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江下游的茶葉生產與茶葉貿易【內容提要】本文以唐代長江下游宣歙茶區和浙西茶區為考察重點，對該地區茶葉生產的兩種不同類型及其特點作了具體的個案分析，浙西湖、常二州代表了唐代貢茶州茶葉進展的最高水平，而宣歙山區的祁門、婺源茶區則是唐代茶葉專門化生產的典型，標志著唐代長江下游地區商品性農業的進展不管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關鍵詞】唐代長江下游；茶農；茶園；茶葉生產；茶葉貿易一、茶葉產區的擴大和名茶品種的增多長江下游地區是我國最重要的產茶區。漢魏六朝時，長江下游地區的茶葉產地要緊集中在義興、烏程、剡縣、永嘉等地。入唐后，專門是開元、天寶以來，相伴著飲茶之風在全國的普及，本區的茶葉產地遍及全境。據陸羽《茶經》卷下《八之出》載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洲、黃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浙東，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臺洲下。［1］從陸羽的記載著來，唐代長江下游地區皆盛產茶葉，而且多為名茶產地。只是《茶經》所載本區茶葉產地，以及陸羽對本區名茶的品評，僅僅反映了唐代中期的情形，而且還遺漏了一些重要的茶葉產地和優質名茶。那個地點我們按照《茶經》的記載，輔以唐代詩文及宋以后的方志材料，對本區的茶產地和名茶品種作一些具體介紹。1.浙西產區浙西是本區最重要的茶產地，也是唐代貢茶州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據文獻記載，浙西六州皆出茶葉，其中湖、常、睦、蘇四州皆貢茶。湖州境內產茶地甚多，據《茶經》記載，“湖州生長城縣顧諸山谷，與峽州、光州同。生山桑、儒師二寺，白茅山懸腳嶺，與襄州、荊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閣飛云、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在湖州茶葉中，以顧渚紫筍茶最為有名。在顧渚紫筍茶中，明月峽茶尤為上品。《嘉泰吳興志》卷4載：“明月峽，在長興縣顧渚側，二山相對，壁立峻峭，大澗中流，巨石飛走。斷崖亂石之間，茶茗業生，最為絕品。”會昌年間任過湖州刺史的張文規把明月峽茶譽為“吳興三絕”之一，作詩贊道：“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全唐詩》卷366）。在唐代貢茶中，顧渚紫筍茶尤為名品，張文規《湖州貢焙新茶》詩云：“鳳輦尋春半醉回，仙娥進水御簾開。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有唐一代，湖州顧渚茶與雅州蒙頂茶并稱，號為天下第一。在唐代，常州義興陽羨茶也是譽滿天下的名茶。《茶經》稱陽羨茶生常州義興縣“君山懸腳嶺北峰下，與荊州義陽郡同。生圈嶺善權寺石亭山，與舒州同。”中唐詩人李嘉佑《送陸士倫宰義興》詩云：“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間。淺流通野寺，綠茗蓋春山。”能夠想見，義興的植茶面積不小。白居易因朋友寄來陽羨茶而興奮不已，吟出了“渴飲毗陵新到茶”的詩句，可見陽羨茶在當時享有盛名。另外，無錫慧山也是常州重要的產茶地，陸羽曾到慧山一帶采茶，釋若冰在《題惠山泉》中也吟出了“野客偷煎茗，山僧惜凈床”的詩句。［2］睦州是浙西又一個重要的名茶產地。《茶經》稱睦州茶“生桐廬縣山谷”，《新唐書?地理志》載睦州貢細茶，李肇在《唐國史補》卷下《敘諸茶品目》中，把睦州所產的鳩坑茶列為全國14類名茶之列。楊曄《膳夫經手錄》也稱：“睦州鳩坑茶，味溥，研膏絕勝霍山者”，認為鳩坑茶超過了壽州名茶霍山黃芽。陸龜蒙《茶鼎》詩云：“曾過赬石下，又住青溪口。且共薦皋盧（茶名），何勞傾斗酒。”［3］自注：“赬石、清溪，皆江南出茶處”，講明睦州青溪縣一帶也產茶葉。蘇州洞庭山一帶產茶，《茶經》把洞庭山茶列為下品，只是該茶在唐后期也有較大進展。北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下載，“洞庭山出美茶，舊時入貢。《茶經》云：‘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州、蘄州味同’”，講明唐后期蘇州洞庭山茶已為貢茶。茶葉一樣在春季采摘，故《茶經》卷上《三之造》稱：“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間”，而蘇州的貢茶卻在冬季采制。《舊唐書?文宗紀》載：“吳、蜀貢新茶，皆于冬中作法為之。”直到大和七年（833年），文宗才下詔“罷吳、蜀冬貢茶”。只是并沒有取消蘇州貢茶，只是“所貢新茶，宜于立春后造。”據同治重修《蘇州府志》卷12《物產》載：蘇州貢茶“出吳縣西山，以谷雨前為貴，唐皮（日休）、陸（龜蒙）有茶塢詩”，也表明蘇州洞庭山貢茶在二月谷雨前采摘。蘇州洞庭山茶到北宋時又進展成為一種名叫“水月茶”的新品種，“頗為吳人所貴”。到明代時，蘇州的虎丘茶、吳縣洞庭西山的云霧茶、剔日茶，名滿天下，以至形成“蘇州茶飲遍天下”的局面。位于臨安和於潛兩縣交界的天目山，是唐代杭州最要緊的茶產地，所產的天目茶在唐時也頗為有名。《茶經》稱“杭州臨安、於潛二縣，生天目山與舒州同”，即指此茶。中唐時精于茶道的詩僧皎然在《對陸迅飲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詩中對天目山茶推崇備致：“喜見幽人會，初開野客茶。日成東井葉，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勝，寒泉味轉嘉。投鐺涌作沫，著碗聚生花”（《全唐詩》卷818）。上元縣（即江寧縣）的傲山是潤州要緊的茶產地，故《茶經》稱“潤州江寧縣生傲山”。位于延陵、句容境內的茅山也產茶，許渾《秋晚懷茅山石涵村舍》詩有“云暖采茶來嶺北”句。奉天之難時，潤州刺史韓滉“以夾練囊緘盛茶末，遣健步以進御”［4］，講明當時潤州也貢優質名茶。2.宣歙產區宣、歙、池三州是唐代聞名的茶葉產區。宣州茶要緊產于宣城、太平二縣。《茶經》稱太平縣生上睦、臨睦，味與黃州同。宣州最有名的茶是鴉山茶，《太平寰宇記》卷103稱宣州寧國縣“鴉山出茶，尤為時貴。《茶經》云‘味與蘄州同’。”鄭谷《峽中嘗茶》詩有“吳僧漫講鴉山好，蜀叟休夸鳥嘴香”（《全唐詩》卷676）句，認為鴉山茶產于吳地蘇州，誤。北宋梅堯臣《答宣州張主簿遺鴉山茶次其韻》云：“昔觀唐人詩，茶韻鴉山嘉。鴉銜茶子生，遂同山名鴉。……纖嫩如雀舌，煎烹比露芽。競收青蒻培，不重漉酒紗。顧諸亦頗近，蒙頂來以遐。”