表現為農民逐漸擯棄傳統的消極保守觀念，不斷學習先進文化經驗，創造性地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并通過自身活動不斷促進農村社會發展。當前，蜻蜒點水式的“送”文化下鄉已遠遠不能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農村文化生活的貧乏現象無法根本改變，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需要廣大農民群眾從本地發展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如河北昌黎等地的農民群眾以鄉村為舞臺，以身邊人、身邊事為素材，自編自導自演文藝節目，不僅豐富了周圍人群的文化生活，推動了當地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還提高了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文化素質。另外，農民的文化創造性離不開政府、大眾傳媒等社會力量的支持和輔助。如從2007年3月起，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所屬浙江日報、錢江晚報、今日早報和浙江在線新聞網站聯合臨安等全省61個縣(市、區)委宣傳部，發動廣大農民開展了農民“種文化”百村賽、“百村行”和“農民文化節”等活動，幫助農民群眾自主創造自己的文化。

另外，農民的現代性還包括平等意識、開放意識和時間觀念等方面。農民的平等意識決定自身能否沖破城鄉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的束縛，爭取憲法所賦予自身的文化權利；農民的開放意識決定農民是否能夠以開放的姿態吸收來自外界(國外、城市或其他農村地區)的先進文化發展的有益經驗；農民的時間觀念也是保證參與農村文化事業發展有效性的重要條件。當然，現代性所帶來的一些客觀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如農民個體的原子化、相互攀比、相對的剝奪感等，這些方面對于農民參與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有著一定的負面影響。這些因素的逐步消除需要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和政府正確引導等方面的有力推動。

三、農民現代性成長促進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主要路徑研究

人的現代性并不是先賦的，尤其是農民現代性的成長，是在現有經濟和社會發展條件下，通過逐步適應并不斷學習而形成的，進而在提高自身素質的過程中不斷推動農村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

1.農村教育、農民現代性與農村文化事業

在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中，中國平民教育促進會創始人晏陽初認為，農民有四大缺陷即愚、窮、弱、私，因而主張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使農民人人都成為有智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的新民。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論斷，深刻闡述了教育農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現代化是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沒有農民的現代化就沒有農村的現代化。中國是一個農民大國，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年代，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不斷提高農民素質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

通過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不斷促進農民現代性的成長是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可以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不斷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導的多元化農民教育投入體制，同時也要積極運用金融、信貸、稅收等手段，支持農民教育事業的發展；第二，加強農村基礎教育，鞏固“普九”成果；第三，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建立政府主導、面向市場、開放的多元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第四，充分發揮廣播電視、互聯網、移動農網、科技書屋等多種教育手段，構建較為全面的公共服務平臺；第五，建立健全對農民教育的監督考核指標體系，加大對農民教育工作的監管力度，確保農民教育的效果。通過這些措施，不僅可以有效提高農民的文化道德素質，而且可以促進農民現代性的成長，并且進一步推動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

2.城鄉文化交流、農民現代性與農村文化事業

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論”告訴我們，有機體只有在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過程中，才能保持活力，并不斷獲得從無序到有序的契機，否則，有機體必定走向死寂和衰敗。事實證明，廣大農民群眾只有在與外界尤其是城市的交流和互動中，才能不斷突破舊傳統價值觀影響下的封閉眼光與靜態取向，不斷超越自我，促進現代性的不斷成長，進而進一步推動農村社會的持續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文化間的交流活動日益豐富，但仍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公共文化資源配置明顯失衡，主要表現在城鄉文化發展政策、城鄉居民文化消費、城鄉民間文化投資等方面差距越拉越大。這一問題的有效解決一方面需要政府創造各種有利條件，把握城鄉文化發展方向，確保城鄉文化統籌發展各項制度的制定和落實，構建城鄉文化統籌發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另一方面，需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發揮市場對資源的有效調節，發展城鄉文化產業。

當前，我國農村和城市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例如，2010年浙江金華市婺城區舉行了首屆城鄉文化PK賽，由鄉鎮、街道兩兩結對，給宣傳文化系統、文藝骨干、廣大人民群眾搭建了一個文化交流平臺，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另外，一些城市的圖書館在農村地區建立圖書室，并長期為這些圖書點送書送資料，使廣大農民群眾能夠及時看到新書，比較好地解決了城里書多看不完、鄉里農民沒書看的問題。總之，對于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推動城鄉文化的資源共享和交流，不斷促進農民現代性的成長。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關鍵。當然，加強城鄉交流和互動，并不意味著對農村文化的全盤否定和推翻，也并不意味著照搬城市文化事業的發展模式。城鄉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根本前提是立足農村發展和農民的實際需要，有選擇地、有規劃地推進統籌城鄉文化發展進程。如浙江寧波等地的農民業余文藝隊送戲進城，以開放的現代意識注定融入到城鄉交流的大潮中，客觀上促進了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互相認同與交流，逐步開始改變原來農民只接收城市文化輸出，卻不向城市輸入文化的被動狀況，農村文化的個性日益凸顯。這是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農民主體意識不斷增強的重要表現，也是農民現代性成長的重要表現。發展城鄉文化事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黨的執政要求和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3.大眾傳媒、農民現代性與農村文化事業

大眾傳媒日益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不斷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成為現代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勒納認為，大眾傳播可以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使人們積極投入到現代化的變革中去，他甚至把大眾傳播稱為是國家發展中的“奇妙的放大器”，可以大大增加現代化的因素，加速現代化進程。倫納和施拉姆在《開發中國家的傳播與改變》一書中進一步論證了大眾傳媒接觸程度是農民現代性成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接近傳播媒介的個人或村落，要比那些不接觸傳播媒介的個人或村落更有現代的態度，更積極，以及更趨向于擔任一個現代的角色，現代化的預兆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暴露程度之間關系密切。”荷馬保(AllanHolmberg)在科魯安底斯山村落的研究發現“解決山區落后的主要方法是為村落引進外界的生活、態度與知識，而收音機、報紙和影片是最有效的工具。”在我國的農村地區，電視、廣播和網絡等大眾傳媒有著較高的普及率，國家在偏僻農村地區實施的“村村通”工程，讓廣大農民的家中接入了有線電視系統和程控電話等，農民與外界的交往正在變得越來越頻繁。大眾傳媒能夠潛移默化地改變著農民的傳統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培育和強化農民的參與意識、自由意識、權力意識和主體意識，促進其現代性的有效成長。

廣播、電視和報紙等大眾媒介在農村普及范圍比較廣泛，從大眾傳媒效果的理論來看，可以在認知、態度和行為三個層面促進農民現代性的成長，從而更好地推動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第一，認知層面。大眾傳媒可以通過媒介工具發揮其信息傳播的功能，使用自身享有的傳播權服務于農民，從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角度來看，要關注農民的文化需求，廣泛搜集和報道與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相關的信息，不斷拓展農民的視野。第二，態度層面。通過大眾傳媒的輿論導向功能，積極引導廣大農民群眾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幫助他們對各種文化活動進行一定的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進步與落后的價值判斷，有利于他們在文化生活方面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第三，行動層面。在農村文化事業發展方面，大眾傳媒通過向廣大農民群眾廣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