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文學大盛的背景與意義

中國歷史上的遼金元三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上層貴族主導國家權力的時期。遼、金王朝統治區域是在我國的北方,蒙古王朝開始也建立于北方,后來又把統治范圍擴展到南方,統一了全國。“遼”作為國號起始于遼太宗耶律德光,那是在公元947年(相當于五代漢高祖天福12年),但早在30年前,即公元916年(相當于五代梁末帝貞明20年),當時作為契丹部落盟主的耶律阿保機,就已仿照中原王朝的體制,采用皇帝稱號,建立年號,實行皇帝世襲制,原有的選舉可汗制被摒棄,雖然尚稱契丹,但實際上已是遼王朝的前身,所以后世史家也總以遼太祖阿保機為遼朝的奠基人。自太祖阿保機建契丹國至天祚帝耶律延禧于保大5年(1125年)被金兵俘虜,計有209年。自太宗德光于公元947年滅晉,稱國號為大遼后,圣宗隆緒一度又改回國號稱大契丹,道宗洪基復號大遼。雖稱謂幾經變化,但在習慣上都稱為遼朝。天祚帝保大4年(1124年),遼朝面臨覆滅之際,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行,重建遼朝,史稱西遼。西遼存在的時間史家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末主耶律直魯古天禧34年(1211年),蒙古乃蠻部的屈出律篡奪皇位,西遼即亡。但屈出律沿襲遼朝制度,仍稱遼國,歷經7年,直到公元1218年,在強大的蒙古成吉思汗軍隊攻擊下,終于滅亡,前后共計94年。《遼史》的編纂者把西遼之亡稱為“遼絕”,那么遼朝前后共計經過了302年的時間歷程。耶律阿保機立國未久,即立孔廟,還親監祭祀。耶律德光滅晉入汴梁,穿上漢族皇帝服裝,取圖書、禮器而北,又以中朝文臣馮道、和凝和李澣等從行。圣宗耶律隆緒以后,實行科舉考試,刻印頒行《五經》和《史記》等漢文典籍,漢文化影響更趨廣泛深入。遼代使用的文字有兩種,即漢文和契丹文,后者又分大、小文字。從已知文獻推測,當時文學著作當以漢字最為通行。遼代文獻大量散佚,元人編纂《遼史》,已苦于文獻不足,《文學列傳》記載都較簡略,傳序中說:“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至于遼代詩文的匯集,遲至清代方見規模,周春匯編的《遼詩話》、王仁俊所輯《遼文萃》和繆荃孫所輯《遼文存》,還有陳衍匯編的《遼詩紀事》等。今人陳述匯編《全遼文》、閻鳳梧主編《金遼全文》和《全遼金詩》更趨完備。《全遼金文》共收遼代228位作者的810篇各類文章,它們的文貌體格與五代、宋文悉同,其中雖有文筆高低之別,但酣暢、流麗,不若今存遼詩那樣粗糲。較之遼文,遼詩散佚更多。據文獻記載,蕭柳有詩文集《歲寒集》,詩作千篇,至今不見一篇留傳。由中原入遼的李澣曾任翰林學士,有《丁年集》,人稱“富于文學,方今少有倫比”,但其詩歌作品亦遺失殆盡。今人閻鳳梧、康金聲主編《全遼金詩》收錄遼詩實不足百篇(偈語不計)。如果據今存遼詩論遼詩,寺公大師《醉義歌》詩藝成熟,但原作為契丹文,今存只有漢譯,當有譯者耶律楚材的潤色。耶律弘基和蕭觀音的詩作雖可稱今存遼詩佳作,早期的耶律倍與趙延壽留存詩歌也獲后人稱道,但與遼詩整體實際面貌當有很大差距。同遼朝相比,金朝歷時較短,只有一百多年,但留存文獻相對較多,能從中覽視其文學特點。公元1115年,即遼天祚帝天慶5年,原曾接受遼朝授予節度使稱號的女真完顏部聯盟長(實為女真各部聯盟長)阿骨打,立國稱帝,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是為金太祖。金王朝曾經稱霸北方,先后滅掉遼朝和北宋,后在蒙古軍隊壓迫下,國勢日衰,其間還經歷了政權南遷,前后歷時119年,最終被蒙古所滅。金人詩文集,自元代中葉流傳已少,在很大程度上,金人詩歌得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以傳。清人郭元釪為《中州集》作增補,卷數從10卷增至74卷,作者從251人增至358人,詩篇從2060首增至5544首。書成進呈,由康熙帝作序刊行,書的全名是《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世稱《全金詩》。今人薛瑞兆新纂《全金詩》和上述《全遼金詩》,又從《道藏》和《永樂大典》等文獻中錄出大量金詩。由于各種原因,目前對金詩數量難有一致認同的統計,但在一萬首以上,當無疑義。