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讀核科學家墓志銘

2004年1月14日下午，我與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核技術應用研究人員進行了討論，突然我收到了丁大釗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我進入醫院之前，我一直在與丁先生交談，但在我與丁先生道別的那一刻，我仍然哭泣和失聲。我不知道在這一點上的時候，我的形象是多么糟糕。我只記得我被別人幫助了，我的思想是空洞的。我不能面對這樣的事實。我永遠失去了最親近的朋友，一個靠得說話的人。由于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和長期工作的勞累,老丁于80年代中期患尿毒癥而使腎功能完全喪失,靠血液透析維持生命.1989年,在許多老專家、老領導的奔走努力下,為老丁爭取到一個寶貴的腎臟,實行了腎移植手術,從80年代中到老丁逝世的近20年間,老丁就是在這種身體情況下堅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線的.為了克制排異反應需要長期大量服用藥物,這嚴重損害了老丁的肝臟,2003年發現老丁已經得了肝癌.2003年10月9日,老丁作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加速器驅動潔凈核能系統(ADS)物理及技術基礎項目的首席科學家參加了項目年終檢查會.會上,老丁拖著病體,作了40分鐘的重要講話,總結了ADS項目前幾年的進展,指出了今后工作的重點,給我們留下了“嚴格、嚴密、嚴肅、嚴謹”的八字方針.這是他最后一次參加項目組的活動,也是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此時癌細胞已經擴散,他的病體已經相當沉重了.會前他特別交代由我來主持會議,并向我詳細講了他對ADS項目如何深入做下去的考慮,會后,他主動提出要和與會人員合影,并一起吃了盒飯.現在想來,他的這些不同尋常的舉動是在有意識地交代后事和向課題組的同志們做最后的告別.一個多月以后,老丁再一次住進了友誼醫院.在此之前,老丁靠著頑強的意志和樂觀豁達的態度,靠著丁夫人細心的照顧,曾經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這一次,所有的同志們都期望他能夠再一次戰勝病魔,但奇跡沒有能夠發生,老丁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老丁生前留下遺囑,在他身后不要發布訃告,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要召開追悼會,我們遵照他的囑咐做了.他對祖國核科技事業的所作出的貢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人不會忘記,祖國不會忘記.老丁于1935年1月12日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1955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物理系,同年10月到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10月至1956年9月在宇宙線實驗室任研究實習員,籌建宇宙線強度測量儀器.1956年10月至1960年9月在前蘇聯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高能物理實驗室任初級研究員,參加高能物理研究.1960年10月返回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亦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前身),在中子物理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員、研究組組長,負責輕核反應研究.1965年調核反應研究室,開展中子核反應研究,歷任助理研究員、研究組組長、副研究員、研究室主任(1979年)、物理部副主任(1981年)、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1990年至1995年兼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副主任,負責開拓同步輻射應用工作.1997年,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學技術顧問.1999年任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國家實驗室主任、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高級顧問.1991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在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間,老丁參與王淦昌教授領導的尋找新粒子和研究高能核作用下次級粒子產生特性的實驗組.