講明鴉山茶在唐后期已入名茶之列。因此唐人楊曄稱：“宣州鴨山茶，亦天柱之亞也。”［5］歙州山多宜茶，在婺源、祁門一帶有大片茶區。《茶經》渭“歙州生婺源山谷，與衡州同。”婺源方茶，制作精好，其先春含膏亦位列名品之列。祁門縣“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所出方茶，可與婺源一比高下。池州，在《茶經》中無產茶記錄。楊曄《膳夫經手錄》稱：“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處出處者，并方斤厚片，自陳、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于浮梁矣。”至德縣原屬饒州，永泰元年（765年）該縣劃歸新置的池州管轄，可見池州也產茶，且數量不小。另據宋人陳巖《九華詩集》記載，德宗建中時新羅人金地藏攜茶種至九華山種植，“金地茶”由此得名。3.浙東產區據《茶經》記載，浙東產茶州有越、明、婺、臺四州。越州余姚縣在唐代往常確實是重要的茶產地，《神異記》載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茶常獲大茗之事，講明該地人專門早就明白得入山采摘野生茶了。《茶經》載唐代“越州余姚縣生瀑布泉嶺曰仙茗，大者殊異，小者與襄州同。”越州會稽縣所產的日鑄茶，在宋代名聞天下。該茶產于會稽山北部的日鑄嶺，宋人王十朋《會稽風俗賦》稱“日鑄嶺，在會稽縣東南五十五里，歐冶鑄劍之處，地產茶最佳，其芽纖百而長。歐陽公《歸田錄》曰：‘草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鑄為第一’。”［6］《青箱記》亦稱：“越州日鑄茶，為江南第一。”［7］日鑄茶在宋代既號稱“江南第一”，講明稽北丘陵地帶的植茶業絕可不能始于宋代。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進士及弟的章孝標在《思越州山水寄朱慶余》中講：“藕折蓮芽脆，茶挑茗眼鮮。還將歐冶劍，更淬若耶泉”（《全唐詩》卷506）。可見，唐后期會稽縣一帶的茶葉生產也有了相當程度的進展。越州另一個重要的茶產地是剡縣的剡山。據宋人張淏《會稽續志》卷4載：“前志（即施宿《嘉泰會稽志》——引者）載越中茶品甚詳，而獨遺剡茶。”事實上，非然而施宿的《嘉泰會稽志》遺載了剡茶，確實是親自到過越州進行實地考察的“茶圣”陸羽，在《茶經》中也遺漏了這一重要名茶。大約與陸羽同時，精于茶道，著有《茶訣》一篇的聞名詩僧皎然有數首詩稱道剡茶。“越人遺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縹沫香，何似諸仙瓊蕊漿”。［8］“剡茗情來亦好斟，空門一不肯沾襟”。［9］“聊持剡山茗，以代宣城醑”。［10］可見在中唐時，剡茶已專門有名。張渂引皎然“越人遺我剡溪茗”的詩句后稱：“剡茶，自唐已聞名矣。華鎮《剡中瀑布嶺仙茶》詩云：‘煙霞密邇神仙府，草木微滋亦有靈’。則剡茶見稱，不特清晝（即皎然）而已。”［11］宋人高似孫在《剡錄》卷10《茶品》中稱：“會稽山，茶以日鑄名天下。……然世之烹日鑄者，多剡茶也。”講明自中唐始“名已著”的剡茶，在五代兩宋時又有了進一步的進展，由于量多質精，以致人們誤把剡茶當成了“江南第一”的日鑄茶了。李肇在《唐國史補》卷下中，把婺州的東白列為全國14類名茶之列。《茶經》稱“婺州東陽縣東目山，與荊州同。”毛文錫（五代蜀國人）《茶譜》云：“婺州有舉巖茶，斤片方細。所出雖少，味極甘芳，煎如碧乳也。”五代時婺州出產“味極甘芳”的舉巖茶，想必晚唐時那個地點也應出產此茶。明州鄞縣是浙東又一個重要的產茶地，那個地點有許多茶園，尤以榆莢村出產的茶葉最為有名。臺州天臺山唐往常就有產茶的記載，只是臺州最重要的的產茶地當推唐興縣的赤城山。《元和郡縣志》卷26載：“赤城山，在縣（唐興縣）北六里，實為東南之名山。”陸羽《茶經》云：“始山豐縣生赤城者，與歙州同。”那個地點的始山豐縣即唐興縣，晉時稱始豐縣。溫州永嘉縣在唐往常即為產茶地，《茶經》卷下《七之事》引《永嘉圖經》云：“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只是唐時那個地點無產茶記錄。4.淮南產區淮南自東晉以來就有飲茶品茗的風尚，入唐后飲茶之風更盛。唐代淮南產茶地要緊集中在舒、壽等州。在唐代享有盛名的天柱茶產于舒州太湖縣天柱山（又名潛山），《茶經》稱“舒州生太湖縣潛山者，與荊州同。”楊曄《膳夫經手錄》稱：“舒州天柱茶，雖不峻拔遒勁，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在唐詩中，贊揚天柱茶的詩句許多。“天柱香芽露香發，爛研瑟瑟穿荻蔑”［12］；“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13］，便是對該茶品質優良的贊揚。在淮南產區中，可與舒州天柱茶相頡頏的，當推壽州的霍山黃芽。該茶產于霍山，《茶經》稱“盛唐縣生霍山者，與衡山同”，即指此茶。楊曄對霍山黃芽作了如此的品評：“壽州霍山小團，其絕好者上于漢美，所闕者馨花穎脫。”［14］淮南除如上二州產茶外，還有揚州、廬州等地。《新唐書?地理志》載廬州“土貢茶”，既為貢茶州，必產茶無疑。二、宣歙山區的茶葉生產與山區經濟的開發隨著飲茶之風在全國的普及，長江下游地區的茶葉生產與茶葉貿易有了明顯的進展。那個地點我們以宣歙山區的祁門、婺源為例，對之作一些具體考察。宣歙地區以丘陵、山地為主，所謂“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15］，便是對該區自然環境和地貌特點的概括。山區的河谷地帶固宜于植稻，唐人詩文中也有“萬畦香稻逢蔥綠，九華奇峰樸亞青”，“稻熟瓜累歲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記載。只是總的來講，山多地少，糧食的種植面積不大。多山的地理環境因此限制了糧食生產的進展，卻為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提供了理想的場所。因為植茶“宜山中帶坡峻，若于平地，即須于兩畔深開溝壟泄水，水浸根必死。”［16］宣歙山區的人民揚長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間廣植茶樹。因此，在中唐以后，祁門、婺源山區一帶茶園廣布，即山樹茶，以充衣食的專門化生產在這一帶逐步形成。唐人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記》、楊曄《膳夫經手錄》中有二條重要材料，值得我們重視：邑（祁門）之編籍民五千四百余戶，其疆境亦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發二三月，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全唐文》卷802）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赍，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顧諸茶品之亞列。