金代文章匯輯成集,自清代始趨大備,張金吾所編的《金文最》是較完備的金文總集,莊仲方編的《金文雅》詩文并錄,但以錄文為主。今人編《全遼金文》,收錄金代558位作者各類文章2546篇,較之《金文最》,多有增補。金代文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金初(金世宗大定以前),這一時期文壇的構成與特點,上述《金文雅》的編者莊仲方有“借才異代”說,他在序文中說:“金初無文字也,自太祖得遼人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經籍圖書。宋宇文虛中、張斛、蔡松年、高士談輩后先歸之,而文字煨興,然猶借才異代也。”其實在金太祖建國后第四年,即天輔3年(1119年),已頒行女真字,太祖之孫合剌(即金熙宗)自幼隨學習漢文化,又造新文字,筆畫簡省,稱女真小字,但漢字同樣也是官方的通用文字。熙宗還進行一系列改革,韓企先、和宇文虛中等人都參與謀議。莊仲方把那些由遼入金和由宋入金的文士在金初文壇的作用與意義,說成是“借才異代”,實際上道出了這些文士在金代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是基本上符合歷史實際的,所以當今學人即使不再沿用這一名稱,卻大都接受這一名稱的涵義,用來作為金代文學分期的重要根據,并認同為第一期文學的主要特征。第二時期自大定年間(1161年—1189年)到金室南遷(1214年)。對這個時期文壇的構成與特點,元好問有“國朝文派”之說(《中州集》卷一),元好問所撰的蔡珪小傳中說:“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為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戶部真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中州集》卷一)所謂“之等”,或是“比等”之意,按照“創業垂統”的傳統習慣,元好問這番話實際涉及的是金代文統始于何時何人的問題。金代早期的詩家文人都來自北宋,所以元好問文中說宇文虛中(即宇文太學)、蔡松年(即蔡丞相)、吳激(即吳深州)等人“皆宋儒”。至于蔡珪(字正甫),他雖是蔡松年之子,但卻是在金朝成長起來的文士,也就是所謂“正傳之宗”,是名正言順的金朝文人,才是文統之始,文統之宗。元好問說明這個“正傳之宗”說的始倡者是蕭貢(字真卿),蕭貢在金世宗大定年間即已出仕,經歷了金室南渡,于金亡前12年去世。第二時期的始初為世宗大定年間(1161年—1189年)和章宗明昌、承安年間(1190年—1200年),這本也是金代文士們最值得驕傲的時代。如黨懷英說過,大定間“曠然欲以文治太平”(《重建鄆國夫人殿碑》),元好問則說章宗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通玄大師李君墓碑》)。元代初年,王磐甚至在《大定治績序》中說大定時代“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按諸史實,這時確實是金代文壇的繁盛時期,代表性人物當數蔡珪和黨懷英,他們都是詩文兼擅的作家。這一時期的著名作家還有趙沨、尹拓、王寂、劉迎、王庭筠和周昂等,其中二王詩文并擅,趙、尹、周則主要以詩歌見長。王寂、劉迎和王庭筠等的詩歌路數大抵宗宋,與當時推崇宋詩的風氣趨于一致,尹拓則不同,他是開宗唐先聲的人物之一。金代詩人推崇宋詩,主要是推崇蘇軾和黃庭堅。王庭筠就是以繼承蘇、黃傳統為己任的人物,他詩作崇尚險工,尤尊黃庭堅,為此還菲薄白居易的詩藝。時人幾乎把他看作是金代的黃庭堅,但同時的周昂卻說黃庭堅詩歌“偏仄”,并且還把論詩標榜杜甫的黃庭堅說成“然于少陵初無關涉”。周昂是崇杜學杜的,史舜元卻又說周昂是“由山谷而入”來學杜的(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凡此種種,從不同角度說明了一個事實:金代詩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尊奉宋詩,尤其尊奉蘇、黃。像尹拓和周昂那樣呼喚唐韻的聲音是微弱的,真正的轉折要到金室南渡之際,由趙秉文來完成。大定、明昌之際進入政壇,一生歷仕五朝的趙秉文是在金代文壇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金史》本傳中稱他是“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他是王庭筠的學生,早年繼承其師衣缽,主宗宋詩,崇拜蘇軾,所以元人說他“崇尚眉山之體”,乃至把他說成“金源一代一坡仙”。