在王先生的指導下,他完成了一系列實驗準備工作:從1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中引出高能π-介子束和丙烷氣泡室實驗終端的建設;建立氣泡室中帶電粒子徑跡空間坐標重建及分析奇異粒子的運動學方法等.在此期間,他提出了一種在氣泡室內鑒別帶電粒子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源于他提出的帶電粒子在氣泡室內成泡核芯是由于δ電子局域加熱形成的機制,而不是氣泡室發明人格萊澤(GlaserDA)認為由帶電粒子產生正負離子對所形成的.根據帶電粒子產生δ電子機率與其速度的關系和利用已知動量π介子的氣泡密度作標準的相對測量法,即可確定其他帶電粒子的質量,由此可在氣泡室中鑒別粒子.該方法經驗證后,被應用到1960年初發現Σ??Σ?-超子的分析工作中.他們發現的Σ?Σ?超子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在高能π-介子核作用中產生Σ??Σ?-超子,并觀察到其衰變子體反中子湮沒的事件,是從4萬多張氣泡室照片所記錄的幾十萬個核反應事例中篩選發現的.在該事件中,為認定Σ??Σ?-超子,除一系列運動學分析計算外,確定反中子湮沒星的能量平衡是關鍵,這需要確定湮沒星發射粒子的質量.老丁提出的粒子鑒別方法為區分質子和π+粒子起了關鍵作用.Σ??Σ?-超子的發現進一步論證了微觀粒子電荷對稱的普遍性,是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上所完成的最有影響的成果.在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產生特性的工作中,通過與π介子多重產生的對比,表明質子內部可能有結構,這是較早對粒子內部有結構跡象的一種推測.在20世紀60年代,根據氫彈原理研究的需要,老丁負責輕核反應實驗組.在系統調研輕核裝置中重要的核反應過程的基礎上,編寫了我國第一份有關數據的編評報告《輕核反應調研》.這份報告除對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實驗工作提出方向外,也對其他研究單位的研究內容選擇和青年科技人員的學習具有參考價值.根據當時的條件,輕核反應組確定在高壓倍加器及低能靜電加速器上系統開展氘-鋰系統及中子-鋰系統的核反應截面測量.為此,在這兩臺設備上建立了束流引出、靶室等系統,研制了幾種高效率響應中子探測器,建立了測定中子注量率的伴隨粒子方法,開發了利用含鋰閃爍玻璃進行中子在鋰同位素上造氚反應截面測量的方法等.有關實驗結果對氫彈的技術途徑的定向發揮了作用.在70年代,根據核裝置研究與測試進一步發展和核能開發的需要,老丁參與了中子核數據系統的創建,實驗上負責開拓中子核反應γ射線產生截面及γ譜學的測量研究.先后在高壓倍加器及串列加速器上建設了實驗終端.在70年代末,利用高分辨率鍺探測器獲得了一批14MeV快中子核反應產生的γ射線譜,這是我國第一批在束高分辨γ射線譜.這類工作,現仍在串列加速器提供的更廣的中子能區內,用更高的精度進行著,以補充及修正國際上有關結果的空白與歧離,為核能研究提供基本數據.80年代,老丁參與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實驗室的建設,負責實驗區的建設.根據該實驗室的主要研究方向,規劃實驗終端布局及主要實驗設備的配置,確定數據獲取系統的配備及建設,組織并協調工程及工藝的實施,組織論證及確定第一批研究課題.該實驗室于1986年建成后,在中子核數據測量、核結構及核反應研究、核技術及核方法應用等諸方面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是我國核科學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高效運行的主要基地.在80年代中期以后,老丁在與嚴重的疾病作斗爭的同時,仍然堅持在科研第一線,分別指導兩個研究小組開展核結構及核反應基礎研究.80年代初,第一個研究小組在核反應堆上開展熱中子輻射俘獲研究,獲得一批sd殼層核的數據,從中分析了該核區變化規律復雜的核反應機制;補充了這些核低激發態的能級綱圖;分析了能級密度,從而把普適的能級參數外推到該核區.同時,第二小組研制了全屏蔽反符合全能型γ探測器,從80年代后期開始,在串列加速器上開展快中子輻射俘獲的研究.通過快中子在輕核上輻射俘獲激發電偶極巨共振,導出4n核上矮共振的有關參數.在90年代,該小組把研究工作轉向高溫轉動核巨共振的研究.