祁門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膳夫經手錄》）如上材料至少可為我們分析提供如下幾點啟發：其一、祁門、婺源茶區具有面積大，業茶眾，茶葉產量多，制作精的特點。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環境，促使當地的農民不得不即山樹茶，仰茶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的景觀，這表明祁門、婺源一帶植茶面積廣，業茶人數多。“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講明祁門、婺源出產的方茶，制作技術高，質量好，在當時已馳名遐邇，被茶商視為茶中精品，頗得其信任。因此，祁門、婺源茶區不僅具有面積廣、業茶眾的特點，其茶葉生產還以其質量高、制作精而名播于世。唐人楊曄在《膳夫經手錄》中按照各茶區產茶多少和質量高低，把唐代茶葉分為“以多為貴”和“少而精者”兩類。按照他的劃分，蜀地新安茶、饒州浮梁茶等以多名世，而長江下游產茶區則全屬“少而精”類。事實上，楊氏的這一劃分并不能使人信服。僅從張途對祁門一地的記載來看，祁門茶不僅在質量上為浮梁諸茶所不能望其項背，確實是在業茶之眾、植茶之廣、產量之多方面，也絲毫不遜于饒州浮梁，“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余茶者七、八”，足資證明。在唐代，饒州浮梁茶有“商貨”之稱，講明它是一種以產量多、銷量廣而著稱于世的茶葉。楊曄稱“饒州浮梁（茶），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其于濟人，百倍于蜀茶。”這足以講明浮梁茶的產量之多。據《元和郡縣志》卷28載，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萬貫。”當時的山澤之利（礦冶稅），“舉天下只是七萬余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17］，講明唐后期的浮梁縣的確是首冠全國的茶稅大縣。那么與之毗鄰的祁門、婺源二縣情形又如何樣呢？關于二縣的茶葉年產量及稅茶數，由于史無明載，故其具體情形難以詳知，只是從劉津《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的某些記載中，我們也可窺其大致。該文載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其次樂平、千越，悉出厥利，總而管榷，少助時用。于時轄此一方，隸彼四邑，乃升婺源為都制置，兵刑課稅，屬而理之。（《全唐文》卷871）在“茶貨實多”上，劉津把婺源、祁門與饒州浮梁縣并列，講明這二縣的茶產量并不遜于浮梁。升婺源為都制置，并在此設稅茶機構負責治理四縣茶稅，講明婺源每年的稅茶額當許多于浮梁。因為稅茶機構所在地，一樣而言當是茶稅收入較多之地，婺源之因此升為都制置，不僅僅是因為那個地點“兵甲且眾”，更要緊的是那個地點“茶貨實多”、“戶口甚殷”、“素是奧區”之故。換言之，婺源政治地位的上升與其經濟實力的增長大致是同步的。據此我們估量，唐后期婺源的稅茶額可能多于浮梁，祁門大致與浮梁相當。如果這種估量和分析還大致可信的話，那么我們完全有理由講歙州婺源、祁門與饒州浮梁在唐后期，同是全國首屈一指的稅茶大縣。其二，祁門、婺源一帶已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茶葉生產種植區，已顯現了以種茶為生、仰茶為生的專業種植戶——茶農。祁門、婺源縣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環境宜于種茶，卻不適于植稻，因此那個地點的人民即山樹茶，以此為生，這表明兩地的茶葉種植差不多上和糧食生產分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據唐人張途記載，祁門一縣是有五千四百余戶，卻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從事茶葉生產。即是講，那個地點已有四千戶左右的種茶專業戶。一戶若以六口計［18］，即有二萬四千多人在從事專門的茶葉種植和茶葉生產制作。在唐代，以植茶為生的并不限于歙州的祁門、婺源二縣。事實上，至遲在中唐以后，長江下游產茶區的農戶“作業多仰于茗茶”。唐文宗大和年間，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生”。［19］開成五年（840年）十月，鹽鐵司上奏亦稱：“江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業”。［20］可見，中唐以后，在長江下游重要的產茶區內，至少有一部分地區已開始了茶葉的專業化生產，而這種現象只只是在歙州的祁門、婺源二縣表現得尤為明顯罷了。隨著茶區專業茶農的日漸增多，在唐代戶籍中又增加了“園戶”這一新名稱，這無疑是專業化茶葉種植區形成的反映。其三，隨著茶葉專門化種植區的形成，祁門、婺源一帶的茶葉貿易也有了較大進展。茶葉是唐代新興的一項大宗商品，講它是商品，是因為茶農生產它，要緊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投放市場出售交換。如此，茶葉生產與市場交換自然便聯系了起來。這種為市場交換需要，以獵取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必定會推動茶葉貿易的進展。因此，每到出茶時節，以求利為目的茶商們不遠千里，不畏艱辛，川流不息地前往茶區購茶。這勢必會在產茶區一帶形成以交換茶葉為中心的地點市場。湖、常兩州交界的水口草市，確實是如此一個因交換茶葉而形成的地點集市。在文獻中，祁門、婺源茶區雖無如此的地點交換市場的直截了當記載，但從“每歲二、三月，（商人）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商賈所赍，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婺源）的記載來看，那個地點已形成了茶葉交易市場當屬無疑。茶葉貿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區，一下子變成了喧鬧專門之地，這對山區地帶的經濟開發，無疑是具有極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動作用的。