但他后來發生變化,在堅持文宗歐、蘇的同時,于詩歌方面轉而提倡學唐,這時正逢金室南渡之際,到了南渡以后,詩界學唐之風就越發盛行了。第三時期的主要特征有兩個:一是詩壇宗唐之風大盛;二是出現了元好問、王若虛兩位重要作家,他們是金代文學的殿軍,也是金代文學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金朝南渡后詩風有變,元初的北方詩家大抵持這種看法,如王惲在《西巖趙君文集序》中說:“金自南渡后,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為指歸。”其實,南渡后的金詩詩壇,依然有宗蘇、黃的現象,李純甫和他的弟子雷淵就是推崇黃庭堅,維護南渡前王庭筠這一詩歌傳承系統的人物。只是當時趙秉文的影響遠遠超過李純甫,追隨趙氏的詩家有麻九疇(字知幾)和李汾(字長源)等,麻九疇的律詩言近旨遠,足有唐風。李汾的七言也直逼唐韻,他與元好問同里,元好問曾引其為知己之一。元好問是趙秉文最欣賞的學生,他最終完成南渡后金詩風氣的轉變。王若虛則受其舅父(也是老師)周昂的影響,論詩宗唐宗杜甫,他在金亡后撰著的《滹南遺老集》中斥黃庭堅假學杜,并斥其詩“穿鑿”和“太好異”。元好問則在金亡后所寫的《自題〈中州集〉后》詩中宣稱:“北人不拾江西唾。”這個名句最終宣告了金詩從一開始就沿襲著宋詩風韻的這一歷史格局在金亡之前20年的結束,而非否定南渡以前“詩人多學坡、谷”這個歷史事實。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于學問藝文諸方面多有卓見,清代四庫館臣對之評價極高:“然金、元之間學有根柢者,實無人出若虛右。”(《四庫全書總目》)實際上,元好問在《中州集》王若虛小傳中早就把王若虛尊為金源一代的大學問家。在金朝覆滅之際,出現了一位王若虛,可說是金源文壇學界之幸。但就文學聲名和實際影響來說,元好問卻又遠遠超過王若虛,作為一位詩人,元好問在言論上宗唐,在實際上卻是參會唐宋名家,卓有成就,自是金代第一詩人,也是我國古代著名詩家之一。作為一位文化名人與文壇領袖,他對元初(蒙古國時期)的北方文化也有巨大影響。前文所說宗唐、宗宋,主要就詩歌而言。在散文領域,也有相異見解,出現了宗唐文和宗宋文的不同傾向。前文說到趙秉文主張詩追唐,文宗宋,但李純甫卻欣賞韓愈文的剛古之氣,并由此主張直追先秦的雄奇簡古文風。他的弟子雷希顏追隨老師的主張,還有宋飛卿、李經和王青雄等人先后附和,時人謂之“一掃遼宋馀習”。關于散文方面爭論的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雷希顏和王若虛論文的對立,王若虛認為“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滹南遺老集》)。表明他與趙秉文一樣,詩宗唐,文宗宋,他又特別推崇蘇軾,尊之為“雄文大手”、“文中龍也”(《滹老遺老集》),這與趙秉文的尊蘇也趨一致。而雷希顏則由宗韓愈而直追先秦,他與王若虛共同參與纂修《宣宗實錄》時,常有爭論,雷希顏甚至說:“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歸潛志》)金代詩文領域的紛爭直接影響到元代文壇,元代詩壇“舉世”宗唐,散文領域則宗宋成風,這與金代文壇的風尚有著淵源關系。金人詩文集流傳不多,是金代文學的不幸,而金代院本雜劇竟無一個完本傳存,更屬不幸。金院本即金雜劇,又稱院本雜劇,據文獻記載,它的體制同宋代官本雜劇基本一致。元末陶宗儀《輟耕錄》記載金院本名目有700多種,今無一個整本流傳,只能從寄附在元明雜劇劇本中的若干片斷(如《降桑椹》中的“雙斗醫”和《花月神仙會》中的戲中戲《獻香添壽》院本等)窺知一二。宋代出現的諸宮調,在金代繼續有創作并流傳,今存《劉知遠諸宮調》和《西廂記諸宮調》,堪稱珍貴。元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重要部分,它的起訖期并非就是元王朝的起訖時間。元世祖忽必烈至元8年(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但明初官修《元史》,把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1206年)到元惠宗(即順帝)退出中原(1368年)這個歷史時期通稱元朝。