通過重離子熔合反應中高能γ射線的測量,抽取出有關建立在高溫轉動核上的巨共振的參數,從中分析了高溫轉動核形變隨轉動角動量演化的規律,研究了高溫轉動核巨共振激發與入射系統質量及電荷對稱性的關聯,探索了建立在超形變核上的巨共振存在的可能性等.90年代以來,老丁積極參與和推動一些有關核科學技術與核能開發的戰略性科研平臺的建設和前瞻性研究項目的開展.他是北京串列加速器升級工程的主要建議人之一.該工程將在原有串列加速器基礎上建設一個可以產生和加速放射性核束并可開展中能中子核物理研究的加速器組合,以滿足在新世紀開展低能核物理基礎研究前沿領域及更廣泛的核科學應用基礎研究的需求.他是我國先進的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上海光源建設的最早的建議人之一.這一光源將為我國廣泛學科領域研究提供國際水準的平臺.自1995年以來,他主持開展新型裂變能利用——加速器驅動次臨界系統(ADS)的原理研究.這是一種解決裂變能應用中放射性廢物處置及高效利用可裂變核資源的新型核能系統.1999年,該項研究列入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老丁擔任此項目的首席科學家.也許我們還可以列舉出老丁的其他成就和貢獻,但對我而言這些并不太重要.在與老丁的交往中,常常使我感動的是老丁善于從國家高度思考問題的科技戰略家的眼光,善于組織不同單位不同領域的科技人員集團作戰的大將風度和奮不顧身地獻身于祖國核科技事業的拼命三郎精神.1996年,《中國科學報》設立了一個中青年科教人員心聲專欄,對我作過一次書面采訪,當問到你最崇拜的科學家是誰時,我斷然回答:核物理學家丁大釗院士.后來我知道其他采訪對象大多答的是愛因斯坦、牛頓等國外科學家.我當然很崇拜愛因斯坦,我當然也很崇拜錢三強、王淦昌這些民族英雄式的著名科學家,但就在我身邊的老丁給我的感染和沖擊是任何書本里的形象所無法代替的.我和老丁很有緣分.1986年我剛剛完成碩士論文,我的導師周德鄰老師打算推薦我繼續讀老丁的博士生,我思慮再三沒有同意,理由是自己年紀已經不小,不打算讀書了,要多做一點實際的工作——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想法,我對自己的工作十分熱愛.與老丁這樣的良師失之交臂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但十年之后,我和老丁有了越來越多的交往,我們雖無師生之名,卻有師生之誼,這難道不是緣分?一次令人難忘的談話.1995年,我就任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所長之后,帶著核物理研究所的發展方向等問題拜訪過老丁,我們之間進行了一次長談.在談話的最后,他送給我一句話,“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飲”.我的理解是,人一輩子能干好一兩件事就很不容易了,老丁是希望我能夠排除種種的干擾與誘惑,專注和執著于事業.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一直拿這句話當作自己的座右銘.一堂沒有講完的課.2003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科技委和核物理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個講座,邀請老丁向年輕人講一講如何成長的問題,老丁欣然同意.那天,會議室里擠滿了年輕人,老丁結合自己的經歷道出從事科研工作的甘甜苦辣,講了如何做一個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人.他語重心長地說:“要搞好科研,先學會做人”.他答應下一次再講講如何做學問,但以后他的病就不斷惡化,對于參加講座的年輕人來說,這成了一堂沒有講完的課.一篇沒有發表的報道.2001年,老丁獲得“何梁何利獎”.為了更好地激勵年輕一代,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電視臺采訪了他的幾位學生和跟他一塊工作的同志.采訪在院電視臺播放后,老丁鄭重其事地提出這樣宣傳他不好,以后不能再搞類似的活動了.他說,他在科學上能有幸做出一點點貢獻,離不開集體的貢獻和別人的幫助.幾天后,報社的一位記者進行了后續的采訪,并根據采訪完成了一篇比較生動的報道初稿.但由于老丁的堅持沒有發表,成了一篇至今沒有發表的報道.對祖國科技事業的最后一次貢獻.在處理老丁后事的時候我才知道,老丁生前已經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北醫三院做科學研究之用,這是老丁對祖國科技事業的最后一次貢獻.人活百年,誰都難免一死,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什麼.讓我們來看看老丁生命的最后幾年在與嚴重的疾病作斗爭的同時給我們留下了什么:1995年,領導了ADS概念研究;1997年5月,主持編著了《原子核物理進展》一書;1999年,作為首席科學家主持ADS項目;2000年1月,主持編著了《中子物理學——原理、方法與應