商人“赍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講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購茶葉的情形。事實上，祁門、婺源一帶本地茶商販茶至他方者，也為數許多。茶農既以種茶為生，他們既是商品生產者，同時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門、婺源地區山多地少，糧食不能自給，而“業于茶者七八矣”的茶農“給衣食，供賦役”又全仗茶茗，為了堅持生存，交納賦稅，擴大生產，他們必定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迅速投放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因此，那個地點的茶農其中必定有一部分專門從事茶葉販運。祁門、婺源地區的茶農因此是屬于小商品生產者，然而也不排出他們中間的少數人在制茶、販茶過程中發財致富，隨其資本的持續增大，逐步成為擁有雄厚實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門縣令陳甘節修治好閶門溪后，“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21］那個地點的“居民業舟”表明，祁門茶區從事茶葉外運的本地商人當擁有一定數量。楊曄稱婺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婺源方茶既然遠銷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當部分是當地茶商販運去的。據記載，唐末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為茶，鬻之。”［22］既然婺源方茶早已遠銷幽薊，那么劉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者，其中必有許多的婺源茶商。明清時期，徽商十分活躍，有“無徽不成商”，“賈人幾遍天下”之講［23］，事實上他們的前輩新安茶商在中晚唐時就已相當活躍。從上面的事例中，我們不難窺見一斑。祁門茶葉外運要緊是走水路，從昌江上游的閶門溪（祁門水）動身，然后溯江（昌江）西行至鄱陽湖再入于長江。因此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稱：“縣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閶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于鄱陽，合于長江。其濟大利物，不為不至矣。”《新安志》卷1《風俗》載新安，故秦二縣（黟縣、歙縣——引者），在山谷間，地廣遠。……祁門，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給。《新安志》為南宋人羅愿編撰。如上材料無疑是宋代祁門地區土產外運以交換米糧情形的反映。唐代的情形是否也如此呢？那個地點我們有必要作一些分析。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門一帶已形成了茶葉生產的專門種植區，茶農們靠茶葉生產“給衣食，供賦役”。而該地的糧食生產不多，需要從產糧區大量運入方能自給。在唐代，長江下游地區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稻作生產技術的進步，使糧食的畝產量大為提升。如此，農民就有更多的余糧投放市場交換，因而進入流通領域的糧食數量較前代大為增加。進入流通領域進行交換的糧食，除流向工商業比較發達的都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糧食不能自給的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而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那個地點要緊是指茶葉專業生產區）的形成和它對糧食的大量需求，又必定會導致和促進糧食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宣歙產茶區的人民把所產之茶大量外運以換取米糧，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的糧食也持續流向宣歙山區，這在唐代是有史可證的。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盧坦出任宣歙觀看使。當他到任之時，正逢該區旱饑，糧價驟長，屬下有人建議抑米價救饑，盧坦卻不以為然。他講：“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24］因此放開米價，“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糧商在宣歙地區專門活躍，這與該區農民多以種茶為生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當有極大的關系。就祁門縣而言，進入該縣的糧商多是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江西商人，因為那個地點的水上交通便利，他們順昌江而下便可直達祁門。產糧區的糧食大量流入經濟作物種植區，反映了農業生產領域持續在向專業化、區域化方向進展、邁進，這標志著農業領域內商品生產和社會分工有了較大的進展。馬克思講：“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25］，“一個民族的生產力進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進展程度上。”［26］祁門等地以茶葉生產為主的專業化區域的顯現，明顯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有相當程度進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唐代農業領域內商品經濟進展的集中體現，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本區商品性農業的進展，不管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不僅促進了祁門山區社會經濟的進展，而且使該地的交通條件也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前述祁門茶葉要緊是通過閶門溪入江西行至鄱（陽湖）入大江外運。