明清人研究元代文學,則大抵始于金亡、大蒙古國統一北方,訖于明王朝的建立,幾乎約定俗成。元代文學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自宋代開始明顯的新興俗文學和傳統雅文學的分裂局面繼續發展;二是雅文學即傳統的詩文領域內出現新變現象。作為俗文學的元雜劇的產生、完備和盛行,不僅為我國古典戲曲的表演藝術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在實際上爭得了與傳統的文學形式——詩詞歌賦文相頡頏的地位。和元雜劇同時流行的散曲,其格式、體制和雜劇中的劇曲一樣,它的出現較雜劇為早,金末已被文士們采用,到了元代,更加盛行,乃被看作是“新樂府”,又由于宮廷朝會大合樂時采用散曲,并且由翰苑人物撰詞,皇帝嘉賞,散曲地位越發提高。這一情況與詞的發生、發展情況相類似。雜劇和散曲統稱元曲,由于它們是新興文體,向來被看作元代文學基本成就的代表。唐詩、宋詞、元曲三者并列之說,正是始于元代。雜劇這種戲劇樣式的最初出現大致是在金末到元初,也就是13世紀初葉到中葉這個時期內,其間它經歷了從不完備到完備的發展階段;雜劇體制的完備、成熟并開始興盛起來是在蒙古王朝改稱元王朝以后,也就是13世紀60年代以后。元人周德清編《中原音韻》,把雜劇中的唱詞(劇曲)和散曲合稱為“北樂府”,《自序》中說“北樂府”的完備始自關漢卿、白樸等作家,“其備則自關(漢卿)、鄭(光祖)、白(樸)、馬(致遠)”。楊維楨《沈氏今樂府序》中說關漢卿、庾天錫(一作天福)是首先創作雜劇之人:“其于聲文,綴于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觀懲,則出于關、庾氏傳奇之變。”元末明初賈仲明為《錄鬼簿》增補的吊關漢卿詞中尊之為“雜劇班頭”,明初朱權《太和正音譜》中說關漢卿“初為雜劇之始”,關漢卿無疑是使元雜劇形式最后定型的作家之一。《錄鬼簿》的撰者是元人鐘嗣成,這本目錄著作的作者小傳中也時有評論,今存多種版本,天一閣藏本著錄作家152人(其中有散曲作家),作品450余種。賈仲明(一說無名氏)《錄鬼簿續編》補充著錄元明之際的作家51人(其中有散曲作家),作品150余種。到了明代中后期,雜劇劇本還保留很多,李開先說他藏有雜劇千余種,略晚于李開先的湯顯祖收藏元劇也達千種。自那時以來,大量散佚,現在對元雜劇作家、作品作統計,各家說法相異。大致可統計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500種,元代無名氏作品50種,元明之際無名氏作品187種,共737種。至于今存作品,約計247種,只有“千種”的四分之一。元雜劇的內容異常豐富,創作名家紛起,優秀作品迭出,影響十分深遠。上述楊維楨文中“關、庾氏”云云,意謂關漢卿、庾天錫是著名雜劇作家,上述周德清“關、鄭、白、馬”云云則是后世“元曲四大家”的最早依據。明人又提出“元曲六大家”之說,其中包括王實甫和喬吉。在諸多佳作中,關漢卿的《竇娥冤》和《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白樸的《梧桐雨》、馬致遠的《漢宮秋》、鄭光祖的《倩女離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不僅堪稱為一代名作,并且已成為國際聞名的作品,有各種譯本流傳。元雜劇的發展,約可分為前后兩期,大致以元仁宗延祐年間為界,歷來認為,前期趨向鼎盛,后期漸見衰微。從名家名作大抵出現在前期這一現象看,這種看法當符實際。據不完全統計,現存元代散曲小令3800多首,套數478套,散曲作家約200余人。和雜劇一樣,元散曲的創作也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正逢散曲從民間轉到文人手中,走向全面繁榮。此時從事散曲創作的主要是楊果、盧摯等兼作詩文和關漢卿、白樸、馬致遠等兼寫雜劇的作家,專攻散曲的情況還不多見。作品的題材最初多寫男女戀情,歌詠四季風光,帶有剛從民歌俚曲脫胎出來的明顯印記。盧摯、張養浩和馮子振諸人,以散曲寫景懷古,擴大了散曲的表現內容,馬致遠的作品更以強烈的主觀抒情性大大地強化了散曲言志遣懷的功能。前期作品更多地帶有民間文藝那種自然通俗的特點,以詞法繩曲,不脫詩詞窠臼的創作不占主流,如果說從盧摯、張養浩和馮子振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散曲這種民間歌曲的寫作技巧已經基本上被文士掌握,那么在關漢卿、白樸和馬致遠等兼寫雜劇的作家的作品中顯示的民間文藝通俗平易的特色和質樸自然的意趣,就更加明顯了。