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詩經·王風·丘中有麻》這首詩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來并不復雜，但是對于詩的內容以及詩中人物的姓名，卻仍有爭議，迄無定論。《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認為是“思賢”詩，《箋》、《疏》并無異議。[1]《傳》的故訓由于最接近于《詩經》時代，大體上是可信的。但是，對于“國風”中某些詩篇的詩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歡女悅的情愛詩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牽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說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數可考者，如《鄘風·君子偕老》、《邶風·新臺》、《齊風·南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但大多數情愛詩篇，往往是詩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何可考耶？竊以為《丘中有麻》就屬于此類民歌。對于這些詩歌，只能就詩論詩，味之以文情，審之以辭氣，衡之以語法，核之以訓詁，來探索其主題。朱喜作為一個理學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詩集傳》尚能遵循就詩論詩的原則，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認為是一首愛情詩，其說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說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國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評點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來乎？”[2]果如朱子所言，婦人私會二人且二人均贈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雖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確是夠大膽的了，縱有，當事人也不會形之于詩，即使作詩人未必詩中人，亦不會如此津津樂道地賦之于詩。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引崔述《讀書偶識》駁那些認為《齊風·東方之日》是諷刺詩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詩經》中確有刺淫刺穢之詩，如《新臺》、《南山》、《載驅》、《株林》，但決非當事人自作或以當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陳靈公，作為一國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終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弒。朱子評曰：“靈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傷風化、有悖人倫之事，旁觀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風·墻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觀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婦人歌詠與兩個情人茍且之事。《詩經注析》認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說的這位女子和子國、子嗟父子有私情，而這二人在丘中有麻處又為新歡所留。”《詩經注析》認為朱子和方玉潤都將“留”解釋為挽留之留，致有此誤。竊以為誤則誤矣，因為倘若“留”解釋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語句不順，但朱子并沒有說子國、子嗟是父子，齊襄公淫乎其妹，實有其事，而這首民歌，查無史據，父子聚麀，有悖天倫，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學，斷不會作如此主觀臆測。方玉潤《詩經原始》亦誤解了朱子，他說：“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駁姚際恒“嗟”、“國”皆為助辭說，曰：“嗟為助辭可也，國亦為助辭乎？”方氏主張嗟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于其國，其國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張此詩為招賢偕隱之詩，云：“《丘中有麻》招賢偕隱也，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4]竊以為詩中看不出招賢偕隱的痕跡，更何況“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明顯為同一種句型，而按方氏說，獨獨“彼留子國”要在“國”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詩經今注》認為《丘中有麻》是“一個沒落貴族因生活貧困，向有親友關系的貴族劉氏求救，得到一點小惠，因此作詩以述其事。”[5]《傳》以為子國為子嗟父，而高亨以為子國是劉氏家族的另一個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釋為“那劉氏的人們”。竊以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因為《詩經》時代人稱代詞固然無單復數之分，但是“子”是名詞，無論是用來替代第二人稱代詞還是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語，“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這樣的用法恐怕沒有，此種情況，先民是用加數詞的方式來表示的，如《邶風·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沒落貴族救助于劉氏，劉氏施與一點小惠，恐怕還不至于“貽我佩玖”。竊以為贈玉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或是主恩浩蕩，或是朋友之間因有深情厚誼而分手脫相贈，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戀人或夫妻之間情到深處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筆者認為此詩按第三種情況來理解更顯得貼切、自然，把詩理解為女子的口氣更為吻合。正因為“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故女主人公反復詠嘆之，此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詠也。引文見《大序》）。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的說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認為：“這是一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首先敘述他們二人的關系，是由請子嗟來幫忙種麻認識的。后來又請他的父親子國來吃飯。到明年（應說‘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時候，他們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為定情的禮物。”[3]這種說法，筆者大體贊成，但仍有疑問。首先，這種說法固然解釋了詩中何以出現兩個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子國既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戀人父，就顯得不恭。據我所知，《詩經》中沒有直呼戀人名字的詩篇（一般用代稱），更何況連姓帶字，更何況稱戀人之父連姓帶字？其次，筆者認為此詩作為敘事詩欣賞還不如作為抒情詩欣賞，因為作為抒情詩欣賞不須那么多猜測，我主張，“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首先應作為起興手法來理解，這是國風多數詩篇常用的表現手法，其次《詩經》的起興雖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但并非與所詠之事毫無關聯，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關聯，如這首詩的起興，就反映了季節的變換，“丘中有李”寓意愛情的成熟，“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正如《衛風·木瓜》所寫：“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非報也，永以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聞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認為“將其來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語，古謂性的行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將其來施施”，《顏氏家書·書證》：“江南舊本單為施”，聞氏認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語（見《風詩類鈔》）[6]。果真如此，施與食對文同義，全詩皆為四字詩句。這是極有可能的，從風格上來說，《詩經》里不乏大膽、潑辣的愛情詩篇，從結構上來，全詩唯一的五言詩句“將其來施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