閶門溪夾灘兩岸“怪石叢峙，迅川奔注，溪險石蹙，跳波激射，摧艫碎舳。商旅經此，十敗七八。”［27］《太平寰宇記》卷104《歙州?黟縣》“魚亭山”條記載了該山得名的緣由：“魚亭山，在縣南二十五里，每歲江西漁船至祁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曰魚亭焉。”祁門縣本是代宗永泰二年（766年）析黟縣六鄉及饒州浮梁縣一部分置以為縣的，我們估量江西漁船進入祁門乃是運茶之故。眾所周知，商人以重利、求利為目的，只要利之所在，那怕是山高路險，依舊葬身魚腹，他們也將驅之若鶩。所謂“賈客燈下起，猶言發已遲。高山有疾路，暗行終不疑。”“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股中。”［28］便是這種情形的反映。我們認為江西魚商先是用船載魚、糧等物品到祁門販賣，然后再從那個地點購茶運回圖利。由于祁門有閶門之險，水路交通不便，故舍舟登陸，采納肩荷背負或小車陸運的方法將漁、糧等物品運入茶區，換取“愈于諸方”的祁門方茶，然后再將茶葉陸運到停船處，裝載西運運入江西。那個地點附帶講明一下，在唐代，專門是中晚唐，江西商人的販運貿易是相當有名的。唐人李肇稱“舟船之盛，盡于江西。”［29］來往于江西、淮南間的俞大娘船隊“操駕之工數百”，“歲一往來，其利甚博”。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也塑造了一位“重利輕離不”、“前月浮梁買茶去”的茶商形象。由于祁門、婺源地區所產的優質方茶是西行過境浮梁外運的，我們估量白居易筆下的那位薄情重利的茶商在浮粱境內購買的茶葉極有可能是從祁門、婺源茶區販運去的。祁門茶葉外運，采納陸行，不僅費勁甚多，而且祁門山多路險，運載亦不安全。因此要“廣市多載”，必不可能；“縱有多市，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艘。”但因閶門溪“迅川摧艫，十常八九”之故，即使是“輕舟寡載”，也不安全。因此歙州司馬張途稱（閶門溪）水自疊嶂積石而下……其奔流激注，巨石硉矹，騰沸洶涌，瀺灂圓折，凡六七十里。舟船勝載，不計輕重；篙工楫師，不計勇弱。其或濟者，若星馳失逝；脫或蹉跌，必溺灣旋中，俄頃沒跡矣。（《全唐文》卷802）可見，水陸交通的不便極大地限制了祁門茶葉的外運，而以茶為業的茶農們又要緊靠采茶貨賣，以充衣食，因此改善和治理水陸交通，便成了祁門地點官吏的一項重要職責。元和初，祁門縣令路旻對該縣的水陸交通進行了治理。在陸路上，要緊是開鑿武陵盤道。《新安志》卷4《祁門沿革?山阜》載：“武陵嶺，在縣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時道險陿，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鑿為盤道，至今利之。”在水運方面，重點治理閶門溪，“開斗門以平其隘，號路公溪”，“利于人且久”。［30］后因斗門廢，閶門溪又重新為患。咸通元年（860年），祁門縣令陳甘節為了便于該縣茶葉外運，使“六鄉之民專業于茗”，又對閶門溪進行了大規模的整治。他以俸鈔票及茶羨利充市柘之用，召土客、商人、船夫接助，“穴盤石為柱礎，疊巨木為橫梁”，“因山派渠，余波入于乾溪，舟行乃安。”［31］通過這次全面整治，閶門溪“溯流安逝，……滔滔無滯”，不僅“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而且“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業于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明顯，茶葉的外運，促進了祁門山區交通條件的改善；而水陸交通的改善，又反過來促進了該區茶葉貿易的進一步進展。祁門茶區茶葉貿易的興盛，表明了本區農業領域內商品經濟有了超邁前代的進展，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大為提升。祁門地區茶葉生產和茶葉貿易的進展，僅僅是唐代長江下游地區商品性農業進展的一個側面。事實上，與祁門情形類似的在本區遠不止祁門一處。例如，地處新安江流域的睦州，自然條件與歙州大致相同。“州在萬山間，山崄而土峣”［32］，“較浙右（浙西）諸郡，其等最為下下”。陳公亮在《嚴州圖經》卷1《風俗》中稱睦州，“山谷居多，地狹且瘠，居貧而薔。谷食不足，仰給他州。惟蠶桑是務，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賈懋遷之利。”那個地點雖講的是宋代的情形，事實上唐代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山多土磽的自然環境并沒有難到那個地點的人民，他們充分利用山地丘陵的優勢，大力進展和種植以茶葉為主的經濟作物。因此，地處山區的睦州，自然條件雖差，但土產卻極為豐富。專門是茶葉，該州不僅上貢優質的“細茶”，而且桐廬、青溪等縣的產茶數量也許多，桐廬的鳩坑團茶，在唐代一直列于名茶之列而享譽全國。當地的人民為了生存，或把本地的土特產品就地出售給商人，或將產品外運他州以換取糧食，因此便形成了“蒸茶割漆，以要商賈懋遷之利”的局面。史載宋代睦州“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33］清代《徽州府志》卷2《風俗》稱“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鮮田疇，以貨殖為恒產。”這講明歷史上徽、睦二州商賈眾多，極為活躍。那個地點應當指出的是，徽、睦二州商賈眾多，商業資本的活躍并不始于宋代抑或是更后的明清時期，事實上它們的源頭直截了當可上溯到唐代，專門是中晚唐，二州茶業的進展和茶商的活躍，足以為證，宋人、清人的記載只只是表明二州經商的歷史源遠流長罷了。總之，唐代歙、睦等州，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環境使當時的人民種茶為生，以充衣食，因而第一在這些地區形成了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顯現了大面積的茶園和以茶為業的園戶。茶農種茶差不多上不再是為生產者自身的直截了當消費需要而生產，他們的產品要緊是為了投放市場出售、交換。換言之，這時的茶農生產茶葉己經不是在生產單純的使用價值，而是在生產交換價值，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差不多上為供應各地市場的商品。