元仁宗皇慶、延祐年間前后,散曲作家活動的中心逐漸南移至杭州。隨著散曲創作的繁盛和發展,這一領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出現了張可久、貫云石、徐再思、楊朝英等一大批幾乎專攻散曲的作家;二是散曲創作出現趨向詩詞化的傾向。這時候散曲總集也紛紛出現,流傳至今的有《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四種。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散曲創作興盛、繁榮的實際情況。元詩數字目前尚難精確統計,估計在十萬首左右,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在元詩的發展過程中,宗唐得古(即古體宗漢魏兩晉、近體宗唐)成為潮流和風氣,其間經歷了對前朝詩風的反思和揚棄,經歷了南北復古詩風的影響和匯合,這是元詩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元詩的發展也可以仁宗延祐年間為界,分作前后兩期,延祐以前宗唐得古詩風由興起到旺盛,延祐以后宗唐得古潮流繼續發展。前期詩人中成就顯著的有耶律楚材、劉因、姚燧、方回和趙孟頫等。在很大程度上,后期的成就超過了前期,這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出現了更多的名作家,除了時稱“四大家”的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以外,還有楊維楨、薩都剌和張翥、王冕等;第二,在詩歌體貌上有“新變”,如“古樂府”、竹枝詞等;第三,詩歌風格更趨多樣,打破了宋人詩詞在題材情調上判然有別的格局,出現了不少愛情詩和艷體詩。如果就局部而言,元代的作家中,有繼續堅持江西詩派的創作之風的,也有主張兼學唐宋的,但就整體而言,宗唐得古成為支配有元一代詩壇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舉世宗唐”之說。元人學唐的結果,使元詩也像唐詩那樣萬木千花。到了元末,楊維楨和他的“鐵崖派”,還有一批浙東詩人如陳樵、項诇和李序等,掀起一股學李賀之風。唐代劉禹錫仿民歌而寫的竹枝詞,在元末也大放異彩,競寫竹枝詞成為一時風尚,或叫“西湖竹枝詞”,或叫“海鄉竹枝歌”,不一而足。元代的宗唐得古潮流主要針對的是宋詩的弊病,也是為了糾正宋代理學家鄙薄詩藝的偏頗,因此也就具有以復古為“新變”的性質,而不是消極意義上的復古。就元詩的題材而言,前期詩歌不乏關懷蒼生、感嘆禾忝的悲憤之辭,后期詩歌長于文詞體貌的翻新,楊維楨的“古樂府”在體貌上有若干“變化”,延祐以后出現的竹枝詞也呈現出一些新貌,更具有“風俗畫”的特點,進一步豐富了文人詩的內容,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末。總的來說,元詩宗唐的結果,給它帶來了區別于宋詩的也有別于唐詩的若干特色,出現了一個相對繁榮的局面,使它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據不完全統計,元詞流傳下來的有3700多首,作者200多人。上繼宋、金傳統,元詞在詞風上大致可分為兩種傾向:宗蘇(軾)、辛(棄疾)和宗周(邦彥)、姜(夔)。如果按照明人張誕始倡,后人相沿成習的分宋人詞為“婉約”派和“豪放”派的兩分法,也可以說元詞大致存在這兩種詞派的余風。元代前期(包括蒙古王朝時期)的北方詞人,直接繼承著金代詞壇的傳統,大抵宗蘇、辛,前期南方詞人的主要特點是宗周、姜,這兩種現象十分明顯。延祐以后,盡管在詞人的作品中還可看出風格、情調的相異,但針鋒相對的詞論上的對立和議論卻趨向淡漠。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兩種詞風相互滲透的現象,而且漸趨明顯。元代前期作家中以寫詞著稱的有白樸、劉因、劉敏中、張之翰、袁易和陸文圭等,后期有張翥、薩都剌、虞集、許有壬、張野和周權等。張翥的詞作最受后人稱贊,虞集、薩都剌作詞較少,但也有著名的佳作。上繼繁榮的宋詞,元詞幾乎一落千丈,近代詞學家大抵認為,詞到元代趨向衰落,直到清代,才出現“中興”現象。元代散文的發展有兩個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