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菜農蔬菜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因素分析

一、擴大中國食品安全管理的經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蔬菜的質量安全問題越來越受社會各界、政府和學術界的關注。與其他農產食品相比,蔬菜茬口復雜、生長周期短、病蟲害多、肥水要求高等生產特點決定了蔬菜具有安全控制難、污染控制更依賴于生產者的栽培管理知識等特性。對蔬菜生產環節的質量控制,更確切地說,對蔬菜種植戶的生產行為的管理,成了蔬菜安全管理的關鍵點。國內學者對農戶的各種經濟行為進行了大量研究。夏英等(2001)、湯天曙等(2002)最早將研究的眼光投入到生產者身上,他們借鑒發達國家質量標準體系建設和供應鏈綜合管理的經驗,建議中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應建立在安全農產品生產行為的基礎上。衛龍寶等(2004)通過對浙江省部分農業專業合作組織對農產品質量控制方式的調查,認識到農業合作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對農產品質量的控制和提高有很大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對加強中國的蔬菜質量安全管理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理論分析和定性描述;同時,由于這些研究以農產品大類為研究對象,在選擇影響農戶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指標體系上存在困難,不同農產品的生產、流通方式不同,相應的質量安全管理特征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定量分析的研究較少。因此,現有以大類農產品為研究對象的小樣本實證研究難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結論。與此相對應,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包括生產者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研究上已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理論和實證研究體系,例如Caswell(1998)、Buzbyetal.(1999)、Starbird(2000)、Hensonetal.(2001)、Annandale(2000)、Goodwinetal.(2002)對安全農產品供給動機、質量安全管理規制對生產者成本的影響以及生產者對質量安全管理規制的反應等進行了深入研究。但是,由于社會條件、政治制度、生產規模、市場結構、產業組織形式、生產者素質等方面的差別,其成果在中國的適用性也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檢驗。為此,本文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以Ajzen(1977,1989)的計劃行為理論為基本構架,分析浙江省蔬菜種植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影響因素,揭示影響安全蔬菜生產管理政策績效的關鍵因素,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二、蔬菜種植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理論分析框架西方行為理論認為,人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發生的,推動人的行為的動力因素有行為者的需要、動機和既定的目標。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nedbehavior,簡稱TPB)則企圖通過權衡行為的潛在決定因素,包括態度、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控制來預測并理解人的行為。TPB以三個階段來分析行為的形成過程:①行為取決于個人的行為意圖;②行為意圖取決于對該行為的態度、行為的主觀規范和認知行為控制這三個因素;③行為的態度、行為的主觀規范和認知行為控制取決于人口特征、個人特性、對事物的信念、對事物的態度、工作特性、環境等外部因素。TPB最早由Ajzen提出,后經不斷完善,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心理學和其他研究領域。中國的農戶(包括蔬菜種植戶)相對于一般生產者而言存在很多的特殊性,比如能夠獨立做出決策、行為主體單一、農戶目標具有雙重性等。