這種投放市場出售，以獵取交換價值為目的生產，又推動了茶葉貿易的進展，促進了山區經濟的開發和交通條件的改善。山多田少的祁門、婺源之因此“素稱奧區”，“州在萬山中，其地險愜而不夷”的歙州之因此在唐人眼中被視為“富州”，山多土峣的睦州“商賈輻輳”、“富商巨賈多往來”，應當講與這一地區商品性農業的進展有著極大的關系。人們在研究徽商、睦商時，往往多著眼于明清時期，實際上在中晚唐時，新安商人就已相當活躍，專門是在茶葉貿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是我們應當專門加以注意的。三、浙西貢茶州的茶葉生產與茶葉貿易浙西湖、常二州是唐代二個聞名的貢茶州，二州所產的顧渚茶、陽羨茶以其質量高、制作精而名滿天下。《嘉泰吳興志》卷18《茶》引《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棲筠典是邦，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棲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后因之，征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湖、常二州貢茶產于湖州長城和常州義興二縣交界的顧渚山，故兩州入貢的紫筍茶，實為一山所產。從如上記載來看，常州義興入貢早于湖州，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李棲筠出任常州刺史之時。李棲筠進茶后，在義興縣東南三十六里的東舍溪置茶舍焙制貢茶，因此許有谷有詩稱“陸羽名流舊茶舍，卻教陽羨置郵忙。”湖州顧渚茶入貢大約始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年），據《嘉泰吳興志》卷18載，代宗大歷時因湖州“歲造數多，遂命長興（長城）均貢。自大歷五年始，分山析造，歲有客額，鬻有禁令，諸鄉茶芽，置焙于顧渚，以刺史主之，觀看使總之。”顧渚山下設有貢茶院，院測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名金沙泉”，“貢焙蒸搗，皆用之。”湖、常二州的地點長官對貢茶焙制專門重視，每到造茶時節，兩州刺史親臨茶山主持造茶儀式，極一時之盛。白居易有詩道：“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斗新。”［34］開成三年（838年），朝廷因湖州“進貢新茶，不及常年”，派浙西監軍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以專其事”，講明焙制貢茶已成為地點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貞元五年（789年），朝廷在湖州顧渚山置合溪焙、喬沖焙，規定歲貢凡五等，第一陸遞，限清明到京，稱為“急程茶”。其余并水陸進獻，以四月到。關于清明到京的“急程茶”，唐詩中多有反映。袁高《茶山》詩言催貢：“陰嶺芽末吐，使者牒已頻。”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有“況且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句。李郢《茶山貢焙歌》對顧渚茶農搶時采制以及急程遞送的情形描述得最為詳細：“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里。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煙觸露不停探，官家赤印連帖催。……研膏架動轟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啖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全唐詩》卷590）。從貞元五年（789年）到貞元十六年（800年），湖州貢焙院一直都設在顧渚山側。次年刺史李詞“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額置焉。以東廊三十間為貢茶院，兩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顧渚泉亙其間，烹丞滌濯皆用之”［35］，官焙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湖州貢茶額在大歷五年與常州分山析造時，上貢五百串，數額不大。德宗貞元時，入貢額大增。鈔票易《南部新書》載：“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歷五年以后，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為郡，進三千六百串。”《元和郡縣圖志》卷25《湖州?長城縣》也載：“自貞元以后，每歲以進奉顧山紫筍茶，役工三萬人，累月方畢。”貢茶是唐政府對產茶區人民的一項無償掠奪。如上通過對湖州貢茶情形的敘述不難看出，貢茶的生產焙制設有專門的機構——貢茶院，由地點州郡的最高長官刺史負責主持，其生產過程大多是在官府的督促、監督下以無償的徭役形式來完成的。“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36］；“顧渚吳蹊踏成道，石焙急成山日燥”。［37］唐政府通過任土作貢的方式，從江淮產茶區掠奪走了大批優質名茶，同時也給茶區人民帶來了繁重負擔。袁高《茶山詩》云：“我來顧諸源，得與茶事親。氓輟耕農來，采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奇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不為春。……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櫨，俯視彌傷神。……未知供御余，誰合分此珍”（《全唐詩》卷314）。貢茶不僅是對茶區人民赤裸裸的掠奪，而且也長期成為地點政府的一項繁重負擔。唐末常州刺史王積就吟出了“今朝拜貢盈襟淚，不進新芽是進心”的詩句（《全唐詩》卷795）。“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38］從詩人的筆下，我們看到了茶區人民憤慨的呼聲。唐政府通過任貢茶的方式，強迫江淮產茶區的人民把大批名茶上貢朝廷，使這些優質茶葉無緣進入市場交換流通，嚴峻阻礙了本區茶葉的商品化進程。因此，我們也不排除這一大批貢茶在滿足宮庭消費和賞賜文武百官后，也可通過各種方式、渠道進入流通領域交換。