因此,本文在對TPB做了充分肯定的同時,結合農戶目標的各種理論觀點、生產者農產品質量安全控制行為和農戶行為的相關文獻、中國蔬菜生產的特點等進行了適度修改,構建出如圖1所示的包括TPB理論模式層面在內的蔬菜種植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分析框架及指標體系,并對菜農做如下假設:H1:菜農對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直接影響他們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H2:菜農的行為目標直接影響他們采取具體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H3:菜農的認知行為控制直接影響他們從事質量安全控制的實際行為;H4:菜農感知的道德和責任直接影響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H5:菜農對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期望報酬會直接影響他們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H6:菜農對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期望報酬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目標;H7:菜農特征決定著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H8:菜農特征決定著他們行為的目標;H9:菜農特征決定著他們的認知行為控制;H10:菜農質量安全控制相關行為會影響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H11:菜農質量安全控制相關行為會影響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目標;H12:菜農質量安全控制相關行為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認知行為控制;H13:外部環境會直接影響菜農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H14:外部環境直接影響菜農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目標;H15:外部環境直接影響菜農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認知行為控制。三、數據來源和樣本描述(一)調查地區市本文的數據來自2004年7～8月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農業經濟管理系2001級、2002級本科學生、浙江大學“三農”協會的同學以及2002級部分研究生和本人在浙江省(考慮舟山海島的性質,未對舟山地區展開調查)10個地區(市)21個縣(市)進行的農戶調查。調查涉及農戶的家庭基本情況、收入來源、蔬菜流通狀況、蔬菜種植成本和效益、對生產安全蔬菜的認知、參與產業化組織狀況、農藥和化肥使用狀況等信息。在具體調查的地區(市)和縣(市),由于受時間和資金的限制,主要按學生家庭所在行政區選擇,適當由本人和研究生調查來彌補其數量分布的不均衡。縣(市)內農戶的樣本抽取方法是根據縣農業局蔬菜生產辦公室人員按商品化程度推薦后,再編號隨機抽選1個鄉鎮;根據同樣原則每個鄉鎮選取1個村;對于每個村,本科生選擇4～5戶農戶,浙江大學“三農”協會的同學及研究生選擇5～8戶。調查共收回問卷445份,獲得有效樣本396個。(二)樣本描述性分析1.農戶種植情況從396份有效調查問卷看,農戶1的基本情況如下:(1)菜農的受教育程度。樣本農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43年,標準差為3.01,樣本分布區間為0～14年。可以看出,菜農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為小學畢業程度,其中,有9.6%的菜農為文盲。(2)菜農的家庭規模。樣本農戶家庭平均規模為4.09人,標準差為1.17,樣本分布區間為1～8人。(3)種菜年限。樣本農戶從事蔬菜種植的年限都比較長,平均種植年限為13.30年,標準差為8.83,樣本分布區間為1～50年,有一定的蔬菜種植經驗。(4)年齡。樣本農戶的平均年齡為50.10年,標準差為8.671,樣本分布區間為28～79歲,其中,介于45～55歲之間的為182個,占了幾乎一半。(5)種植面積。樣本農戶的平均種植面積為7.77畝,標準差為8.08,樣本分布區間為0.5～64.0畝。種植面積在5畝以下的農戶有160個,占40.4%,但是,不可否認,近些年出現了一批種植規模比較大的種菜專業戶,種植面積在15畝以上的農戶有57個,包括3個特大規模的農戶。筆者也試圖進行種植品種數量的調查,但由于農戶填寫問卷時許多菜名都是地方名,這給筆者歸類、量化分析帶來難度。但是,可以肯定,農戶蔬菜種植的品種較雜,復種指數高,品種規模化程度小。(6)收入結構。樣本農戶的平均家庭總收入為40927.48元,樣本分布區間為1500～300000元;平均農業收入為31256.49元;平均蔬菜收入為26525.37元。2.菜農使用推動蔬菜質量安全問題的描述這主要從三個方面來描述:(1)農藥使用行為。根據《農藥安全使用標準》(GB4285)以及浙江省地方標準《無公害蔬菜》第二部分“生產技術準則”(GB33/T291.2)和第三部分“質量標準”(GB33/T291.3),本文將菜農所使用的農藥分為無公害農藥、常規農藥和劇毒農藥。從表1可以看出,396個樣本農戶共使用了2756例2、103種農藥,其中,無公害農藥有2584例,占93.76%。這說明,浙江省絕大部分的菜農都有了安全農藥使用意識,且將近50%的無公害農藥集中在多菌靈、井崗霉素、抑太保、百菌清、草甘磷和敵敵畏。但令人遺憾的是,還存在150例劇毒農藥的使用,占5.44%,使用例數列前三位的農藥分別是甲胺磷、呋喃丹和氧化樂果。為了研究方便,本文將菜農分為使用劇毒農藥的菜農和不使用劇毒農藥的菜農兩類,每大類又分3個明細類(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396個樣本農戶中,只使用無公害農藥的菜農為282戶,占71.21%,這說明,大部分菜農都能夠自覺地使用無公害農藥。但是,也有105戶菜農使用了劇毒農藥,其比重為26.52%,情況仍不容樂觀。(2)化肥使用行為。在396個樣本農戶中,90.8%的菜農經常使用化肥(主要是施用復合肥、尿素、碳酸氫銨、過磷酸鈣等氮肥和磷肥),78.4%的菜農選擇農家肥,而使用微生物肥料的很少,其化肥使用行為具有相當大的趨同性。通常,菜農認為畜禽糞便、作物秸稈等有機廢棄物是良好的有機肥源,但他們很少意識到,未加處理直接使用可能會由于其帶有較多的病菌、蟲卵、草籽等物,容易引發蔬菜病蟲草害和質量安全問題。另外,菜農在蔬菜上常用的復合肥,若長期單一施用,也會造成土壤板結,還可能導致蔬菜的含氮量和硝態氮含量過高,進而影響蔬菜的質量安全。(3)采后處理行為。蔬菜具備微生物生長的載體條件,因此,采后處理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蔬菜的質量安全。在396個樣本農戶中,僅有4.29%的菜農將蔬菜經過小包裝后再銷售,有70.20%的菜農直接用麻袋或者大筐銷售。57.07%的菜農將蔬菜采后經過清洗再上市銷售,并且規模較小的農戶更傾向于選擇清洗行為,這可能與清洗所需的時間和精力有關,大規模蔬菜種植戶在時間、精力上無法保證。但是,從清洗蔬菜的目的看,99.4%的菜農認為改善蔬菜色澤、外形、新鮮度有利于銷售,而很少有菜農希望通過清洗來減少蔬菜中的農藥、肥料等殘留物,從而提高蔬菜的安全品質。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菜農的采后安全意識相當薄弱。(4)總體質量安全控制行為。菜農總體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應以農藥、肥料使用和采后處理行為的集合來表述,但從396個樣本農戶的肥料使用和采后處理行為來看,這兩種行為在不同特征的菜農之間并無顯著差異,因此,在模型中筆者以農藥使用行為來說明菜農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本次問卷涉及行為的問題都采用了半開放式調查,根據農藥的藥性,分別對施用無公害農藥、常規農藥和劇毒農藥的行為賦值1、2、5分,加總得到的值越低(取值范圍:1～45),表明質量安全控制行為執行得越好。筆者將得分小于5的行為定義為符合安全蔬菜生產行為。調查顯示,符合安全蔬菜生產行為的菜農只有1/3。3.當地有任何產業組織在396個樣本農戶中,有197戶參與了某一類產業化組織,占49.7%。選擇“沒有參加產業化組織”的菜農,基本上都回答“當地沒有任何產業化組織”,而事實上并非如此。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菜農對產業化信息閉塞或者他們對產業化組織活動漠不關心。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菜農對產業化的認知,調查人員詢問他們對“參與產業化組織有利于提高蔬菜質量安全”的看法,結果,分別有15.1%和58%的菜農完全贊同和贊同參與產業化組織有利于提高蔬菜的質量安全水平這一觀點。4.培訓和學習的情況在396個樣本農戶中,接受過培訓和學習的菜農占59.6%。本文進一步對菜農接受培訓和學習與參與產業化組織情況進行交叉分析,數據表明,接受過培訓和學習的菜農有78.3%是參加某一類產業化組織的,說明當前菜農接受相關培訓和學習較少,且接受的主要是來自產業化組織的培訓。此結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卡方檢驗。5.菜農對蔬菜的認知調查結果顯示,在396個樣本農戶中,其所在產業化組織(例如基地、合作社)獲得認證的有93個,占28.7%。其中,88個獲得無公害蔬菜基地認證,5個獲得綠色蔬菜基地認證。2004年,浙江省無公害蔬菜基地認證率為11%,情況還不是很理想。為了了解菜農對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蔬菜的認知度,在問卷中還設計了“你認為獲得蔬菜認證是不是很有意義”、“是否看到過這三類蔬菜的標識”及“是否聽過這些蔬菜的名稱”等問題。