《冊府元龜》卷493《邦計部?山澤》載：“元和十二年五月，出內庫茶三十萬斤，付度支進其值。”內庫一次便可拿出30萬斤貢茶變賣，可知貢茶也有一部分進入了流通領域，盡管它們是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籌集軍費而投放市場交換的。在進入流通領域進行交換的這30萬斤貢茶中，能夠確信有相當一部分來自長江下游地區，專門是湖、常兩個貢茶州。盡管貢茶帶有強烈的超經濟強制色彩，差不多上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無涉，只是它對浙西茶區的茶業進展而言，從某種程度上講依舊具有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的。這要緊表現在：第一，擴大了植茶面積。唐往常，茶葉要緊來源于采摘野生茶，人工種植的不多。直到中唐陸羽時，他還認為茶“野者上，園者次”。因此，陸羽隱居湖州苕溪時，常常到湖、常二州的深山中去采摘茶葉。這種情形到永泰、大歷時湖常二州貢茶后有了較大的改變，這一帶人工植茶的面積較先前大為增加。到唐后期，湖州長城縣和常州義興縣的茶山到處出現出“半坡芳茗露華鮮”，“綠茗蓋春山”的景觀。陸龜蒙在湖州顧渚山下置有茶園，晚唐詩僧無可有詩稱湖州“橘青陶暑寺，茶綠隔湖溪”［39］；稱義興“月向波濤沒，茶連洞壑生。”［40］講明唐后期湖、常二州隨著貢茶數量的持續增多，那個地點的人工植茶有了極大的進展，茶山面積在持續擴大。第二，促進了制茶技術的進步。貢茶是在名茶產地所焙制的優質茶，故在茶葉采摘和制作加工上要求甚高。據《茶經》記載，唐人制茶分采、蒸、搗、拍、焙、穿、封七道工序。采茶貴早，專門是質量要求較高的貢茶，在茶葉采摘上有較嚴格的時刻限制。陸羽稱茶“始抽凌露采焉”，徐鉉有詩描寫顧渚茶農采摘茶葉“荷杖青林下，攜筐旭景前”，自注云：“采茶須在日未出前”。［41］宋子安在《東溪試茶錄?采茶》中對茶葉侵晨采摘的緣故作了如此地講明：“凡采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為陽所薄，則使芽之膏腴出于內。茶及受水而不鮮亮，故常以早為最。”［42］貢茶一樣在谷雨往常采摘加工，質量最好。唐人陸希聲《茗坡》有“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華鮮”的詩句。據《嘉泰吳興志》卷18載，湖州顧渚焙制貢茶，“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還。”茶葉采好后，先把嫩芽放到甑釜蒸熟，然后將蒸過的茶葉用杵臼搗碎，再把茶末制成團餅，最后再把茶餅穿起來封存。在唐代，本區制茶多以團茶、餅茶為主。盧仝《走筆謝孟諫議新茶》有“手閱月團三百片”句，薛能《謝劉相公寄天柱茶》稱“兩片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講明義興陽羨茶和舒州天柱茶多為團茶、餅茶。宋人朱翌稱：“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則旋摘旋炒。”［43］從劉禹錫“自傍芳從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44］；陸希聲“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45］等記載看來，唐人確實比較重視炒焙。只是宋人所重視的“蒸熟焙干”法，即所謂蒸青法，在唐代長江下游產茶區內也已顯現。所謂蒸青，即把采來的鮮芽放在甑釜中升火蒸熟殺青。蒸青的關鍵在于把握火候，“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清易沈，而有草木之氣。”［46］通過蒸青處理后，再用火氣焙干，用杵臼搗碎。這種制作方法在唐代被稱為研膏法，制成的茶稱為研膏茶。據北宋張舜民《畫墁錄》卷1載，“貞元中，常袞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本區的浙西也有這種制茶法，睦州所產的鳩坑茶，“味薄，研膏絕勝霍山者”［47］，確實是采納的這種“蒸焙而研之”的制法。由于制茶技術的提升，使本區的貢茶以其質量上乘而名聞天下。盧仝稱陽羨茶“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48］，劉禹錫贊顧渚紫筍茶“木蘭墜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49］，講明湖、常二州在茶葉加工技術質量方面較入貢前有了明顯提升。第三，促進了私人茶園的增多。前述歙州祁門、婺源地區已顯現了茶葉專門種植區和以茶為業的茶農，事實上這種專業化的茶園和專業茶農在淮南、兩浙一帶也為數許多。皮日休《茶人》詩云：“生于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為茶荈，衣香是煙霧。庭從穎子遮，果任獳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佩輕簍”（《全唐詩》卷611），描畫出了顧渚茶區專業茶農的形象。在另一首《茶塢》詩中又道：“閑尋堯市山，遂入深深塢。種荈已成園，栽葭寧記畝。石窪泉似掬，巖謼云如縷。好是夏初時，白花滿煙雨。”自注：“《茶經》云‘其花白如薔薇’”（《全唐詩》卷611）。據此可知顧渚茶山一帶已有許多專業茶園。又據陸龜蒙《茶塢》“茗地曲隈回……向陽就中密”；孟郊《越中山水》“菱湖有余翠，茗圃無荒疇”等記載可知，兩浙產茶區已有許多茶園。本區茶園要緊有官府茶園、地主私人茶園、寺觀茶園和茶農擁有的小茶園四類。前述祁門茶農販茶，“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可見那個地點的茶農擁有屬于自己的小茶園，他們靠著這些小茶園“足衣食，供賦役”。唐政府在顧渚山設貢茶院，由刺史負責主持焙制，那個地點的茶山即是政府經營的大茶園。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憲宗“詔壽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內茶園”［50］，可見淮南壽州境內也有規模較大的官茶園。湖州顧渚山不僅官焙規模龐大，而且地主士大夫的私人茶園也為數許多。晚唐時隱居蘇州甫里的陸龜蒙曾“置園顧渚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弟。”［51］上元初（760年），復州競陵人陸羽流寓湖州，“結廬于苕溪之濱”。據他的好友皎然記載，他在其不業鄰近種植桑麻菊樹等。陸羽隱居苕溪，自言“桑苧翁”，在其不業周圍種植桑麻，當屬無疑。