結果,有46.20%的菜農認為獲得蔬菜認證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近1/5的菜農認為獲得認證沒有意義;有319個菜農聽說過無公害蔬菜的名稱,占80.6%,而聽說過綠色蔬菜和有機蔬菜名稱的菜農的比例稍低,分別為73.0%和56.6%;菜農選擇看過無公害、綠色和有機標識的比重分別為33.8%、29.3%和12.6%。由此可見,無公害蔬菜、綠色蔬菜、有機蔬菜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菜農對認證蔬菜的認知度不高。為此,本文進一步展開當前菜農對蔬菜認證中存在的問題的調查。根據93位菜農的回答,55.90%的菜農認為當前認證蔬菜并沒有實現優質優價,43.0%的菜農認為當前認證蔬菜沒有規范的市場,這可能與75.3%的菜農采取農貿市場自銷的方式有關。超過1/3的菜農認為,認證蔬菜存在病蟲害防治難度大和當前消費者普遍缺乏安全蔬菜方面的知識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認證蔬菜還存在很多市場方面的問題,需要不斷完善。6.政府作用評價的得分安全蔬菜生產的復雜性需要政府給予技術指導等方面的幫助。本調查設計了“菜農對政府作用的主觀評價”一題。調查中把政府的作用分為:政策引導、宣傳教育、基地申報、技術輔導、認證檢測、資金支持、規范法律、信息公布。為了統計分析方便,分析時把菜農認為最重要的一項賦值為40分,次重要的賦值為35分,第三重要的賦值為30分,逐項降低5分。菜農對政府作用評價的得分結果依次為:資金支持、信息公布、技術輔導、政策引導、宣傳教育、規范法律、認證檢測和基地申報。在需要政府提供信息公布服務一項中,菜農反映最多的是需要政府提供蔬菜價格信息。這與問卷中“平時你是否關心市場上蔬菜價格的信息”的結果是一致的,有70.5%的菜農表示非常關注。而對于“平時你是否關心蔬菜生產中質量安全控制例如化肥、農藥使用方面的信息”,菜農回答“不關心”和“從不關心”的比例合計高達47.5%。四、示范分析(一)變量效度檢驗與因子分析1.社會輿論壓力與行為表3、表4顯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低于0.85,說明這些變量之間有良好的區別效度。表3和表4還分別顯示,行為與態度,期望外在收益與期望內在報酬,參與產業化組織情況與接受培訓和學習,政策法規影響與社會輿論壓力,同行影響與社會輿論壓力的相關系數都沒有超過0.85,但大于0.5且在0.01水平顯著,因此,本文針對這兩兩變量再進一步進行卡方差異性鑒定。檢驗結果顯示,以上兩兩變量之間有顯著差異,都可以參與因子分析。2.因子分析模型本文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對模型中的14個先行變量進行因子分析,為了證明模型是否適宜做因子分析,本文對它們進行了KMO測度和Bartlett球體檢驗。兩種檢驗的結果均表明,本模型是適宜做因子分析的。本文剔除了公因子方差較低的道德責任感(此項已經通過效度檢驗,可以直接進入回歸模型),剩余的13個變量全部進入因子分析模型。根據主成份分析的結果,因子1對政策法規影響、同行影響、社會輿論壓力和使用農藥對環境影響的認知影響較大,反映的都是外界環境方面的情況,本文將這個因子命名為“外界環境影響”。因子2對參與產業化組織情況、接受培訓和學習、認證獲取情況有較大影響,反映的都是產業化方面的情況,故而命名為“產業化參與度”。因子3對農戶種植面積、家庭收入結構影響較大,反映的是農戶種植規模方面的情況,本文將它命名為“經營規模”。因子4對期望外在收益和期望內在報酬影響較大,本文將它命名為“期望收益”。因子5對農戶受教育情況、年齡影響較大,本文將之命名為“農戶特征”。以上分析表明,因子分析的結果和前面理論模型的預期基本一致。根據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表5),本文能計算出5個公因子的得分,用于代替原來的13個變量進行回歸。(二)分析模型的建立根據前面的假設和因子分析的結果,并綜合考慮理論上的推測、調查中的感受以及效度檢驗的結論,本文將道德責任感也放入模型做進一步檢驗,這樣就可以得到預期理論模型的函數形式:質量安全行為(1)式中,i表示第i個農戶。ε、ρ、η是隨機誤差項。f0表示道德責任感,f1表示外部環境因素,f2表示產業化參與度,f3表示經營規模,f4表示期望收益,f5表示農戶特征。1.第一層面模型的建立。對于理論模型的第一層面,本文選取Logit回歸模型來進行估計,模型形式為:log(P(event)P(1?P(event)))=δ0+δ1X1+δ2X2+δ3X3+??+δnXnlog(Ρ(event)Ρ(1-Ρ(event)))=δ0+δ1X1+δ2X2+δ3X3+??+δnXn(2)(2)式中,δ0為常數項,δi(i=1,……,n)為參數,Xi(i=1,……,n)為自變量。(2)式左側稱之為事件發生比率的對數值。本文中,Logit模型的具體形式為:Li=b0+∑h=1HbhLi=b0+∑h=1Ηbh行為態度ih+∑j=1Jcjih+∑j=1Jcj行為目標ij+∑k=1Kdkij+∑k=1Κdk認知行為控制ik+μi(3)(3)式中,Li即為事件發生比,在本文中是指實施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概率與沒有實施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概率的比值。通過該模型可以反應變量的影響程度和顯著性。2.第二層面模型的建立。對于理論模型的第二層面,本文選取線性回歸模型來進行估計和檢驗。回歸模型分別如下:行為態度i=α1+α2f0+α3f1+α4f2+α5f3+α6f4+α7f5+εi(4)行為目標i=β1+β2f1+β3f2+β4f3+β5f4+β6f5+ρi(5)認知行為控制i=γ1+γ2f1+γ3f2+γ4f3+γ5f5+ηi(6)其中,αn、βm和γp是待估計參數,ε、ρ、η是隨機誤差項。(三)變化的發生比利用396個樣本農戶的資料,本文對模型進行了第一層面的估計,估計結果見表6。表6中的發生比表示,態度變量一個單位的變化會導致新的發生比變為原來的6.268倍,足見態度在農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知行為控制變量改變一個單位會使新的發生比是原來的2.099倍,目標變量一個單位的變化會導致新的發生比是原來的1.502倍。3個變量對農戶行為的影響都相當顯著,也就是說,菜農的態度、目標和認知行為控制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假設H1、H2和H3均成立。(四)研究設計與研究假設的回歸分析行為態度與先行變量的回歸結果見表7。除農戶特征沒有通過t檢驗外,其他幾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和零之間有非常顯著的差異,從而驗證了假設H4、H5、H10,但僅部分支持H7,也即農戶的經營規模會影響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農戶特征對態度的影響非常弱,且呈負影響。同樣地,行為目標與先行變量的回歸結果(見表8)支持研究假設H6、H11和H14,部分支持研究假設H8,而認知行為控制與先行變量的回歸結果(見表9)也支持研究假設H12、H15,部分支持H9。至此,行為態度、行為目標和認知行為控制三個中間變量都已表示成先行變量的函數,本文再繼續代入行為模型中,得到了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用公因子做解釋變量的最終模型,表示如下:log(P(安全)P(不安全))=0.590+0.242log(Ρ(安全)Ρ(不安全))=0.590+0.242(道德責任感)+0.587(外部環境影響)+0.366(產業化參與度)+0.856(經營規模)+0.224(期望收益)+μ根據表5,將初始變量代入模型中,得到最終模型:五、菜農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政府關注通過對蔬菜種植戶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當前,中國蔬菜種植戶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并且菜農的年齡較大,種植蔬菜的年限較長,有較豐富的種菜經驗,這些制約了菜農對安全蔬菜生產相關信息的關注。并且,農戶蔬菜種植的品種較復雜,復種指數高,品種規模化程度小,安全蔬菜生產控制難度大,成本高。這使中國實施安全蔬菜管理的難度較大。第二,模型結果表明,蔬菜種植戶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受其行為態度、行為目標和認知行為控制的影響。其中,行為態度是三個變量中影響程度最強的一個,這說明,如果菜農對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有端正積極的態度,便會有更高的可能性較好地實施質量安全控制行為;同時,若具備一定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目標,并有較高的認知行為控制,那么,菜農從事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機率也會大大提高。但是,對于當前自身力量薄弱的中國蔬菜種植戶來說,依靠自身力量完全按照安全蔬菜標準生產蔬菜是不可能的,他們需要政府幫助。菜農最希望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其次是提供蔬菜價格信息和技術輔導,然后依次為政策引導、宣傳教育、規范法律、認證檢測和基地申報。第三,菜農質量安全控制行為的態度會受經營規模、外部環境、道德責任感、期望收益、產業化參與度等因素的影響:①政策法規、社會輿論等外界環境因素對菜農的質量安全控制行為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因此,要借助這方面的效力,并采用合適的形式引導菜農的行為向有利于安全蔬菜生產方式的方向轉化。②如果菜農認為質量安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