只是陸羽要緊是以擅長品茶而名播于世的，因此被后世譽為“茶神”的陸羽在其不業周圍植茶，當合于情理。陽羨茶確實是經他品評而為貢茶的，那么他在顧渚山置有茶園，也極有可能。前引皮日休《茶塢》詩可知顧渚茶山一帶已有許多專業茶園，在這些專業茶園中，能夠確信有許多屬于地主官僚的私人茶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主士大夫的私人茶園大量顯現，大多始于陽羨茶、顧渚茶入貢之后。那個地點我們不妨作如此一個估量：永泰初陽羨茶入貢后，再加“茶神”陸羽、精于茶道的詩僧皎然等人的宣傳，常州陽羨茶和湖州顧渚茶遂名滿天下。由于這一帶茶葉質量好，制作技術高，專業茶農多，因而吸引了許多地主士大夫前來那個地點購地植茶建立茶園，因此官焙加私園，便形成了“綠茗蓋春山”、“色是春光染”的景觀。中唐后顧渚山一帶私人茶園的增多，與這一地區貢茶的進展，制作加工技術的提升不無關系。從那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講，貢茶對浙西太湖地區制茶業的推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與歙州祁門、婺源茶區一樣，湖、常等貢茶州的茶葉貿易也十分興盛。每到“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52］，因而在茶山及其周圍便自發形成了以茶葉貿易為主的地點交換市場。杜牧《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云：“倚溪侵嶺多高樹，夸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可見在湖州長城和常州義興二縣交界的顧渚山下，因茶葉貿易的需要而形成了定期交易的地點集市。在這些集市中，有店肆為茶商服務，有酒樓供其消遣，有旅舍提供食宿。同時，這種因茶葉交換而興起的地點集市并不限了產茶區，也顯現在茶船往返停泊的碼頭上。許渾《送人歸吳興》詩云：“綠水棹云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全唐詩》卷531），便描寫了如此一個因轉運和集散茶葉而形成的碼頭集市。在本區茶葉轉運貿易中，值得一提的還有淮南道的首府、“雄富冠天下”的揚州。揚州是本區、也是唐代最大的茶葉集散地，長江下游產茶區的茶葉大多先運到那個地點集中，然后再由此入運河北運。因此唐人封演稱：“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53］揚州因茶葉轉運而在運河兩岸顯現了許多出賣茶葉、茶水并能提供住宿的茶店和堆放茶葉的貨棧。開成三年（838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晚，日僧圓仁到達揚州如皋鎮時，“茶店暫停。掘溝北岸，店家相連”［54］，足見揚州運河沿岸茶店之多。揚州自東晉以來飲茶品茗的風氣就專門流行，入唐后更盛。揚州城北蜀岡上大明寺西側有天下第五泉，據張又新《煎水茶記》載，乃是代宗時品茶大伙兒劉伯芻所評定。《太平寰宇記》卷123載：“揚州江都縣蜀岡，《圖經》云：‘今枕禪智寺，即隋之故宮，岡有茶園。其茶甘香，味如蒙頂’。”事實上揚州蜀岡產茶并非自宋代始，唐時該地就產茶葉。客居揚州的新羅人崔致遠在《謝新茶狀》中稱：“蜀岡養秀，隋苑騰芳。始興采擷之功，方就精華之味，所宜烹乳綠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甌。”［55］可見宋代產于蜀岡、“味如蒙頂”的名茶在晚唐時就已享盛名，據此可推唐代揚州禪智寺也擁有茶園。作為茶葉生產和茶葉交換的中介——茶商，在淮南、兩浙地區的活躍絲毫也不遜于新安茶商。活躍在那個地點的茶商要緊有如下幾類：其一，中小茶商。這一部分人多是私茶販中的小販，資金不多，但人數頗眾。為了對抗官府，他們往往結黨自衛。因此杜牧稱：“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56］其二，大茶商。這一部分人資金雄厚，經營規模較大。《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條載：“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于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從這條記載可知，劉清真既是一個經營茶葉種植和茶葉加工的大茶園主，同時又是一個從事茶葉販運的大茶商。他在名茶產地壽州經營了一個規模頗大的茶園，并采取雇工經營的方式從事茶葉的加工制作，然后再把加工好的茶葉通過陸路販運到北方州郡求利。唐時一馱為一百斤，“人致一馱為貨”，講明販運茶葉的數量為二千斤。可見劉清真經營茶葉的規模差不多不小。活躍在淮南、兩浙地區的大茶商遠非壽州劉清真一人。“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于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57］呂用之的父親呂璜，“以貨茗為業，來往于淮浙間。”［58］這些大茶商不僅資金雄厚，還常與官府勾結，“場鋪人吏，皆與通連”。因此唐文宗下詔稱：“江淮大戶，納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販茶鹽，頗撓文法，州縣之弊，莫甚于斯。”［59］其三，官商。隨著茶葉貿易的進展，茶利的增多，官府經營茶葉貿易的也日益增多。乾寧元年（894年），楊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余斤，如汴、宋貿易”［60］，即為一例。活躍在長江下游產茶區的各地茶商，不僅把本區的茶葉銷往北方，而且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也常常有他們的足跡。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載：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咨詢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民者，此浥湖者。本不產茶的吐蕃卻擁有眾多的內地名茶，表明唐代飲茶之風已擴展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在吐蕃贊普向唐使展現的六種名茶中，有三種（壽州霍山黃芽、舒州天柱茶、湖州紫筍茶）卻來自本區。而這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